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七十年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唯一战胜了外族大举入侵的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也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中国军民和盟军与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取得的；但除了武装的军队，投身抗战的文艺大军也功不可没。可是，多年来，不仅一度这方面的历史似乎被“遗忘”，而且学界多对抗战文艺的历史功绩认识不足，评价过低。[1]虽然1979年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有关史料的相对缺乏和零散，使得一些专业历史学者在撰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仍然难以收集和利用，故亦会忽略抗战文艺这方面内容（一位主持过抗战史著作的老学者亲口讲过这样的话），或一带而过。

近年来，有学者呼吁应抓紧抗战文艺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也有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口述的采集和整理。口述历史不仅被学者视为能呈现历史多面性的活的史料，可以拓宽历史的范围，而且能对已有的历史记载加以印证和补充，还可成为“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史观的有效方式。但是，近来出版的文艺界人士的口述专集，报刊发表的口述文章，以及电视台播放的访谈节目，受访者往往是一些文艺名家，并集中于鲁迅艺术学院等知名文艺单位，普通文艺工作者和小文艺单位的活动常被忽略。而且出于娱乐性和收视率的考虑，媒体的采访常以媒体人的兴趣点展开，呈现的口述往往碎片化。如此采集的口述，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

为了抢救日渐凋零的抗战文艺老战士头脑中的宝贵记忆，使这些有价值的回忆不至流失，我们下决心着手采集更多的口述，并编辑这样一部书。这里要申明，本书标题虽然是《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但书内所有口述叙述的只是为抗战服务和于抗战有利的文艺活动，不包括那些与抗战无关的文艺活动，更不包括那些替日本人在华统治涂脂抹粉，甚至为日本侵华助威的文艺活动。

这里收集的口述既有张光年、胡一川、贺敬之、吕骥、孟波、凌子风、于蓝、朱琳、欧阳山尊、王昆、刘炽、严良堃、罗浪等一些知名文艺大家的，也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抗战文艺工作者的。他们中有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也有在国民党军队所在战区和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本书所缺的是沦陷区文艺工作者的口述。中国旅日学者邵迎建在台北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话剧人访谈录》[2]似可多少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大地开始涌现出救亡的文学艺术作品，同时开始了救亡文艺宣传运动。“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连一些从前具有自我表现、唯美主义倾向，不问政治的文艺家也开始主张文艺要为抗战服务；随之，纯消遣性文艺衰退，与抗战生活密切联系的文艺兴盛。一位左翼作家在1937年曾预言：“民族战争将使中国文艺有灿烂的开花！”[3]抗战期间，文艺家们以激昂的精神，创造出辉煌的抗战文艺。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的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优秀文艺作品，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流传久远。

在领导层面上，国共双方均重视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抗战。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及其宣传部门提出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唤起民众民族意识，激励民众抗日。[4]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规定文艺团体要以宣传抗战为主题，还“指导并奖励文艺团体暨文艺界人士……多多编著民族抗战剧本、小说及通俗读物，发行抗战画报，举行大规模之展览，改进文艺著作之进行。”[5]

中共领袖毛泽东于1936年11月在陕北保安举行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会上指出：协会的一项“伟大的光荣任务”就是“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6]此后他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曾多次说，抗战需要文武两支军队，除了用枪，还要用笔和口与日本打仗。[7]1937年11月，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在“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会上提出，今后文化界的任务，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8]毛泽东一再强调文艺统战，1938年4月他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说：“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9]中共中央1940年9月曾专门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国统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10]

文艺界要团结一致投入抗战，既是国共两党的共识，也是众多文艺家的共识。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很多从前持有不同文艺观、政治信仰、隶属不同党派、流派的文艺界人士在国难当头之际，聚集在抗战大旗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平津、沪宁等地沦陷后，来自各地的很多文艺界精英云集武汉，于1938年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文协”成立后，在很多地方（包括延安和晋察冀）成立了分会。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用文艺这个“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有力武器”（“文协”《发起旨趣》语）为抗战效力，纷纷走上前线，走向民间。不久，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陈诚、周恩来、黄琪翔任正、副部长）组成了以郭沫若为厅长的第三厅，即宣传厅。这个厅直接领导了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电影放映队、漫画宣传队、孩子剧团等近二十个文宣团体，奔赴各战区。

那时，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无论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的根据地都活跃着很多宣传抗战的剧社、剧团、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甚至一些乡镇、厂矿、中小学校也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其中有不少是自发组织的。一时间，抗战文艺社团剧增，使抗战文艺宣传更有组织，规模更大、范围也更广。他们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使文艺的普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地方还成立了以儿童为主的文艺团体，如在上海的难民收容所成立的孩子剧团，以及新安旅行团、延安的儿童剧团（属抗战剧团）、晋察冀抗敌剧社的儿童演剧队、120师战斗剧社的战斗儿童演剧队、福建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长沙儿童剧团、武汉七七少年剧团、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胶东孩子剧团等，其中有的小成员才八九岁。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以稚嫩的声音和幼小的身躯唱歌、跳舞、演剧，担负起救亡宣传的大任，为抗战文艺宣传添一道异彩。受访者中有不少是当年从事抗战文艺的孩子，因这批人年龄相对较小，健在者较多；而当时年纪大的文艺家，特别是作家、诗人，因为已故去等原因，无法采访，故这类人士的口述收录较少，可能会显得不平衡。

这些无论年纪大小的文艺战士，当年用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电影、诗歌、散文、小说等为武器，激励和鼓舞着广大军民抗日的斗志和勇气，充分发挥了文艺动员、宣传、教育的社会功能。

有些口述提供了一些正式文献和史书没有记载或较少记录的情况。譬如：对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于5月30日的讲话，贺敬之等亲聆者做了详细的叙述。对史书上很少提及的1940年朱德总司令亲自发起召开的太行山区文艺座谈会，[11]杨筠做了回忆。欧阳山尊还谈到朱德亲自在乐队敲扬琴的趣事。张颖、李凌、王琦等人讲述了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国统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推进抗日文艺运动的不少细节。还有人回忆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等人对抗战文艺工作的重视和指导。

不少人在口述中深情回忆起人民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譬如吕骥谈到聂耳在救亡歌咏运动上的贡献；干学伟讲起他如何与聂耳同台演戏。孟波回忆冼星海辅导他进行歌曲创作；严良堃和张天虹谈到冼星海教他们指挥；刘炽、孟于等谈到冼星海给他们的教益和鼓励；张光年、赵寻讲述了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情况；莎莱记得，冼星海在动员她学习音乐时曾说：“歌声一样可以打鬼子。”

常被主流话语忽略的一些社会团体、群体及人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抗战文艺作出了贡献。通过一些人的口述，我们知道：早期上海的民众救亡歌咏运动离不开基督教青年会刘良模等人的积极倡导。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等各儿童救亡宣传团体的成立和活动，有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一些中国世界语者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文艺宣传，并在国际宣传上发挥了特别作用。有不少抗战文艺战士是从海外归国的华侨，如罗浪、林犁田等；口述中提到的王礼锡是旅英诗人，他刚回国不久就在率作家战地访问团（“笔游击队”）在前线访问时病逝。日本人反战同盟的一些成员不仅从事前线对敌宣传，有时还与中国人一起演出反战歌舞戏剧；也就是说，文艺抗战有侵略方的反战人士参与。

从一些口述中我们还看到：在抗战时期，中国的文艺家、文艺团体和文艺作品曾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如武汉合唱团、抗敌演剧宣传五队，及由张光年等人与当地华侨合组的缅甸华侨战地工作队在马来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仅为当地人、华侨演出，还慰问中国远征军和英美盟军。中国画家的抗战美术作品曾运到苏联、英国、美国、印度等国展览，受到好评。孩子剧团和育才学校小演员们的抗战歌声通过中苏文化协会的对苏广播传到了苏联。《黄河大合唱》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谱被宋庆龄、刘良模带到美国，随后在美国和联合国唱响。精通外语的作家叶君健翻译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对外出版发行，还亲自到英国从事抗战宣传。

通过口述，也让我们对一些文艺工作者在抗战年代里的成长有所了解——这些人无论出身于贫寒还是富裕家庭，不管以前受过何种教育，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危险和艰苦环境中受到磨炼，在思想、文学艺术上努力提高，具备了一定的水准，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大家。这些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普遍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他们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乐观向上、团结互助、不计个人名利、勇于奉献牺牲；而且大多数人将这样的精神气质和朴素的作风保持到晚年。

我们在采访时深深被这些老人身上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感动。这种高尚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值得一代代传承下去。作家冯骥才曾写道：“科学的历史不断进步，社会的历史却不一定；所以历史真正的价值是它不能被忘却；或者说历史的意义是它可以纠正现实。”[12]让后人了解和继承抗战精神也是我们所希望于读者的。

主编李丹阳、副主编刘南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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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绍嗣：《抗战文艺研究60年回眸》，《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2]此书封面大标题下有一行字：“张爱玲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不知在国难当头不写抗战，并与汉奸文人结婚的张爱玲，与书中那些在上海“孤岛”坚持演抗战戏的口述者有何干？

[3]冯乃超：《抗战与文艺》，《新学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7年12月25日）。

[4]参见田海林、黄延敏《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5]粟孟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化政策》，《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艾克恩编纂：《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7]《新中华》（延安）油印版，1937年8月19日；周峰：《抗日战争时期西北战地服务团几个问题研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史永平：《太行抗战文化发展原因初探》，八路军太行纪念馆，2010—11—19。

[8]《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4页。

[9]《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页。毛泽东显然了解鲁迅去世前不久在“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里表达的“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鸳鸯蝴蝶都无妨。”《鲁迅全集》第6卷。

[10]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二册（1921—1940年），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2609页。

[11]一些专门写朱德与抗战文艺的论文如《朱德总司令与抗战文艺》《武将朱德与文艺的不解情缘》未提及此事；甚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也没写1940年召开的这一重要会议。

[12]冯骥才：《凌汛——朝阳门内大街166号（1977—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