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

工业文明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自然科学的“狂飙突进”。19世纪又被称为“科学的世纪” ,英国社会学家比阿特丽斯·韦伯夫人( Beatrice Webb,1858—1943)认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有种天真和狂热的“科学崇拜” ( the cult of the scientific) ,“即单靠科学就能扫除人类所有的苦难。谁也不能否认,科学家是那个时代英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天才而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那个时代自信的战士;他们击溃神学论者,挫败神秘主义者,将他们的理论强加于哲学家头上,把新发明赐给资本家,将新发现引入医学界;同时,他们冷落艺术家,忽视诗人,甚至怀疑政治家的能力”1。 19世纪,以经典数学和经典力学为基础,构建起包含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近代科学体系,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是理性的、合逻辑且能够基于观察和实验来精确计算的。英国物理学家焦耳( James Prescott Joule,1818—1889)最早用科学实验的方法确定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供了依据;贝纳尔( Claude Bernard,1813—1878)的“决定论”认为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华莱士( A. R. Wallace,1823—1913)和达尔文( Charles Darwin,1809—1882)通过观察生物界,得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有机物的存在只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机械地发展着,并无先验目的或自由意志选择的余地;遗传学说则将有机物的自然体征甚至人的气质性格都归结为生物遗传,成为自然主义文学重气质(遗传)不重性格(社会)的指导原则。不仅如此,诸多自然科学理论甚至还“越界”到人文社会学科,被直接移植过来解读人文社科领域的现象,其中代表人物是孔德( Auguste Comte,1798—1857) ,他相信既然社会也属于自然,那么自然科学的实证法则同样适用于观察与解释人类社会;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则借生物学中“适者生存”的观点阐释他的社会观点,认为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与伦理道德皆是人的“自然选择”,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等同起来;丹纳( Hippolyte Taine,1828—1893)认为艺术精神等意识形态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在方法上是相类似的,强调“种族、环境和时代”对人的决定作用;费尔巴哈( L. A. Feuerbach,1804—1872)的人本主义建立在自然物质基础上的“人的本质”和人的生物意义上的“感觉”,在本质上并没有跳脱出“自然主义”的范畴……总之,人们相信世界是由必然的自然秩序掌控的,面对不可理解的偶然,人们也愿意相信还有未能找到的自然规律:“我们有希望看到人们必须承认自然秩序的存在。自然秩序的观念作为机体发展的场所和自然观念紧紧地结合起来了。”2此外,对有机体的科学研究顺利地转移到对生物体质的生理研究:巴甫洛夫( I. P. Pavlov,1849—1936)从动物受刺激产生的自然反应中得到启发,认为“条件反射”是人类行为中的重要因素。 19世纪自然科学对声、光传播的物理研究与对人体感知器官的生理研究同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学和生理学、生物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成为独立科学准备了条件。彼时的心理学也带有明显的生理学痕迹,比如德国感官神经生理学,其代表人物恩斯特·韦伯( Ernst Weber,1795—1878)确立了感觉的差别阈限定律。随后,费希纳( Gustav Theodor Fechner, 1801—1887)发展了韦伯的研究,运用心理物理法对外界物理刺激和心理现象之间的函数关系做了精确的数学测量,为冯特( Wilhelm Wundt,1832—1920)写作标志着心理学滥觞的《生理心理学原理》 ( Principle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1874)奠定了基础。冯特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和内省方法相结合,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只有一个,那便是个体的直接感觉经验。

总而言之,19世纪形成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于“形而上学”的古典哲学思维摇摇欲坠。正如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在《论小说》中所言:“心理学应该在书中含而不露,就像它实际上隐藏在生活里的各项事件中的一样。”3在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布尔热( Paul Bourget,1852—1935)、龚古尔兄弟( Edmond de Goncourt,1822—1896;Jules de Goncourt,1830—1870)和莫泊桑等19世纪后期的小说家都十分重视对人的心理状态,尤其是本能、潜意识状态的描写,掀起了一股心理小说热。

事实上,唯美主义与19世纪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样非常密切(下文会详细论述),尽管这一点往往遭到忽略。如果说心理学的发现源于自然科学带给人们的信心,人们认为用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可以捕捉深不可测的人心,那么在此基础上,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何不用心理学来定量地分析审美这一看似感性而主观的心理体验呢? 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就开始从人的心理状态出发研究审美和创作的问题,比如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约前460—约前370)和柏拉图( Plato,前427—前347)都认为诗歌创作离不开人的灵感元素,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前384—前322)从欣赏角度出发谈论悲剧的“净化”作用。西方近代经验美学开始抛开神秘主义和抽象思辨的色彩,直接从人的感性经验出发研究审美意识的形成,开始触及心理和生理的实践经验,到了19 世纪,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诞生了心理学美学。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推动心理学盛行,那就是商业主义大潮对理性主义哲学强调的崇高之美的冲击,这种崇高感随着宗教主导力的弱化,以及私人生活逐渐成为大众文化语境的核心内容而逐渐消逝。

心理学美学中最具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特质的一支是实验美学。实验美学起源于德国,它一改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的气息,否认形而上的美的理念存在,而采用“从个别到一般”的实证路径,继而推演出基于各种艺术门类的审美观念。比如费希纳认为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他发展心理物理学方法,试图利用精确的度量、统计来测定感觉经验的刺激强度,用一套数学方程式来表示感觉和刺激的函数关系,以此将感觉量化,被称为费希纳定律( Fechner’s Law) 。显然,费希纳视“美”为心理—物理现象,也可以根据实验测量来推测,比如让实验者从一堆指定的图形中选择最喜欢的图形,或者在众多物品向人们呈现其最佳效果时测量物品的数量关系。4 由于费希纳心理学美学的经验主义性质,他对美感的认识偏重于由感官刺激带来的快感和不快感的印象,但对有些艺术形式而言,这种方法就不适用,比如文学就不直接与感官刺激相关。对此,费希纳认为,感官刺激的主要因素构成了美感的形式,而联想的主要因素构成了美感的内容,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的妥协,也可以看到基于刺激—反应关系基础上的心理学美学的力不从心之处。奥斯瓦尔德·屈尔佩( Oswald Külpe,1862—1915)继承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使费希纳的心理学美学更加精细化,创造了时间变异法,通过在审美欣赏的不同时段改变审美对象的位置,以测定审美体验中的定量(直接因素)和变量(间接因素)。由于科学实验对实验对象的条件限制,屈尔佩的实验法必然更多地集中于“审美静观”的层次。另一个实验美学的代表人物是西奥多·齐亨(Theodore Ziehen,1862—1950),他认为不存在先验的客体,我们能感知的都是经验表象,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关于美感的经验,即由审美对象唤起的主体感觉表象。但由于每个人的感觉表象存在诸多差异,因此要采用心理学实验的方式统计不同实验对象的心理反应,辨别实验对象对某个审美客体的喜爱程度。实验美学的影响也波及美国,代表人物是威特默( Lightner Witmer,1867—1956),威特默通过印象法的实验得出这样的判断:刺激感官的声、色、味带来的快感和由线条、比例的形式带来的快感是不一样的,后者才是真正的美感。这就从心理学美学向形式主义美学靠拢了。

与近代德国美学的形而上思辨气息不同,近代英国美学具有强调形而下经验事实的传统,在17世纪、18世纪以培根的经验主义和霍布斯的经验心理学为哲学基础形成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代表人物是洛克( John Locke,1632—1704) 、哈奇生( Francis Hutcheson,1694—1747) 、夏夫兹博里( The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 ) 、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 、博克( Edmund Burke,1729—1797)等人。英国经验主义美学把感觉经验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从自然生理感官到社会性的感觉,再到个体特殊的快感,抓住经验性的美感,审视主体生理、心理的审美活动,提出“快感”“印象”“内感官”“同情说”“观念联想”等审美心理学观念来解释审美活动,把西方美学引向侧重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19世纪英国美学继承了经验主义形而下与注重经验事实的传统,斯宾塞、达尔文、浮龙·李( Vernon Lee,1856—1935) 、詹姆斯·萨利( James Sully,1842—1923)等人从人的感觉经验、感官感受的能力方面对审美心理与生理机制做出阐释。浮龙·李追随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1842—1910)的理论,认为在欣赏活动中,人体器官变化是美感的根本原因,美就是能引起有益于人体器官变化的心理,丑是有损于人体器官变化的心理。李还探讨了美感和形式之间的关系,认为各种线条或音调组成的形式可以激发相应的人的生理、心理状态,是19世纪末科学形式主义的先驱。萨利也从心理学角度谈论美,他认为美就是在纯粹观赏(相当于静观)状态中的愉悦感。纯粹观赏主要指的是视觉和听觉层面的感官活动,将美感限定在视觉和听觉层面,使美感区别于其他感官过多的生理欲望成分,显示出审美非功利性的特点。达尔文从进化论的角度将美感视为后天形成的能力,并无先天的鉴赏标准,他将美与人的感官愉悦联系在一起,认为许多动物也有这样的感官功能,但是人的感官更复杂,但也更纯粹和无功利性。从这个角度出发,达尔文也认为最能带来美感的感官是视觉和听觉,将视觉和听觉作为美感的来源是英国美学的普遍特征。

美国的心理学美学代表人物是威廉·詹姆斯,他是美国唯美主义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威廉·詹姆斯将心理学视为自然科学,而不是形而上学,在《心理学原理》 (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一书中,他否认人的情绪变化导致人体器官变化的观点,而是持相反观点,即人体器官状态的变化才导致情绪的变化,美感从根本上说是由内脏、肌肉、五官、血管等器官变化引起的。更重要的是,詹姆斯的心理学出发点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形而上地研究意识各个组成部分。他提出了“意识流”思想的雏形:“在每一个个人的意识中,思想都是可感知地连续的。”5“连续”意味着没有断裂,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意识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的变化不是突然产生的,不同的时刻其实处在同一条意识之流中。人类的感觉也是如此,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我们很难区分各个不同的感官感知的先后顺序,它好像是一股脑儿向我们“涌来”。

事实上,心理学美学的实证性、定量性都体现出它的科学主义基因,它将自然科学的目光和手段置于审美主体之上。与此相对照的是另一美学流派——形式主义美学,它同样追求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只不过它将自然科学的目光和手段置于审美对象一边,试图通过定量的方式找到美的本质属性,即某种美的特定形式。应当说,这种美学派别和思维方式都试图改变德国古典美学的思辨特质,从主体与客体的相反方向追寻美的秘密,形成互为镜像的对立统一体。

自然科学的兴盛带来大众思维方式的变化,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似乎成为颠扑不破的方法论,导致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科学主义转向,形成19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一方面使人文学科的研究借鉴和采纳实验、观察、计算、检验等定量研究,试图从“量变”中找到“质变”的原因。另一方面,科学主义也使文学、艺术研究向知识学转化,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各个艺术门类之间都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自此,对具体艺术问题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开始取代形而上的美、美感、理念、形式等“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

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极大地影响了艺术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世界观层面,19世纪产生了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它将人视为科学实验中的对象,对人物进行手术刀式的解剖观察,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将之本能化。人的意志是冲动,感情是情欲,人的主观能动性服从于自然生物规律。此外,19世纪的一些文艺作品比以往更注重人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深处,展现当下的、个体的、经验的“人”,而有别于古典哲学观念中先验、静态的“人”。在方法论层面,以自然主义文学和印象派绘画为代表的的写实主义艺术追求还原“当下感受到”的真实,尽力地摹仿现实,排斥抒情、想象、夸张等主观方法,用个人观察到的切身经验记录现实生活和人物活动的表象;同时,推动艺术描写、刻画人的切身感受、体验甚至本能状态和无意识心理。事实上,唯美主义看似和科学主义大潮以及写实主义观念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但作为共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产物,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微妙联系。

1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8, p. 113.

2 A. 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5页。

3 莫泊桑:《论小说》,见莫泊桑:《漂亮朋友》,王振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年,第586页。

4 参见费希纳:《美学入门》,转引自张玉能、陆扬、张德兴等:《西方美学史·第5卷·十九世纪美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5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上),田平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