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理性行为背后的社会情绪

“保钓”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爱国行为的体现，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成为一些民众发泄社会情绪的渠道。在我们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致使这种情形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失调以及释放社会情绪的“安全阀”的缺失。

“稳定思维”与“安全阀”的缺失

近年来，在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上，“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很多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在社会治理上形成了所谓的“维稳模式”。“维稳模式”本是为了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有序，但在有些情况下，维稳实际上是“以维稳为名，行打压之实”。“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过于强调稳定，常导致在现实操作中一些正当的利益表达被看作“不稳定因素”而遭到打压，或者“维稳”部门出于一己之私以“维稳”的名义牟取利益，导致无法从根源上消除基层矛盾与冲突，反而可能使“维稳”产生相反的效果，陷入“维稳怪圈”，即越“维稳”，矛盾越多，“维稳”不断升级，矛盾也进一步升级。如果这种“维稳模式”限制了一些正当的利益表达机会与渠道，阻塞了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安全阀”，便可能导致民众采用极端的方式表达利益、释放不满。

观诸现实，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边是一直绷紧的“维稳神经”与“战斗动员式维稳行动”，一边是各类矛盾与问题的不断产生。近年来，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动关系矛盾等问题所引发的上访、集会、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然而，“维稳模式”在现实中却处于失效的边缘，造成“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其背后隐藏的是一种“迅速摆平民众”的静态僵化的“稳定思维”。这种思维常常引发民众的敌对情绪，只不过，这种情绪有时通过“上访请愿”的“安全阀”得以释放，暂时缓解了社会压力。

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1903—2013）提出了“安全阀制度”，即在不毁坏结构的前提下使敌对的情绪释放出来以维持社会整合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安全机制。就此而言，如果非理性情绪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释放，就不会导致更激烈的冲突，就像锅炉里的过量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出而不会导致爆炸一样，因而从总体上缓解社会压力，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在“保钓”事件中，民众的非理性或敌对情绪的发泄，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常生活中社会安全阀的缺失，使得本应排出的“过量蒸汽”因为缺少释放渠道而不断积累，并在“保钓”过程中突然爆发出来。一般而言，不良社会情绪积聚越多，其爆发的程度便越剧烈。

压力中的社会情绪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也滋生了很多问题。由新旧混合、现代与传统重叠所造成的“文化脱序”使社会成为一个“混合物”。借用金耀基先生的分析，从总体上，中国转型期社会表现为“异质性”、“形式主义”、“重叠性”的特征。

第一，异质性。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杂然并存；在政治上，“作之君，作之师”的观念与“平民主权”的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西化派与保守派杂然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

第二，形式主义，即“什么应是什么”与“什么是什么”之间的脱节。转型期社会，民众没有共同的信仰系统，也没有紧紧相扣的制度，整个社会呈现形式主义色彩：政治上空头支票，行政上等因奉此，学校教育上文凭主义、升学主义。

第三，重叠性。尽管社会结构已趋分化，社会功能已趋专化，但是每一个组织并不是完全“自主”的，亦非完全“功能专化”，因此，无法有效地完成其使命。处于这种社会转型状态下的“过渡人”遭遇“价值的困窘”，失去对新旧价值的信仰，成为“无所遵循”的人，陷入一种“交集的压力”，扮演“冲突的角色”，有的成为深思苦虑“完善的自我”的追求者，有的则成为“惟利是图”不受价值约束的妄人。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情形，容易使人们感到信仰与价值的混乱，造成茫然无所适从的焦虑心态。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报纸、无线电、电视、电脑的出现与广泛使用，大量民众参与到“庞大的沟通网”中，“普遍参与”的现象已逐步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网络环境，网民可以通过微博、论坛发帖、制作视频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释放心理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沟通网的形成与逐步完善为社会情绪的表达和社会共识的形成提供了可选择的机会。2012年的“保钓”行动之所以能够如此高涨，离不开“庞大的沟通网”，尤其是互联网的有效使用。网民通过网络表达自己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与想法；网民之间进行频繁的互动；“保钓”倡导者通过网络发起倡议并有目的地组织游行活动；一些网民将游行的照片、视频传上互联网。如此等等，形成庞大的舆论效应。

不过，如前所述，在“维稳思维”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缺失的情况下，一些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结果是：民众的不满在内心积聚，形成怨恨心理，这种怨恨心理还会在民众中相互影响和蔓延。与此同时，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如房价畸高、医药费昂贵、教育成本不断增加、养老压力越来越大等，成为很多民众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压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结果是，民众的压力、焦虑和不满情绪在内心积聚，如果这种情绪没有得到及时合理的释放，便可能通过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甚至造成对弱者和无辜者的伤害（如伤害幼童的事件），而这进一步在更广泛的层面带来紧张焦虑的社会情绪。

社会情绪的释放及其合法性

一般而言，社会情绪是指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境的知觉，是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较为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态度体验，这种知觉和体验对个体或全体产生指导性和动力性的影响。就其构成而言，社会情绪首先是群体成员对客观事物的共同的态度体验和相应的行为反应。从情绪表现来看，至少是群体成员比较一致的情绪爆发。尤为重要的是，社会情绪具有很强烈的群体情绪认同，容易在情绪上引起共鸣。总而言之，社会情绪通过社会交往与互动而形成众人所共有的情绪特征。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情绪可以迅速、大面积地传播扩散开来，使那些本没有此种情绪的人迅速被感染，进而形成更大的社会情绪潮流。反之，现实中人的社会情绪在拥有网络传播能力的网民的迅速传播下，使原本不知情的其他（异地）网民很快受到影响，形成呼应现实的更大的情绪潮流。如此相互感染、传播、渗透、扩大化，最终使社会情绪来势汹汹，气势磅礴。

在此次“保钓”事件中，部分网民的非理性情绪通过网络媒介，如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网络战地”表达出来，一些网民以文字或图片的形式来表达或宣泄自己对于“保钓”的立场与态度，其中不乏许多夹杂着偏激情绪的言论。这种夹杂着偏激情绪的言论受到一些网民的追捧，并使更多网民加入其中，通过转帖、跟进、评论等方式进一步传播这种言论，于是，这种“非理性情绪”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情绪必须通过“安全阀”释放，才不至于造成更严重、更具破坏性的冲突。政府与社会需要为高涨的负面社会情绪提供一种“安全阀”制度，为个体释放情绪提供合理的渠道。显然，当前中国社会较为刚性的“维稳模式”不利于社会情绪的释放。对此，有学者提出“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需要用一种新的关于秩序的思维来替代传统的稳定思维。稳定是被动的，秩序则是主动的；稳定是静态的，秩序则是动态的；稳定往往是与活力矛盾的，而秩序则是与活力兼容的。可以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用新的思维重建社会秩序是社会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还有学者提出“弹性维稳”概念，即正视社会矛盾的常态属性和利益属性，既无须把社会冲突上升到政治高度，也无须把利益冲突政治化。因此，必须确保政府能在第一时间听到群众的声音，可以成立相关舆情收集部门，及时掌握社会情绪，在危机发生之前或发生之时能有效地引导群众合法地释放情绪。当然，在民众以违法方式释放社会情绪时，应及时给予法律制裁，以起到一种“示范效应”，引导民众合理合法释放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