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雪莱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一、“他在前进的道路上超越他的时代太远”：雪莱在世时的评价

与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名满欧洲的好友拜伦相比，在世的短短三十年中，雪莱并不是一个有太大名声的诗人。虽然他创作了许多作品，但是大部分在生前都不曾被广泛阅读。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作品的发行渠道和发行数量。詹姆斯·巴克斯（James E.Barcus，1938—）在《雪莱：批评的遗产》（Percy Bysshe Shelley：The Critical Heritage）[53]一书的序言中，对雪莱作品的发行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

雪莱的第一本诗集，《原创诗歌》（Original Poetry）是他和妹妹伊丽莎白合著的，由斯托克代尔（Stockdale）公司发行。这是一家伦敦的出版社，也是一家销售剩余图书的书商。该公司从印刷厂拿到了1489册，然而最后进入流通的可能不到100册。《术士圣欧文》（St.Irvyne）是一本哥特式小说，雪莱自费出版，可是卖得更差。他的书商估算，雪莱为此损失了300磅。1811年出版的《论无神论的必然性》，除了少数几册之外，大部分都被焚毁了，读过的人非常少。雪莱成熟期的作品中，《麦布女王》印了250册，但在他在世时卖出的不到70册。《阿拉斯特》同样是自费印行，第一版发行了250册。《伊斯兰的起义》第一次出版时名为《拉昂和西丝娜》，印行了750册，虽然一部分已经分发出去，但是出版商詹姆斯·奥利耶（James Ollier）要求雪莱进行修改，否则停止发行。后来诗集终于改为《伊斯兰的起义》，并在删掉26页之后才正式出版。《钦契》是诗人生前卖得最好的作品。1819年在意大利的莱航印了250册，第二年由科利尔出版公司（Collier）出版。1821年时印行了第二版，这也是雪莱生前唯一的一部正式再版的作品。然而，接下来的《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的表现却不佳。雪莱自己认为只卖出了20册。遵照他的意见，出版商将这本书送给了李·亨特、葛德文、霍格、皮科克、济慈、汤姆斯·莫尔（Thomas Moore）、贺拉斯·史密斯（Horace Smith）和拜伦。《心之灵》（Epipsychidion）每本卖2先令，印了100册，而作者的名字却是保密的。这首诗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54]正如这些出版数据所表明的那样，雪莱在世时，他的诗歌没有畅销过。印数少，流通差，大部分时间诗人和出版公司距离远以及出版商害怕被告发，这些都是导致雪莱的作品在生前并未进入公众视野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雪莱作品中的无神论思想和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使他远离了大众读者。勃兰兑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1842-1927）将雪莱与拜伦和歌德做过如下比较：

拜伦的诗曾为他赢得了数以千计的朋友和仰慕者；他和歌德共同分享着文艺殿堂至尊的位置；他开始给欧洲大陆打上了他的精神印记。雪莱则在前进的道路上超越他的时代太远。群众愿意追随一个比他们先进二十步的领袖，但是，如果这位领袖和他们相隔一千步，他们就会看不见，因而也不会跟在他后面，而任何一个文坛海盗只要愿意，就可以向他射击而不受惩罚。[55]

雪莱曾写过悼念济慈的诗《阿多尼》（Adonais），痛斥《评论季刊》（The Monthly Review）发表的对于济慈诗歌的粗暴攻击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那些卑鄙的小人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肆行攻讦，恶意中伤，而毫不顾及承受这些毒箭的是由于屡受打击而变得坚韧了的灵魂，抑或是像济慈那样的素质纤弱的心胸。”[56]事实上，雪莱也是当时主流报刊辱骂和诽谤的对象。

除了思想之外，诗人的私生活和爱情观也一直是他饱受诟病的原因。在哈丽雅特自尽的同一年，玛丽同母异父的姐姐也自杀身亡，外界认为是由于单恋雪莱所致。1818年夫妻二人离开英国时，随他们一同离开的是与玛丽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克莱尔·克莱蒙特（Claire Clairmont，1798-1879）。在与玛丽私奔时，雪莱还曾写信给自己的前妻，邀请她同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他私生活的兴趣成了雪莱引起一部分评论家关注其作品的主要原因。约翰·泰勒·柯勒律治（John Taylor Coleridge，1790-1876）——当时的大诗人柯勒律治的侄子——在1819年4月的《评论季刊》中撰文，将《伊斯兰的起义》视为“粗鄙、诡辩、散漫”的作品，“既无趣，又没有活力，语言上不朴素，韵律上不协调”。不仅批评了作品，在文章结尾，他将诗人的私生活和作品一起列为批评的对象：

如果我们能揭开私生活的面纱，说出我们现在对他的了解，我们应该展示的的确是一幅令人厌恶的画面，但这将是对作品的一个无法回答的评论；对于那些只读书的人来说，很难想象有多少卑微的骄傲、多少冷酷的自私、多少没有男子气概的残忍与这种普遍而不法（lawless）的爱的法则是一致的。但我们只能用我们的知识来制止我们曾经对他抱有的毫无根据的希望。[57]

皮科克将这篇书评称为“有史以来在那个时期和那本杂志里出现的信仰上的互相憎恶（Odium theologicum）中最恶毒的感情流露之一（the most malignant effusions）”[58]。

当时主流杂志上刊登过一些评论雪莱作品的文章，然而，总体来看，当时的文学界对他仍然算不上有太多的关注。尤其是同时代那些文学界的大人物都对他保持相当的沉默。当时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雪莱和他的作品的重要评论。另外一位大人物华兹华斯的意见也是断章残篇，并非决定性的。特洛尼在1859年写的关于雪莱和拜伦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华兹华斯在1819年曾认为雪莱作为诗人简直一无是处，“一个在25岁前都没能写出一首好诗的人，我们可以认定他不能，并且永远都写不出来了”。但根据很多人的回忆，华兹华斯后来也曾经说过，从对风格的掌控来说，雪莱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并将雪莱置于拜伦之上。华兹华斯认为雪莱和济慈，是年轻人的最爱，但是无法满足各个年龄段的读者的胃口。他的这一评语曾经被广泛引述。[59]

雪莱的《麦布女王》在初版时并未引起多少注意，但是8年之后，英国出现了该书的盗版。雪莱对此非常反对，他认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作品。也许是因为当时有关他私生活的丑闻已经家喻户晓了，所以这个后来的版本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但是尽管围绕雪莱的是纷繁的流言蜚语，但是这次评论家们却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了雪莱的才华。这些评论家指出了雪莱诗歌的一个特点，即他诗歌中的力量和美大部分都源自他对自己信念的炙热和执着：

所有蒲柏归于上帝的，雪莱都归于必然性。所以，雪莱的无神论，只是用必然性取代了上帝。雪莱唯一的错误，就是他赋予上帝的态度和性格，而这也真的是人类的错乱和偏差。因而，雪莱假定的无神论也真的是在另外一个名称下的深刻而持久的信仰。[60]

李·亨特[61]可以说是当时雪莱最大的支持者。自从读到《阿拉斯特》，他便开始了对雪莱忠诚而又持久的辩护。1816年12月和1817年的1月，他在自己主办的《检查者》（The Examiner）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亨特的评论中，他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对于雪莱的拥护，而是倡导对于雪莱的同情地阅读。在12月的这篇文章中，他把雪莱、济慈和雷诺兹（Reynolds）三人称为一个新的诗歌流派的代表。他认为“他们区别于从查理二世以来便盛行在英国的法国风格……是真正的英国文学的缪斯。……事实上，将这称为新的流派是不准确的，它更多地代表的是一种创新。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恢复对于自然的热爱，对于思考（thinking）的热爱，而非仅仅是进行讲述（talking）。从前正是思考使得我们成为诗人，而非那些作诗的才智和机械的对偶”。他将雪莱称为“惹人注目的原创的思考者”（striking and original thinker），借《阿拉斯特》出版之际，迫不及待地介绍给读者。[62]

尽管当时雪莱作品引起的注意很有限，评论者们也难免局限于个人、政治和社会等因素而对其产生各种偏见，因此，这些评论未免有失公允，但是，当这些评论汇集在一起，它们呈现出来的对于雪莱作品理解的深度和阐释的维度，却比当代研究者想象中的要深刻得多。在后来雪莱慢慢被经典化的过程中，同时代人对雪莱的评价和观点仍然可以听到回响。

二、“永远的孩子”与“诗人中的诗人”：19世纪评论家的观点

雪莱意外溺水而亡之后，他的作品才开始慢慢地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阅读，也逐渐被奉为经典。这个过程漫长而又曲折。诗人死后，许多未曾发表过的作品一直无法问世，主要原因是他的父亲不希望世人记住儿子离经叛道的形象，所以一直拒绝出版雪莱的任何著作。然而，作为遗孀的玛丽·雪莱开始了对丈夫作品的整理。此时的玛丽已经出版了《弗兰肯斯坦》，回到英国时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玛丽不仅是雪莱作品的首位编纂者，也是最重要的评论者。她于1824年出版了《雪莱遗诗集》（Posthumous Poems），为此雪莱的父亲威胁要取消给她的年金。1839年出版的四卷本《雪莱全集》（Poetical Works），涵盖了诗人生前未能出版的大部分作品。她将雪莱作品按照创作时间进行整理并写下了题记，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美国学者克莱蒙特·丹巴（Clement Dunbar）在《雪莱研究参考文献：1823-1950》（A Bibliography of Shelley Studies：1823-1950）一书中，将诗人离世后至1950年的研究书目进行了编年，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书。在序言中，他将雪莱研究分为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依次对作品的出版、传记的出版以及重要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

丹巴认为，从1822年雪莱去世到1839年玛丽整理出版《雪莱全集》，这17年是雪莱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当时主流的文学期刊，如《评论季刊》《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等，都发表过许多有关雪莱的评论文章。对于雪莱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角度：第一，政治归属（political affiliation）；第二，道德和宗教倾向；第三，社会或者阶级偏见；第四，文学或者批评主张；第五，私人交往。在这些评论中，大多并不局限于泾渭分明的角度，批评的视角通常是重叠的，经常还会出现这种情形：批评的重点明明是在一方面，但是却伪装成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这种遮掩暧昧的批评倾向通常都是和期刊所持的政治主张分不开的。[63]

除了关于刚出版的《雪莱遗诗集》的书评，对雪莱最主要的评论主要来自他的生前好友李·亨特、麦德文、霍格和拜伦等人。他们或者是回忆曾经交往的细节，或者对诗人进行了断章残片式的评价。这时期还出现了“虔诚的雪莱爱好者”（“the band of devout Shelleyan”），他们不仅写文章赞颂雪莱，还创作雪莱式的诗歌。当时的《伦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Londinensis）指出雪莱作品有一种“魅力”，“虽然他并未被普遍接受和尊敬，但是这种魅力足以吸引人们对诗人展开令人愉快并受益的深入研究”。[64]罗伯特·查博斯（Robert Chambers，1802-1871）在他的《英语语言和文学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36）中说，“雪莱的诗歌具有一种神秘而又庄严的力量，它们带来的并非一般的乐趣，相对而言，这些诗歌更适合那些对诗歌狂热而积极的爱好者”[65]。

1839年《雪莱全集》的出版，使雪莱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丹巴认为，从这一年到1886年雪莱研究会（Shelley Society）的成立，是雪莱研究的第二个阶段。随着维多利亚时期出版和文学潮流的发展，雪莱的名声也开始渐渐增长。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雪莱作品的整理和出版。1862年加奈特（Richard Garnett，1835-1906）出版了《雪莱遗作》（Relics of Shelley），增添了25首雪莱作品。这是他在玛丽死后，从雪莱的儿子收藏在伯恩茅斯（Bourne-mouth）附近的玻斯孔姆庄园（Boscombe Manor）的手稿中整理出来的。后来威廉姆·麦克·罗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1829-1919）也从中整理出了一部分雪莱作品，并且又额外从雪莱和前妻所生的女儿保存的《艾斯代尔笔记》（Esdaile Note）中整理出一些诗歌，于1870年出版了两卷本的《雪莱诗集》。1876-1880年间，福曼（Henry Buxton Forman，1842-1917）先是完成了雪莱诗歌的编纂，后又编辑整理了雪莱的散文经典作品，这些成为权威版本。

同时，雪莱的传记作品也开始流行。除李·亨特、麦德文、霍格等人的作品之外，皮科克和特洛尼也出版了关于诗人的回忆录。除了家人和朋友，研究者也开始了对于诗人生平的评价。乔治·吉尔菲兰（George Gilfillan，1813-1878）依据这些朋友的回忆录，将雪莱称为“永远的孩子”（eternal child）[66]，认为诗人对世界、爱情、友谊等都充满了孩子般天真的幻想。这成为长久以来评论家对于雪莱所持的观点。罗塞蒂在为1870年版《雪莱诗集》写的文章建立在研究而非回忆之上，可以说是首次独立的、对诗人进行深入研究的传记。这开创了一个新的雪莱传记的时代。[67]英国诗人弗朗西斯·汤姆森（Francis Thompson，1859-1907）在名为《雪莱》（“Shelley, An Essay”）

的论文中指出，雪莱一生都保持着童年的特性，虽然这些特性随着他的年龄得以扩大并且成熟，但是从根本上并未发生改变。因此，他认为雪莱就是“一个生在成人世界的、被施了魔法的孩子”[68]。

除了在传记中对诗人进行评价，当时重要的评论家，包括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沃特·白吉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史文朋和马修·阿诺德等人都通过雪莱的诗歌作品对其进行解读。勃朗宁在1852年的论文中，强调了雪莱的作品和他的生活的相互依赖性。他将所有的诗人分为客观诗人（objective poet）和主观诗人（subjective poet）两类，而雪莱正是主观一类的最典型的代表，因此他认为，作为人的雪莱和作为诗人的雪莱，两个角色是不可分的，雪莱的作品就是其内在的投射：

这样的诗人不会习惯性地处理森林树木的风景如画或者狂风暴雨，而是描绘它们裸露在白垩和石头上的根和纤维。他不画画，也不把画挂在墙上，而是把所见放进自己眼睛的视网膜上：我们必须深入观察他的双眼，才能看到那上面的画。因此，他更像是一个预言家，而不是时代风尚的追随者，他所创造的与其说是一件作品，不如说是一种流溢物（effluence）。这种流溢不能轻易地从他的个性中抽象出来——确实是从他个性的光辉和芳香中投射而出，但未与之分离。因此，在我们接近诗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接近诗人的个性；在理解诗歌的同时，我们也在理解他，当然，如果不爱他，我们就无法去爱他的作品。为了爱和理解，我们渴望了解他，作为他诗歌的读者，也必须是他传记的读者。

白吉特在写于1856年的论文中认为，雪莱可能是具有纯粹冲动型性格的人中最明显的例证，其中占据主导性的冲动是他从幼时便具有的“改造人类的热情”。他早就宣扬人类要“自由、平等、纯洁和智慧”，这些真理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影响。在他看来，总有一天某个东西或某个人肯定会介入来建立它们。[69]没有人能比雪莱更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激情，一种探索存在奥秘的渴望。雪莱诗歌中具有强烈的神话倾向。白吉特指出，大部分诗人为神话注入了现代生活，他们被那些似乎具有宗教意义的部分吸引，在作品中对此进行表现的同时又扩大了其意义。而雪莱则不然，对他来说神话具有吸引力的是那些最简单的部分，而在某些研究者看来这是乏味的。即使在处理与古代神话无关的问题时，雪莱的作品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云》和《云雀颂》更像是神话——比任何其他现代诗歌都更具有一种冲动，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那是外部世界的民众最初幻想存在的冲动。”[70]白吉特看重雪莱的短诗：“他诗作中成功的是片段；这些片段中最好的是那些抒情性的。正是这种孤立和突如其来的冲动使他不适合创作伟大的作品，同样是这种冲动，却使他具有一种独特的特质，能够‘在大量未经深思熟虑的艺术中’突然倾吐出奇特情感的强烈本质。”[71]

阿诺德关于雪莱的观点首先出现在对雪莱与拜伦的比较中，这不仅是巧妙的措辞转换，而且是其后维多利亚时期批评家们表达观点的试金石。他为《拜伦文集》写的导言，曾经一度主导了评论界对于两人的看法：

作为一个男人，雪莱在许多方面都比拜伦更胜一筹；他有美丽又迷人的灵魂，所召唤出的幻象比拜伦的更加美好和有魅力。但是雪莱具有的所有的个人魅力，都无法阻止我们最终在他的作品中察觉到无可救药的匮乏，一般而言，即缺乏合理的主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治愈的缺陷，即空洞（unsubstantiality）。[72]

阿诺德对雪莱进行了区分，一个是作为“人”的雪莱，另一个是作为“诗人”的雪莱。在现实生活中他比拜伦品德高贵，但是在阿诺德看来，雪莱无法在作品中合理化自己的主题。他的作品流露出来的是“虚弱”和“无根基”，只不过是“一个美丽而不起作用的安琪儿，在真空中徒然拍打着他那闪着星光的银色翅膀”（beautiful and ineffectual angel, beating in the void his luminous wings in vain）。这个评价被广泛引述，被看作对雪莱有力的批评。然而事实上，阿诺德的这种看法既不新鲜，也并不奇怪，它本身只是一种从传统而来的态度，而非一种具有偏见的攻击：

玛丽将雪莱塑造为一个天使，李·亨特继续了这种观念，麦德文也进行了确认；后来霍格的传记表明雪莱是徒劳的（ineffectual）；其他人又强调了他的虚幻（airy）和飘渺（ethereal）。阿诺德的这个评价是讽刺地提炼了60年来的观点；是修辞上的夸张，而非带有偏见的攻击。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词是如何呼应阿诺德本人早些时候翻译的朱伯特（Joubert）的评论的话，那么它们就有了不同的意味：“柏拉图迷失在虚无（void）中……但人们看到他的翅膀（wings）在飞翔，听到它们的沙沙声。”谁会介意与柏拉图在同一个虚空中拍打他发光的翅膀？雪莱肯定不会。[73]

史文朋是雪莱的崇拜者，他在论文中将雪莱称作“现代人类和时代的伟大的歌者”，并赞扬说“这位诗人比所有其他诗人都受人爱戴，他超越了所有其他诗人，用一个词来说，也是唯一恰当的词——神圣”。[74]他认为阿诺德对雪莱的批评都是“精彩的错误”（brilliant error）：

我反对将拜伦和雪莱的名字连在一起。尽管我对拜伦的崇高天才和记忆深表敬意，但我不能再接受他作为一个诗人，在任何方面都与雪莱相同或者相似，除了一点；同样我不能设想雪莱天生便具有各种各样的、无畏的、敏锐的、胜利的能量，而正是这些使得拜伦最伟大的作品如此伟大。拜伦拥有热情、活力和幽默的所有荣耀，但他是一个不会唱歌的歌手；雪莱超越了所有记录在案的诗人，除了两三位；他内心和外在奏响的音乐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与大自然一样神圣，而且不会很快耗尽。他是唯一完美的歌神；他的思想、言语、行为，都在一起歌唱。[75]

19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雪莱研究愈发成熟。这得益于雪莱家人对其文件和手稿的开放，使得研究者可以直接接触到第一手研究资料。到1886年，雪莱的名声到了高潮。这一年的3月10日，雪莱研究会成立，出版了雪莱并不为世人关注的作品，还将《钦契》搬上了舞台。都柏林大学英语系的道顿教授出版了两卷本的《雪莱生平》（The Life of Percy Bysshe Shelley，1886）。该传记可以说是当时最权威的版本，这也使得道顿成为那个时期最重要的雪莱研究专家。在诗人离世六十多年后，雪莱不仅成为被广泛阅读的经典诗人，同时也已经成为学者们重要的研究对象。

三、生命的凯旋：雪莱在近世英语世界的接受

进入20世纪，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出版了他的《雪莱传》[76]，这是被大众阅读最多、流传最广的雪莱传记。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这是一部充满了虚构的小说。作者猎奇般的小说笔法使雪莱的故事更富戏剧性并为世界读者所知。1927年，沃特·埃德温·培克（Walter Edwin Peck）所著的传记《雪莱：他的作品和生活》（Shelley：His Life and Work）在伦敦出版，里面增添了以往传记中没有的细节，但是过于琐碎。

这一时期雪莱作品全集取得新的进展。1905年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以玛丽在1835年的版本为基础，又对雪莱作品进行整理校对，编辑出版了新的全集。1926-1930年间，罗格·英格朋（Roger Ing-pen）和培克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雪莱全集》，被称作“朱利安版本”（Julian Edition）。

雪莱在20世纪拥有一些伟大的读者。叶芝（W.B.Yeats，1865-1939）在写于1900年的文章《雪莱诗歌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helley's Poetry”）中明确表示自己年轻时喜爱阅读雪莱并受其影响。他细致深入地分析了雪莱的主导思想：

我仍然相信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认为……雪莱是一位含糊不清的思想家，他把偶尔伟大的诗歌与荒诞的修辞结合在一起。如果人们不去比较这些段落——尤其是那些描述他所赞扬的自由的段落——是无法发现它们背后的信仰体系的。他的思想很微妙，这似乎是很自然会发现的，因为雪莱夫人告诉我们，雪莱曾经犹豫不决，到底是应该成为玄学家还是一个诗人。雪莱夫人也略有遗憾地谈到过雪莱“对含糊的追求”，并谈到三代以来都认为《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只是对《政治正义论》进行的诗化押韵而已……从雪莱夫人这些片段的感想和零碎的意见中，从目力所及的段落中，人们很快就会明白，雪莱的自由远不止是《政治正义论》中的自由，而是结合了智性之美，他预见到的新生比许多政治梦想家所预见到的要多得多。人们会明白在把“时光送进他长眠的坟茔”之前，至善将永无法到达。[77]

叶芝认为雪莱诗歌的主导象征是洞穴（cave）和塔（tower）。他指出像雪莱这样优秀的柏拉图主义者，如果不是想到柏拉图的洞穴，他不可能把任何洞穴当作象征[78]；而塔是上升的，是上升之途。因此，塔和海、河以及有喷泉的洞，都是很古老的象征，提示了向外看人和事物以及向内看自身两种思想的对照。晨星（morning Star）是他诗歌中作为爱情、自由、智慧、美以及智性之美的象征。智性之美是雪莱思想世界的中心。因此，在他所有的象征中，最重要、最精确的符号，即他对其含义最为了解的符号，就是金星（即venus，也称morning and evening star）。它在塔和河流上升起和落下，永远重复着，占据他天才的宝座。[79]叶芝喜欢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和雪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他认为尽管布莱克一直在抗议，但他高兴地活着，并且总是谈到自己的快乐，他会在太阳的某个小教堂里做礼拜；但是雪莱不同，由于他在生活中所追求的“比任何人理解的都要多”，因而痛恨生活，他会在无限欲望之星的某个小教堂里徘徊，迷失在无休止的遐想中。[80]在30年后再次专论雪莱的文章中，叶芝写道：“布莱克被随意的象征主义所孤立，而雪莱不同，他似乎总结了英国诗歌中所有形而上学的东西。人到中年，回首往事，我发现塑造了我的是雪莱，而非我研究得更多、获得更多认可的布莱克。”[81]。

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在出版于1961年的文集《事实与虚构》（Fact and Fiction）一书中追忆了雪莱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他热爱雪莱诗歌，认为在少年时期这主宰了他的想象和情感。那时吸引他的是作为抒情诗人的雪莱。他着迷于诗人作品中痛苦的情绪，喜欢“他的绝望、孤独和他想象的如同暮云景色一样虚幻的风景”。虽然罗素在回忆中认为自己受雪莱诗歌启发的情绪有点荒谬，“但如果我忽略在阅读雪莱作品时打动我的那些东西，这对少年的自己不公平”。他不仅喜欢雪莱诗歌中的绝望，还喜欢世界末日般的希望。“尽管我在理智上相信，人类生活的任何重大改善都必须是渐进的，但我仍然发现我的想象力被人心突变的希望所支配。”雪莱诗歌中有“一种神奇的、变幻的美，似乎不是这个世界的美，而是想象中的天堂的一瞥”，正是这种令人陶醉的特质，使得没有其他诗人可以与他比肩。因此，虽然罗素意识到了雪莱诗歌中的弱点，但他仍然珍视诗人的“热情纯洁，对美的强烈热爱及丰富的想象力”。[82]

然而，20世纪上半叶，雪莱作为经典诗人的地位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学术界受到了挑战和冷遇。随着新人文主义登上舞台，以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为代表的学者们发起了对于浪漫主义的攻击。他在出版于1919年的著作《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中指责浪漫主义诗人们对“道德的想象与偏执的想象”进行混淆，并且存在一种无序的状态，而这种“无序状态与感情有关，而不是与思想或行动相关”，其中雪莱便是感情泛滥的代表：

想像不负责任地徜徉在一个完全脱离正常的人性经验的土地上。雪莱明显相信自己的幻境不是幻境，而是一个真正的精神的最高天空，这就妨碍我们欣赏这个幻境的灿烂虹影。而雪莱身后一长串轻率的崇拜者使我们更加对他不满了。因而C.H.赫尔福德在《剑桥英国文学史》中写道：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所做的只是“壮丽地表达对柏拉图和基督的信仰”！在这样的地方出现这样的评价是一个真正危险的信号，表明了当今时代某种严重的精神混乱。[83]

接下来的新批评派延续了新人文主义的观点。艾略特（T.S.Eliot，1888-1965）是白璧德的学生，他是对雪莱作为经典诗人的地位产生影响的关键人物。在作于1933年的《雪莱和济慈》一文中，艾略特指出雪莱只是一个“青春期诗人”（the poet of adolescence），他的观点“天真而又唐突”（puerile and offensive）：

对我来说雪莱的观点永远是青春期的观点——因为有它们为什么如此的所有理由。对我来说雪莱的乐观主义也是青春期的事：雪莱代表着人成熟前的一个紧张时期，但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不会像他这样，年龄发生改变但却保持这种状态不变。我承认除非出于某些需要参考的特殊理由，否则我从来不会因为想要读诗而打开他的诗集。我觉得那些观点令人厌恶。将雪莱本人与他的观念和信仰分开是件很难的事情，比华兹华斯的还难。他的传记激发起的兴趣，使人在阅读他的诗歌时，总是不得不想到他本人：这个人没有幽默感，学究气十足，以个人为中心，很多时候，他的行为像个流氓一样。除了偶尔的灵光一闪（flash of shrewd sense），他不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上而在讨论其他人，或者文笔不优美的时候，他的信件枯燥得令人难以忍受。[84]

雪莱作品所呈现的充满想象的多愁善感似乎显得不合时宜。虽然在19世纪雪莱也曾一度被看作“永远的小孩子”，但是这些评价的核心是雪莱为人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天真和孩子气，而艾略特指出的“青春期诗人”则更侧重于他的莽撞、浅薄和幼稚。这个论断加上艾略特本人作为有影响力的诗人和评论家的身份，使得作为19世纪经典诗人的雪莱受到了最严重的攻击。但是，另一位英国批评家刘易斯（C.S.Lewis，1898-1963）却一直在为雪莱辩护。在《雪莱、德莱顿与艾略特先生》（“Shelley, Dryden, and Mr.Eliot”）一文中，他强调雪莱作品与古典传统的联系，而这也正是艾略特认为雪莱所缺少的。他将雪莱所受到的影响追溯至柏拉图和但丁而非葛德文，认为在雪莱的思想中，但丁和柏拉图的影响至少和葛德文一样重要：

我并不知道葛德文是如何谈论自由恋爱，但是当我在《心之灵》中读到这一段：真正的爱情不同于黄金和泥土，我很确定这是来自《炼狱篇》第15章49行，因而最终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1169a。我本人并不同意雪莱将此学说应用到性滥交（sexual promiscuity）的程度，但是柏拉图……也许会，雪莱和葛德文不做这个替罪羊。因此，在《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中，我们看到宇宙的重生，万物的复原，这个主题是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的，它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以赛亚书》或者维吉尔的《牧歌》第4首，而将此归因到葛德文是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当然，有的主题确实可以归到葛德文，但就如蒂利亚德先生论证的那样，归到埃斯库罗斯和柏拉图的《政治家篇》也同样有趣。如果雪莱非常无知，除了《政治正义论》之外什么书都没有读过，或者他是一个笨蛋不具有任何的创造力，我们也许可以认定他诗剧里的亚细亚仅仅是葛德文式仁慈的一种化身，但是当我们知道他已经读过柏拉图作品中神圣的爱和美，还曾写过《赞智力美》（“The 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之后，这种指认会变得非常偏执。[85]

事实上，虽时有辩护的声音出现，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新人文主义和新批评占主流的时代，雪莱的作品几乎被定型为浅薄和混乱，艾略特和以瑞恰兹（I.A.Richards）、利维斯（F.R.Leavis）为首的《细察》的评论家们将雪莱驱逐出了一流经典诗人的行列。

但是，雪莱仍然是一个经常出现在作家作品中的名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们对雪莱还比较友好。毛姆的小说《面纱》（The Painted Veil，1925）便取自雪莱诗句（“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 which those who live/Call life”）[86]。在美国作家埃莉诺·怀利（Elinor Wylie）的作品《孤儿天使》（The Orphan Angel，1926）中雪莱也被偶像化。然而，在“二战”之后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中，雪莱是被当作某种过时的思想和观念的代表而批判和抛弃的。这尤其以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小说为代表。在小说《光秃秃的树叶》（Those Barren Leaves）中，主人公在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La Spezia）海滩回忆过去：“在雪莱的时代，在这个海滩可称得上完美。当这是一片无人居住的领地时，一个人也许有理由忘却事物的真正本质。而身处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当一个人无法真正地与想象中的一切分辨开来的时候，他的这种忘却也许会被证明将幻想沉溺到了过分的程度，而在雪莱的诗歌中这是可以被允许到达的境地。”[87]作家以这种方式表达了雪莱曾经的幻想在现阶段的不切实际和不合时宜。然而，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看法，赫胥黎在他之后的长篇小说《旋律的配合》（Point Counter Point）中对雪莱的观念充满了激烈的反对。

《旋律的配合》是一部带有讽刺性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看作1928年的伦敦知识精英界的一个缩影。小说带有鲜明的赫胥黎色彩，深刻而尖锐。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作品描写了时代的重要主题：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下“个人的情感生活和理性生活的分裂，物质和精神的不平衡，人口膨胀和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文学艺术的价值，人类世界的何去何从，如此等等”[88]。小说中多次提到雪莱，并将其中的角色沃尔特设置成了雪莱式的理想主义者：

他真的曾经同玛乔里在一起生活幸福过吗——无论如何，就像他想象过的那样幸福，就像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那样幸福？应当像《埃皮塞契蒂昂》（按：指雪莱的诗歌《心之灵》“Epipsychidion”）那样；但是事实不然——也许因为他太有意要这样，因为他存心要在雪莱的诗歌上仿效他的感情和他们共同的生活。……他爱上的其实是那种德性，那种文雅、有教养、苍白的精神性，以及她的不幸……爱情，那时他曾经相信（因为那时他才二十二岁，热诚而纯洁，带着青春期的纯洁而把性欲置之脑后，刚从牛津出来，满载着诗歌和对哲学家们和神秘主义者们的苦思冥想），爱情是交谈，爱情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和伴侣。那才是真正的爱情。性生活只是不相干的，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类不幸有肉体，但是要将其尽可能地置于幕后。

……

雪莱一直只是一个年轻的学校男生，同任何别的男生一样感到性欲痒痒的，可他劝服他自己和别人，他就是混合但丁和贝亚特丽齐而成的一个人，而且还要更多。可怕，可怕啊！我假设，惟一的借口是他情不自禁。他并不是天生一个男人；他只是一种带有一个学校男生性欲的小精灵似的鼻涕虫。随后，思考一下那种可怕的无能吧，无能于直话直说。你记得《云雀之歌》吗？……雪莱本人就是一种飞翔的鼻涕虫；而且，除了他本人以外，毕竟没有人真的能写任何东西。[89]

小说中的沃尔特曾经试图效仿雪莱，然而一败涂地。这传达了一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年轻人的无知和单纯的讽刺。赫胥黎和艾略特的趣味相仿，他们对雪莱及浪漫主义持有相似的观点。

到了1949年，充满想象力的责骂与讽刺在继续。作家威尔逊（Angus Wilson）在《一伙不正当的人》（“The Wrong Set”）中虚构了玛丽·雪莱和皮考克以及霍格的关系。[90]然而，这样的雪莱形象在福斯特（E.M.Foster）小说的映照下黯然失色。在短篇小说《天国公共马车》中，雪莱再次作为一个经典诗人的象征出现：

然而就连邦斯先生也只能说那个路标是个笑话——是一个名叫雪莱的人制造的笑话。

“当然啦，”男孩的妈妈喊道，“我告诉过你吧，亲爱的。就是这个名字。”

“你从来没听说过雪莱吗？”邦斯先生问。

“没有，”男孩说着低下了头。

“可是你们家难道没有雪莱的书吗？”

“怎么没有，有啊！”那位夫人恼火地喊。“亲爱的邦斯先生，我们可不是那么没有文化素养的人。我们至少有两本。一本是结婚礼物，另一本字体小一点，放在一间备用的房间里。”

“我相信我们有七本雪莱的书，”邦斯先生说，并慢慢地笑了笑。[91]

在这个寓言故事中，雪莱是和文化素养相连的。福斯特讽刺的是古板的邦斯先生虽然有“七本雪莱的书”，但他却不能理解雪莱的诗。故事的结尾，他从公共汽车上掉了出来，错过了去往天国的公共汽车。此时的福斯特仍然将雪莱视作普通大众所接受的诗人形象的代表，在他看来，雪莱这个名字仍然能够激发读者对于诗人形象的某种崇敬。

在1950年纽约剧院上演的戏剧《兰闺怨》（Hilda Crane）中也出现了雪莱的形象。女主角希尔达（Hilda）是一个迷失的现代女性，她偶遇了一位教授流氓（professorial cad），这类形象在当时的百老汇非常常见。这位叫作詹森（Charles Jensen）的教授在写一本研究雪莱的书，已经写了11年。随着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资料收集得越来越多，他为自己的雪莱研究寻找重点：到底是要说一个恶棍如何成了天使，还是一个天使如何成了恶棍。另一方面，在他的感情经历中，年轻时，他曾经对希尔达有过幻想中的理想爱情，但是自从他知道对方经历了两次婚姻并有过放荡的生活之后，他的态度就变了。虽然现在的希尔达正在努力修正自己的人生，但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一切都是徒劳。现在詹森对于雪莱的重新诠释完成了，他成了明尼苏达大学英文系主任。他最终的论文《雪莱并不真爱一只鸟、一棵树或一个人》帮助他做了自己的决定，他引诱希尔达与他私通。应该说，这部戏剧表达的一切都是开放式的，正如雪莱之于詹森的过错一样。那位喝牛奶的、好心肠的、受委屈的、愚蠢的丈夫震惊于这位教授喊出“伟大的诗人雪莱是一位身份低微的无用之人”，因为这位目不识丁的丈夫对诗人怀有尊敬。这个戏剧并未清楚地表明是作为研究者、教授的詹森挖掘出了雪莱恶棍的一面，还是研究雪莱激发了他恶棍的一面。很明显，观众在进入剧场前对雪莱的理解也许各不相同，但是，当他们离开剧场时，无论曾以何种态度看待雪莱，他们可能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雪莱的生活是和第七戒律——“不可通奸”相违抗的。[92]但是，研究者在考察了雪莱在20世纪初至50年代的遭遇之后依然指出：

自从雪莱诗歌第一次遭遇到尖锐的、具有冲突性的评价开始，一直到现在，虽然不时会有一种评价观点在整个评论界占主导地位，但事实上两种评价的观点是一直并列存在的。即使到现在，雪莱的声名远低于他从前，但是那种将其视为最优秀的诗人的观点仍然清晰可见，而正是这种观点，在长达一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以来，使其成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诗人形象的代表。[93]

事实上，这也是雪莱在20世纪上半叶所遭遇的一个复杂的情形。这一时期重要的雪莱研究者卡梅隆（Kenneth Neill Cameron，1908-1994）就新批评对于雪莱的责难和贬抑做出如下回应：

经常会被问到为什么雪莱研究者没有对他们（按：指新批评派）的攻击进行过太多的回应。答案是他们的攻击是边缘的，次要的。新批评的学者们不针对雪莱重要的诗歌或散文，而是将他们的攻击建立在对于一些特定的诗歌的形式分析之上。他们经常误解这些诗歌，他们的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这些都不是那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做出的都是完全不相关的判断。[94]

可以说，雪莱地位的改变是和浪漫主义地位的改变紧密相连的。1950年代之后，雪莱又重新回到了经典诗人的位置，这要归功于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12-2015）。在代表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艾布拉姆斯重新检视浪漫主义传统，他认为浪漫主义的诗歌必须通过的首要考验，不是“它是否忠实于自然”或者“它是否符合理想的评判和人类普遍性的要求”，而是另一方面迥异的标准，即“它是否真诚？是否纯真？是否符合诗人创作时的意图、情感和真实心境？”[95]而雪莱正是创作出这种诗歌的天才诗人。

艾布拉姆斯的学生哈罗德·布鲁姆在1959年出版了《雪莱的神话创造》（Shelley's Mythmaking）一书，将雪莱从新批评派的苛责中解放出来。他并没有继续之前研究者的路径去寻找雪莱作品中的历史感而为他开脱，而是旗帜鲜明地指出诗人在作品中进行自己的神话创造。这种创造并非将自己的作品嵌入已存的神话之中，而是通过想象与对象展开对话，构筑“我-你”（I-Thou）的关系，构筑新的神话。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保尔·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在《面目全非的雪莱》（“Shelley Disfigured”）一文中对诗人的《生命的凯旋》的解读，成为解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诗人雪莱经历了无数评论者的赞赏、讴歌、批评、贬斥，然而，这些随着时间落下的尘埃并未将雪莱湮没，他终又凯旋，在新的研究者手中绽放出新的光芒。

现在，雪莱的研究资料比较齐备，大部分保存在位于美国纽约市立图书馆的福兹海默雪莱收藏馆（Carl H.Pforzheimer Collection of Shelley and His Circle）和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中，为当前的雪莱研究提供了最翔实的资料。目前关于雪莱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学术组织，一个是英国学术界主办的济慈-雪莱纪念研究会（The Keats-Shelley Memorial As-sociation），地点位于罗马的济慈-雪莱纪念馆内，他们主办的期刊《济慈-雪莱评论》（The Keats-Shelley Review）刊登最新的雪莱研究文章，每年出版两期，并且还组织一年一度的论文和诗歌比赛。另一个是美国的济慈-雪莱研究会（Keats-Shelley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主办每年一期的研究期刊《济慈-雪莱杂志》（Keats-Shelley Journal）。这两本雪莱研究刊物都被美国的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