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端服务业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综述

知识密集型高端服务业是技术变革的最主要推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物质资本的积累，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引擎（Desmarchelier，Djellal＆Gallouj, 2012）。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国家（地区）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引领产业竞争力的根本（Riddle, 1986），发展高端服务业能够促进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目前虽然尚未形成高端服务业对经济体系建设影响的系统研究体系，但服务业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对经济体制创新的影响、对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等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一定的关注。

（一）高端服务业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

高端服务业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先导，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王小平和许永兵，2010）。服务业通过外包的形式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两者在需求上具有互补关系：一方面，发展高端制造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高端服务业投入更多的专业化、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加大对高端服务需求强度，反过来将驱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两者的协同发展有助于促进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Porter, 1990，2003；曹东坡、于诚和徐保昌，2014）。吴远仁、沈利生和李淑燕（2015）基于空间面板数据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高端服务业、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端服务业及其分产业集聚度的提高均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升级，且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地区差异上，同时，我国高端服务业集聚度的提升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均显著地促进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环节上的活动相互渗透、延伸和重组，服务部门的发展有助于外包和生产分工，降低交易成本（吕政、刘勇和王钦，2006；冯泰文，2009；金晓雨，2015；Lo, 2018），服务质量的改善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和要素高级化，在产品内分工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为促进制造业深化和实现产业升级创造条件（刘志彪，2008；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表现明显，通过改变贸易成本对制造业集聚施加影响（赵伟和郑雯雯，2011；顾乃华，2011；余泳泽、刘大勇和宣烨，2016）。

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的发展形式（Kucza＆Gunther, 2011），融合过程的实质是价值链分解和重构整合的过程（杨仁发，2013）。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市场营销、企业运营、综合管理和服务管理等领域的进一步融合（Raddats et al.，2019）。由于服务企业的知识产品与生产企业需要之间的匹配要求，生产性服务业以不同“嵌入”方式与制造业实现耦合，通过不同的耦合平台促进知识和技术在价值链节点间的溢出（高觉民和李晓慧，2011；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

（二）高端服务业对经济体制创新的影响

服务业具有制度密集型特征，一些服务行业本身就是制度的载体，要么就是对制度比较敏感的行业，如金融服务，既是服务行业，同时也是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现代产权制度、社会治理结构，或者现代市场体系都离不开现代服务业，或者说，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体现（Eggertsson, 2005）。

关于制度与服务业发展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服务业管制和服务业开放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基于服务业管制视角，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服务业进入自由化与生产率的关系（Nicoletti＆Scarpetta, 2003；Schiffbauer＆Ospina, 2010）；基于服务业开放的视角，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异（Muuls＆Pisu, 2009；Castellani，Serti＆Tomasi, 2010；Temouri et al.，2013）。由于服务业相对其他产业面对更为复杂的交易网络，更容易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出现市场失灵，因而合同的监管和执行机构在服务业的发展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Amin和Mattoo（2006）对多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制度较好的国家拥有相对较大的和更有活力的服务部门。许和连和成丽红（2016）、刘胜等（2016）具体研究了中国制度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促进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增长，且制度环境的改善对服务业企业创新促进TFP的增长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有助于克服政策不稳定性给服务业可持续性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针对中国式“服务业发展悖论”，市场化程度不高、社会分工程度较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管理体制机制僵化滞后、政府规制不到位或政府短视化利益诉求等市场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对服务业发展的抑制性作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程大中，2010；谭洪波和郑江淮，2012；夏杰长，2013；江波和李江帆，2013）。通过市场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转变政府行为方式，最大限度地释放服务业发展潜能，是迈向服务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胡霞，2007）。学者们从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开放市场、加强监管、完善规制等方面探讨了我国科技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具体行业的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对策（陈杰，2014；蒋伏心、华冬芳和刘利平，2015）。

（三）高端服务业对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

高端服务业因富含高端生产要素从而能有助于在全球价值链上经济控制力的获得（夏杰长和李文秀，2012；Sassen, 2000），能够极大地提升产业竞争力（Huiban＆Musolesi, 2012），建立和健全高端服务体系是现代社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与核心基础（李勇坚和夏杰长，2012）。高端服务业自身是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同时还可以通过技术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对其他产业产生引领支撑，提高其附加值，提升竞争力，与此同时，通过技术、金融、信息对其他分工主体形成一种控制力。正因如此，通过发展高端服务业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并以此掌握关键产业供应链的控制权，进而能够在全球分工中形成控制力、产生支配力（陈玉宝、谢泗薪和吴叶兵，2010）。高端服务业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绩效、产业能级和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而提升一国或地区的产业控制力（夏杰长和李文秀，2012；马鹏和李文秀，2014）。

厘清一国／地区服务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才能知道该国服务业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具体状况。投入产出分析是目前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及贸易增加值领域研究的主要方法（Antràs＆Chor, 2013；袁志刚和饶璨，2014），运用此方法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进行重新评估，程大中等（2017）指出中国只是服务贸易规模意义上的大国，而非服务贸易强国，国际竞争能力不强。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重蹈南美国家曾经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被“低端锁定”的困境，应该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此提高本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影响，获得强劲的竞争实力（Humphrey＆Schmitz, 2002；刘志彪，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