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学伟口述

干学伟，1917年1月13日生于宁波，浙江鄞县人。1934年在上海麦伦中学读书时参加未名剧社演出进步戏剧。1937年秋参加上海职业青年战时服务团宣传队第六队。1938年春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兼鲁艺实验剧团和边区剧协工余剧人协会演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调陕北绥德文工团。1948年任西北文艺工作团二团（原绥德文工团改编）导演。全国解放前夕到东北，任哈尔滨鲁艺文工团导演、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导。

1955年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任导演教研组组长、教授。1964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1978年回北京电影学院任教。1985年离休。

曾在话剧《带枪的人》中饰演列宁；导演过《风从东方来》《小二黑结婚》《沸腾的群山》等电影，作品曾获奖。

1917年我出生在宁波。我一生下来就处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接下来又经历了北伐以及1927年蒋介石叛变。那时候，国共分家，杀害共产党员的活动很猖獗。在我们家乡宁波，人的脑袋砍下来以后，被挂在电线杆上。这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社会环境，所以那个时候当学生，想要好好学习都是不可能的。那时，我家在宁波和上海都有房子，一遇到打仗就得在两个地方躲来躲去。上到高中我已经换了好几个学校。我到了二十岁，中学还没有毕业。

我高小是到上海上的，开头上的是湖州旅沪公学。初中我先上的是圣约翰大学的附中，英语是Saint John's YMCA[1]。圣约翰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教会学校，校长姓瞿，专门想捞钱，同学就给他起个外号，叫他“瞿老板”。那时上海人有一种观念，要想挣大钱，就要学会英语。所以家里把我送到圣约翰附属中学。上那所学校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国民党很多外交官就是从那里毕业的。我在圣约翰附中读书的时候，总是受那些家里有权势的学生欺负。比如冬天他们把我暖壶里的水倒掉，换成雪。我在圣约翰的初中待了不到一年，正逢“一·二八”，就回宁波避难。再回到上海时，学校便不让我继续读书了，我就离开了那里。

不久，我爸爸把我送到他中学上过的麦伦中学继续学业。这是一所英式的基督教会学校，英文是Medurst College。麦伦中学的校长沈体兰是苏州人，东吴大学毕业的，曾留学英国。沈校长是思想非常进步的人，从他担任校长以后，好多过去的教师都换掉了，英国教员只剩下一个白约翰。

正因为麦伦中学是教会学校的这一特殊身份，为左翼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一方面，学校的很多教员用英语教学，传授西方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因为它是教会学校，不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怀疑。实际上，在教员和学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初我选择这所学校无非是想把英文学好一点，今后出来无论是做买卖还是当职员，收入也可以高一些。但是接触了这些老师和同学后，我在思想上逐渐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刚开始第一个学期，我曾跟着大家参加基督教活动，做礼拜，还参加了基督教兄弟会。做了两三次礼拜以后，我在思想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每个星期我们学校都有一次集会以及教师讲话，校长每星期还要做时事报告，讲国民党如何反共，讲东北沦亡，等等。

我们很多学生当时对国民党非常讨厌。有一天知道身为国民党员的训育主任要来检查宿舍房间，我们就在门上架起一根童子军的军棍，上面再加上一个字纸篓。当他晚上推门进来的时候，军棍正好打在他头上，字纸篓套在脑袋上。他当时生气得不得了，问：“是谁干的？”大家都咕咕笑，我躲在房间门边笑，他就说：“干学伟，你还笑呢？这主意是你出的不是？”我回答不了。第二天他就宣布要开除我。我没有办法了，就去找日本留学回来的一位女老师，她的儿子叫黄山衣，与我同学。这位女老师去找了校长。校长最后虽然减免了开除，但给我记了大过。这个训育主任原先担任过曹亮老师（地下党员）的秘书，后来清党的时候离开国民党了。再后来由于国民党规定，学校里面管思想教育的人必须是国民党员，所以他因工作需要，又重新加入国民党了。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我们一些学生到街头去演戏募捐，宣传抗战，结果让警察给抓起来了。我们的校长知道了以后，就让这位训育主任去解救。

自1932年我入麦伦中学后不久，就开始接触到左翼戏剧，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麦伦中学将近六年的时间里，我参与演出了很多戏剧，其中光是田汉的作品就有十多个。开始我受到感动的是人家演的《放下你的鞭子》。这是一个街头剧，开始是一个卖艺的人到街上表演武术什么的，当中由他的女儿来唱一些曲子，但是他女儿嗓子不好，唱得不怎么吸引人，当爸爸的就拿起鞭子要打女儿，要打她的时候，观众里面有一个会武术的人夺下了他的鞭子。我当时看到这个剧很感动。那时，我也不过十四五岁，看到人家演，自己就想去试试。曹亮老师就帮着找剧本。他先写了一个纸条给左翼戏剧家张庚，后来几经周折，通过许幸之才拿到了剧本。

那时，我们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剧社，叫未名剧社。这个剧社的社长是陈芝祥，他后来到延安改名陈明，成为丁玲的丈夫。我担任副社长。未名剧社演出了一些剧，有《一致》《末路》《谁是朋友》等剧，其中就有《放下你的鞭子》。《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戏有很多版本，我们演的那个版本的社会背景是黄河决堤闹水灾，而贪官污吏又吃掉了修堤的钱，于是农村人不得不逃出来，流落街头卖艺为生。演戏的主角是一对卖艺的父女，父亲吆喝，女儿表演。刚开始女儿很配合，但是唱着唱着，嗓子就哑了，于是她爸就拿起鞭子抽她。父亲的行为激起了围观群众的愤怒，终于一个工人站出来，大喊：“放下你的鞭子！”这人冲过来夺下鞭子要揍这位父亲，而那女儿却挡在前面替父求饶，她说“千万别揍他，他是我亲爹，我是她的亲女儿啊。”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亲爹怎么会拿鞭子抽自己的女儿，女儿便哭着说“我们是遇到黄河水灾没办法才被迫逃出来的。我爹也是为了父女俩的生计才打我。”我在这出戏里饰演那位老爸爸，而那时的我也不过十五六岁，每演一回就掉一回眼泪，演了七八次，没有一次不动感情。开始我们只是在舞台上演，后来抗战开始了，我们便在街头演出。刚开始时围观的群众以为是真的，纷纷冲上来打抱不平；后来大家看得多了，对这个戏也渐渐熟悉了。参加了这部戏的演出后，我给很多同学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觉得干学伟演戏还不错。

我印象最深的是和聂耳等一起演出《扬子江暴风雨》。《扬子江暴风雨》是一部进步作品，由田汉写剧本，聂耳谱曲。1934年，麦伦中学沈校长为了支持左翼的文艺人，就提出要以学校新建体育馆筹款的名义组织一场《扬子江暴风雨》的联合演出。请来的演员中有很多是共产党员，也有戏剧电影界的名人和进步人士赵丹、袁牧之等。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这部戏在上海法租界演出。在那个时代的上海，处处不太平，但是在租界地，国民党不敢随便抓人。上海法租界有一个地方叫八仙桥，赫赫有名的大世界游艺场就在旁边。我们这出戏便是在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演出。

演出一开始，舞台前景有个老头儿，一个小孩儿，还有些妇女，都蹲在地上敲石头。而舞台后景是一艘轮船，一排梯子连接着码头和甲板；码头工人扛着木头箱子、麻袋，在艰难地前行。同时，旁边的路上还有工人在打夯。这时，扛着木头箱子的工人开始唱了，他们唱着《码头工人歌》：“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眼睛都迷糊了，骨头架子快要散了。搬哪！搬哪！嗨咿哟嗬，嗨咿哟嗬！笨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都往我们身上压吧！为了两顿吃不饱的饭，搬哪！搬哪！嗨咿哟嗬，嗨咿哟嗬！……”前边的小孩和老头儿则唱：“今天打砖，明天打砖，老老小小都打砖，你出血我出汗，血水汗水都流干，啊呵打砖。”工人一边打夯一边唱：“拿起来呀，嗨哟嗬！放下去呀，嗨哟嗬！嗨哟太阳晒死了，肚皮饿死了，别人惬意哟，拿起来呀，嗨哟嗬！放下去呀，嗨哟嗬。……”一共分成三部分唱，整个场面十分壮观。这时，一个工人不小心把木头箱子摔开在地上，大家才发现里边全是帝国主义运来让中国搞内战的军火。于是最后所有的工人们便联合起来，反对压迫，合唱“弟兄们大家一条心，参加战争打到天明。我们并不怕死，不要把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团结一心，把强盗们都赶尽。战斗，战斗到天明。”那时演戏已经十分讲究舞台效果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艺术家们仍然尽量地创造条件，体现作品的艺术价值。《扬子江暴风雨》无论从舞台设计还是演员表演上，都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我接触过的中国戏剧中，能够达到这次演出水平的表演很罕见。

我很幸运，因为我是学校未名剧社里面演戏演得不错的，所以学校就让我参加了这个剧的首演，与聂耳等人一起同台演出。一开始我扮演监工，拿着个鞭子，装模作样监督码头工人。谁要是干活不卖力气，我就拿鞭子抽打他们。聂耳是这部戏的导演，他还在里面扮演打砖头的老头儿；田汉的儿子海男演小孙子。

我那时年龄小，一开始并不认识什么人。我们当时演出时是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做礼拜的地方，住在旅馆。有一次，我在旅馆过道上碰到聂耳，觉得他人挺好，就问他：“你贵姓啊？”他说：“我是四个耳朵。”我才知道他就是聂耳。这样，我就认识了聂耳。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为电影作曲了，但那时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不久，地下党要把他送到苏联去学习。他是坐轮船经日本去西伯利亚那么走的。结果等船一到日本靠岸，他觉得热得很，就跳到海里洗澡，没想到就淹死在海里了。谁知道他真正的死因呢。他死的时候才二十三岁，太可惜了！

后来，我把《扬子江暴风雨》搬到了我们中学的舞台上，把学校唱赞美诗的台改成了舞台，让木工按照黄金率的比率给它加一个框，并用变压器调控灯光。现在想来还是很有创意的。演员主要是学校里面戏剧、话剧方面的积极分子。我扮演了聂耳曾演过的那个主角——工人老王。

我还演过一个戏，剧名记不得了，里面我演了一个刽子手。麦伦中学有个老师叫吴上千，全国解放后他改名为吴仞之，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在抗战时期他就是著名的话剧导演。他到我们学校来以后，对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人能演熊佛西作品中王三这个角色呢？熊佛西是话剧界的老前辈，王三的角色是一个刽子手。吴老师说没有人能演，我心里就不服气。这个戏讲的是这个叫王三的刽子手，刚杀了人，内心非常痛苦，因为他觉得被杀的也是个穷人，跟自己无冤无仇，人家因为穷而犯法，我为什么要去杀人家呢？所以他就喝闷酒。他的朋友来了，就两人一起喝。后来他喝醉了，恍惚看见鬼来找他。我们后来排了这出戏，吴上千导演，我演王三。当时在上海演这个戏找不到合适的衣服穿，因为上海人穿着比较讲究。我想演刽子手穿的应该是土布做的那种很厚实的衣服，所以就到处去找。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在上海四马路卖旧货的店里找到。然后我在衣服上涂上红色的油漆，弄上像血一样的红色手印，刀上也抹上红色，一个刽子手的形象就出来了。吴导演也想了很多主意来烘托氛围。演到王三回家遇鬼的那场戏，导演从旁边打出一道绿光，渲染了气氛。你看，我们那时排戏已经十分注重演员表现与舞台服装的配合。我感觉这戏演得还可以。

1937年上半年，上海三十几个大中院校联合义演赈灾。我演出了这个戏和于伶的《酸枣》。演完后，就回到家乡宁波。这时，我的一个同学张则孙来信，说我参加演出被评为演员类的第二名，他代我领了奖杯。张则孙是李公朴的外甥。他在信里还说，“七·七”事变已经开始了，叫我在9月24日前到上海，然后我们一起去西北。那时说西北就是指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圣地。等我23号到了上海，他却已经离开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是知道他的社会关系很多，跟他去西北肯定能行。可我到上海时他已经不在了，我感到很苦闷。恰巧，我在路上碰到了曾经在参加学生运动时认识的一个姓姜的人，他介绍我到了上海战地服务团宣传队第六队[2]，他们在《大公报》的戏剧电影读者会楼上租了一两间房子。这个姓姜的人对其他人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个朋友干学伟，他来给你们当导演。”就这样，我又有事情做了。

当时我仍然在麦伦中学上高三，快毕业了，但是已经没有心思学习了。学校那边已经是炮火连天，于是搬到了法租界跑马厅附近的一个教会摩尔堂。可是，学生们的心思早已放在抗战上了。我在宣传六队除了做导演，还担任合唱的指挥。我们唱的都是宣传抗战的歌。整个宣传队共有十五个人，其中有中学生、护士、日本留学生等等。我记得队长好像是姓周，队里有个叫楼尹庚的知识分子，是留日归国的学生，是左翼作家，我与他很谈得来。我们到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学校等处演出，作抗战宣传工作。

有一次，我的国文老师魏金枝见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西北，他可以介绍我和夏衍认识。但是我已经参加了宣传队，准备一路走一路看看中国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样。当时的局势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早年参加过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活动，参加过支持日本纱厂女工罢工的游行，之后又参加了很多进步的聚会。抗战开始时我二十岁了，思想也在进步。我意识到自己虽然演了很多反映中国穷苦农民受压迫的戏，但是对真正的中国农村了解得太少了。虽然在宁波乡下去过两回，但住的时间不长，对那些具体的、感性的东西知之甚少，所以我想跟着宣传队一路演下去。于是我的老师为我凑了50块钱路费，并且嘱咐我什么时候有困难就来信，他会寄钱给我。10月25号，我离开了上海，第二天到宁波，早上听广播便知道，上海吴淞口已经让日本人炸了。

从1937年到1938年，我们宣传队从宁波走到慈溪，再到绍兴、义乌、金华、衢州等很多地方。在宁波时，从早到晚还有国民党的特务跟着。特务跟普通人一样，但是能看出来。这些特务其实很愚蠢，他们总是问：“你们这是干吗呢？上哪儿去呀？”我们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我们在宁波江北岸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里演出时，一个特务每天早上都来；我们演戏，他在下面看；我们演完了回家，他也跟着回家。我们才没工夫搭理这种人呢。这个特务的长相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笑）。

在宁波待了不到一星期，我们便到了慈溪。这里的情况好些。慈溪有个抗敌后援会，属于地方组织，虽然也是国民党搞的，但是慈溪的抗敌后援会对我们很好，一路上派了两个人跟着我们，配合我们工作，帮我们搬运行李，招募群众，还帮我们搞画展。我们在庙里演出时，他们便把那些讲述日本侵略中国的画片挂在墙上，让普通民众增加了解。有一次我们在庙里演出，表现日本飞机轰炸，用风琴模拟飞机的声音，老百姓以为飞机真得来轰炸了，急着往庙外跑。这些配合我们工作的人，便赶紧把庙门堵住，连忙向他们解释，说不要害怕，这是在演戏。

南方老百姓听不懂北方话，于是我就让上海人讲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话。我们大多都是南方人，也多用南方方言，虽然不统一，但大致观众也能明白。以前演戏我总是喜欢考虑艺术效果，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那么多讲究，唯一在意的就是有没有宣传效果，只要老百姓看得明白、听得懂就好。我们在六队演过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但把这个剧里的内容改了一下，因为那时日本人已经打到上海了。除了这部剧，抗战的剧还有《送儿参军》啊什么的，其他记不得了。

我们巡回演出的生活环境很艰苦。今天走20里地，明天走30里，自己扛着行李，吃饭睡觉都成问题。整整十五个人，乡下的农民谁招待得起啊，招待一次就已经够意思了，我们就得赶紧走人。我后来身上就剩20来块钱了，吃饭都是靠资助抗战的组织。到了一个地方，就有组织请我们吃饭，帮我们找睡觉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就睡在人家放祖宗牌位的屋子里；有时借学校的教室用，三四张桌子就可以拼一张床；我们还住过猪圈，上面是桌子搭起来的床，下面是猪，再臭也得睡。我们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找地方上的抗敌后援会盖个章，一路通行。但是到了绍兴，抗敌后援会被国民党党部霸占着，只准我们演一个晚上。整个大环境在抗日，但是不同的地方却很不一样，有的进步，有的则比较反动。走到绍兴，发现情况不好，我便给学校写信，说路上阻碍很大，恐怕过不去了。义乌东边有个地方叫十里牌，是我们队楼尹庚的家。学校很快把回信寄到他家，告诉我实在困难时可以利用基督会的关系，到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借50块钱。

后来，我们六队深入到内地来了，往湖南的方向走。到了湖南后，学校里进步的同学来信告诉我，曹亮老师在长沙，可以介绍我去延安。我就按着他们给的曹老师地址去找，没想到在曹老师家，见到了徐特立（毛泽东的老师）和田汉，他们正在商量事情。我向曹老师说明来意，他便让我十天以后在基督教青年会欢迎郭沫若的会上找他。在会上，曹老师引见我认识一个人。……就这样，我借了50块钱，又向家里要了40块钱，就从长沙动身去延安。

我离开长沙之前，有一个朋友请我吃饭，问我能过得惯延安的艰苦生活吗？我说人家能过得了，我有什么过不了。他又问我能不能吃小米？我不知道小米是什么东西呀。他说是喂鸟的。于是我想既然人家能吃，那我也能吃。其实我的身体并不是很好，我十七八岁时得了肺结核，在乡下养了半年，但是并没有医好。在延安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的病却养好了。这要感谢党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1938年春，我到了延安。我开始是拿着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去的。[3]那时从麦伦中学到延安的同学很多，我一到延安就去找我的老同学。找这个、找那个，都要摸出介绍信来给人家看，结果介绍信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弄丢了。我非常慌，结果人家以为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后来我到了鲁迅艺术学院。有一次鲁艺的领导周扬讲文艺理论课，他问我：“是谁介绍你来延安的？”我告诉他，我是麦伦中学的曹亮老师介绍来的。他说：“噢，曹亮在上海同我是一个党团的，他是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书记，我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书记。”

我还没有正式开始在鲁艺学习呢，就参加排演了《希特勒大闹疯人院》[4]的剧，我在其中扮演一个只有一条腿的老头。为了看上去有真实感，我就曲起一条腿绑在后面，拄着一根拐杖上台，尽量让自己体验断腿的感受。对一个演员来说，富有弹性的表演是很重要的，他必须要学会饰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演员自我修养的重要部分。袁牧之被称为“千面人”，他演什么像什么，我很崇拜他。我认为当演员就是应该什么角色都能演，演胖子、瘦子、老头、小生。一个好的演员无论是从声音，还是形体上都应当是灵活多变的，让观众的眼睛可以看到你，让观众的耳朵能够听到你。我一直都把这种富有弹性的表演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这种追求一直伴随着我。

鲁艺建立的初衷是为我党培养文艺干部，开展艺术教育。鲁艺也是在一点点摸索中前进的。我是第一届学员，我们上了三个月的课后，便开始实习。一边体验生活，一边丰富表演经验，并做抗战宣传工作。我去实习的地方是120师的剧团，叫战斗剧社。120师的师长是贺龙。我们头一天到，贺龙同志就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从鲁艺来的三个人，一个搞音乐的、一个美术的、一个就是我，搞戏剧的。吃饭的时候，贺龙还让搞音乐的人唱一唱。我在120师没有编什么戏，就是导演和演出原来在鲁艺演过的那些戏。我在战斗剧社工作、实习了三个月以后，我想回鲁艺继续学习。师政治部主任想要多留我些日子。贺龙师长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去了，政治部主任觉得要把师长这么喜欢的人放走没法交代，所以他就不断地留我，甚至说你不久就可以入党了。我觉得回鲁艺学习重要，有党的地方都可以入党，就回去了。我到了鲁艺后看到前方的鉴定，说我“这个同志业务水平还不错，就是组织观念不够。”所以我到了1939年2月才入党。

我回到鲁艺后，一边学习，一边开始担任助教，还参加了鲁艺实验剧团和边区剧协的工余剧人协会排演剧目。不久，我们的老师——担任鲁艺戏剧系主任的张庚，他是一个著名的剧作家和戏剧批评家，介绍我们演出中国很有名的剧作家曹禺的作品《日出》《雷雨》，我参加了演出，以后，我还陆续参加了《钦差大臣》《中秋》《佃户》等剧的演出。

每塑造一个人物，都会提高我对表演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研究苏联的表演艺术，特别是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学派。体验学派的艺术强调重新感受。我们手上能找到的书有限，到了1941年暑假，水华从重庆带来了郑君里等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的《演员自我修养》。我一边看书，一边摸索，并出演了《带枪的人》，塑造了列宁的形象。出演这部戏，也算是我人生中一件自豪的事情。那时我在延安已经演出过十几部戏，饰演了多种人物。并且，入党也有一定的时间，当上了党小组长。是周扬同志敲定了《带枪的人》的剧本，并指定了导演和演员，让我演列宁。为了塑造列宁这个形象，我重读了《联共（布）党史》和《列宁选集》，还看了那时在延安能找到的两部关于他的电影：一部是《列宁在1918》，另一部是《十月革命》。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就不能很好地表现这个人。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941年末，准备了6个月之后，我没有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这出戏取得了成功。至今在延安和北京的历史博物馆里仍保存了那出戏的剧照。

1942年5月，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议。我们所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其实是三次会议，连续三个周末座谈。会议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参加会议的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当时参加座谈的都是一些中央委员和延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例如，丁玲是著名女作家；萧三是苏联留学生，也是毛泽东的同学；艾青是留学法国的；还有鲁艺的副校长周扬。其中不乏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艺术家，比如柯仲平，是20年代狂飙社成员，大胡子，非常热情，是个浪漫主义诗人；还有戏剧家塞克，懂俄文，翻译了很多俄罗斯的歌曲，也是南国社里数一数二的好演员。他是个大个儿，在延安的时候穿个翻毛的皮大衣，拿个手杖，非常潇洒。他当年到延安，在车上遇到来搜查的国民党特务，以为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唯独不敢搜他。这些人都是大人物，那时我才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实在是非常幸运。我1938年到延安，先是当学生，后来到剧团演戏，再当助教，演了十几个戏，表现还不错，后来又扮演了列宁，所以才有了参加这个会议的机会。

不久以后，毛主席又到鲁艺来讲话。毛主席讲话以后，文艺界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年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鲁艺实验剧团就集体创作并演出了反映抗战现实生活的《反扫荡活报》，以及小话剧《我们的指挥部》《军民之间》。这几个戏不是我导演的，但我参加演出了。

秧歌运动开始以后，鲁艺的很多人下乡去，我就到了绥德文工团，在那里扭秧歌，把在鲁艺演过的那些戏、看过的戏都搬出来了，例如《兄妹开荒》等，我当导演；后来还排演了《白毛女》等剧。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时，我仍然在绥德。解放前夕，我随鲁艺文工团到东北去了，以后就开始从事电影事业。

（此稿以余莹2005年的采访稿和李丹阳2014年4月26日在北京采访、何颖整理的稿综合整理而成。干学伟因住院无法审阅整理稿，故编者对若干无法核实的问题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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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圣约翰青年会中学”，即此校建校时的名称。

[2]干学伟在一次口述中说他加入的是“上海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另一次口述中又说是“抗敌演剧队”。网上的很多简历也如此写。在同一个口述中，他有时说参加的是“六队”，有时又说“七队”。经查证，他加入的是“上海职业青年战时服务团宣传队第六队”。——采访者注。

[3]有资料说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给干学伟开的介绍信。——采访者注

[4]剧名大概是《希特勒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