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遗孤形成的历史经纬

一、日本侵略战争的脚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经济危机。危机首先在实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爆发，然后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历时近5年，其间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剧烈下降，企业大批破产，失业人数激增，失业率高达30%以上。资本主义农业危机与工业危机相互交织激荡，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农业生产严重衰退。同时国际贸易严重萎缩，各国相继发生了深刻的货币信用危机，货币纷纷贬值，相继废止了金本位制，资本主义金融体系陷入混乱。商品严重滞销导致市场份额问题变得异常尖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日益激烈。

在日本，主要出口产品生丝和纺织品的需求剧减，农村农产品的价格持续下跌，农民生活困苦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农村、农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众多农民无法维持生计，卖儿鬻女和粮食短缺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缓和国内矛盾，开始大肆鼓吹“满蒙为日本的生命线”，试图把国内矛盾转移至殖民地，逐步开始积极地酝酿侵华战争。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尝到了侵华战争的甜头。1932年，日本关东军唆使下的“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即伪满、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立后，为了真正占领中国东北，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日本政府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还招募了大批普通民众向中国东北移民。日本政府以“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名义招募农民，鼓吹“在无限的荒野上建立理想村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成立所谓的“满蒙开拓团”。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历时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

图1-1是当时象征“五族协和”的一张具有代表性的绘画，常常被用于日本海报、邮票。在这幅图中，有5名少女在田野中共舞。从左至右，少女分别穿着汉族、满族、日本、朝鲜、蒙古的民族服装。旁边的农夫的竹筐里盛着丰盛的果实，寓意物资富饶、五谷丰登。

日本政府把代表汉、满、蒙、朝、日五个民族的五色旗定为伪满洲国“国旗”，在伪满洲国，五族就变成日本人（红色），汉人（蓝色），蒙古人（白），朝鲜人（黑），满洲人（黄色）。“五族协和”或“民族协和”和“王道乐土”则成了伪满洲国高唱的口号。

二、变身国策中的“满洲”移民历史

伪满洲国成立不久后的1932年10月，日本向伪满派出了第一批以在乡军人为主体的“武装移民团”。[2]当时实质上支配着伪满的日本关东军正式出台了《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强调在伪满确保和扩大安全地带的军事上的重要性，认为武装移民的目的之一是“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的国防，维持满洲国治安”。换言之，“武装移民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是关东军的重要补充。同时，日本国内受到昭和初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影响，日本农村的悲惨现状已经濒临临界点，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向伪满实施大规模的开拓移民。至1935为止，共送出1667户的武装移民，为移民的国策化奠定了基础。[3]

1936年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制订了“二十年移民百万户计划”，并把它列为日本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随后，又要求伪满政府将其列为三大“国策”之一。计划20年间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为掩盖其侵略实质，这些移民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平民，被称为“开拓团民”。自此，日本向中国东北的侵略移民开始进入最猖獗的阶段。

移民中国东北的对象不仅仅是成年人。1937年，日本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由于战争规模扩大，导致兵源严重短缺。日本国内适龄移民应征入伍，“满洲移民”的侵略计划受到严重影响。日本政府决定招募“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补充关东军兵源，确保日本侵略当局在东北的治安。所谓“青少年义勇军”即是被征召派驻到伪满的未成年人。“青少年义勇军”的征召对象是16岁至19岁的男性，募集者300人分为一个中队，在日本茨城的内原训练所培训2个月之后，派驻伪满各地的训练所再培训3年。从第4年开始以中队为单位，作为“开拓团”进驻伪满控制的农村。

图1-2是当时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招募海报之一。海报上醒目的口号——“拓け満州の大沃”（开拓吧！满洲的沃土），众多的日本青少年被这句口号所鼓动，对移民中国东北的生活充满期待。同时，受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蛊惑，募集的青少年源源不绝。“青少年义勇军”成为日本向中国东北“百万户移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伪满移民的七成以上，约74000户都是原本作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开拓团”。[4]与此同时，为了替单身大军“青少年义勇军”寻找结婚对象，大量的女性也被派往伪满，这群女性被称作“大陆的新娘”。

直至1945年7月，由于日本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才终于停止。从1932年10月送出第一批武装移民到1945年5月的14年间，日本共向中国东北派出千余个开拓团。

日本政府对47个都道府县共征集派遣“开拓团民”22万395人，“义勇队员”10万1514人，共计32万1873人（见表1-1）。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共有约155万日本人。[5]

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生活

日本的伪满移民的大部分为农业移民，获取农业用地成为他们移民的前提。为了动员大量人员移民中国东北，“满洲”被日本政府宣传为“无限的荒野”“未开垦的广阔沃野”。然而，中国东北当然不是无人的荒野，在1932年时，那里生活着约3000万的中国人，[7]从事着农业生产。

为了安置“开拓团”移民，日本以“收购”的美名，强占或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房屋和土地。截至1942年末，日本通过“满洲国”当局、“满洲拓殖公社”和“满洲国开拓总局”共掠夺用地达2002.6万公顷，是日本内地耕地面积的3.7倍，甚至超过了日本国土面积的一半。数十万中国东北农民失去土地，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不得不当雇工或做杂工为生。原来拥有土地的农民，反而沦为日本移民的佃户，饱受日本移民的剥削。还有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强行编入“内国开拓民”“到不毛之地服苦役”，多数有去无回。

侵略、压迫必然导致反抗，当地的中国人民发起了种种反对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土龙山农民武装抗日行动[8]给日本当局重重一击，然而最终被关东军镇压。之后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武装行动，但是小规模的抵抗运动或者个人的反抗层出不穷。

然而，直到日本战败，众多的“开拓团民”都没有真正意识到当地中国居民的仇恨心理。这一方面是由于伪满当局压制并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开拓团民”和当地居民隔离居住；另一方面，大量日本“开拓团民”在日伪的怂恿和误导下，自认为“日本是亚洲的指导者”，自己是高等民族，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及文化是劣等的”，他们完全排斥去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也极少。

我们可以从日本“开拓团”在东北的生活模式来了解一下他们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伪满的“开拓团”俨然成日本人的独立社区，不但和中国人严格隔绝，还拥有自己的警察局、医院和学校。日本移民在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都完全照搬日本的生活模式。他们习惯穿着从日本带过来的和服，以米饭为主食，主要以蔬菜和日本的大酱汤为副食，他们也不习惯中国东北的炕。[9]尽管东北居民的服装、油脂高的食物、热炕薄被都是为了适应东北严寒气候的。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用他们的所谓“文明尺度”把当地文化视为贫困、野蛮的象征，丝毫没有对其进行理解的意识。即使同一个村落里有中国人和朝鲜人，与他们的交流也仅仅止于只言片语。这就是直至日本战败为止的伪满日本移民的生存状态。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之后，伪满移民地的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义勇军开拓团”为主的日本移民被集中派往中苏边境。随着战局的胶着化，关东军的精锐部队逐渐被派往南方战线。由于军力不够，关东军下达了“全民动员”的指令，征召了“开拓团”所有18岁到45岁的男性参战，“开拓团”中仅留下老弱妇孺。

四、日本遗孤的形成期

一方面，日本“开拓团”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日本“开拓团民”都是日本的贫苦民众，不少人是被迫移居中国东北的。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百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给伪满的日本关东军以最致命的打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而所有的这些战败消息，“开拓团民”都一无所知，等他们猛然清醒时，却发现自身早已面临绝境。而在很多幸存“开拓团民”的记忆中，这段逃亡路是人世间最具末日感的惨痛经历。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860个“开拓团”，80%部署于中苏边境，名为开拓，实为日苏对抗的第一道防线。而在苏军进攻之际，关东军马上放弃边境线，将军力部署于大连、“新京”（长春）、图们一线，并对团民严密封锁战败消息，对于这些把“大日本帝国”作为一生光荣的开拓团民来说，他们的“帝国”在最关键的时刻，抛弃了他们。

表1-2是开拓团民与非开拓团民（军人、军属等）死亡比例的差异。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每3.44个“开拓团民”中就有一人死亡，这比非“开拓团民”的死亡比例高了3.82倍。大部分的“开拓团民”都没能逃过悲惨的命运。

缺少军队保护的“开拓团民”，被迫紧急撤退，以期乘船回国，从而出现了百万逃难大军。这时的“开拓团民”中绝大多数是妇孺老弱，加之“开拓团民”强占土地，欺压中国人民，因为害怕被报复，在逃难过程中，他们往往选择夜间走山间小路。众多的老弱病残倒毙在路边，婴儿则被遗弃于沟壑。出现了因为绝望而集体自杀的“开拓团”，更多的“开拓民”死于饥饿、寒冷和疫病。数以万计的妇女和孩童流落在东北的城市和农村。在这种状况下，为了生存，一部分日本妇人选择嫁给当地中国人，一部分孩童被遗弃在中国的土地上，直接或间接地送给当地中国人抚养。

1945年6月的关东局调查显示，当时在华“开拓团民”为166万2千人。而据日本厚生劳动省1977年编撰的《招返与援助30年的步伐》（引揚げと援護30年の歩み）统计，日本战败之后的死亡人数为24万5千人，其中日苏交火中死亡6万人，之后死亡18万5千人。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战败后，失去军队保护的“开拓团民”的惨状。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看作是日本残留妇人、日本遗孤的形成期。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1983年的统计，1945年日本战败后，共有2700名孤儿被遗留在中国。而据著名民俗学家曹宝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养日本遗孤纪实》中统计，日本遗孤流落在中国民间的有300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其中黑龙江省有150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方正县），吉林省有1000人左右，辽宁省有5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