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陆上剿匪

为了终结海盗活动，人们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战术和战略：在海上和陆地上追捕海盗；用金钱收买他们，或者赦免他们；拉拢他们做海盗猎手；偶尔还能强行逼迫他们在远离大海的地方重新落脚。看起来最简单直接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干脆限制海盗赖以生存的海上贸易。没有海上贸易，也就没有海上强盗——至少明帝国的两位皇帝是这样想的。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依他的年号而被称为“洪武帝”）颁布了一系列“海禁”政策。15世纪早期，皇帝朱高炽（又称“洪熙帝”）在他的父皇朱棣（永乐帝）驾崩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类似的海禁法令，朱棣曾经派遣船队先后七次进行远至印度洋的大规模远洋航行。这个朝廷甚至解散了远洋舰队，任凭舰船在船坞中腐烂，并解雇了船上的水手，从此以后严禁一定吨位以上的船只。朝廷的决定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按照儒家思想的观点，细究起来，舶来品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而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亚洲内陆地域广阔，中国无论需要什么，都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但是，朝廷的政策却导致海上犯罪数量不降反增：中国商人别无选择，只能诉诸走私或者海盗营生。数千名失业在家的水手投奔了他们，这些水手来自那些被废弃的远洋舰队；相当多的沿海政府官员和士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有的对于沿海袭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干脆主动参与进来。明帝国反海盗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其结果却格外地事与愿违，倭寇的浪潮没有平息，反倒愈演愈烈。地方民兵队伍仓促组建，期望能至少象征性地抵抗一下。直到1567年，由于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海禁法令的废除，倭寇终于被彻底消灭了。【92】

为了打击海盗活动而封禁一切海上贸易，这给大明王朝这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帝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对于那些依赖海上贸易来给人民供应日常必需品的社会来说，这种极端措施显然是无法实行的。不过，其他地区也还是采取了一些基于陆地的海盗反制措施，尽管程度上不算激进。例如，地中海沿岸的居民自古以来都会采取各种防御措施，不单单是为了遵从罗马帝国——后来是拜占庭帝国——颁布的法令，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没有大帝国的舰队往来巡航的危机年代。而遭到海盗周期性侵扰的沿海地区居民，有的便会抛弃他们认为无法守御的村庄，迁移到稍微安全一些的内陆村落——这些地方离大海又足够近，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从事惯常的渔业和小规模海上贸易。而那些留在海边的人，会采用一些简单的保护手段，例如在山上修建瞭望塔和观察点，或者预备好就近的防御工事，当海盗船出现时，居民们可以逃进去暂避。塞浦路斯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陷落以后，塞浦路斯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为了保护沿海地区，岛上建立起瞭望塔警戒网，以便尽早发现接近的海盗和私掠船队：

每隔半英里设置两名村民，备足柴火，观察是否有船只接近岛屿；一旦发现任何船只，他们会尽可能地燃起大火。日落之后，每名哨兵一旦发现什么动静，都有义务点一把火，这火至少持续六段主祷文的念诵时间。【93】

还有一些被称为“马尔泰洛塔”（Martello towers）的小型堡垒，最早出现于15世纪，由科西嘉人（Corsican）建造。后来热那亚人在他们的鼎盛时期（1530—1620）会建造这种堡垒来抵御巴巴里私掠海盗和海盗的频繁袭掠。这种简易的堡垒其实就是加固的塔楼，12—15米宽，经常会在塔顶的露台装备重型大炮。后来，英国人沿用了这一堡垒形制，并继续在全球各地建造。【94】中国和朝鲜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包括在港口、城镇和村落修筑堡垒——来防范倭寇持续不断的侵扰，以保护沿海人民。【95】加洛林帝国也在北海地区的港口、城镇和村落修筑堡垒，以保护沿海地区的居民不受维京人袭掠，接下来会做出进一步详细说明。

“主啊，从北方人的怒火中拯救我们吧（A furore Normannorum libera nos,Domine）。”【96】这句中世纪颂歌描绘了受到维京袭掠影响的人们，在面对无情地逐步深入欧洲大陆内部的维京人时，是如何依靠祈祷寻求帮助的。这并不是说加洛林王朝面对维京人没有积极采取措施，没有尝试巩固沿海防御。实际上，伟大的皇帝查理曼（768—814年在位）本人便意识到了维京威胁的严重性。在查理曼长期统治的后半段，他会定期巡视沿海地区。应对维京威胁的防御措施包括打造舰队来保护北海和大西洋沿岸的河口地区，以及在沿海防御工事的基础上搭建瞭望塔警戒网。【97】《法兰克王家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记录道，皇帝在800年“3月中旬离开了亚琛（Aachen）的宫殿，穿过高卢海（Gallic sea）海岸。这片海域当时屡有海盗出没，他在这片海域组建了一支舰队，在多个地区设置了岗哨”【98】。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814—840年在位）也认为必须保持强大的舰队和海岸防御工事。然而，只要皇帝们把注意力转向别处，专注于他们那庞大而松散的帝国内部更紧迫的问题上时，他们精心布置的沿岸防御体系便会迅速土崩瓦解：当地的封建领主发现，没了帝国的支持，维护这些设施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难以负担。经常性的内部纷争也减弱了他们对于大海的关注。如此一来，毫不意外地，维京人仍然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去自如。他们肆意掠夺、洗劫和焚毁那些远离海岸的城镇，甚至是科隆和特里尔这样的大城市。在834—837年，维京人定期袭掠北莱茵河三角洲重要的弗里斯兰港口兼贸易中心多雷斯塔德（Dorestad）——这种袭掠甚至可以被预测，以至到了第四年，《圣贝尔坦编年史》有些讽刺地评注道：“北方人会在这个时候依照惯例对弗里斯兰发动突然袭击。”【99】

为什么没人阻止他们？通常来说，阻拦袭掠是很难的：海盗可以随意选择时间和地点，这就使得他们的行踪很难预测。但是，任凭海盗年复一年地洗劫多雷斯塔德这个非常重要的港口，这一点可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圣贝尔坦编年史》在记述路易皇帝于第四次海盗袭击后进行的公众调查时，有所暗示：

这时，皇帝召开了一次大会，对那些受他委派负责保卫海岸的权贵进行了问询。从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到，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个任务难度极大，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某些人违背了皇帝的命令，让他们抵抗袭击者是根本不可能的。【100】

虔诚者路易和他的儿子们——阿基坦的丕平（Pippin of Aquitaine）、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和洛泰尔一世（Lothar I）之间经年累月的内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政府缺乏对沿岸地区的稳定统治，维京人得以横行无忌。多雷斯塔德不断遭受洗劫，这表明查理曼时期组织起来的加洛林舰队已经不再是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了——假如它曾经是的话。路易皇帝组织了一支新的舰队，它“随时准备向任何需要的方向进行更快速的追击”【101】。但是，在不断有丹麦海盗蹂躏弗里斯兰的背景下，这支舰队是否比他父亲的更好，是很令人怀疑的。

840年，路易死后，加洛林帝国分崩离析，潜在的继承人为了争夺领土而彼此争斗。旷日持久的内战让维京人越来越深入到帝国内陆地区，而没有遇到太多有组织的抵抗。仅在9世纪60—70年代，屡遭侵扰的市民和村民们才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国王秃头查理（King Charles the Bald）在巩固了对自己那部分加洛林帝国领土的统治后，开始着手施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以期解决维京人问题：在维京人的力量过于强大、难以击败的地区，他会用金钱来换取和平，并建立临时的同盟，挑拨维京人互相攻伐。不过，他还是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沿岸建造了堡垒和防御工事网，以封锁维京人的舰队。【102】但是，在他于877年去世之后，一场新的内战又削弱了帝国的防御力量。881年，维京舰队卷土重来，他们当中有的沿莱茵河袭击亚琛、科隆和特里尔等城市，【103】有的则深入法兰克内陆进行彻底的洗劫、掠夺，以至到了884年，“其破坏规模和现代战争的情况不分伯仲”【104】。如果我们把这些维京袭掠跟发生在西班牙的情况对比一下，很快就会发现，坚决的、有组织的抵抗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844年，维京强盗成功地洗劫了里斯本和加的斯（Cadiz），但是他们在塞维利亚（Seville）被科尔多瓦埃米尔国（Emirate of Córdoba）治下一支准备充分的穆斯林军队坚决地击退了。维京人在859—860年重回地中海，在法兰克和意大利海岸只遇到零星抵抗，但是他们在西班牙滨海地区再次被穆斯林征集的部队击败。这一系列维京袭掠是“维京人在地中海最大胆也最深入的侵掠，但它并不是征服战。维京人是掠夺者，他们要的是战利品，他们依靠速度和出其不意来达成目的。面对真正的抵抗时，维京人会迅速撤离，寻找更软的柿子捏”【105】。

从这些例子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采取基于陆地的纯粹防御性措施来对抗海盗，必定是要失败的。那些面对海盗威胁的人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如果最初的试探性袭掠没有被控制住，那么“打砸抢”性质的机会主义式海盗攻击便有可能演变为大规模侵袭，最终可能会推翻现有国家的统治。然而，防住漫长的海岸线上发生的每一次袭掠又是不可能的：维京人和倭寇可以选择在何地何时进行劫掠。像维京人一样，倭寇能够轻易穿越薄弱的海岸防御，沿着长江、黄河以及京杭大运河这样的主要水道逆流而上。对付他们的攻击，采取长期措施是很难的。经历第一次袭击后，人们会立即加强防御设施，军民之间也会出现一种注意警戒、提高警觉的氛围。但是，接下来，“一切照旧”的做法重新抬头，之前的种种准备工作逐渐被放弃。毕竟，瞭望台只有站上了人，才能观察到海面上的情况；而战船也只有得到完善的保养，才能出海作战——这两件事都需要钱。内战和政治斗争对防御方来说也毫无裨益，这从前文的对比当中也能看出来：相互掣肘的法兰克人的应对策略无济于事，而科尔多瓦埃米尔国的反制措施则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