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人的队伍，连续数日在一地展开军事行动，不可能瞒得过当地乡民。
为了防止军、民彼此误判形势，而爆发不该有的冲突，石山带兵到达设伏地后，就与周边诸村的社长“约法三章”：
“红心营”扎营于村外野地，不入村不扰民，还负责打击溃兵、流寇，驱逐来此勒索钱粮丁壮的其他义军。
作为交换，各村须为“红心营”将士提供粮食、菜蔬，并掩护队伍的设伏行动。
因而，除了最初受到些许惊扰外，双方相安无事，各村社的大户暗自紧张不论，至少大部分底层庄户感觉少了官差滋扰，乃至有些期望这种日子能更长久些。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相比起动辄烧房拉丁的各路“义军”，不扰民的“红心营”堪称秋毫无犯。
消息很快传开，这几日陆续有不安分，或实在活不下去的汉子主动前来投军。
石山也是来者不拒，并早就计划好了战后就在这里募兵。
因而，此番安排吴六斤带人护送傅友德回老家征募乡勇，并不是心血来潮。
至于等在芦竹滩外的三名红巾军骑兵，愿意留下来的话，石山当然乐意全部收下。
只可惜这三人都是彭二郎麾下精锐，与傅友德的关系也只是初次见面，自是没有放着大好嫡系不做做杂牌的道理，拿到了一笔赏钱，便牵着缴获的战马自去了。
做完这些，石山终于有时间审讯梁仲毅等俘虏。
审讯方案很简单，先将几个看似意志薄弱的俘虏分开，各自问出一些问题，不老实回答就使劲鞭笞，总能得到一些情报。
然后，将他们供出的情报相互印证，就能排除一些无用信息。
至于梁仲毅，这厮被抓时兀自强充不怕死的硬汉，想激石山动怒杀他，就是为了少受点苦头，真打的他一佛升天二佛出世，便明白了自己其实更贪生。
打不到二十鞭，梁仲毅就哭着求饶了。
歇了好一会，稍稍恢复元气，梁千户便如竹筒倒豆子，老实回答石山的提问。
宿州城中原本有多少军械，破城前还有多少存粮，属县灵璧有多少兵，朝廷近期邸报有什么重要消息等等，基本是问啥答啥。
还别说，这种级别的降将，确实掌握着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其中，最令石山惊讶的莫过于两条信息。
一是上个月，大约是芝麻李在萧县起兵的同一时间，黄州路白莲教徒邹普胜等率众杀出大别山，联合布贩徐真一，陷蕲州路治所蕲春城。
徐真一应该就是徐寿辉的别名，此人首次在大元朝廷挂号，邹普胜却早在三年前的至正八年，就和另一个白莲信徒彭国玉聚众数万，以红巾为号，大闹麻城。
这次起义虽然很快就惨遭镇压，邹普胜等人被迫遁入大别山，但朝廷大军驻守黄州路数年，糜费钱粮，始终难尽全功。
大量官军被牵制在黄州路，为颍州举义创造了有力条件。
而颍州举义受挫韩山童被杀后，刘福通等人还能逆势而起，客观上也离不开黄州红巾军长期坚持斗争对人心的鼓舞。
二是之前被招安的江浙行省海贼方国珍再次造反，并于两个月前大败官军，生擒江浙左丞孛罗帖木儿和郝万户。
这人也是个造反专业户，第一次举旗造反的时间同样是至正八年，当年还曾大破元军三万，生擒了浙江行省参政朵儿只班，逼得元廷只能降旨招安。
这两条消息之所以令石山惊讶，是因为超出了他有限的历史储备。
特别是红巾军首义，后世历史书上的记载明明是韩山童、刘福通的颍州义军，可黄州红巾军成立的时间明显更早，存在的时间也更长，这其中定有隐情。
另外，颍州红巾军越打越强，徐州红巾军这边才举义，黄州红巾军又攻入蕲州路，消息一旦传开，想必早就不满大元统治的各地豪杰会纷纷举事。
直到此刻，石山才对狂风骤雨般的元末大起义形势有了初浅的认识。
但同时又生出了另一个疑惑：
既然起义之火这么早就烧遍了大江南北，那腐朽的元廷又是如何挺到十多年后才被赶出大都的呢？
此事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关乎他一直在思索的“生路”问题。
当然，他现在还只是身不由己的小棋子，还得继续增加自身分量才能慢慢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但只有着眼天下大局，才能更快摆脱棋子身份。
……
打扫完战场，石山率部到达芦竹滩北面的潘庄外，携胜战之威，招募青壮。
次日巳时，吴六斤、傅友德带着队伍返回。
经过这几日连续扩充，“红心营”总人数已经过千，粮草供给压力颇大，周边几个村社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
等队伍聚齐，石山就命麾下拔营，返回宿州。
宿州城中，大规模有组织的劫掠行动已经结束，但城内社会秩序还没彻底稳定下来，“红心营”这等外系人马自是不可能随意进城的。
石山派孙逊入城汇报“红心营”此战的战果，并附上约三成的战利品礼单，他自己则带着队伍，到城东红巾军遗弃的营地上组织扎营。
不多时，孙逊返回。
“彭将军和赵将军正在军议，看了礼单，但没有收，说是赏给咱们了，还请副千户进城参加军议。”
石山有些疑惑，问道：
“这个时候让我进城？你觉得会是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