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专题报告

第二章 结构性压力下的非理性宣泄：“保钓游行”背后的社会意义

引言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岛的东北部，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分布在东经123°20′—124°40′，北纬25°40′—26°00′之间的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南屿、北屿、飞屿等岛礁组成，总面积约5.69平方千米。钓鱼岛位于该海域的最西端，面积约3.91平方千米，是该海域面积最大的岛屿，主峰海拔362米。黄尾屿位于钓鱼岛东北约27千米，面积约0.91平方千米，是该海域的第二大岛，最高海拔117米。赤尾屿位于钓鱼岛东北约110千米，是该海域最东端的岛屿，面积约0.065平方千米，最高海拔75米。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日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的争端不断，海峡两岸与港澳民众及海外华人为了捍卫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而进行了广泛的民间保钓运动，其形式主要有集会游行、抗议示威、出海登岛等。1970年9月1日，台湾“中国时报”的4名记者登上钓鱼岛，并插旗宣告主权，标志着“保钓”的开端，自此“保钓”运动在全球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并一直延续至今。

1996年7月日本宣布把钓鱼岛划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当月14日，日本右翼组织“日本青年社”成员登上钓鱼岛附属的北小岛设置了太阳能灯塔，这引发香港、台湾、加拿大多伦多华人的“保钓”大游行，第二次“保钓”浪潮随即兴起。2003年6月22日，15名来自内地与香港的华人组成保钓团前往钓鱼岛，这是中国大陆民间组织首次出航参与“保钓”运动，是第三次“保钓”运动的开始。2004年3月24日，冯锦华等7人成功登上钓鱼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人首次登上钓鱼岛，在“保钓”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2年至今，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开始升级。2012年4月16日，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演讲称，“东京都计划在年内 ‘购买’钓鱼岛”。同年9月11日，日本政府全然不顾中方的强烈抗议，拨款20.5亿日元与所谓的“土地所有者”栗原家族签订“购岛”合同，实现其“国有化”方针，这直接激起了第四次“保钓”运动浪潮。

面对日方的无耻行径，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任何人休想侵占“一丝一毫”。与此同时，《北京晨报》、《现代快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世界华人保钓微博协会”、“新华社中国网事”、“三联生活周刊”等微博，纷纷报道或评议“保钓”行为，进而激起了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与前三次“保钓”不同的是，此次“保钓”通过互联网的报道和传播而具有新的特点，其发展之迅速、视觉冲击力之强、参与人数之多等为以往历次“保钓”所不及。

2012年8月19日，全国性反日游行示威拉开帷幕，当日就有深圳、武汉、青岛等十几座城市自发组织“保钓”游行示威。随后数日，以“打倒小日本，保卫钓鱼岛”、“抵制日货，从我做起”等为口号的反日“保钓”游行示威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网络上也晒出了各种各样的言论与照片。然而，最引发争议的是“保钓”游行中的“打、砸、抢、烧”现象，我们暂且称之为“保钓”中的“非理性行为”，表现为很多日本品牌的车辆、照相机、饭店等被砸或被烧，还发生日本品牌的车主、店主被打伤的情况。各大网站迅速转载相关文字和图片，引发了强大的舆论效应。

“保钓”本身是爱国行为，“保钓”游行是为了保卫钓鱼岛而进行的民间爱国运动。然而，在现实的游行中，“保钓”却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征，即一些民众以打砸抢烧的形式对无辜的同胞进行伤害，甚至造成大量财产损失。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保钓”中的极端行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体兴奋，而是与当前我国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体现的是转型期结构性压力所带来的情感压力的非理性宣泄以及个体社会归属感的缺失。一方面，“保钓”游行活动，为那些积聚大量负面情绪的人提供了释放的机会和渠道；另一方面，“保钓”游行所营造的集体气氛带来了短暂的社会团结，民众通过网络围观、网络组织、网络号召和实际参与等形式获得了“集体感”和“社会感”，这种社会团结迎合了个体化生活下人们渴望交往和归属的心理诉求。

问题是，在信息繁杂的互联网时代，面对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压力，如何建立疏导社会情绪的长效机制并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团结？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