画家与王道士

在敦煌时，我常去莫高窟，久而久之，便认识了一位画家，他给自己起了个古怪的名字：莫高山人。

1971年，我首次来莫高窟。在藏经洞前，常书鸿夫人讲，王道士请了个抄经人，此人爱剔牙，每剔毕，将牙签插入身后的墙壁中。久之，墙壁剥落出一个洞，就是我们看到的藏经洞。

画家听罢我的回忆说：这个洞是如何发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稀世珍宝的洞穴被发现了。发现这个洞穴的王道士也成了历史上众说不一的人物。

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写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余先生继续写道：“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数计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能一次次从外国博物馆买回敦煌文物的微缩胶卷，叹气一声，走到放大机前。”文章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是这出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

敦煌艺术研究院两位年轻的专家赵生良和张艳梅，在其专著《莫高窟》一书中，对王道士其人及藏经洞被劫均作了详细的描述。

王圆禄，湖北麻城人，当过几年兵。退役后便做了道士，不久来到敦煌，以测字算命为主，香火兴盛。不知不觉中，他成了莫高窟的住持。他开始对佛表现得十分虔诚，化缘或做道场得来的钱，他总是小心地攒起来，不时请人来打扫洞穴的积沙、修补塑像。

后来，藏经洞被发现了。王道士把洞中的经卷选了几件送给县太爷，想得点赏赐。但县太爷往旁边一放，再没过问。

这一年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第二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这个不幸的时代，藏经洞自然面临着不幸。1907年，探险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

胆小怕事的王道士，并不理会这个蓝眼睛络腮胡子的外国人，他始终不让斯坦因接近藏经洞。斯坦因只好请他的翻译蒋孝琬商量对策。蒋师爷找到王道士，说斯先生准备提供一笔慷慨捐款，王道士不由眼睛一亮。但当蒋师爷提出要买一些卷子时，王道士却显得那么“犹豫不安”。斯坦因感到仅用金钱无法打动王道士，听说王道士异常崇拜玄奘，他便再次向蒋师爷面授机宜。这位蒋师爷又到王道士那里海阔天空地神聊：“你知道这外国人的来历吗？他可是我听到见到的最真诚的佛教徒啊……”接着，他吹起斯坦因如何崇拜玄奘，如何不畏艰险，千里迢迢从印度追随玄奘足迹而来，并背负有把玄奘带来的佛经重新带回印度的使命。王道士将信将疑，到藏经洞顺手取出一些经卷，准备拿给斯坦因看看。真是巧了！这几卷经卷竟都是玄奘翻译的经卷，此乃天意啊！于是，王道士虔诚地让斯坦因走进了藏经洞……

斯坦因精心挑选出24箱经卷和5箱绘画、刺绣等工艺品离开了敦煌。王道士得到了40块马蹄银。

斯坦因之举轰动了整个欧洲，中国却木然视之，王道士的胆子也随之放大了。法国人希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精心选出学术价值极高的写卷6000卷，仅以500两银子成交。

继之，日本人、俄国人相继而来，又劫去不少经卷。由于国内学者强烈呼吁，清政府于1910年下令，将敦煌艺术全部运到北京。经卷沿途被地方官员窃取不少，到京后又被大官僚柯震彝、李盛泽窃走许多，并将较长的卷子剪开以充数。最后，敦煌经卷到京师图书馆时，仅剩8000多卷，且大多已是断卷残篇了……

回忆藏经洞往昔，令人感到那段历史的沉重与无奈。画家指着洞外的大厅对我说：“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后，便修建了这个大厅。”

这是一个仿汉代的古庙宇建筑，比藏经洞大好几倍。1971年我来时看到大厅四壁也有壁画，不过是“文革”那代人画的。画有敦煌人民与国外窃贼、国内贪官污吏不懈斗争，奋起保卫国宝文物的历史，以显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文革”期间的壁画颜色比不了一千多年前的颜色，已斑驳脱落，色彩全无，面目荡然。其实，这些壁画若保存下来，也算一景，起码是“文革”遗迹。

画家指着厅外一棵枝叶蔽天的老杨树说：“发现藏经洞那年，王道士便种下了这棵树。我们敦煌人管这种树叫‘鬼拍掌’，刮起风来，它呼啦啦的响。”

我问：“他种这树是啥意思，想留名吗？”

“想留名，他就该去树碑立传。你去看看，莫高窟这么多壁画、雕塑，历朝历代，春秋代序，有几人留名？”画家对我的分析不满，不过，他又坦诚地说，“想留名是当代人的观念。”

那年，他和几位画家一起修复唐代三十多米最高坐佛的右手掌时，他往胚胎里塞进一根一尺多长的钢管，管子里放了十张纸条，每张纸条上都写有年月日和他的大名：李开福。

我问：“为何没放照片？”

他笑笑说：“没想到。”

他指着“鬼拍掌”身后的杨树的一个小院落说：“当年王道士就住在这儿，现在正在修建，不让进。”他说，世界佛学大会要在这里召开，所以这里都要推倒重建，可建得再好，失去了原貌，还有什么价值……

他把我领进一个初唐时的322窟，这也是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洞窟灯光大亮，铁架支撑的一条长木板上，散发着各色颜料的清香，洞中直立一张画板，他正在临摹右侧上，一幅半米宽一米长的壁画。他临摹得惟妙惟肖，连那斑驳着千年沧桑的色彩之变，他都如相机般彩照在他的画纸上。他说，他无法想象这幅画当年是如何色彩斑斓，可它的价值已不在当初，而在当下。如我想按当初去画，这幅画就不值钱了……

我知道，1985年，他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三年来，临摹过这样的大幅壁画8幅，小点的50幅。他本想临摹100幅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办个敦煌艺术临摹展，可他没钱，每月800多的工资，连买颜料的钱都不够。他无奈地说：“真没办法，只好卖画，卖给外国人，人家给的钱多。我和王道士一样，得养家糊口呀……”

他悄悄告诉我，说他白天在洞窟里画画记下比例，调好颜色，拍好照片，晚上回家比照着再画一张。“好歹作画和你们写书一样，没有时间限制，白天干公家的，晚上干自己的，双管齐下。”

我问他：“你在家画的那幅卖给外国人能卖多少钱？”他告诉我的天文数字，是我在柴达木干三十年也攒不下的数。我惊愕。

走出洞窟，来到道士塔前，我问他：“你对王道士的是非功过如何评说？”

“他有什么非？他有什么过？更不是历史罪人！他得的那些钱，没贪污一分钱，他得养活这里一百多口子人，还得保护这些洞。那些拿走这里经卷，并把它们流失的贪官污吏，才是真正的历史罪人！”

晚霞余晖中的道士塔渐行渐远于金灿灿的沙砾中，千秋功罪，任谁评说，于他，并无紧要了。他没什么文化，并不计名利，况已作古百年有余了。他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莫高窟。他的圆寂塔，与那棵“鬼拍掌”、“藏经洞”被永远地连结在了历史的坐标上，那是历史的特定之链……

画家站在道士塔前，一阵风沙袭来，他那黧黑的脸显得很漠然。但我看得出来，他对王道士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