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桐！快看邮箱！”
乔昔的尖叫声从客厅传来时，我正在浴室刮胡子。手一抖，剃须刀在下巴上划了道口子，血珠立刻渗出来。
“嘶——”我皱眉，抓过毛巾按住伤口，推开浴室门，“怎么了？”
乔昔光着脚冲过来，手里挥舞着一封信，眼睛亮得惊人：“《纽约客》回信了！他们要用你的小说！”
我的大脑空白了一秒。
“什么？”
“《星辰》！他们接受了！”她几乎是跳着把信塞到我手里，“快看！”
我低头，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纽约客》编辑部正式接受我的短篇小说《星辰》，并邀请我继续投稿。
我的手指开始发抖。
“天啊……”我反复读着那几行字，好像它们随时会消失，“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乔昔已经掏出手机，拨通了FaceTime，“爸妈！邱桐要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了！对！就是那个《纽约客》！”
我站在原地，下巴的血迹染红了毛巾，手里捏着那封信，像个突然被大奖砸中的傻子。
《纽约客》。
那个我高中时在图书馆偷偷翻阅的杂志，那个刊登过我最崇拜的作家的杂志，现在要有我的名字了？
乔昔挂掉电话，转身扑向我，差点把我撞倒在沙发上。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她搂着我的脖子，声音里带着哽咽，“从你写完《星辰》那天起，我就知道它一定会被看见！”
我紧紧抱住她，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香气。
“没有你，我走不到今天。”我说。
这是实话。
每次被退稿，是乔昔把打印出来的拒信折成纸飞机，和我一起从阳台射向夜空；每次自我怀疑，是她半夜爬起来给我泡热牛奶，逼我念出那些被我嫌弃的段落；每次修改，是她用红笔圈出“这里不够真实”“这里情感不够”——她不懂文学理论，但她懂人心。
而现在，我们站在客厅中央，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那封信上，像某种神圣的见证。
接下来的几天像做梦一样。
爱默生学院的教授们在走廊上拦住我祝贺；当地报纸的记者约我喝咖啡，说要写一篇“新锐作家”专访；甚至有几家出版社的编辑发来邮件，询问我是否有长篇计划。
“你看，”乔昔把《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贴在冰箱上，得意洋洋，“'来自中国的文学新声'——邱先生，你要出名了。”
我摇摇头，把煎蛋翻了个面：“一篇短篇而已，离'出名'还远着呢。”
“才不是，”她戳了戳报纸上我的照片，“你写得那么好，迟早全世界都会知道。”
她总是这样，比我自己还要相信我的文字。
庆祝那天，我们去了查尔斯河边那家意大利餐厅——就是两年前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去的那家。乔昔穿了那条浅蓝色的连衣裙，我则难得地打了领带。
“敬未来的大作家，”她举起酒杯，烛光映在她的眼睛里，“和《纽约客》的第一篇，但绝对不是最后一篇。”
玻璃杯相碰的清脆声响里，我突然想起高中时那个躲在图书馆角落写故事的自己，想起那些被揉成一团的草稿纸，想起乔昔第一次读我写的东西时说的——
“邱桐，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作家。”
那时的我根本不敢想象，有一天这句话会成真。
乔昔的事业同样蒸蒸日上。
她设计的音乐疗法项目获得了医院年度创新奖，还被邀请去芝加哥参加全美音乐治疗大会发言。
“紧张吗？”出发前一晚，我帮她整理演讲稿，看她反复练习同一个段落。
“超级紧张，”她咬着嘴唇，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台下会有好多专家……万一我说错了什么……”
我握住她的手：“但想到我在观众席，就不那么怕了，对吧？”
她笑了，眼角的细纹舒展开来：“对，你在的话，我就不怕了。”
演讲当天，我坐在第三排，看着台上的乔昔。
她穿着利落的西装套裙，头发整齐地别在耳后，完全看不出当年那个英语结巴、在电话里把“injection”说成“rejection”的女孩。她的英语流利而自信，手势专业，幻灯片上的数据清晰有力。
“……音乐不仅能激活大脑的愉悦中枢，更能重建创伤儿童的信任机制……”
台下不时有人点头做笔记。问答环节，一个灰白头发的教授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乔昔稍作思考，然后给出了一个既专业又充满人文关怀的回答，引得现场一阵掌声。
我坐在那里，胸口胀得发疼——为她的成长，为她的光芒，为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条路。
回波士顿的飞机上，乔昔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收到的名片——几家大医院和研究中心对她的项目表示兴趣。我轻轻拨开她额前的碎发，想起三年前那个在医院走廊红着眼睛说“有家长嫌我口音重”的女孩。
现在，她是会议上备受瞩目的新星了。
夏天，我们搬到了稍大一点的公寓。
两室一厅，有独立的书房和更宽敞的厨房。搬家那天，艾达奶奶拄着拐杖来送我们，手里捧着一盆罗勒。
“在新家继续茁壮成长，孩子们，”她挨个亲吻我们的脸颊，“就像我的罗勒一样。”
我们小心地把那盆植物放在新厨房的窗台上。乔昔还带走了旧公寓的那张橡木书桌——虽然边缘已经磨损，漆面也有些剥落，但她坚持说“这张桌子见证了你的第一篇小说，必须带着”。
新公寓的墙上，我们挂上了《纽约客》刊登《星辰》的那期杂志，旁边是乔昔获得的奖状和媒体报道。书架上，我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样书和她的音乐疗法手册并肩而立，像某种默契的宣言——
我们都在这里扎根了。
而且，我们开花了。
“下一步是什么？”某个周末的早晨，乔昔蜷在沙发里问。阳光透过新换的窗帘照在她脸上，在她睫毛下投下细碎的阴影。
我搅拌着咖啡：“出版社建议我写长篇……你呢？”
“波士顿儿童医院给了我正式offer，”她轻声说，“还有纽约和加州的机会……”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这是第一次，我们的职业道路可能出现分歧。
纽约有更好的出版资源，加州有顶尖的医疗研究中心。波士顿呢？有我们熟悉的街道，有艾达奶奶，有我们这三年来建立的一切。
“我想留下来，”最终乔昔说，手指缠绕着我的，“我的项目在这里刚起步……而且……”她抬头看我，眼睛清澈得像查尔斯河的水，“这里是我们的家。”
我点点头，如释重负。
我也想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我知道乔昔不会接受我为她放弃机会——就像我不会接受她为我牺牲一样。我们相爱的方式，从来不是互相捆绑，而是并肩生长。
“不过……”乔昔狡黠地眨眨眼，“等你的书大卖，我们可以考虑纽约……或者回中国……”
我大笑：“一步一步来，乔女士。”
感恩节，我们邀请了几个新老朋友来家聚餐。
乔昔信心满满地要烤火鸡，照着YouTube视频腌制了整整两天。结果出炉时，表皮焦黑如炭，切开后里面还带着血丝。
“怎么会这样！”她瞪着那只失败的火鸡，几乎要哭出来。
我赶紧救场，用冰箱里的食材炒了中式面条，意外地大受欢迎。餐桌上中英文交杂，笑声不断——有乔昔医院的同事，有我文学圈的朋友，还有隔壁的艾达奶奶，她带来了一大盘提拉米苏。
“敬我们的第三年，”乔昔举杯，脸颊因红酒而微微发红，“和最美好的未来。”
窗外，波士顿的第一场雪悄然飘落。屋内，朋友们举杯相庆，暖意融融。
在这片曾经陌生的土地上，我们的爱情已经深深扎根，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三年时光，从忐忑不安到从容自信，从一无所有到小有成就，我们证明了——
无论相隔多远，只要彼此守望，就能在星辰之下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