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经典著作。它集中总结了西汉以前的医疗经验，吸取了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述了人的生命规律、生理现象、疾病表现、病理变化等，讨论了预防、诊治疾病的原则、方法和技术，建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

两千多年来，历代医家在《内经》基础上，通过探索、实践和创新，丰富、发展了中医学术，维护人民健康，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内经》被奉为“医家之宗”。

《黄帝内经》的书名，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前91年的《史记》未见踪影；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其《方技略》载“《黄帝内经》十八卷”。《汉书·艺文志》是东汉班固依据公元前32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时编撰的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而编成。因而，可以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后期。从文字内容来看，是春秋战国以降医学文献的汇编。

然而，《黄帝内经》未见后世流传。魏晋时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针经》即《灵枢经》）他也没有拿出什么证据，但这个说法一直被沿用到今天，约定俗成了。

现存《黄帝内经》由《素问》《灵枢经》两部分组成，每部分81篇，共162篇。

《黄帝内经》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医学理论对临床实践起到了不容置否的指导作用，汉末张仲景的诸种传世著作、魏晋王叔和《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等，显然受到了《内经》的影响。

但是，自汉末至唐代，医学发展的总体特点是临床经验的积累和丰富，出现了《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张文仲方》《外台秘要方》等大量的方书。尽管也先后有南朝齐梁间全元起的《素问训解》（姑且从明代徐春甫说用此名）、唐初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唐中期王冰的《素问》次注等专门研究《内经》的精深著作，但《内经》对临床的指导作用相对淡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

魏晋时期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指出，《内经》“亦有所亡失。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编次”。唐中期王冰编次校注《素问》时，看到的是“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内经》在当时不受重视的状况。

宋金元时期（960—1368）是中国封建社会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时期，包含北宋统治、南宋与金代南北分治、元代统治三个大阶段。

960年，赵匡胤建立宋，定都东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史称北宋。宋王朝始终未能完全统一中国，北方有契丹建立的“辽”及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西部有吐蕃势力；南方又有“大理”等王朝。1115年，松花江流域女真族建立金。1127年，金军南下，宋朝廷退居淮南，迁都临安，史称南宋，形成了南宋北金对峙百余年的局面。1234年，金在蒙古和南宋南北夹击之下灭亡。1271年，蒙古族建立元，短期内征服了亚欧广大地区，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统治近百年之久。

北宋，重视医学，特别是重视对医学理论的梳理。宋徽宗赵佶亲自研读《内经》并指令将其作为太学、辟壅学生必读经典著作之一，且设博士进行教导。政府曾先后四次校正颁行《素问》，特别是北宋嘉祐二年（1057），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命集贤院掌禹锡、林亿等校正古医书。林亿等校正的《素问》得到广泛的传播。北宋元祐八年（1093）春，高丽献上《黄帝针经》，哲宗诏令校对后颁行。此书经“医书官两三员”略校后少量颁行，影响较小。直至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才由史崧献出“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实为元祐八年本《黄帝针经》），并附以校勘和音释刊行。

北宋《素问》《灵枢》的颁行距王冰次注《素问》约300年，此前《黄帝内经》内容流布不广，汉唐之间《内经》理论被忽视可能也是其原因之一。

北宋颁行《素问》《灵枢》（《黄帝针经》）后，为医家研读《内经》提供了方便。宋金元医家奉《内经》为圭臬，既用《内经》理论研究临床实际问题，也将新的医疗经验、心得体会用《内经》理论加以阐述，使《内经》理论与临床的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南宋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太医习业》中说：“学古之道，虽别而同。为儒必读五经三史，诸子百家，方称学人。医者之经，《素问》《灵枢》是也……医不读《灵》《素》，何以知阴阳运变，德化政令？”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医家勇于变革，创立新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大大加快了医学的发展。这种局面的产生是与医家重视《内经》分不开的。诸如刘完素演绎《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火热病机，倡导“六气皆从火化”；张从正遵循“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等，力主汗、吐、下三法；李杲根据“劳者温之”创立“甘温除大热”；朱震亨发挥“阳道实、阴道虚”，提出“阳有余阴不足”等等，不胜枚举。

可是，宋代研究《内经》的专著很少。流传下来的，几乎只有上述林亿等校正的《素问》、史崧本《灵枢》和刘温舒专论运气的《素问入式运气论奥》。而《宋史·艺文志》记载的高若讷《素问误文阙义》和《明史·艺文志》记载的孙兆《素问注释考误》，却早亡佚了。

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经脉的循行、主病、所属经穴予以系统记述，应该视为研究《内经》经脉内容的专门著作。

金元两代研究《内经》的专著明显增多，见于著录的有金代刘完素《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后马宗素重编为《新刊图解素问要旨论》）和《素问药注》、李浩《素问钩玄》，元代李季安《内经指要》、沈好问《素问集解》、罗天益《内经类编》、王翼《素问注疑难》、朱震亨《素问纠略》、王履《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明史稿》所记此二书为吕复作品）、滑寿《读素问钞》。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除了详尽阐述运气学说的《新刊图解素问要旨论》和元代后期滑寿简明扼要的《读素问钞》外，均已亡佚。

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书目载录多归置于《内经》研究类著作。但从内容看，此三书虽然对《内经》多有发挥，但都不是《内经》研究专著。据明代刘浴德《增补内经拾遗方论》序，宋人骆龙吉著有《内经拾遗方论》，被刘浴德收编、订补为《增补内经拾遗方论》前二卷。经文字对比，《内经拾遗方论》与金代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内容相同。

元代滑寿的《十四经发挥》对《灵枢·本输》《素问·骨空论》及《金兰循经》等十四经的内容给予详尽训释，并参考《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及《圣济总录》等书，对奇经八脉之循行、主病、所属经穴予以系统记述，也应该视为研究《内经》经脉内容的专门著作。

可以看出，宋金元时期的医家研究《内经》的专著存世稀少。那么，搜集、研究宋金元医家的《内经》散论，对我们现在研究《内经》和研究宋金元医学，应该都是有意义的吧。

本书搜集宋金元时期医学家《内经》研究专著以外的，关于《内经》的校勘、注释、发挥、运用等的散在论述，为读者提供一部散论汇集本。其中展示了宋金元医家研究《内经》的成绩、方法及其对中医学术发展的贡献和水平，也提示了《内经》理论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临床实践对《内经》及中医理论研究的推动作用、中医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或其中的要素，为推动当代中医药学术的进步提供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方方面面对后世都起到了启发、引导和铺垫作用。后世医家的各种学说基本上都可以在《内经》里找到它的萌芽。本书着眼于在语言词语上直接援引《内经》词句的医家论述，对那些原理上与《内经》一脉相承或遥相呼应，然而医家未曾明显引用经文的学术内容，不做采录。

在宋金元医家的著作中，对《内经》引用、阐释、发挥较多的是理论性著作和综合性著作。临床学科的著作以内科为多（即古代所谓的大方脉），其他学科较少，如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脚气治法总要》、施发的《察病指南》等均无明确引用《内经》经文。方剂类著作的内容主要是病证、方药，铺衍解释无多，因而在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以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王硕的《易简方》、董汲的《旅舍备要方》、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许国桢的《御药院方》、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等方书中均无所检获。该时期本草类著作的特点，一是宋代官修本草成就极为突出，如《开宝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可谓集宋及以前本草之大成；二是金元著作简明扼要而实用；三是基本上都遵循、贯穿《内经》的药学理论。但该类著作中直接援引《内经》经文者寥寥可数。针灸书籍，多数写作方法上采用歌诀方式，于经文引证不便，所以也仅在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阎明广的《子午流注针经》和窦默的《针经指南》中寻得吉光片羽。食疗类著作如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养生类著作陈直的《养老奉亲书》、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增续陈直《养老奉亲书》而成）等虽观点上不离《内经》旨意，但医学术语较少，与医药著作异趣，更无经文引述。

本书摘录了36位医学家60部著作的930条论述，涉及《素问》篇目69篇、经文467条和《灵枢经》篇目37篇、经文81条。其中一些医家在不同著作中的同一论述，以及不同医家之间对同一论述的完全相同的抄录（金元医家多有师承关系，这两种情形非常普遍），不做重复收录。所摘录内容按照《黄帝内经》的目次和经文词句，分别归类。医家著作按时间先后排序。

由于多数医家的经文引述，往往是为了阐述某个问题，不是专门解经，因而摘录起来有时在文字取舍上颇费斟酌，定有不当或欠妥之处。更由于本人的专业修养有限，不足和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敬请指正，以利于学术。

董尚朴

2020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