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油砂山油砂

走进局史展览馆，一下就扑入我眼帘的，是油砂山那块一人多高的硕大油砂。据解说员徐玉红说，这块油砂从油砂山运来时重13吨，根本进不了大门，只好把它切割成现在这样。我问：现在有多重？答：6.1吨。

我的心不由一沉，这6.1吨的沉重，不正诉说着自1947年周宗浚他们发现油砂山至今已整整六十一年的历史吗？时间总是与年龄并肩，但当油砂山与我们在柴达木风云际会时，人类用自己的年龄却如何也衡量不出油砂山那远古而久远的年龄。这时，时间是如此的沉重……

我们不会也不应忘记周宗浚，就像提起大庆，不会忘记黄汲青，说起玉门，人们就会想起牵着骆驼闯进石油河谷的孙键初一样。

我一直没见过周宗浚先生，但我却亲耳聆听过先生那“激情燃烧”的话语。1992年我去中国石油作协写《中国石油时代》一书，老报人樊廉欣给我拿来一摞录音带说：“这是我采访周宗浚的全部录音，有勘探油砂山的全过程。”我一鼓作气连听了四五个小时。

先生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那一年，这所名牌大学的地质系仅毕业四名大学生。1947年，先生骑着毛驴进了延长油矿，又牵着骆驼去了玉门，上了祁连。站在大坂上，任风雪交加，漫天皆白，望着手中的地质图竟为俄国人所绘，先生的心在颤抖。

极目祁连之西，俄国人普列热瓦尔斯基竟先后四次不屈不挠地勇闯柴达木探险勘探，而我泱泱中华竟无一地质家涉足？他一支烟接一支烟疯狂地猛吸，仿佛只有烟能倾听他那被山风吹得暴怒的心。

他去找孙键初，孙键初也正好找他，两人一拍即合。当年三月由周宗浚为队长的勘探队从兰州出发，艰难行进一个多月，五月底到达敦煌。

他说：“当时的敦煌真是兵荒马乱，车上挤满残兵败将和大批难民，哈萨克趁火打劫烧杀抢掠，金河谷随处可见尸体和遗弃的衣物。勘探队本打算在敦煌修整一段时间，便直赴柴达木，可战火烧得大家坐卧不安，不知此行还有没有归路……”

队伍在敦煌分道扬镳了，一部分打道回府，一部分（大约14人）继续西行。先走祁连山，土匪劫道，部落封堵，只好改道走阿尔金山。艰难行进近五个月，50峰骆驼倒毙17峰，10匹马也累死1匹，队伍终于抵达昆仑山……（那一天，来了一队骑骆驼的人，他们把你从头到脚仔细端详，你那油气袭人的石头使他们狂欢——摘自李季1954年冬写的诗《油砂山》）以后发现油砂山的故事，已有多文记述，但先生说：“看过来自青海写得一篇文章，多与史实不符了。”

究竟有哪些不符？我本想探个究竟，可当时关于这段的记载多是一笔带过，很是无奈。人思想疏忽的一闪念，时光便飞驰过十六年。先生那“激情燃烧”的话语在我的记忆里已所剩无几了，而保存这些珍贵磁带的樊老也于去年（2007年）溘然长逝了。

人啊，总是淡忘的比记忆的快。面对眼前这油砂山的油砂，我无语，但我坚信，油砂山是有灵性的。她会记住——当孙建初得知，他们发现的油砂山仍未被外国人发现时，他立即兴奋地、含着泪给周宗浚拍来那封电报：“你们是第一批进入柴达木盆地的队员，你们的事业后人不会忘记！”

解说员对我说：“现在油砂山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里立了一个碑，写着周宗浚的名字。”

是啊，地质家应该永远与大地齐名。

面对油砂山的油砂，我心中有两件事不吐不快。一是先生五十知天命之年闯进柴达木发现油砂山命名油砂山，按孙建初的话“后人不会忘记”，可直至先生八十三岁过世，先生竟再也没有来过油砂山，这是先生心中永久的痛。

离开油砂山的这三十三年间，先生所遭遇的坎坷与磨难要比闯进柴达木时多得多，大自然无论如何，终极都是“天人合一”，然而先生最终未能再看一眼油砂山。油砂山在追问着历史，然而历史的余音只能萦绕在有尊严的油砂山上了。

记得“文革”后期，被打倒的先生被安排到长庆油田的一个分部当副指挥，到了春节，部里给领导分烟，每人两条“中华”，视烟如命的先生自然兴奋无比，可秘书给他拿来的烟却是两条随处可以买到的“兰州”。先生狠狠吸了两口烟，愤愤捻灭了手中的最后一支烟，平静又威严地说：“你把烟拿走吧，我戒烟了。”

从此，先生至死再也没吸一口烟。这就是刚正不阿的地质家的本性吧。

1997年，我随一作家采风团来到油砂山，那年是先生逝世十周年，我没忘记给先生带去一包中华烟放在油砂山的心里，敬先生一支中华烟，如烟的岁月如烟一样不灭、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