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创业活动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全球创业观察（2014/2015）中国报告》指出，2014年中国创业活动指数为15.53，高于美国（13.81）、英国（10.66）、德国（5.27）、日本（3.83）等主要发达国家。家庭创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家庭所创办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是我国小微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将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那么，家庭创业的重要性如何，文献中仍存在不同的观点。

肯定的观点认为家庭创业对于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Schumpeter（1934）认为创业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其较早地强调了创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Audretch、Keilbach（2004）研究表明创业可以吸引新企业进入市场。这将有利于促进竞争和行业多样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这也会增强当地企业间的知识溢出（Jacobs,1969）。创业者所具有的不同于普通雇佣工作者的特质如自我成就感、风险承担、自信等（Djankov et al.,2006）也是促进知识溢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重要源泉（Caves,1998），这将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庄子银（2005）通过构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源泉。模型分析表明，相比于企业家精神微弱的经济体，企业家精神强烈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均更高。李宏彬等（2009）基于1993—2003年的面板数据并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分析方法，用个体和私营企业雇佣工人数量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作为对创业精神的衡量，实证研究表明创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这一实证分析结果在控制制度和人口等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后依然成立。Gindling、Newhouse（2014）基于74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的分析发现，在低收入水平国家，工资获得者仅占工作人口的25%，非农领域的工资获得者仅占非农领域工作人口的19%。这表明，在低收入水平国家中，自我雇佣的创业者占工作人口的比重更高。

消极的观点认为创业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贡献是非常微弱的。Haltiwanger等（1999）基于美国企业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企业年龄是呈正向变动关系的。这意味着，新创办或新成立的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弱于在位企业的，从这一点来讲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Persson（2004）研究发现由成立五年内倒闭的新企业所导致的就业损失是多于仍存活的企业的就业增加的。这表明，创业对就业增长的总体效应反而是负向的。因此，Shane（2009）指出新创办或新成立的企业只能创造很少的就业机会并仅能创造少量社会财富，政府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更应当依据收入较高且成长潜力大的企业的情况。他认为政府政策的制定不应着力于对创业活力的支撑上，而应着力于对高质量企业发展的扶持上。此外，大量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均证实了“创业回报之谜”的存在（Hamilton,2000;Astebro, Chen,2014），即创业者参与创业经营的决策不符合风险收益权衡这一规律，创业者承担了较高的经济风险，但创业者的收入水平并没有高于工资获得者。

目前，国内学者对家庭创业问题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家庭创业参与决策影响因素的探讨。阮荣平等（2014）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06—2010年的微观数据探讨了宗教信仰对创业参与决策的影响，其基本估计结果和使用省级层面宗教活动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均证实了宗教信仰对个体创业的显著促进作用。陈刚（2015）借助于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政府治理、投资环境与和谐社会：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中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天数这一指标作为对城市层面政府管制程度的衡量，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管制指数对创业参与的边际影响显著为负，这从侧面证实了我国简政放权政策的有效性。张龙鹏等（2016）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和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2008年数据实证考察了行政审批对居民创业可能性和创业规模的影响，发现行政审批越严苛，当地居民创业可能性显著越低，创业规模也显著要小。此外，还有大量学者探讨了金融约束、社会网络、打工经历等对创业参与决策的影响（Li et al.,2008；罗凯，2009; Lu,2011；马光荣，杨恩艳，2011；张龙耀，张海宁，2013）。可以发现，已有文献研究主要对制约家庭创业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而对于家庭创业的经营表现、家庭创业的进入与退出（新增创业与创业退出）等关注不多。《全球创业观察（2014/2015）中国报告》指出，我国创业活力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但我国家庭的创业活力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国家庭的创业质量如何？我国家庭参与创业是否带来了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在家庭创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又有哪些呢？由于微观数据缺乏，目前鲜有文献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出较为细致的回答。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多项政策以扶持家庭创业发展，如进一步简政放权、税费改革、金融服务深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向小微企业转型等，然而目前我国家庭创业仍面临以下几个方面挑战：

（1）我国家庭创业活力较高，但整体创业质量有待提升。2011—2015年，我国家庭的创业参与率不断增加。2015—2017年，我国家庭的创业参与率略有下滑。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追踪样本数据分析显示，2013年受访的创业家庭中有三成家庭在2015年不再参与创业经营。同时，我国家庭创业主要聚集在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生活服务类行业，这些行业内的创业活动的经济附加值较低，其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整体而言，我国家庭创业质量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虽然家庭创业的市场退出成本较低，但家庭所经营的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的倒闭在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财富损失的同时也会威胁社会的和谐安定。在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大力提高创业质量、促进高质量企业发展是新时代的要求。

（2）家庭创业规模普遍偏小，增长潜力缺乏、内在动力不足。我国家庭创业的组织形式以个体工商户为主。普遍而言，其规模较小。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家庭自营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极易受外部经济、政策环境变动的影响。《全球创业观察（2014/2015）中国报告》指出，虽然中国创业活力高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但与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创业环境在金融支持、教育培训、政府政策环境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我国家庭的创业发展。同时，当前我国创业家庭的户主受教育水平以中低教育水平为主，这可能是导致我国家庭创业中创新活动较少的原因之一。

（3）互联网经济对我国家庭创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家庭创业市场环境和经营模式的巨大变革。互联网创业对我国家庭创业发展是机遇还是挑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创新创业活力的提升，也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

（4）融资难问题是困扰我国家庭创业的难题。家庭创业规模较小、集中在低附加值行业、倒闭风险高等特点使得家庭因创业具有的正规信贷需求很难被银行批准。然而，由于关于家庭创业信贷相关的微观数据缺乏，我们对于家庭创业的正规信贷需求和正规信贷获得现状如何并不清楚，什么因素制约着家庭创业的正规信贷需求和正规信贷获得也无从知晓，家庭创业所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否是导致我国家庭创业较高退出率的原因也不清楚。

因此，本书将使用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对我国家庭创业发展问题展开细致分析与研究。这不仅可使我们了解我国家庭创业发展现状及其制约因素，也能够为我国家庭创业质量提升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依据。本书将在有限的几个章节中对以下问题展开讨论，即我国家庭创业活力和家庭创业发展的现状分析和动态变化分析、参与创业对家庭经济福利的影响、参与创业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分析、我国家庭创业的新增与退出、我国家庭创业的信贷现状及我国家庭创业的税费负担等。总的来看，本书从家庭创业现状、其对家庭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群体特征、动态变化、信贷和税收等方面对我国家庭创业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探讨。本书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填补文献研究空白的同时也将为我国家庭创业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提供有针对性、有实践依据的建设性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