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伍尔夫与非个人化诗学

本书将从伍尔夫的散文、书评文章、小说、书信和日记等作品中重建伍尔夫非个人化诗学在意识形态、主题、文体和形式上的创新,重点是她用女性主义语调构建非个人化的核心要素,以增强伍尔夫作为一个开创性作家的重要地位及其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魅力。更具体地说,本章将简要分析伍尔夫非个人化诗学中三个相互关联的成分:意识形态上的雌雄同体观、主题上的普遍性(包括三方面:作者隐身、反对艺术政治化和诗意精神)以及文体上的意识流。在界定非个人化这个术语之后,本章将探讨伍尔夫非个人化与个人化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她提出并赞美了“女性语句”(以及“男性语句”)以强调写作中性别差异的重要性。本书认为伍尔夫的非个人化诗学具有辩证性的特点,它并不完全排除个人化。相反,非个人化和个人化是连续的。伍尔夫辩证性的非个人化诗学为男性和女性作家提供了平等创造富有艺术家性别和个性特征的机会。

伍尔夫对非个人化诗学的兴趣贯穿了她的整个人生。与许多其他作家相比,伍尔夫散文家的身份给予了她特殊的优势。早在1905年,即伍尔夫踏上创作之旅一年后,她就开始关注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的《西班牙之旅》(Journeys in Spain),称该书的非个人化品质使该书成为“最非个人化的图书”1。 1918年9月10日,伍尔夫在日记中记录了弥尔顿《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非个人化品质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首诗与其他诗歌之间的极端差异震惊了我。这主要体现在其崇高的超然和情感的非个人化之中(the sublime aloofness&impersonality of the emotions)。”2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伍尔夫对非个人化诗学的浓厚兴趣。 1920年1月26日,伍尔夫评论道:“这该死的自我,毁坏了[詹姆斯·]乔伊斯和[多萝西·]查德森。”3

在散文《论不懂希腊文》(“On Not Knowing Greek” , 1925)中,伍尔夫重申了她的观点,即“希腊文学是非个人化文学”4。同一年,伍尔夫在散文《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925)中特别关注了该小说家的非个人化。5她在长篇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莎士比亚的非个人化进行了分析,提出莎士比亚的创造性大脑并没有受到个人恩怨或怨恨、仇恨、痛苦、恐惧或抗议等情绪6的阻碍。莎士比亚雌雄同体的大脑在创造那些非个人化的剧本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伍尔夫在散文《个性》 (“Personalities”, 1947)中围绕非个人化问题进行探讨时坚称:“我们最钦佩的作家有一些难以捉摸、似谜一样的、非个人化的品质(something elusive, enigmatic, impersonal)。”7伍尔夫坚定了莎士比亚就是非个人化典范的信念,因其作品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作者的隐身8。

与奥斯丁和莎士比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处于非个人化的另一极端,因为《简·爱》 (Jane Eyre)充满了勃朗特的个性,即整个小说通过“我爱”“我恨”“我受苦”等声音表达了她“愤慨”“不满”等情绪9。个人的抗议阻碍了“对待生活的哲学态度”,因为“以自我为中心,自我限制的作家缺少宽宏大量和宽容的人所具有的力量。他们的印象密集堆积,死死地夹在他们狭窄的墙壁之间。从他们大脑里发出的东西全都印有他们的印记”10。

伍尔夫将自负与开明的作家进行对比,她赞美非个人化大脑的重要性,因为它被赋予了看待生活的毫无偏见的视野。正如“狭窄的墙壁”这个词所暗示的一样,勃朗特强烈的个性使她的作品视野变得狭窄。受到强烈个人主义的限制,勃朗特的个性在她和读者之间形成了障碍,因为读者感受不到共鸣。勃朗特没有试图“解决人类生活的问题”,她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存在”。11 对伍尔夫而言,《简·爱》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给予普通读者鼓舞和帮助。此外,伍尔夫认为勃朗特忽略了人类问题的存在。

事实上,《一间自己的房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伍尔夫的非个人化诗学理念,这可以从她创作《一间自己的房间》时避免使用个人化的技巧这一点得到证明(8 June 1933)。12 五年之后,在小说《幕间》 (Between the Acts, 1941)的写作过程中,伍尔夫在1938年4月13日的日记里明确表达了她对具有共同属性的“我们”而非具有个人属性的“我”13的偏爱。伍尔夫的这些尝试都表明她在作品中努力追求非个人化诗学的理念。

虽然伍尔夫对非个人化诗学的终身追求毋庸置疑,但是她从未就此概念给出过一个清晰的定义。在丽莎·洛看来,伍尔夫的非个人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伍尔夫避免界定她的非个人化事出有因:“最后,伍尔夫不会为我们或为她自己清晰界定非个人化和个人化的含义,因为它们对她而言有着多重含义。伍尔夫认为,正如对女人的定义一样,意义是不断发展的,有着特定的语境,总是处于被探索之中……是流动的、灵活的、不稳定的、难以维持现状的——就像是无法控制的水银一样。”14

伍尔夫对非个人化的提及散见于她的小说、散文、日记和信件中。借用评论家帕梅拉·J. 特兰斯(Pamela J. Transue)的精辟论点来说,伍尔夫的回避是她“风格上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将发展成为一种明显的、充满巨大暗示力的“艺术力量”。15

伍尔夫回避的特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开始就很引人注目。伍尔夫避开了对女人的本质以及小说的本质进行明确界定:“我推卸了对这两个问题得出结论的责任。”16另一个例证是当伍尔夫被问到如何界定女人时,她拒绝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啊,但什么是她‘自己’? 我的意思是,什么是女人? 我向你保证,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你知道。我不相信任何人会知道什么是女人,直到她在所有向人类开放的艺术和职业中展现了自己。”17伍尔夫不仅推卸了给出现成答案的责任,她还巧妙地拒绝了任何给出这样定义的企图。

伍尔夫拒绝界定非个人化的另一个原因还跟这个词本身的不可界定性有关。 “非个人化”不是一个常见的词。相比之下,“非个人的”( impersonal)是一个更为常见的词。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定义,非个人化主要指的是“个性的缺失”18。因此,当非个人化被界定为个性的反面时,非个人化似乎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词。伍尔夫不赞同这种狭窄的定义。

总而言之,伍尔夫在作品中至少十次提到“非个人化”这个词,并无数次提及“非个人化的”,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她的非个人化诗学提供了线索。对这个词的细致探究将揭示伍尔夫对该词的运用与其字典定义存在着巨大差异。

尽管伍尔夫从未试图界定“非个人化”,她却对这个词的含义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暗示。其中一个例子是在伍尔夫的小说《远航》 ( The Voyage Out, 1915)中,泰伦斯·休伊特(Terence Hewet)采用了“非个人化”这个词来形容蕾切尔·温雷克( Rachel Vinrace)全神贯注于钢琴演奏时的心态:“她在那里,热情地掌控着音乐,完全遗忘了他的存在——但他喜欢她的那种品质。他喜欢音乐在她身上产生的自我遗忘。”19(黑体为笔者后加)蕾切尔如此专注于音乐,以至于她已经忘记了未婚夫的存在。

蕾切尔完全融入“非个人化”的钢琴演奏中。这时,非个人化的特点是个人的全神贯注、冷静和与艺术保持距离。最后的结果就是她完全遗忘了自己的环境和个性。另外一个例子是当钢琴完全占据蕾切尔的思绪时:“在三分钟内,她深深地沉浸在一首艰难的古典赋格曲A中,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遥远的、非个人化的专注和充满焦虑的满足。”20(黑体为笔者后加)在这两种情况中,非个人化都以专注、克己和一个人对艺术对象的强烈感受为标志。换句话说,艺术家如此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中,以至于强烈的艺术感受没有为个人情感留下空间。

伍尔夫在小说《夜与日》 (Night and Day, 1919)里也提及了非个人化。当女主人公凯瑟琳·希尔伯利(Katherine Hilbery)表达她对数学而不是文学的偏好时说道:“她不会不肯承认她多么无限地偏爱数字的精确性、似星星一般的非个人化,而不是最美散文引起的困惑、躁动和模糊。”21(黑体为笔者后加)在这里,数学和文学被看作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学科。数字强调的是科学的精确性和准确性,不涉及个人情感。同样,遥不可及的星星也没有任何情感。相反,文学对凯瑟琳而言,缺乏数学的清晰度和准确性。文学不是完全非个人化的,它包含了个人大量的情感。

此外,非个人化还被用来描述从凯瑟琳的角度看到的拉尔夫·德纳姆(Ralph Denham)的眼睛:“他的眼睛表现出通常男性化的非个人化特征和权威,在有利的情况下可能会表现出更微妙的情感,因为它们很大,带着清澈的棕色。”22(黑体为笔者后加)我们应该记得拉尔夫第一次拜访凯瑟琳时后者还带有偏见和误解,认为拉尔夫对她的显赫家世持有敌意。“通常男性化的非个人化”是典型的伍尔夫词语。通过使用“通常”和“男性化”来修饰“非个人化”,伍尔夫似乎在暗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控制自己的情感,表现出冷静和公正。仔细观察引文便会发现,在凯瑟琳眼里,德纳姆的非个人化是宣告他男性立场和权力的一种策略。同时,它还巧妙地隐藏了他的微妙情绪。因此,非个人化证明了具有该种品质的人有能力抑制自己最强烈的情感并保持冷静和超然。

显而易见,对伍尔夫而言,字面上的非个人化意味着对艺术对象的专注、克己、客观、超然、作者隐身、公正和情感的抑制。很显然,伍尔夫对该词的使用与词典定义不同。基于对这些基本含义的了解,本书将阐释伍尔夫非个人化诗学的基本构成。

正如伍尔夫坦承的那样,《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小说创作和性别对小说家的影响”23,简言之,即“文本与性别”。伍尔夫坚信,为了创作伟大的作品,男性和女性作家都应该避免过度自我意识的不利影响。换句话说,强烈的性别意识会削弱作家的创造力,阻碍他们施展才华。女性作家更容易受到这种负面影响,因为她们仍在努力摆脱因性别而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弱势物质环境。夏洛蒂·勃朗特就是一个天赋受到其强烈性别意识和阶级意识阻碍的典型例子。因此,伍尔夫认为《简·爱》存在较大缺陷,即“变形和扭曲”。因为勃朗特个人的不满和愤怒的存在,该小说变成了勃朗特倾泻个人艰辛和痛苦情绪的垃圾场,这阻碍了她的天才被“全面和完整地”表达。24

与勃朗特被火热情绪占据的大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莎士比亚处于白炽状态的大脑,因为“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外来物质未被消耗”25。伍尔夫进一步提出“困难或冤屈从他身上脱离出来并被消耗掉”,让他的诗歌“自由地、不受阻碍地从他那里流淌出来”。因此,莎士比亚“完全地表达了他的作品”。26 由此可见,从伍尔夫将勃朗特和莎士比亚当作两个极端的案例来看,她憎恶与性别相连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情感,她强烈赞同并倡导性别无意识或雌雄同体思想。

因此,对伍尔夫而言,雌雄同体可被界定为艺术家的一种精神状态,即艺术家大脑被当作同时包含传统意义上男女双方不同品质的容器,以便达到最佳创造性的精神状态。雌雄同体并不意味着女性屈服于男性,也并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作家一样。相反,伍尔夫使用“男性—女性地”和“女性—男性地”这样的词语来强调保持作家原来的性别特征,并同时吸收来自异性大脑的相关品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7。

女性更易从雌雄同体的状态中获益,因为性别无意识使其忘记了自己的性别,能专注于艺术对象,从而展现出她们深刻而又复杂的性别特征。正如伍尔夫明确宣称的那样:“她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写作,但却是作为一个忘记了自己女性性别的女人,因此她的书写充满了只有当性别处于无意识状态才会出现的神奇的性别属性。”28性别无意识的实现为作家性别属性,也即作家个性的展现铺平了道路。因此,非个人化和个人化的双重目标也就实现了。

伍尔夫坚持认为雌雄同体是非个人化艺术家的理想状态,普遍性则成为其主题。也就是说,艺术作品不应该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年代,而应同时属于所有的年代。伍尔夫认为小说不应该关乎作者个人的愤怒或不满等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东西不能出现在小说中。相反,在散文《现代散文》(1925)中,伍尔夫宣称自我“在文学中至关重要”,但同时它也是“最危险的对手”。29 在伍尔夫逝世后一年发表的文章《乔治·摩尔》(“George Moore”, 1942)中,伍尔夫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在那篇文章中,伍尔夫通过一个修辞问题来表明小说不可避免地与作家的自我相关:“但我们可能会问,并不是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是关于作家的自我?”30如何正确地解决个人素材与非个人化小说之间,或是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矛盾,成为一个困扰伍尔夫一生的问题。伍尔夫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有力的:个人生活应该被提炼成非个人化的艺术以达到普遍性。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满足三个最重要也相互关联的标准:作者的隐身、反对艺术政治化和诗意精神。

伍尔夫对小说中作者的存在感到遗憾。对她而言,有强烈自我意识和存在感的小说是个人的、徒劳的,缺乏持久的艺术价值。因此,读者不会认真对待渗透了过多作者自我的作品,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作者的个性和自我主义。很显然,在伍尔夫眼里,作者的特殊经历应该被模糊化处理,以便最后完成的作品不是关于某一个体,而是关于每一个人。因此,在伍尔夫1933年6月8日写给埃塞尔·斯密斯(Ethel Smyth)的信中透露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将成为非个人化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好吧,即便你也会承认我写《一间自己的房间》时带有较多个人情感,我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冷静。我迫使自己虚构自己的形象,将其做传奇化的处理。如果我说,看这里,我没有受过教育,因为我的哥哥们用尽了家庭资金,这是事实——好吧,他们[读者们]会说:她[伍尔夫]很生气;虽然我承认我拥有很多错误类型的读者,没有人会认真对待我;谁会阅读你[的作品]? [读者]散去后会为你的个性欢欣鼓舞,并不是因为你的作品很活泼易懂,而是因为它们再一次证实你是多么自负和自我,所以读者们还会高兴地搓着手说,女人总是那样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听到了那样的声音。31

以上引文有力地说明了伍尔夫成功地将个人素材转变为非个人化艺术。她坦诚地承认在写作《一间自己的房间》的过程中面对女性缺乏教育所导致的社会偏见时,她无法保持内心平静。她感到怨恨和愤慨,因为她的哥哥索比(Thoby)和弟弟艾德里安(Adrian)可以利用家庭资金接受教育,而她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然而,与勃朗特不同的是,伍尔夫并没被她的痛苦和抱怨的情绪压倒。她没有给人留下她写作《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唯一动机是为了倾诉个人的不满和愤怒情绪的印象。伍尔夫坚定地认为读者们厌恶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尤其是她想象如果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被个人负面情绪打败,读者们会坚定地抓住她的“女性弱点”,无情地攻击女性的虚荣心。伍尔夫不得不伪装自己,虚构她的存在。

小说中明确的作者“我”的一个缺点在于它将阻碍小说的视野,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读者的解读。伍尔夫比较了简·奥斯丁( 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 ( Pride and Prejudice)和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 ( Silas Marner)后得出结论,奥斯丁在小说中是隐身的,而艾略特的角色总是变成作者本人的喉舌,替艾略特发声。因此,读者们“不会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但只能得到‘我’给大家展示的生活的景象。‘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阐明这些男性女性们的例子,提供‘我’所能做到的所有反思”32。很显然,从“我”出发的这样的观点是狭窄并带有偏见的,因为它不能处理人与人之间更广泛的关系。当然,这样局限的观点与普遍性的方向相反。

简而言之,伍尔夫并不反对小说中的自我,但小说家在处理与个人相关的素材时,需过滤掉个人因素,这样作者的身份就不会在小说中被立马认出来且被等同于小说中的某一个角色。换句话说,作者的隐身或屈服是通向非个人化的必经之路。用伍尔夫的话来说,伟大的艺术家“能将自己融入他们的作品中,并设法将他们的身份普遍化”33。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小说家需要将他们的身份普遍化,而不是自我揭示,这样才能使其创作的小说是关于每个人的。莎伦·卡梅隆的评论一语中的,她认为小说应该剥离作者经验中的个人身份,这样“展现出来的特殊化经验并不会被认定为是某一个特定个人的”34。只有这样,非个人化和持久的艺术才能超越作者自我的狭隘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