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关于三“吏” 三“别”

三“吏”、三“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又真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应如何评定杜甫的这一组诗的创造价值？

我们观察杜甫的诗，在他写某些诗的时候，他确乎自觉地怀着一种创造的意识。然而他的创造的意识最初可能只在诗的体裁上面，他要把诗的体裁扩大，他要诗能够无所不包，在诗里什么东西都写得下去，很自然所谓诗还指着五言古诗（包括乐府），从汉魏六朝以来一直发展着的主要的诗的形式。杜甫之所以怀着这种对五言古诗的创造意识，虽然他下笔时是着重于体裁，而逼得他非把体裁扩大不可的，又正由于他的诗的思想范围大，不是过去的简单的五言古诗所能包容得了。他的思想内容是他的时代要他反映的，他自己最初并没有意识着他的诗里表现的东西与前人有怎样的不同，——他还认为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哩！他确乎只在诗的写法上注意了创造性，他认为应该把诗的体裁扩大。有一首是最特别的，就是《兵车行》，诚如旧日说诗的人所说“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也就是说杜甫写《兵车行》的时候并没有把古人的诗放在考虑里，他迫不及待地替人民说了话。若他写《赠韦左丞丈》的时候，便有意创造诗体了，他要把在散文里所能说的话在诗里都能说，而且说得更急迫。《自京赴奉先咏怀》体裁上属于《赠韦左丞丈》一类的有意的创造，内容上则是迫不及待，诗人自己并没有意识着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唐代天宝之际应该有这样的反映，以及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反映。到了写《北征》的时候，又有意把他的诗再扩大一步，想真正做到自由抒写无所不包，因此又有些有意写诗的痕迹。《前出塞》、《后出塞》又是特别的，内容上是有意的创造，而且蓄意很久，故诗写得非常沉着。三“吏”、三“别”是有意识地创造诗体，同时又是有意识地创造诗的内容，换句话说杜甫要写他的新乐府了，诗人自觉地认识到诗要替人民说话，自觉地认识到写诗就是参加政治。我们应该这样评定三“吏”、三“别”的价值。

人都说杜诗是“诗史”，再没有诗比杜甫的三“吏”、三“别”更显得诗是真的历史了，这个历史是替人民作记录的。记的是唐代社会遭了胡人安禄山之乱农村中的凄凉与被压迫的景象。诗人把他的时代的生活经过选择然而不是夸张地集中在这六首诗里。这里当然也是写典型，这里的典型却不是一般当中的概括，是诗人善于从突出的环境里写出一般的生活、一般的人物来。我们在这里所要的正是一般的生活、一般的人物，不是突出的生活、突出的人物。我们读了三“吏”、三“别”，把唐代天宝战后的农民生活，农民性格，知道得很广，知道得很深，而是通过非常不常有的环境知道的。战争当中的“别”，也就是应征的农民的离家，是一个典型环境，杜甫是写过这种典型的，这里则是战争当中“新婚”之别，“垂老”之别，“无家”之别，那么真是“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一般的不常有的环境是不适宜于写典型的，因为难得有代表性，杜甫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则足以为农民生活农民性格的代表，这是杜甫写典型的另一种方法。很分明，这个方法同《前出塞》、《后出塞》的写典型是不同的。我们应该辨别这一点。

我们在提出三“吏”、三“别”是真的历史的时候，还应该特别注意杜甫在同一路上同一春天写的另外一首诗，就是《赠卫八处士》。《赠卫八处士》里说“夜雨翦春韭”，可见是春天的事情，就是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天的事情，其时邺城吃了败仗，杜甫从洛阳回华州，一路上看见了战乱中的农村，认识了人民的凄凉的生活，被压迫的生活，因而写了他的新乐府，替人民说话，我们如果把这些宝贵的战时人民生活史同《赠卫八处士》诗里所反映的地主阶级战时的“隐逸”生活作一个对比，那就知道中国历史的全面，抵抗胡乱中两个阶级的生活。这个意思我们在讲《后出塞》的时候曾经说过，现在特再提起注意。

“新安吏”

杜甫一走到新安县，就看见路上都是小孩子的母亲，都是当作壮丁抽出的小孩子，而有母亲送的孩子还不算凄凉的，还算幸运儿！他们也就养得好一些。其余的是瘦男，是孤儿。这是杜甫当下眼中的光景。看见这个光景，诗人就提出了问题：“县小更无丁？”又提出问题：“小孩子何以守王城？”这些话当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等于说了几句空话，然而也附带地说了“守王城”的重大任务。这个重大任务有良心的诗人只能附带地说出，这是现实的非常有意义的反映，国家抵御胡骑的重大责任是凄凉不堪的劳动人民的未成年的儿子担当！

起初是“喧呼”，后来是“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这就是说小孩子都已走了，其时是日暮。府帖是“昨夜下”的。一天的工夫新安吏把“公事”办了。

在杜甫以前的中国文学，连《诗经》在内，没有这样真实具体的作品。杜甫的诗，就是在路上写的，题目分明是路上的题目。接着路上有一连串的题目哩！他确乎是把读破的“万卷书”都丢开了，他意识到他要创造真正的反映人民生活的诗，而且是为政治服务的。

我们看伟大的诗人的声音：“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都是路上的话，在杜甫以前的诗里没有这样把眼前流水，眼前春山，同着失去儿子的母亲的老泪纵横写在一块儿向无情天地质问的！——天地当然无情，杜甫提出“无情”二字，是说不合理的社会的无情好象不可改变似的！从前说诗的人不明白“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是杜甫写当前的自然环境，说杜甫是用比喻，白水喻“行者”，青山喻“居者”，那是错误的。此时已是日暮，流水无情不管人间的苦还是那么流，母亲们的哭声则给青山留住了，青山故意给以回音似的，所以说“青山犹哭声”！诗人很难过，赶快说：“母亲们，不要哭罢！眼睛哭穿了没有人管的！”我们要明白，诗是杜甫在路上写的。往下杜甫还对母亲们说了许多话，话说得滔滔不绝，绝是政治宣传。而这是《新安吏》同《石壕吏》大不相同的地方，在《石壕吏》里杜甫一句话也没有说，简直是吞声不说！

“石壕吏”

奇怪，在《新安吏》里杜甫那么地爱说话，在《石壕吏》里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呵！《石壕吏》是一首伟大的诗，其所以伟大也正是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他在“有吏夜捉人”的当场之下，一夜没有睡觉，他等于同压迫人民压迫到了极点的社会格斗，杜甫就等于一位水浒英雄，第二天清早姓名也不留就走了。诗人真是吞声无言。然而《石壕吏》这一首诗流传千古。

我们要这样认识《石壕吏》的作者作诗的精神。作者确乎是以这种最伟大的英雄好汉的精神写这首诗的。

因为外国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介绍到中国来，于是许多人认为象杜甫的《石壕吏》便是短篇小说或者独幕剧的好标本，把故事展开得非常得要领，通过一个老妇人的说话，通过暮夜捉人，通过老翁踰墙几个紧张的动作，给人不可磨灭的印象。这话当然也是不错的。但这样说对诗人杜甫的伟大精神不能说是有了了解。杜甫确乎是没有想到这些文章作法的。他把事情都看见了，话都听见了，一直到深夜还听见人家哭，而他觉得他没有一句话可说，连说“天地终无情”都不肯说。“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可爱的杜甫呵！说不尽的话呵！

“潼关吏”

我们从《潼关吏》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杜甫关心政治，而且参加政治，而且他在封建时代参加政治并不要朝廷给他什么“官”的。在杜甫以前的诗人，是没有这样以自觉的态度把实际的政治活动作为写诗的材料的。杜甫这年四十八岁，所以人家叫他叫“丈人”，他看见士卒筑城防胡的辛苦，他下马，他走山，他学习战术，他考虑战略，他连忙想到应该吸取过去潼关一战失败的教训。“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这两句话又极其深刻地表现诗人对人民的热爱与确信，以及伟大祖国的历史对今日时事的鼓舞。是的，“艰难奋长戟”，多么沉着的美丽的战士的形象，这个战士不是别的人，正是中国的劳动人民。“万古用一夫”，这一个武装人员体现着千古的战略呵！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中国地理中国诗人是应该熟悉的。

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文艺应该写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这是我们生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光荣任务。杜甫是一千多年以前的诗人，我们从他的写诗的精神，应该得着鼓舞的。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我们在讲《前出塞》、《后出塞》的时候曾说过，杜甫的诗的主要价值在于歌颂农民是正义的有良心的，惟有他们是国家的支持者。《前出塞》里那个士兵，《后出塞》里那个将校，都有着高度的爱国观念，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都拿出自己的行动来报答祖国，他们是国家光荣的一面。无疑的，杜甫认为他对他的《前出塞》、《后出塞》的主人公是怀着歌颂的热情写的。写《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是满腔的同情。他要把人民的生活痛苦记录下来，而最重要的，在哀我蒸黎的诗中也正显示了国家的希望，就是，人民是正义的，有良心的，在自己的生活毫无希望的情况之下（只有那个昨夜新婚的女子对个人存着希望！）人民还是爱国，劳动人民有悲愤，然而没有什么叫做“消极”。这是《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三首诗的真正的意义，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伟大。

我们最好把杜甫另外的某些诗——也是“史”，是杜甫有意讽刺朝廷的，把这些诗在这里先来作一个对比。杜甫虽是有意讽刺他的朝廷，（他当然不晓得这就叫做地主阶级！）如《有感五首》里“何以报皇天”的“将帅”，《诸将五首》里“何以答升平”的“诸君”，还有《洞房八首》说的“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还有最早写的《丽人行》里的“丞相”，都是真人真事，这些真人真事真是一文钱不值，杜甫并不愿意刻画他们，而地主阶级的丑恶在有良心的诗人的笔下也就暴露出来了。诗人确乎是不愿意说得太明白、太利害的，稍为说一说也就够丑的了，无能、无耻。最有趣的还有一首《冬狩行》，同《丽人行》是一样的写法。《丽人行》开始很大的篇幅好象杜甫真正描写丽人似的，最后两句乃知道他是骂人，《冬狩行》开始好象恭维“东川节度兵马雄”似的，读到最后乃知道当时有权的“大将”是对人民对国家开玩笑，杜甫啼笑皆非地骂他道：“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当时唐王朝，于安禄山打进长安之后，吐番又打进长安了。所以杜甫不愿意刻画他的本阶级，而他写出了地主阶级的无耻和无能。若杜甫写三“别”，是用全力来写，他把他以前的文学都思考过了，他要写他的时代的“三百篇”，他要创造唐代天宝乱中的新乐府，这就非常明显地表明一个事实：人民才是诗的主题。

在《新婚别》里把一个农家女子表现得多么真实，多么坚强！这个女子是处在封建社会里，可以说在未出嫁前在家里是不敢露头面的，不敢多说话的，所以说“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现在她把她的话完全说出来了，多么可爱的女子！她新婚然而尚未成婚，“暮婚晨告别”，她天真地想到：“我这个女子将何以拜人家的父母作公婆？”她觉得她还是她自己。其实她是有愤恨的，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傍！”杜甫真是会写人物的性格，他这样写这个女子的愤恨，应该是当时环境所许可的，换句话说这样的愤恨是合乎人情的，这个新婚别的女子应该有这一句话：“你们把我嫁在这里，不是把我抛弃在路傍吗？”杜甫一开始就写这个女子的愤恨，封建社会的女子只能这样表示愤恨，——没有这样的愤恨就不是真正的“人”。往下又是真正的农家女子对着征夫的丈夫的真正的感情：“君今生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六句话里第一句应该作“生死地”；作“今往死地”或“生往死地”是不对的，因为女子是有希望的心，是希望打胜仗的，是盼着丈夫回来的，“君今生死地，沉痛迫中肠”，便表现着这样有希望的心的美丽的语言。“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两句也正是新婚女子的心理，跟着丈夫去总是好的，想起“何以拜姑嫜”真有些难堪，所以说“誓欲随君去”。然而她知道不能去，因为“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没有随军去的事情，也没有随军去的道理。那么“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思想上的矛盾得到解决了，以战胜归来为第一。下面几句把贫家女子写得真可爱，简直可歌可泣：“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粧！”费多少时候在娘家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嫁衣一下子换下不穿了，而且当面洗了红粧！“与君永相望！”多么复杂的心理过程，多么真实的性格，是真正的“人”。

《垂老别》里的一位年老的农民，性格太可爱，生活到了他这个样子，他还是那么幽默，那么地慷慨赴死。“子孙阵亡尽”，结果还要他这个“幸有牙齿存”的人去当兵，——他的牙没有完全落掉，这是旁人都看见的，他的身子骨的不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所以他说了牙齿之后，连忙说“所悲骨髓干！”老年人多么善于言老，也就是诗人多么善于写老年人。“投杖出门去”，要他去要得多么快呵！我们读了《石壕吏》也可以知道催逼的情形。“同行为辛酸”，我们又知道同去的有许多人，大家都可怜这个老头儿，至于大家自己呢，倒没有什么似的，真是可爱的人民！“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乃是此老的幽默，或者他看得大家同情他，大家都是同行者，他有意逗得大家一笑罢。这一戏剧性的动作，只有有丰富生活经验的老年人才会有的。难为诗人在这里用了“男儿”二字，难为诗人在这里作了“介胄之士”的描写。不，不是诗人的想象，任何人都不会这样想象的，是诗人在路上看见的。伟大的诗人，他记录了伟大的人民。这个老年人不但看见“子孙阵亡尽”，在他自己少时壮时也一定当过兵打过仗的，所以他做着“男儿既介胄”的姿势，所以下面他又说着“人生有离合，岂择衰老端？”他“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他长叹是叹与他的老妻今日之作别。“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熟）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真是天地无情的景象！在封建时代人民遭受压迫，老婆婆们倒卧在路上哭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是壮丁被拉去了，这样的情形是普遍的，不是稀奇的，但现在是“老妻”卧路啼呵！从老夫妻看来到了死的日子有什么叫做“生离”，明明是死别呵！但生活是一刻也不容情的，卧在路上衣裳单薄，“且复伤其寒”！明明将是死无葬身之地，而“还闻劝加餐”！老头儿听了加餐之言，又幽默了，“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这真是老年人的话，“纵死时犹宽”五个字。最后是走了，他这样说：“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他的心胸很大，他想到的是整个的世乱。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两句诗真表现着一个好农民的感情。人民是有人民的义务的，就是说，再度别乡，是不辞的，但再度别乡而无家可别怎么叫做“人生”呢？人生是这个样子吗？在有阶级压迫的社会里人生是这个样子。剥削阶级就是剥削，就是享受。劳动人民就是被压迫，在抵抗异民族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是唯一的责任者，同时他们丝毫没有受过什么叫做“待遇”。杜甫的《无家别》里的这两句话说尽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兵：“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当这个幸而没有为尘泥的人因阵败又寻归旧乡的时候，真正是凄惨，他的村子里本来有百余家，这时只有“一二老寡妻”！自己的村子自己本来是熟悉的，应该一下子就摸到家，而他是“寻”，而且“久行”，“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呵！是快天黑时到家。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呵！不进到家又往那里去？所以说“安辞——且穷栖！”这又是好农民的话。“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这又表现着好农民，一个人在村子里荷锄，邺城吃败仗正是乾元二年的春天。而接着两句“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显得这个吏比石壕吏夜里捉人更利害，更狠。而农民一句话也没得说的，只有去。“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这几句话把这个无家而又再度别乡的好人写得多么天真可爱。不，不是杜甫写的，是杜甫听了他的话，这种话不出自好农民之口任何人不会想得出的。他还以本州役为徼幸，倘若家中有亲人的话，因为自己走得不远。然而现在近行又有什么好处呢？反正家中一个人也没有！——然而近去比远去总要强些！——唉，家乡既已荡尽，远走也是一样，近走也是一样！最后他告诉我们他母亲死了，“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到肃宗乾元二年是五年。

中国诗的发展的问题

最后我们应该在这里谈一谈中国诗的发展的问题，也就是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怎样统一的问题，因为伟大的三“吏”、三“别”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仇兆鳌杜诗注本在《新安吏》这首诗的后面引用陆时雍的话：“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汉魏居多，第出手稍钝，苦雕细琢，降为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齐于古人者，以意胜也。假令以‘古诗十九首’与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新安》《石壕》诸什与古人作，便首首皆有神往神来，不知而自至之妙。”这些话所表示的意见在旧日说诗人当中很有代表性，而且这些人都自信他们是懂得诗的。我们本着科学的文艺理论的观点，当然要批判这些话，说这些话的人当然不懂得什么叫做文学的时代性，什么叫做文学的思想性，他们笼统地叫做“意”，仿佛“意”乃是排斥文学的重要的内容——作诗的感情似的。这种意见是非常错误的。但陆时雍的话里包含了一个事实，他指出了中国诗写到杜甫有古今之别。他特别指出了杜甫的《新安吏》与《石壕吏》。这个诗的古今之别确乎是存在的。从文艺科学的观点看来，这个古今之别正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发展。把问题提得更明白些，更具体些，应该是这一句话：杜甫以前的诗（包括《诗经》和乐府）是人民口头创作，杜甫的《新安》《石壕》诸什是作家的创作。人民口头创作是反映现实，但在社会上经过长时的流传，不一定是某个时期里最急迫的东西，好比《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木兰辞》的喜剧，虽是与产生它们的封建社会相适应的，究不能说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域性，而且显出长期口头流传的特点，无论在故事方面，在语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杜甫的时代，有着最急迫的社会现实，应该当下作记录的，应该由人民诗人就地作记录，记录出来便是杜甫的三“吏”、三“别”，这就是少陵五古的“材力作用”。这个作用太大了，标志着现实主义传统要随着时代向前发展。陆时雍特别指出《新安吏》与《石壕吏》，从我们看来特别是《石壕吏》，这一首诗完全不象诗（它的价值却是那么高如我们所已说的），象短篇小说，更象我们今天的散文报道，只是用诗体写出来，它离人民口头创作太远了。而杜甫以前的记录人民生活的诗是人民口头创作，就是《诗经》，就是乐府。

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现实复杂，古乐府不够用，新乐府也不够用，五言七言近体更不够用了，中国文学应该于诗歌的传统之外，创造新的文学形式，而这个新的形式一直到很久以后有平话戏剧小说的出世，——这些又正是从民间文学起头的。在戏剧小说出世以前，作家的诗便难说什么伟大的时代意义，只是在诗里兜圈子。在戏剧小说出世以后，作家还在那里做诗，象曹雪芹那么伟大的小说家做诗也做不出什么来了。所以中国的诗人，杜甫是伟大的，他是唐代社会要他写诗，他的诗是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