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初步:在西部边疆经济新发展中的实践
- 黄毅
- 2541字
- 2025-02-28 15:25:08
2.3 社会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挑战
2.3.1 社会发展推动进入新时代
伴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的社会经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是数量的变化,还有质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时代。
2.3.1.1 经济总量不断增长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主要体现在GDP上。2017年我国GDP总量达到82.7万亿元。2016年我国GDP为74.3585万亿元,1978年为0.3678万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16年GDP是1978年的32.2倍,这38年间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为9.57%,远超同一时期其他主要经济大国的增长率。在同一时段,美国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7%,加拿大为2.5%,英国为2.3%,日本为2.2%,法国为1.9%,德国为1.8%,意大利为1.4%。
经济高速增长创下的世界奇迹,打破了二战后50—70年代日本人创造的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打破了20世纪韩国人30年间经济年均增长在8%以上的汉江奇迹。
我国GDP总量的不断增长,也使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占比不断增大。1978年我们GDP占世界总量只有2.3%,排在世界第9位;2011年,我们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2位,2016年全球GDP总量为75.642万亿美元,我国GDP总量占全球比例约为14.8%。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正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央。
2.3.1.2 和第一大经济体的差距不断缩小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GDP总量不到美国的10%,只占9.43%。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在追赶世界的过程中,也缩小了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2016年全球GDP增长速度是2.4%,美国的年均增长率为1.6%,我国经济增长为6.7%。2016年我国GDP总量为11.199万亿美元,美国为18.569万亿美元,我国占美国的比例提高到60.31%。
2.3.1.3 人均GDP水平提高,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385元,到2016年人均GDP为53980元,以不变价格计算,2016年是1978年的22.4倍。38年间,人均GDP年均增长为8.5%。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8836美元,是1981年人均GDP 286美元的30倍。2015年世界银行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45~412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126~1273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3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1个,低收入国家31个。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国家,到2001年,我国人均GDP达1041.68美元,接近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水平;到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4430美元,我国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我国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
所以,从人均GDP来看,改革开放40年,我们从贫穷出发,跨越了温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我们人口这么庞大的国家,40年中国经济发展无论是从理论、政策、经验还是实践,都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的智慧。
2.3.1.4 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1)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高达70.5%,到2016年下降到27.7%;1978年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7.7%,到2016年产值占比下降到8.6%。经济发展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下降了42.8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也降低了19.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上升了31.3个百分点,产值上升了27个百分点。
我国第二产业产值在规模上于2011年超过了美国,成为工业制造业最大的国家,当年美国产值为3.196万亿美元,我国是3.515万亿美元。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超过了第二产业的产值,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最突出。从三次结构的关系来看,我国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结构,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基本完成新型工业化。
(2)社会组织结构和消费水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伴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人口也在不断地流动和迁移,城镇化率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是17.92%,乡村人口占82.08%;到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占51.27%,到2017年城镇化率达58.52%,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从30%~70%发展的第二个加速发展期(50%~70%之间),而城镇化加速变化的深刻原因是由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所引发的。
社会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我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为68%,城镇家庭约为59%,平均计算超过60%。1978年的中国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到2017年我国恩格尔系数城镇为28.6%,农村为31.2%,平均计算为29.3%。根据联合国关于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的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根据这个标准,改革开放40年,我们已经从贫穷变成为富足的国家。
综上所述,通过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经济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推动我国进入新时代。
2.3.2 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时期的挑战
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我们的发展水平不同了,约束发展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发生了变化。
2.3.2.1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伪命题
“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后果:或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或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世界上有70多个高收入国家,只有15个国家是真正从发展中国家跨越过去的,二战后116个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没有实现跨越。20世纪70年代达到上中等收入的一些拉美国家,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了,没有实现跨越并且危机不断,被称为“拉美旋涡”;20世纪80年代东亚曾经的雁阵模型第二梯队的几个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也是达到上中等收入以后经过30多年仍然实现不了跨越,被称为“东亚泡沫”;20世纪90年代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包括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也门等,都出现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被称为“西亚北非危机”。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是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是一个伪命题。
2.3.2.2 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世界上有70多个高收入国家,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实现跨越,即从中上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中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国有20个,平均用时11年9个月完成跨越。我国从2010年以来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根据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人口大国用平均11年多一点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也是用11年或者再短一点时间完成跨越任务,那么我们应该在2020年前后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所以,目前我们正面临历史机遇与挑战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