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吉林省单一结构城市的现状及问题

随着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开采、开发及加工和国家工业布局的需要，吉林省单一结构城市因此而兴起和发展。从城市诞生开始，单一结构城市就存在产业结构单一、城企高度融合、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同时，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自然资源往往缺乏有效保护，利用率较低，产业链内部衔接不足，产品竞争力不强，进而使得城市综合竞争力低下。目前，吉林省单一结构城市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尚未形成全产业链

随着区域开发，依托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国家工业布局，吉林省城市随之发展，这就使得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某一单一性产业，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使得吉林省单一结构城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失衡，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较高。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来看，单一结构城市的主导性产业发展“一枝独秀”，而其他产业的实力相对较弱，同一城市尚无形成完整产业链。

从图2可知，吉林省单一结构城市产值占比的趋势差异性较大。2005～2014年，长春市、白城市产值占比的趋势较为平稳，吉林市、延边州、白山市产值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而通化市呈现上升趋势。究其原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一直是长春市的优势产业，其产业链相对完善，加上目前该产业正处于成熟期，故其产值变化较为平稳；而白城市主要依托农业资源优势，农副食品加工发展较为迅速，已形成了饮料加工业、粮油加工业、畜禽加工业等产业群，发展势头较好。吉林市、延边州、白山市的主导性产业主要依托自身资源进行开采、开发及加工，随着资源的不断耗竭，其产值成长速度明显不如其他产业，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就这使得其产值占比明显降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原本是通化市的支柱性产业，近年来黑色金属储量明显开始下滑，而第二产业医药制造业在政策支持下，逐渐成为通化市的主导性产业，进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增长。

图3反映的是2005～2014年吉林省单一结构主要产业产值占比差的变化趋势。从图上可以看出，长春市、通化市主要产业产值占比差在2014年均超过了40%，差值较大；而白山市的主要产业产值占比差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稳。从2005年到2014年单一结构城市主要产业变动情况来看，不难发现，仅有通化市的产业转型升级较为成功，逐步摆脱了对“原”字号、“粗”字号产品的依赖。而其他单一结构城市的主要产业仍然是以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开发为主，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产业的兴衰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的强弱。

（二）就业结构相对单一、社会结构相对固化

吉林省单一结构城市的产业结构特性，使得从事自然资源开采开发及加工等产业的职业成为“显性职业”，大批劳动力主要从事与主导性产业相关的工作，对产业有高度的依附性。而这种城企高度融合的模式使得与之相关产业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地方垄断性，整个城市的教育、就业等均为之展开，进而造成社会结构相对固化。图4反映的是2005～2014年吉林省单一结构城市从业人员占比趋势。

从图4可以看出，除通化市外，2005～2014年其他单一结构城市从业人员占比的变化趋势较为平稳。究其原因，通化市由于近年来加大了医药制造业的扶植力度，产业发展形势较好，逐渐取代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地位，其成为主导性产业，不仅解决了人们的就业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从2005年至2014年均值来看，长春市从业人员占比值除2008年外均不低于40%，位居第一位；延边州从业人员占比均值仅为2.81%，位居倒数第一。

（三）财政依存度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弱

吉林省单一结构城市较多，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主导性产业的税收收入，这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相对单一，对该产业的依赖性较高。同时，该产业的兴衰将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多寡，这将使得地方政府抵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图5反映的是2005～2014年吉林省单一结构城市税收占比情况。

从图5可以看出，2005～2014年，吉林省各单一结构城市的税收占比虽历经波折，但整体趋势相对平稳。从均值来看，长春市、延边州的税收占比均超过60%，位居前二；而白城、白山的税收占比低于30%，位居后两位。延边州作为第三类单一结构城市，其烟草制品业的产值占比较低，但由于该行业属于税率较高的行业，使其在税收上形成了“一柱擎天”的局面，税收占比远高于该地区产值占比第一的木材加工业。从图5可以发现，与其他单一结构城市相比，白城市的税收占比一直维持在12%左右，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原因主要在于农副食品加工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高，这就使得其利润率较低，上缴税收收入较少，进而影响其税收占比。

（四）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治理成本相对较高

吉林省资源相对丰富，但自20世纪开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大规模的资源开采开发使得吉林省不可再生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在此过程中，企业更愿意将资金投入资源的开采开发上，而忽视生态修复工作，政府也并未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加以引导和约束，惩罚成本过低，这就进一步加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提高了环境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