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的特征与挑战

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推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以大数据、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以网络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渐显出一些新特征和新挑战。

（一）大数据带动新经济发展，所有权中心向使用权中心转变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新经济”概念，主要是指在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以网络信息技术与创新为基础建立的新产业、新业态以及新商业模式等。

张曙光研究员认为，建立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技术基础上的信息技术平台，使信息化生产力成为一种新型生产力，主要有三个特征：全覆盖、可数据化；无限复制、非排他性使用、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小规模大范围、分散化、网络化、异质性、与工业化生产力反向。按照马克思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逻辑关系，必然会出现与信息化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形态。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理性人以占有资源为首要目标，但拥有而不使用就会造成“过剩产能”，与其拥有受累，不如方便使用，这符合经济学成本—收益原则，也是从拥有权中心论到使用权中心论的演进。经济学研究应该从所有权中心论向使用权中心论转变。

大数据及其技术发展重新点燃了一些人对兰格模式的梦想。他们认为，大数据可解决计算一般均衡所需的数据问题，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则可求解出均衡价格和数量，使以计划方式有效配置资源成为可能。

杨春学教授认为，这种观点误解了竞争性价格机制的实质。即便我们能计算出人为的一组一般均衡价格，它们也不等价于市场自由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价格。这两类价格所包含的信息是截然不同的。市场形成的价格之所以能够引导资源实现有效配置，是因为它们包含着无数市场参与者个人的“默会知识”。这种知识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每个人关于自己的偏好及其等级排序或结构的感觉知识，二是个人面对特定时空市场决策时如何运用自己拥有的资源和智慧的知识。在哈耶克看来，这类"默会知识"是以高度分散化的、零星形态存在于个人的大脑之中，只可心领神会，无法以语言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但是，通过竞争和交换过程，价格体系会记录下参与者在市场活动中留下的这类零星的“默会知识”，对它们进行编码、整合，创造出以新的价格形态出现的共同知识，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所利用。

杨春学强调，借助于大数据可以获得的信息再完美，计划也无法取代市场过程中竞争发现信息、交换传递信息的核心作用。虽然大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不可能让“计划经济”成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形态，但它们会让我们“触摸”到“无形之手”擅动的指尖，制定出更好的决策，降低交易成本，使市场运行得更有效率。

（二）经济“脱实向虚”，转型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的推进与市场机制的完善促使中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的超高速增长，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挑战。

沈越教授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实体经济却面临着棘手的困境，拖累经济增长。原因之一是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经趋势性下移；二是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驱动红利逐渐消失，而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进程相对缓慢，现有经济增长阶段缺乏足够的增长动力。

推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在带来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开始“脱实向虚”。1996年至2016年，中国货币供给量（M2）年均增速超过20%，明显超过经济总量增速。近年来M2增速整体上呈现递减趋势，但GDP增速也在下滑，M2与GDP比值从20年前的1∶1上升至2017年的1∶2.1。超发货币最主要去向就是虚拟经济，通过各种渠道最终在人们手中形成了既无消费需求，又无直接投资需求的多余货币，催生虚拟经济繁荣。金融业的高收益导致许多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往虚拟经济，利率居高不下，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成为常态，致使企业经营环境恶化，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首当其冲，部分内资、外资企业逃离。

汪红驹研究员则认为，根据金融业占比的重新测算，情况好于预期。2017年第一季度金融业占比尽管仍然保持在一相对高位态势，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约在9.5%，但与上年一季度相比降低0.23%。从金融业增加值增速来看，2017年一季度金融业增加值增加了9.1%，也比上年低0.1%。

（三）要素价格扭曲，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亟待完善

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目标是降低企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降低要素成本，建立和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陈昆亭教授从要素结构与可持续增长角度出发，指出要素结构变化及要素价格与要素结构动态关联主要涉及内生与外生价格决定机制。要素价格是内生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能实现一般均衡，使得市场处于出清状态。而垄断价格制度、信息不完备、主观决策及外部价格冲击等外生因素会使市场存在长期偏离均衡状态的趋势。需要完善要素价格机制：一是资本价格管理，从根本上抑制资本市场结构性扭曲和要素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劳动价格管理。大幅度提升科研教育部门等劳动价格的基础部分，引导高校人才合理流动，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三是规范科技教育部门管理，取消限制劳动流动性的各项不合理条款，从根本上探讨去行政化的方法。

李建伟研究员从要素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规律入手，指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存在差异，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存在显著的周期性特征。用各省收入法核算的GDP测算的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呈“U”型规律，拐点大致在2007年；以资金流量表中数据测算的要素分配结构也呈“U”型规律，拐点大约出现在2011年。导致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呈现“U”型规律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加速数的不断提升和消费倾向的相对下降。2017年中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达到峰值，2025年会下降至7.6亿人，在确定出口倾向、消费倾向等外生因素后，劳动者报酬占比会逐渐提高，到2025年预计在53.69%左右，资本要素会呈现下降趋势。实现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的重点在于保护不同生产要素的合法权益，防范劳动成本过快上涨，抑制资本过度集中引致的财富过度集中。

付敏杰副研究员聚焦于土地要素，从城市化进程演进与土地要素关系出发，指出土地城市化趋势明显，土地要素价格在地方财政作用下发生扭曲。2000年到201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24万平方公里增加到4.9万平方公里，是同期人口增速的1.3倍。若从1978年算起，则土地城市化速度是人口城市化速度的约1.6倍。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独特性致使土地财政问题严重，政府凭借土地供给垄断权和超强的价格控制力，以土地为核心，把城市化进程演化成可以盈利的项目。

（四）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短期失业风险加剧

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剩余劳动力大量减少及“用工荒”的出现会降低就业难度，但事实上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存在差异化明显的求人倍率，说明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期的中国，失业风险依旧严峻。

赖德胜教授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态势及宏观政策选择解释了失业风险加剧的原因。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企业面临倒闭或裁员，进而增加失业率。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企业释放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其中由于体制或资源专业性形成的人力资本很难形成新的就业。三是技术水平提高形成对目前劳动力和就业的代替，企业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比例会逐渐提高，在我国产业结构较为低端的条件下，技术替代作用愈发严重。四是新经济发展既创造工作岗位，也消灭工作岗位，增加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就业岗位，对实体经济就业带来严重制约。在经济转型与产业迈向中高端过程中，就业岗位的破坏与就业岗位的创造同时发生，从长远来看，就业岗位的创造将会超过破坏，就业会增加。但从短期和局部来看，就业岗位的破坏和丢失可能更明显和严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失业风险加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