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病：逐渐被揭开的过敏真相
作者
陈壮桂 林锦婷 叶绮晴 欧淑娴
面对过敏的“兴风作浪”，人类对其的抗争与探索从未止步。医药学家们前仆后继，逐渐揭开了这一世纪顽疾的神秘面纱。
过敏的医生首先发现了过敏
中世纪时期，过敏曾被社会各界人士认为是“富贵病”，这种观念甚至在19世纪的英国成了一种医学界共识。
这一切都要从一位名为约翰·博斯托克的英国医生讲起。
这位医生自小患上了一种怪病，从8岁开始，每年6月，他都会感到眼睛胀痛，伴有轻微发红、流泪。随后，剧烈的瘙痒、刺痛等炎症症状接踵而至，还会出现打喷嚏，甚至感到胸闷、呼吸困难。他寻遍权威医生，尝试各种治疗方法都无法改善这一令他困扰的状况。
后来他发现了一些端倪，只要待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情况就会好一些。如果有灰尘等物质接触了他的眼睛，或者是碰上了强光，这个病就又会发作。
更奇怪的是，当时寻遍整个英国也只找到了28名有类似症状的病友，而且他们全都出身英国贵族阶级。之后，法国、德国、瑞士也陆续发现类似病例。
出于职业敏感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兴趣，博斯托克在致伦敦医学外科协会的一篇论文中，将这一奇怪病症命名为夏季黏膜炎，文章发布后引起广泛关注，博斯托克成了第一个发现和描述过敏性疾病的人。
从今人的角度来看，博斯托克罹患的很可能是季节性变应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正是这样一位深受过敏困扰的患者，成了首个正式推开过敏大门的人。要说这仅仅是巧合，显然不尽然，切身体验往往是人类探索未知领域最本能和最直接的起点。
贵族专属，“枯草热”引领风潮
由于这些症状每次都出现在炎热的夏天，而欧洲夏天空气中飘散着枯草的气味，所以这个病症又被称为“枯草热”（hay fever）。
当时，各国医生发现患有此“怪病”的人基本都是贵族，于是，“枯草热”是“贵族专属”几乎成为学界共识。
顿时，一众上流社会阶级人士都开始以患上“枯草热”为荣，将其视为贵族身份的象征。不仅如此，他们还成立了“枯草热病友协会”。为了凸显贵族病的格调，他们还特意设立了豪华度假区用于休病假。
曾被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派往欧洲、作为合众国总统特使的教士亨利·比彻公开宣称：“对于能加入枯草热病友协会、拥有去豪华度假区休病假的机会我非常感恩，度假区的夏天是如此安逸，以至于我不能痊愈，也不想痊愈。”
比彻口中的“枯草热病友协会”，正是当时美国上流社会最显赫的社交组织之一。协会的会员均为医生、商人、法官、律师和政府高官等上层阶级人士。
其中最著名的度假区当属位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白山枫木酒店，因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此休养后“枯草热”症状有所缓解，一时声名鹊起，成为家喻户晓的豪华大酒店，政府甚至修建铁路直达白山枫木酒店，原本经济落后、土地贫瘠的地区意外获得发展机会。
在当时，打喷嚏和现在打高尔夫球一样，是身份的象征。
每年盛夏，各地富商巨贾、政界高官、行业精英都逃离喧嚣的大城市，共聚于豪华度假区。“枯草热”风潮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带动了许多行业的蓬勃发展，美国的铁路运输公司甚至因为“枯草热”患者度假获得了额外的巨额利润，而向政府申请资本化。
1859年，英国曼彻斯特的布莱克利医生发现花粉（pollen）是造成一系列症状的原因，并在1873年证实了这些症状与花粉有关，因此提出用花粉症（pollinosis）这一术语替代“枯草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沿用这个诊断。
到20世纪中期，花粉症病例暴增，这更加点燃了人们对过敏一类疾病进行探索研究的热情。
奥地利维也纳儿科医生克莱门斯·冯·皮尔凯（Clemens von Pirquet）在1906年首次提出“过敏”，即“allergy”，该词由希腊语allos（改变）和ergon（反应）两个词根合并而成，因此，学术界将其翻译为“变态反应”。皮尔凯在临床上观察到免疫反应可引起人体组织损害，推断出变态反应是人体对特定外源性蛋白质敏感而产生的保护性或危害性免疫反应。由此，皮尔凯开创性地将过敏带入了免疫学研究的视野。
变态反应和过敏反应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是应用的语境不同。过敏反应一般是基于症状的描述，而变态反应则是倾向于此类现象本质的学术表达。人们去医院寻求过敏治疗时，挂号就诊的科室一般就叫作变态反应科。
1906年也因此被认为是现代过敏反应科学发展的开元之年。
在欧洲，对人过敏的流行病学调查始于20世纪初，主要由发达国家的政府、学界和医疗机构牵头进行，他们对国民过敏情况进行了大范围、高频次、多维度的监测和研究，随着这些调查研究的开展，过敏也渐渐为大家所熟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变态反应科学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速轨道。新卫生假说、T-bet理论和调节性T细胞理论等一系列相关理论的提出，极大地填补了过敏病因机制、危险因素、防治等研究的空白。
从“时髦贵族病”到“常见大众病”
想必，大家会好奇，100多年前的“时髦贵族病”是怎么演变成今天的“常见大众病”的呢？
从表面上看，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似乎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挂钩，但其实质上与人们生活方式、身处的环境暴露有关。环境暴露在过敏性疾病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目前较为常见的“卫生假说”，即过度清洁的环境可导致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上升。
经典的“卫生假说”认为在工业化程度高的地方，生活环境相对干净，感染性致病原暴露减少，而大量使用抗生素会削弱机体免疫功能，使机体免疫功能倾向于过敏状态，导致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举个例子，2016年日本全国人口达到1.27亿，其中约25%的人患有花粉症，换句话说平均每4位日本人中就有1位患有花粉症，是典型的“过敏大国”。被称为“袋鼠之国”的澳大利亚亦是如此，超过40%的成年人受到花粉变应性鼻炎的困扰，每3个人里就有1个过敏。
相比而言，印度的过敏性疾病患病率低于5%。印度大部分人能够接触到泥土、水沟、瓦砾等，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人民，他们所处的环境拥有更为丰富的微生物群和病原体种类，机体有很多辨别复杂环境的训练机会，有利于机体精准识别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并对其产生免疫反应。
相反，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接触自然环境的机会偏少。不仅如此，过度洁净的家居环境也会使微生物群多样性急剧下降，缺乏微生物刺激的免疫系统慢慢产生惰性，如同温室中的花朵，经不起外界严酷的考验，一旦接触外界刺激，往往无法辨别真正的有害物质，把一些无害物质当作有害物质，通过各个器官做出过激反应，最终导致患上各种过敏性疾病。
尽管人类已逐渐揭开过敏的神秘面纱，但是离窥见过敏的本质还相去甚远，过敏症的患病率仍在不断上升，不少患者仍然饱受煎熬。“路漫漫其修远兮”，预防、治疗和摆脱过敏，我们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