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口述

陈明，江苏苏州人，1926年6月生于北京。1938年参加长沙儿童剧团；1939年10月到桂林加入新安旅行团。1941年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同年调入新四军鲁艺工作团，在音乐组学习。1942年加入中共，随即回“新旅”工作。1945年参加新四军文工团；1946年参加三野文工团，任戏剧股副股长。1949年调回“新旅”任表演队长。

1954年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同年转到北京舞蹈学校编导班学习；1959年毕业后在北京、上海举办舞蹈干部培训班。1960年任上海舞蹈学校教务主任、民族舞科主任。曾任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舞蹈协会理事。1985年离休。

代表作：创作歌曲《军民一条心》《参军谣》《夏收忙》《打麦歌》等；编创歌舞《建设新上海》《花农舞》《金孔雀》，参与编舞《海侠》《鱼美人》；曾获创作、演出奖。编辑《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上海民间舞蹈》等书。

我1926年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我父亲那时候在北京的电报局工作。后来他调回苏州老家，我也跟着回苏州了。我弟弟、妹妹都在苏州老家出生。我们很小的时候，知道父亲是抗战青年，很进步的。在苏州时他曾在全民图书馆义务工作，他的正式工作是在电信部门打电报，“嘀嘀、嘀嘀”的。我父亲认识的人都比较进步，如抗战演剧队的金山、王莹、王为一这些人。他和进步人士联系比较多，他也认识抗战七君子沈君儒、史良、章乃器等人。

我父亲是世界语学者。我读小学的时候他就教给我们唱一些世界语歌曲，我至今还记得，如《义勇军进行曲》（用世界语唱）。他喜欢唱进行曲。在苏州时，我父亲曾站在八仙桌上宣传抗日，把我也抱到桌上；我们一起先唱世界语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然后他用世界语喊口号“大人救国，小孩也要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就用中国话喊口号。我父亲后来办过世界语班，跟他一起用世界语宣传抗日的有杭立、顾前、彭涵明等几个青年。

大约1937年抗战开始后，我父亲调到湖南衡阳的电信局，我们也去了湖南。1938年在湖南长沙，田汉的儿子田海男组织了一个儿童剧团。我父亲和田汉是朋友，我就参加了这个团。这个剧团是廖承志支持的，他任命田海男当团长；他们说我很能干，就让我做副团长。团里成员还有罗娟娟、姚秉凡（后去台湾）、罗英等人。我们剧团演出过小话剧《中华儿童血》，剧本是田海男和姚秉凡写的，我参加了演出。

长沙儿童剧团还唱了一些歌，如《黄水谣》。田海男声音很好，唱得也很好，唱过《茫茫的西伯利亚》《飘零曲》。我曾用世界语独唱《义勇军进行曲》、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还有《希望之歌》等（唱），这些世界语歌都是我爸爸以前在苏州教我的，是什么词当时我也不大懂，都是背下来的；我觉得好听，唱起来有劲。在长沙，我们剧团的观众不光是小孩，而是给各界演出。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就请老百姓、店家都出来，借来方桌，在上面唱歌，还喊口号“抗战不分男女，不分大小，一致抗日！”

当时我的三叔陈定也在湖南，他受我父亲的影响，很进步的。他在湖南与李世愚（后来是上海歌剧院的导演）一起搞进步戏剧运动，与董每堪发起了一致剧社，我叔叔是社长，董每堪资助，是董事。一致剧社宣传抗日，排演过《塞上风云》《放下你的鞭子》等。一致剧社中顾前、彭涵明和胡子伯伯是中共党员。顾前、彭涵明夫妇后来还带我从衡阳到江西去慰问国民党在江西的一支抗日部队，好像是74军。我年纪比较小，在去江西的路上又拉痢疾，走不动路了，他们还给我吃药。在江西我们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汪灼烽是台柱子，演主角）等，我在《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香姐，顾前演青年工人。我们在江西大约演出了一个月。

我父亲原来就认识田汉，有一次他在长沙碰到田汉和电影演员胡萍在咖啡馆喝咖啡、聊天，就把我介绍给田汉，请田汉写个条子给新安旅行团的顾问汪达之（后来我们叫他汪爸爸），田汉就写了条子给汪达之，说这个女孩子有点文艺天赋，介绍我加入新安旅行团。

1939年10月份我从江西回来不久就到桂林参加新安旅行团。我参加考试唱的歌是《送爸爸上战场》（唱），这首歌是一位阿姨教我的，是走西口的曲子，一共三段歌词。我唱这首歌后就被吸收参加了“新旅”。那时，“新旅”的总干事是张平。

在桂林，新安旅行团驻在东江镇小学，靠近漓江。我们生活很紧张，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吹，就起床，到漓江刷牙、洗脸，我们洗衣服也在漓江，漓江漂亮得不得了。“新旅”要求我们衣冠整齐，头发梳好，系好扣子。集合号一吹，大家就集合回去。

我们“新旅”开始时演出李伯钊从苏联带来，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学来的《儿童舞》《工人舞》《农民舞》《乌克兰舞》《海军舞》《乒乓球舞》（唱曲子），有六七个舞呢，经常演出。我参加跳集体舞，有三个男同志吹口琴伴奏，后来还有笛子；我也学会了吹笛子。以后，我们排演了四幕大型舞剧《虎爷》，我扮演主角之一倩姑。在歌舞剧《春天的消息》中（陈歌辛作曲），我扮演“大地的母亲”，戴着印花布包头，穿着蓝色衣服，从舞台后出来又唱又跳（唱）：“别怕狂风吹，别怕暴雨打，我们的小宝贝，在风雨中长大。啊——”，幕后还有伴唱。张天虹在《春天的消息》里扮演布谷鸟，唱“布谷、布谷……”

这两个剧都是吴晓邦导演帮我们排练的。吴晓邦教我们“新旅”，后来还有戴爱莲教。吴晓邦很好，“新旅”住在观音山时，他就来了，每天走三里路，自己走着来，走着去，很辛苦的，不要任何报酬。我们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吃两顿用军用大铁锅烧的菜粥，他就跟我们一起喝菜粥。他教我们舞蹈的基本功和理论，教我们自然法则，反胴运动：即如果身体要往前，就先要往后；身体要往左，就先要往右；腿往前，手就要往后，像下面条一样（做舞蹈动作）。他用英语喊口令“one，two，three，four（1、2、3、4）”。后来等我们成熟一点了，他就教我们《进军舞》等。

张天虹在音乐上很有天分，很活跃，我们叫她“小音乐家”。她是我们的小指挥，很小就站在桌上指挥我们唱团歌（唱）：“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们“新旅”在桂林还演唱过《太行山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还有塞克作词、王洛宾作曲的《新安进行曲》（唱）：“新安，新安，新中国的少年。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我们从抗战里生长，一切都为了抗战。抗战，抗战，胜利就在眼前！”我们不但唱，还表演呢。

有时我们“新旅”也给军队演出。昆仑山大捷后，我们曾参加南路前线工作队到柳州、南宁等地慰问国民党抗日军队，有时看演出的也有日军战俘。我们给他们表演一些节目，包括跳舞，唱《太行山上》等抗战歌曲。我在那里还获得了战利品，一个日军的狗皮背包，后来捐赠给了淮安新四军纪念馆。

我们还参加了伤兵之友队，到伤兵站慰问，给那里二三十个不能走动的伤兵唱歌，帮忙洗伤口、包扎。一个伤兵伤口很深，肉都烂掉了，里面长了蛆，我用钳子给夹出来了三条白蛆，然后用冷盐开水洗伤口。那时也没麻药，没有盘尼西林什么的，伤兵痛得不得了，直流眼泪，还说不痛、不痛。我说同志们辛苦了，他说我们辛苦，我们很感动的。

我们一般都是在土台子上演出，有时还同其他一些文艺团体，如抗敌宣传五队同台演出，那个队的队长是徐桑楚，解放后当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在桂林公开演出时，台下的观众什么人都有，也有商人。后来我们为了要到解放区去，要筹款，在桂林国民戏院公演《虎爷》时，观众还要买票的。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让“新旅”撤退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他同陈毅同志联系，说新安旅行团要到你们那里了，交给你负责了。这是我们团长告诉我们的。于是我们就分批到了苏北。

我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后，都有回家的感觉。陈毅说：“欢迎你们回来，你们到家了。”他让我们“新旅”做儿童团工作，让我们组织10万儿童，我们后来组织的儿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组织了18万儿童。“新旅”刚开始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还是演出国统区带来的节目。陈毅说，你们演这样的节目不行，你们要到群众里面去，跟群众在一起，演群众喜爱的节目，不要老演你们从国统区带来的东西。解放区的老百姓不大喜欢看《春天的消息》童话舞剧、吹口琴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在农村深入生活，开始创作新节目。

到苏北不久，我们“新旅”的七个人借调参加了新四军华中鲁艺的文工团，简称“鲁工团”，我和张天虹参加音乐组；曾超参加戏剧组；范政参加文学组；王德威、彭彬、张拓参加美术组。“鲁工团”的负责人是章枚、贺绿汀、何士德。后来日本鬼子扫荡，部队反扫荡，我们还在黄河边上过中秋节，吃黄糖做的月饼。我妹妹陈伟被借到新四军三师的鲁工团当小演员，师长是黄克诚，三师鲁工团团长是孟波。

在新四军的军鲁工团时，贺绿汀教我们乐理和作曲法，让我们分析他自己作的《垦春泥》歌曲，这是一首四分之四拍的歌，节奏是强、弱、次强、弱，强、弱、次强、弱；还有四分之二、四分之三拍的曲子。他还给我们讲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作曲的区别。鲁工团后来经常行军，我们步行，背着背包和粮袋；贺绿汀骑毛驴，自己背小提琴，不让我们背，怕我们给弄坏了。

一年后，1942年我们又回到“新旅”，在苏北搞儿童工作。这一时期，我编创了《团结舞》和《儿童解放舞》，我请贺绿汀同志写了《儿童解放舞》的主题曲（唱）：“小兄弟、小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来。学识字、学放哨，还要帮助抗日军队，赶走日本鬼，建立新中国。”这首歌后来就成了《儿童团团歌》，以后教给儿童们唱；还教过他们唱张拓作词、我作曲的《捉汉奸》（唱）：“小木棍，三尺半……盘查放哨又站岗。”并教他们跳秧歌舞。

大约在1942—1943年，我创作了一些新的歌曲，有《军民是一家》《军民一条心》《参军谣》（唱）：“风吹吹，树摇摇……”还有《夏收忙》《打麦歌》《打棒头》。《打棒头》就是打玉米，是贺绿汀作词，我作曲的。张拓和我一起编了舞剧《反法西斯进行曲》、秧歌剧《参军去》（管荫深作曲），还有旧瓶装新酒的《小放牛》。张拓编了秧歌舞剧《雨过天晴》、活报剧《保卫陕甘宁》，他以后又搞幻灯片，那时叫影子戏，搞美术了。

我们在苏北到处去演出，主要到村里和学校演出，给儿童团、农救会、妇救会、学校演出，教他们扭陕北秧歌。那时根据地经常开大会，就请我们去演出。我们也去新四军部队演出，但次数比较少。有一次战士坐在背包上等首长讲话，拉歌，我就教战士唱《一条心》。他们让我自己先唱一遍，然后教唱。部队战士学会了还轮唱（唱）：“河里的（河里的）鱼儿要有水来养，老百姓的军队要老百姓来帮。新四军打仗在前线，老百姓帮忙在后方。军民团结一条心呦，捍卫国土保家乡！”我们多是在晚上演出，天不黑就开始演了。演出用的灯是瓷盆里面放棉花捻子和菜油，后来也有了两三盏汽灯。一般在泥土台子上演出，有时老百姓也拿来门板、木板拼起来搭成木台子，但不是很大。有一次董克娜（后来是聂大朋的爱人）跳《进军舞》（做骑马的姿势），她眼睛不大好，跳着跳着，没看清，一下子就掉到台子下面去了。

我们演出一般是一个多小时，节目有唱的、跳的，还有小品、口琴、笛子独奏。我们的乐队有口琴、笛子、二胡、京胡、板胡，后来也有了小提琴。开始时是五个人的民乐队，后来扩大为八个人。后来我们缴获了小提琴，乐队也有了西洋乐器。我的拿手节目是打花棍，是跟八路军115师的苏伟学的。打花棍是边唱、边打、边跳，“哒、哒、哒、哒”，时不时还停下来讲几句话，这种形式很受老百姓的欢迎。

我们“新旅”曾遇到过危险：有一次我们正准备在一个村子演出，我妹妹陈伟在房顶上放哨睡着了，伪军经过我们村头，大家很紧张。还有一次汉奸带着狗经过我们所住的村庄，我爱人张拓那时是团长，叫大家拿着手榴弹和棍子等准备战斗。我们女同志也拿过枪，开始给我们发的是三八式大盖枪，因为背不动，就换成美国的卡宾枪，每人还发两个手榴弹。我们曾经参战，我在战壕里打过一个伪军，立了三等功。

1945年，“新旅”有几个人被调到新四军文工团，我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我参加了《俄罗斯人》的演出，饰演玛莎。随后不久，我们到山东临沂，与山东军区文工团合并为野战军文工团（后称三野文工团）。从此，我们完成了抗日救国宣传的使命，转入到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新征途。

（2013年11月7日李丹阳采访于上海，稍后整理；2013年12月陈明审阅、修改，其子张青传送修改稿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