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综述

早期国内文献对能源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效率评价和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两个层面。传统单要素生产率结构的能源效率指标只能反映能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无法测度其他的投入要素组合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忽略了GDP产出是由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相互可替代的要素投入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比较明显的缺陷（李国璋、霍宗杰，2010）；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结构的能源效率指标则将单投入扩展为多投入，考虑了不同投入要素间的配合，综合考虑能源、资本和劳动因素以测度能源效率，能够更好地呈现效率的内涵，从而使能源效率的变动可以用经济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制度变化等因素来解释（魏楚、沈满洪，2009）。随着对能源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当前能源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考虑外部环境约束的能源效率问题。王维国、范丹（2012）将能源和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纳入生产率分析的框架中，发现不考虑碳排放约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被高估，而考虑碳排放约束的我国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调整。黄德春、董宇怡、刘炳胜（2012）认为能源短缺、能源利用率低、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在能源效率的测算中加入环境变量，发现在剔除外部因素和环境变量前规模效率被高估了。陈德敏、张瑞（2012）计算了环境规制对全国和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实际上形成了提高节能减排效率的倒逼机制，同时环境污染会使全要素能源效率值降低。王兵、张技辉、张华（2011）测算了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在样本期间整体下滑，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能源结构、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以及能源价格都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影响。张伟、吴文元（2011）将污染作为生产过程产生的负产出纳入生产理论，将传统的生产技术扩展为环境生产技术，并发现在环境约束下，能源的过度使用以及废气的过度排放导致长三角都市圈能源效率增长率和能源使用技术效率增长率的降低。汪克亮、杨宝臣、杨力（2010）将能源利用的环境影响纳入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框架，测算了包含环境效应的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各省份能源效率差异显著，节能减排潜力巨大。吴琦、武春友（2009）构建了能源经济效率和能源环境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可处理非期望产出的DEA能源效率评价模型。此外，一些学者从节能减排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能源效率，如李世祥、成金华（2008）基于生产理论框架下的非参数法，发现工业部门以及主要耗能行业的能源效率不高，能源价格的适当提高对能源效率的改进具有重要作用。

二是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认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曾胜、黄登仕（2009）基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揭示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但也有学者认为能源效率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不大，如谭忠富、张金良（2010）通过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经济结构、技术进步、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单向动态变化过程的影响及其成因，认为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未能对能源效率起推动作用。也有学者表示，能源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如陈德敏、张瑞、谭志雄（2012）认为，能源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政策参数，全国以及区域能源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能源效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收敛。师博、沈坤荣（2013）研究了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发现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政府干预和环境治理的“搭便车”倾向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相机抉择使得政府节能减排战略对改善能源效率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三是能源全要素生产率、能源效率分解及其影响因素。史丹、吴利学、傅晓霞等（2008）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是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收敛趋势，中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内部差异呈现波动性变化。马海良、黄德春、姚惠泽（2011）认为，2007年经济危机导致三大经济区域能源效率降低，同时迫使产业转型，技术进步增长较快，能源效率的改善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李国璋、霍宗杰（2010）指出，我国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由西到东逐步提高，能源效率在1999～2002年有所波动，但总体均呈现上升的趋势。王群伟、周德群（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自2001年后出现“退化”，能源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效率比技术进步更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屈小娥（2009）发现，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效率前沿，中西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远离效率前沿。2000年之前中国省际能源效率显著收敛，2000年后收敛趋势减弱。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能源价格提高对能源效率提高有积极作用，工业化水平提高对全国及东、西部地区能源效率提高有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能源效率提高有抑制作用。李兰冰（2012）将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解构为全要素能源管理效率（TFEME）和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TFEEE），认为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管理无效率和环境无效率是能源低效的共同成因。续竞秦、杨永恒（2012）研究了我国省际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大多数省份的能源效率“先降后升”，经济发展水平、电力占能源消耗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资本-劳动比和第二产业比重对能源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张志辉（2015）发现，群组前沿效率下降是制约东、西部能源效率改善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城市化、产业结构、产权结构、资本深化、经济开放、能源结构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均有显著影响。

四是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刘佳骏、董锁成、李宇（2011）利用三次产业结构GDP和相关能源利用统计数据，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的空间差异较大。王强、郑颖、伍世代等（2011）通过研究中国能源效率对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的响应机理，发现中国第三产业较第二产业发展对能源效率提高具有更大推动作用，第二产业发展与能源效率提高呈现正向弱相关关系。王姗姗、屈小娥（2011）测算了考虑环境效应的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发现考虑环境效应的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总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但远低于不考虑环境污染时制造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技术进步是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重工业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显著高于轻工业行业，且行业内部差异显著。孙广生、杨先明、黄祎（2011）的研究表明，工业各行业能源使用效率存在先降低后上升的“U”形转变，尽管行业的能源效率在提高，但行业的能源损失的绝对量仍然很大，应重点关注“高效率高损失量”和“低效率高损失量”两类行业。魏楚、沈满洪（2007）基于DEA方法构建出了相对前沿的能源效率指标，运用1995～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能源效率，发现大多省份的能源效率“先上升，再下降”，转折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1999年之后，各省份之间的能源效率差距逐渐扩大，不具有趋同性。能源效率最高的地区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其他依次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能源效率差异基本上是逐渐减少的，其能源效率存在一定的趋同性。

当前，仅有较少数文献研究了能源效率的测度指标和测度方法问题，如魏一鸣、廖华（2010）认为，能源效率已经成为能源政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对有关能源效率测度指标及其测度方法的系统比较重视不够。他们全面总结和系统剖析了能源效率测度指标（包括能源宏观效率、能源实物效率、能源物理效率、能源要素利用效率、能源要素配置效率、能源价值效率、能源经济效率等七大类指标），讨论了各类指标的理论基础或假设条件、相互关系、优缺点或适应范围，以及在使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澄清了当前关于能源效率指标的一些认识或应用误区。

国外部分文献测算了中国的能源效率，如Wang、Zhoua和Zhoua（2013）采用非径向距离函数的方法测算了能源效率和能源生产率，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发现不同情景下中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和能源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中国能源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能源技术变化而非能源效率变化。一些文献研究了能源立法与节能效应之间的关系，如Dixon、McGowan、Onysko等（2010）研究了2007年美国的《能源独立与安全法》（EISA），它含有近200种旨在改善节能效率的新规定，涉及汽车燃油、电器照明、商业住宅、工业建筑、制造业工厂、电力输送和使用等。同时，部分国外学者研究了中国的能源效率及节能减排问题，如Andrews-Speed（2009）指出，200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能源强度扭转计划，提出在2006～2010年减少20%的能源消耗。研究表明，近30年来，在国家提高能源效率的背景下，能源产量在较长时期内持续提高。1980～2001年中国能源强度持续下降，而在2002年这种趋势出现逆转。逆转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以及技术创新速率下降。2003年以来，中国已针对主要能源密集型行业采取了措施。未来完成中国能源强度的目标，将排除利用经济和金融手段，减少对产业和社会政策、能源政策的依赖，加强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提高全社会的责任意识。Tonna和Peretz（2007）指出国家级能源效率计划已有针对性地采用各种方法来提高所有经济部门的能源效率。在未来的20年里，能源效率计划可能会降低高达20%的能耗。良好的能源效率计划可以克服节能技术障碍，加快市场技术渗透。能源效率计划的收益-成本比率超过3∶1，远远高于在非能源和宏观经济上的收益率，能源效率投资可以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增加国家税收收入。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不同国家的能耗效率问题，如Edigera和Camdali（2007）研究了1988～2004年土耳其运输部门的能耗效率，测算了各年加权平均总能耗效率，指出应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土耳其航空运输的能耗效率，提高运输部门的能耗效率。Yang（2006）研究了印度工业部门的能源政策和资本投资在能源技术效率中的有效性，对比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在过去25年的能源政策与工业能源效率。通过部分政府决策机构和国家工业发展银行的数据，对现有能源政策进行评价，发现印度现有的能源政策和战略需要进一步促进工业部门能源投资效率和能源技术效率的提高。Nassen和Holmberg（2005）分析了1970～2000年瑞典建筑业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趋势，研究了能源效率的变化情况，认为20世纪70～80年代，能源效率显著提高，但到20世纪90年代，能源效率已趋于稳定。能源效率的提高过程是复杂的，需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