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放歌

1998年5月,《人民日报》报道柴达木发现巨厚生油层的消息:柴达木这一区域,侏罗系生油泾原岩几种连片分布范围近2.5万平方公里……

这条消息与他的生命紧紧相连。早在四十多年前,他就提出:“祁连山麓之青海,上侏罗系底层亦甚发育,沿山麓应为产油之区,有发现油田之可能。”这个论断,在“中国贫油论”甚嚣尘上的当时,无疑是独树一帜的挑战,他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就是中国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

陈贲,石油地质专家。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1959年负责编制了青海冷湖油田开发方案,最早提出冷湖地区侏罗系生油的观点。图为陈贲先生

1954年,陈贲与前苏联专家历尽艰辛一起横穿柴达木,在油砂山发现了油砂时,他为他的理想就要被实践而兴奋地无法入眠,他梦见柴达木盆地侏罗系生油层被打出油来,石油喷如泉涌,让我们彻底摆脱“中国贫油”这顶外国人压在我们头上多年的帽子。他和几代地质家多少年创建并实施“陆相生油说”、“侏罗系生油说”,就是针对外国“海相生油说”的。

新的生活来临了,他当然以为一切顺风顺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他错了,他探得清地下几千米侏罗系生油层的秘密,却无法用这种思维弄明白地上的政治斗争。1957年,这个对中国极其特殊的日子来临了。那个炎热的夏天,闷得人透不过起来,他正忙着落实全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会议精神,并亲自动手起草《建国七年来我国石油勘探工作的一些经验》的总结报告。作为科学家的地质师当然要在报告中提出一些存在的问题,诸如石油单位要搞经济核算,要抓勘探效果等一些改革建议。而这样一些建议和问题,正是一些人不愿提及的。他没想到他写的总结报告,白纸黑字,成了铁证如山的材料。1958年春天,对他来说却是个寒冷而严酷的冬天,虽然反右斗争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但他依然被定为极右分子,被发配到青海油田“监督劳动改造”。

青海油田党委震惊了,这位新中国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1934年由老家湖南长沙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和后来任过国际科委副主任武蘅、石油部部长的康世恩是同学。受他们影响,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爆发时,他参加了清华的纠察队和民族青年先锋队。1938年,战争吃紧,他辞去学业,参加八路军,后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开始了他一滴石油一滴血的工业救国的道路。解放前,他是建设玉门油矿和保卫玉门油矿的功勋……总之,为摆脱“贫油”,他一生呕心沥血,孜孜不倦,正值四十四最佳年龄值时,一顶“右派”的帽子,把他犹如一粒沙子抛向浩瀚无垠的柴达木。撤职、开除党籍、工资降到不如一般工人。这一切完成得干净利落,手到擒来像杀一只鸡一样,便把新中国第一任总地质师的桂冠和羽毛剥了个精光。

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大戈壁。柴达木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包容了他。青海油田从天而降这么一个大地质师,便顺水推舟把冷湖油田勘探开发的重任交给了他。他打开他熟悉的冷湖地质构造图,像在石油部打开全国石油地质构造图一样,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和部署。

陈贲很快提出了“冷湖油田来自侏罗系”的论点,并以此论点亲自拟定了冷深17井的钻探方案。虽身处劣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年轻时燃亮的侏罗系的梦想、天天没命似的一干就干到深夜的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忘记了自己不是铁打的金刚。夜半更深,狂风从祁连山席天盖地掠来,他身穿老羊皮袄,脚蹬大毡靴,以喝热开水取暖充饥……直到冷深17井取出岩芯,他的“侏罗系生油说”得到实践的证明。

可此时,他倒下了,全身浮肿,身患肝炎……

这时的柴达木,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大饥饿的年代,戈壁滩上的地老鼠都快被吃光了。作为一名地质师,陈贲每月多少还特供一些大米、红糖和油,但他总是把这些——那个年月最珍贵的东西——送给饿得面黄肌瘦的孕妇和老人。那次,听说采油六队天然气爆炸,一家六口炸死五口,仅存活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他准备从自己每月270元的工资中挤出50元,请保姆抚养这孩子……世上哪有这样的善良的人?大家敬重他、爱戴他,每天晚上,总有二三十人聚在他的小土屋里,向他学业务、学英语,在那“阴暗的角落里”,知识的种子每天都在悄悄地萌发。

在柴达木,这粒沙子日渐光辉,他也活得充实并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1964年冬,一位老领导,也是他的老同学,在新疆考察完,专程来到柴达木看望他。

听完青海油田领导汇报完工作后,和那位老领导同来的在全国地质界亦很有声望的杜教授说:“陈贲同志,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好好谈谈……”

可以说,这是一次离开这个恶劣环境千载难逢的转机。一篇文章,可以把你打成阶下囚;一次谈话,亦可以把你捧为座上宾。

陈贲腾然而起,眼里仍冒出六年前离开北京时的冷光,蔑视地笑道:“没什么好谈的。”便拂袖而去。

机会失去了,他对追出门劝他的顾地质师说:“他们要谈的无非是关于如何撤销我的处分。说实在的,如说为撤销处分,我早就摘掉帽子了。他们要和我谈的,也只不过是要我写一篇检讨。我不能违背良心去说假话,事实就是事实,历史会作出结论的。我五十多岁的人了,没有说假话的必要了……”

这刚正不阿说真话的代价,委实太惨太重了。这挺直腰杆拒绝恩赐怜悯的嗟来之食,委实令来人面子大扫,下不来台。因此,他被降了两级工资,并将在京工作的妻子也调到了青海。

来大戈壁七年了,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凭什么降他工资?自己一个人在柴达木吃苦受累也就罢了,为什么又要把无辜的妻子拉上一起陪绑?他爱他的妻子,他不能容忍别人这样残酷而无端地对待妻子。他愤怒异常,不顾三七二十一,搭上一辆便车,星夜兼程,从青海赶回北京。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北京。夜色笼罩下的北京城,显得那么宁静,街上行人很少,似乎一切都那么温馨。

他找到石油部一位姓柳的处长,这位处长极同情他,答应他并保证不把他的妻子调任青海,不过还是调回了她的老家四川。既已这样,他们只好将一个上大学和一个上中学的女儿扔在了北京,一家人就这样被分在了三个地方。

他在家仅住了一个星期,就赶回了柴达木。那里冷深17井正在喷油,只有当那一亿九千五百万年前侏罗系的秘密从那小小的井口喷涌而出的时候,他才感到没有屈辱、没有重负、没有黑暗,心中和石油一样喷涌而出的只有青春的梦在戈壁滩上得以闪光的辉煌,只有自己的“侏罗系生油说”得以实践证明的欢乐。和高高的井架在一起,和滚滚的石油在一起,他的心就踏实,灵魂就得到了安慰。

1966年2月,陈贲请假探亲从青海到四川自贡附近的野外地质调查队看望妻子。八年间,他们只见过三次面,岁月无情,都是匆匆相聚,然后就是彼此煎熬的长别离,将一天天的日子和漫长的路程,嚼碎在彼此的心里,化作滋润思念的水分,和坚定自己信心和信念的养料。

这一次,陈贲住的时间最长,住了一个多月。分手时妻子特意送他到重庆,还特意在北培公园照了张相。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这张照片成了他们最后的留影。这一天,是公元1966年3月4日。三个月后,也就是1966年6月15日,陈贲在青海冷湖割断动脉血管自杀身亡,年仅五十二岁。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他就被看管起来,当发现日夜都有人在门外监视自己时,他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现实,刚正不阿的性格让他的心中蹿出一团火,如一股冲天而起的油柱仰天长啸。宁愿一死,而不苟活。他像当年坚定选择自己的信仰一样,毅然选择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他死不瞑目的是,他和几代地质家孜孜追求的“侏罗系生油说”在当时的柴达木并未得到大面积的开花结果。

他去世十三年后,我在他的墓碑旁,聆听中共石油部党组和中共青海石油局党委作的两个“改正决定”。听着,听着,眼里没有泪水,心里却流出血来。一群年轻的共青团员要我讲讲陈贲这个人的故事,我说:“陈贲的贲字,在古代称勇士,在今天,仍应称为勇士……”

如今,一切都已过去,“侏罗系生油说”已在柴达木得到了实践的证实,这一功绩不可磨灭并正在产生深远的意义。我总是在感慨,作为一名地质家,他遭受到了如此不公平的人生际遇,这和他的功绩是如此的不对等、如此的不公平。我调回北京后,头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去清华园,看望陈贲的爱人——已八十三岁的黄沛文老人。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一切大灾大难大风大浪都只藏在她那纵横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里了。老人送我一本书,书名叫《清气长留》。这是一本纪念陈贲诞辰八十周年的文集。书名是一百零一岁老地质学家孙越琦老先生亲笔题写的,九十岁老地质学家黄汲清先生亲笔题诗。黄老先生的诗,概括了陈贲的性格和一生的成就:“刚正不阿遭人忌,随波逐流非你长。自然科学家本色,不同见解有主张。天长地久豪气在,大家学习好榜样。”

图为陈贲先生墓(左一)与黄先驯先生墓

我和老人分手时,老人迈着硬朗稳健的步子,走在清华校园里。这里曾是赋予陈贲知识和精神的校园,这里曾是塑造陈贲青春和梦想的校园。老人禁不住有些激动地对我讲:“虽然两个孩子跟着我和陈贲受了不少苦,小卉“文革”时去了内蒙插队,但他们现在都学业有成,两个女婿也都是清华的博士。看来我们家和清华有缘。”

老人把我送出很远,我握住她的手劝她回去,她却执意要送我到公共汽车站。突然,她问我:“你还会回青海冷湖看看吗?”

我的心一紧,猛然一热,继之又酸楚,我理解老人殷殷之情,坚定地点着头说:“当然,会的!”

她说:“我老了,去不了了,陈贲选择那里,我放心……”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那里有陈贲侏罗系的梦,更有她和陈贲几十年的生死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