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唐自然灾害研究综述

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加强公共安全建设，已成为当前国内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艰巨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任务。为此联合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计划（IDNDR）”，从21世纪开始实施国际减灾战略（ISDR），学界也加强了对防灾、减灾、救灾的研究力度。

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减灾与公共安全建设，不仅在国务院设立了应急办公室，还成立了关于减灾的部际协调机构——国家减灾委员会，并在民政部设立了国家减灾中心。

下面，我们就现有文献对本课题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现代自然灾害的研究现状：虞立红《国内外自然灾害研究概况》^[13]对国内外现代自然灾害的研究作了评述，认为国外的自然灾害研究正处在发展高峰期，这种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的灾害研究出版物较多。国外的自然灾害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即单项灾害的系统研究（主要包括地震灾害、气象灾害、地质地貌灾害等）和多种灾害的区域综合研究（主要是城市、山地、海岸带等）。这些灾害研究涉及内容广泛，实用性强，要求水平高。我国灾害研究尚处在发展时期，有些灾害的研究甚至还处于萌芽期，要想提高抗御灾害的能力还需做很大的努力。我国系统、综合地进行灾害研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灾害研究内容广泛，但研究水平差别很大。我国对现代自然灾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震、泥石流、滑坡、洪水等方面。

历史灾害的研究现状：以往防灾、减灾、救灾的历史教训，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灾荒，不无借鉴意义。因此，学者对于历史时期灾害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自从邓拓于1937年推出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国救荒史》^[14]之后，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学者渐多。然而，从目前来看，对汉唐时期关中地区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策略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还未出现。但涉及汉唐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的研究论著已为数不少。下面按时间顺序，就有关汉唐时期自然灾害、汉唐荒政的研究作概述。

（一）近代有关汉唐时期自然灾害及其应对措施的研究

由于近代特殊的国情，有关历代自然灾害、救灾政策的研究为数很少，但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出现一些有价值的论著。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邓拓的《中国救荒史》，该书是对历代自然灾害、救灾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开拓性通史性著作。全书共三编九章，对历代自然灾害发生的基本情况、致灾的原因、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救灾政策和措施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书后附有历代救荒大事年表。书中涉及汉唐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实况、救荒思想以及救荒政策，对于笔者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另有1939年出版的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5]，书中统计了先秦至民国各种自然灾害，其中包括汉唐时期自然灾害的灾情、发生的时间、区域，对于研究汉唐时期的自然灾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郎擎宵的《中国荒政史》^[16]对历代的救荒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二）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这一时期是学界研究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高潮期，出现了大量论著和学术论文。

在专著方面，比较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政策》^[17]、宋正海主编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18]、马宗晋主编的中国自然灾害丛书之一《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19]、张兰生主编的《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20]、孟昭华的《中国灾荒史记》^[21]、张波等主编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22]等。这些都是通史性的灾害学论著，均涉及汉唐时期自然灾害发生频次、救荒政策等方面的研究。而具体涉及汉唐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的有袁林先生编著的《西北灾荒史》^[23]、20世纪70年代末陕西省气象台编的《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24]。其中，袁林的《西北灾荒史》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论述深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分为两编，上编为西北灾荒史研究，分灾种论述了西北地区各类灾害发生的特征、历史灾况和应对策略；下编为西北灾荒志，分灾种对历史时期西北地区有关各种灾害的史料进行了统计汇编。该书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学术论文方面，研究的范围涉及两汉的灾害概况、灾异思想、救灾备荒政策、灾害对社会的影响诸方面。其中，杨振红的《汉代自然灾害初探》^[25]一文最具代表性，它对汉代自然灾害的基本状况、特点、成因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作了初步探讨。吴青的《灾异与汉代社会》^[26]论述了自然灾害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黄今言、温乐平的《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赈济行迹年表》^[27]简要分析了汉代自然灾害的特点，统计了汉代政府赈济行迹年表，从赈济的角度来分析汉代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刘太祥的《东汉防灾赈灾措施》^[28]、赵沛的《试论东汉的赈灾政策》^[29]着重论述了东汉时期政府的救灾备荒的政策与具体措施。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30]与陈业新的《地震与汉代荒政》^[31]分别就汉代政府对疫灾、震灾所采取的具体救灾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樊志民、冯风的《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32]一文梳理了历代关中地区旱灾的季节分布情况，认为春夏和夏秋之际的旱灾约占旱灾总数的2/3。王保顶的《汉代灾异观略论》^[33]、张涛的《经学与汉代的救灾活动》^[34]就两汉时期统治者的救灾备荒思想进行了探讨，其中后者认为经学精神和内容被统治者当做制定救荒政策的依据，对汉代备荒救灾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东汉。

陈国生的《唐代自然灾害初步研究》^[35]对唐代主要自然灾害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唐代水旱灾害最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区域分布广泛、区域差异明显、灾害群发的特性。刘俊文的《唐代水害史论》^[36]认为唐代的水灾严重，并分析其成因、其对政治的影响和政府的应对政策。薛平栓的《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37]对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唐代关中地区水旱灾害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其中，旱灾多集中在春、夏两季，水灾多集中在秋季，尤以农历八月最为频繁，最后论述了自然灾害对农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道路交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樊志民、冯风的《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38]整理了历代关中地区旱灾的季节分布频数，认为春夏和夏秋之际的旱灾约占旱灾总数的2/3。潘孝伟的《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39]认为唐代的救荒措施具有系统化、制度化和务实化的特点，认为古代荒政发展到唐代已臻于成熟。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汉唐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大进步，但是还不够深入。

（三）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随着灾害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学界对于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前人通史性论著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开始就历史时期某一时段的自然灾害与救灾备荒政策进行更为具体、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时间针对性。随之出现不少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关于两汉时期自然灾害与应灾策略研究的专著有陈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40]、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41]、卜风贤的《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42]、袁祖亮主编的《中国灾害通史》^[43]、段伟的《禳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44]等。陈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对两汉灾害概况、原因、灾荒思想以及灾害对两汉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王文涛则重点从秦汉社会保障角度对秦汉自然灾害、应对措施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卜风贤的《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则主要对秦汉时期农业灾害的减灾抗灾技术和应灾措施进行了论述。值得肯定的是，段伟的《禳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一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秦汉时期政府减灾制度的实施给予了评价，并对前人较为忽视，而在汉代甚为流行的禳灾制度给予了重点关注。他认为制度与灾害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表现为灾害的发生会对制度的变迁会产生推动性的影响，而制度的实行，有可能减轻灾害的影响，但某些时候可能会使灾害的危害加剧。该著的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对自然灾害与政府应对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关注。

在论文方面，有关汉代自然灾害研究的学术论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多达八十余篇，研究的内容涉及两汉时期主要自然灾害发生的特点、原因、应灾措施、灾异思想、对社会的诸多影响等方面，在这里，笔者仅择要加以介绍。

袁野的《唐代的洪涝灾害——两〈唐书·五行志〉有关记载研究》^[45]从两《唐书·五行志》的记载入手，按现代灾害学理论对唐代洪涝灾害进行分类并总结了其时空分布规律。郁耀闯、赵景波的《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研究》^[46]认为唐代关中地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唐中期（703—840年），洪涝灾害在年代上的分布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态势，且在季节上的分布为夏秋两季多，其中尤以农历八月份最为频繁，降雨集中或持久是造成该时期水涝灾害的主要原因，同时，人类活动导致植被破坏也是这一时期洪涝灾害频繁的因素。王慰卿的《唐代关中地区的水、旱灾害与水资源问题》^[47]，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对唐代关中地区的水旱灾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得出了这一时期该地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结论，具体表现为：在时间上比前代大大增加，从地域上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李帮儒的《论唐代救灾机制》^[48]认为唐代形成了一套科学、灵活、有效的救灾机制，可分为灾前备荒机制、灾中减灾机制和灾后重建机制，认为政府救灾无疑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灾民恢复生产。李军的《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49]分析了灾害带来的危机及灾害给社会、统治阶级带来的变动，并系统分析了政府一系列禳灾行为及灾害带来的社会动荡。柳敏的《论唐政府的救荒——唐代灾荒史料研究》^[50]分析了唐代的灾害和灾害观，系统地描述了唐政府的救灾措施和救灾中出现的各种弊端，得出唐代的救荒措施具有制度化、系统化、灵活化的特点。陈毅千的《唐代官方救灾研究》^[51]系统地总结了唐代救灾的具体措施，对灾前防御和临灾救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对救灾机制中存在的三大问题进行了剖析。魏明孔的《唐初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及政府赈灾决策述论——读〈贞观政要〉札记》^[52]分析了《贞观政要》中记载的太宗朝君臣的赈灾、防灾、减灾的思想和具体措施。

总的来说，学界对汉唐时期自然灾害研究取得的成果已经颇为丰硕，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多是从宏观上研究汉唐自然灾害与政府的应灾措施，而对于政府应灾措施的利弊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制度是弹性变化的，它与自然灾害之间是互动的关系，而对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只有段伟的《禳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一书给予了关注。另外，目前的研究往往时间针对性强，而忽视了空间区域概念，笔者仅发现《两汉时期河北地区的自然灾害与救助》^[53]一篇文章是针对两汉时期某个区域的自然灾害与救助进行研究的。因此研究两汉关中地区自然灾害与应对策略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