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第三卷）：自然主义
- 曾繁亭
- 16334字
- 2025-03-28 15:35:25
总序
与本土文学的演进相比，现代西方文学的展开明显呈现出“思潮”“运动”的形态与持续“革新”“革命”的特征。工业革命以降，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一直到20世纪现代主义诸流派烟花般缤纷绽放，一系列文学思潮和运动在交叉与交替中奔腾向前，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先锋作家以激进的革命姿态挑衅流行的大众趣味与过时的文学传统，以运动的形式为独创性的文学变革开辟道路，愈发成为西方现代文学展开的基本方式。在之前的文艺复兴及古典主义那里，这种情形虽曾有过最初的预演，但总体来看，在前工业革命的悠闲岁月中，文学演进的“革命”“运动”形态远未以如此普遍、激烈的方式进行。
毫无疑问，文学思潮乃19世纪开始的现代西方文学展开中的一条红线；而对19世纪西方文学诸思潮的系统研究与全面阐发，不惟有助于达成对19世纪西方文学的准确理解，而且对深入把握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亦有重大裨益。从外国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角度看，研究西方文学思潮，是研究西方文学史、西方文论史乃至西方思想文化史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工程和重点工程，这也正是本项目研究的一个根本的动机和核心追求。
一、文学思潮研究与比较文学
所谓“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思想倾向、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一般情况下，主要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对某一文学思潮进行观察和界定：其一，往往凝结为哲学世界观的特定社会文化思潮（其核心是关于人的观念），此乃该文学思潮产生、发展的深层文化逻辑（文学是人学）。其二，完整、独特的诗学系统，此乃该文学思潮的理论表达。其三，文学流派与文学社团的大量涌现，并往往以文学“运动”的形式推进文学的发展，此乃该文学思潮在作家生态层面的现象显现。其四，新的文本实验和技巧创新，乃该文学思潮推进文学创作发展的最终成果展示。
通常，文学史的研究往往会面临相互勾连的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作品研究、作家研究和思潮研究。其中，文学思潮研究是“史”和“论”的结合，同时又与作家、作品的研究密切相关；“史”的梳理与论证以作家作品为基础和个案，“论”的展开与提炼以作家作品为依据和归宿。因此，文学思潮研究是文学史研究中带有基础性、理论性、宏观性与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基础性”意味着文学思潮的研究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基本的坐标和指向，赋予文学史的研究以系统的目标指向和整体的纲领统摄；“理论性”意味着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有可能对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现象的研究在理论概括与抽象提炼后上升到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层面；“宏观性”意味着文学思潮的研究虽然离不开具体的作家作品，但又不拘泥于作家作品，而是从“源”与“流”的角度梳理文学史演变与发展的渊源关系和流变方式及路径、影响，使文学史研究具有宏阔的视野；“综合性”研究意味着文学思潮的研究是作家作品、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美学史、思想史乃至整个文化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集成。“如果文学史不应满足于继续充当传记、书目、选集以及散漫杂乱感情用事的批评的平庸而又奇怪的混合物，那么，文学史就必须研究文学的整个进程。只有通过探讨各个时期的顺序、习俗和规范的产生、统治和解体的状况，才能作到这一点。”[1]与个案化的作家、作品研究相比，以“基础性”“理论性”“宏观性”与“综合性”见长的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在西方文学史研究中显然处于最高的阶位。作为西方文学史研究的中枢，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毋庸置疑的难度，很大程度上已然彰显了其重大学术意义。“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都确信，虽然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类宽泛的描述性术语内涵丰富、含混，但它们却是有价值且不可或缺的。把作家、作品、主题或体裁描述为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就是在运用一个个有效的参照标准并由此展开进一步的考察和讨论。”[2]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学界，文学思潮研究历来是屯集研究力量最多的文学史研究的主战场，其研究成果亦可谓车载斗量、汗牛充栋。
19世纪工业革命的推进与世界统一市场的拓展，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同时开启了全球化的旅程；现代交通与传媒技术的革命性提升使得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联结的村落，各民族文化间的碰撞与融汇冲决了地理空间与权力疆域的诸多限制而蓬勃展开。纵观19世纪西方文学史不难发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诸思潮产生后通常都会迅速蔓延至多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新文化运动前后，国门洞开后的中国文坛上就充斥着源自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嘈杂之声；寻声迷踪还可见出，日本文坛接受西方现代思潮的时间更早、程度更深。在全球化的流播过程中，原产于西方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诸现代文学思潮自动加持了“跨语言”“跨民族”“跨国家”“跨文化”的特征。换言之，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在传播过程中被赋予了实实在在的“世界文学”属性与特征。这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必然与“比较文学”难脱干系——不仅要“跨学科”，而且要“跨文化（语言、民族、国别）”。
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跨语言”“跨民族”“跨国家”“跨文化”之全球性传播的历史进程，“比较文学”这种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后来发展为新学科）才应运而生。客观上来说，没有文化的差异性和他者性，就没有可比性；有了民族的与文化的差异性的存在，才有了异质文学的存在，文学研究者才可以在“世界文学”的大花园中采集不同的样本，通过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去追寻异质文学存在的奥秘，并深化对人类文学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观上而论，正是19世纪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国际性传播与变异这一现象的存在，才激活了文学研究者对民族文学和文化差异性审视的自觉，“比较文学”之“比较”研究的意识由此凸显，“比较文学”之“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
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研究，促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对话、交流、借鉴与认同。因此，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标，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互鉴的基础上达成互补与共存，使人类文学与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比较文学的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与“世界文学”存在着一种天然耦合的关系：比较文学之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必然具有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世界性意义；“世界文学”的研究必然离不开跨文化、跨民族的比较以及比较基础上的归纳和演绎，进而辨析、阐发异质文学的差异性、同一性和人类文学之可通约性。由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与生俱来就是一种国际化和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因此，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天然地需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方法与理念。
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较早对欧洲19世纪文学思潮进行系统研究的当推丹麦文学史家、文Gerog Brandes，1842-1927）。其六卷本皇皇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虽然没有出现“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之类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后人概括出来的），但就其以文学“主流”（Main Currents）为研究主体这一事实而论，便足以说明这种研究实属“思潮研究”的范畴。同时，对19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区分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做了系统的“比较”辨析，既阐发各自的民族特质又探寻共同的观念基质，其研究理念与方法堪称“比较文学”的范例。但就像在全书中只字未提文学“思潮”而只有“主流”一样，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也并未提到“比较文学”这个术语。不过，该书开篇的引言中反复提到了作为方法的“比较研究”。他称，要深入理解19世纪欧洲文学中存在着的“某些主要作家集团和运动”，“只有对欧洲文学作一番比较研究”[3]；“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我打算同时对法国、德国和英国文学中最重要运动的发展过程加以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到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符合实际的认识。离眼睛太近或太远的东西都看不真切”[4]。在勃兰兑斯的“比较研究”中，既包括了本国（丹麦）之外不同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文学之间的比较，也包括了它们与本国文学的比较。按照我们今天的“比较文学”概念来看，这属于典型的“跨语言”“跨民族”“跨国家”“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就此而言，作为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研究的经典文献，《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实可归于西方最早的比较文学著述之列，而勃兰兑斯也因此成为西方最早致力于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并获得重大成功的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
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文艺思潮论》，是日本乃至亚洲最早系统阐发西方文学思潮的著作。在谈到该书写作的初衷时，厨川白村称该书旨在突破传统文学史研究中广泛存在的那种缺乏“系统的组织的机制”[5]的现象：“讲到西洋文艺研究，则其第一步，当先说明近世一切文艺所要求的历史的发展。即奔流于文艺根底的思潮，其源系来自何处，到了今日经过了怎样的变迁，现代文艺的主潮当加以怎样的历史解释。关于这一点，我想竭力的加以首尾一贯的、综合的说明：这便是本书的目的。”[6]正是出于这种追根溯源、系统思维的研究理念，他认为既往“许多的文学史和美术史”研究，“徒将著名的作品及作家，依着年代的顺序，罗列叙述”，“单说这作品有味、那作品美妙等不着边际的话”。[7]而这样的研究，在他看来就是缺乏“系统的组织的机制”。稍作比较当不难见出——厨川白村的这种理念恰好与勃兰兑斯“英雄所见略同”。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既有个别国家、个别作家作品的局部研究，更有作家群体和多国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因而能够从个别上升到群体与一般、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显示出研究的“系统的组织的机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引言中曾有如下生动而精辟的表述：
在这段文字中，勃兰兑斯把文学史比作“一张网”，把一部作品比作从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这“一小块”只有放到“一张网”中——特定阶段的文学史网络、文学思潮历史境遇以及互相影响的文学“集团”中——作比照研究，才可以透析出这个作家或作品之与众不同的个性特质、创新贡献和历史地位。若这种比照仅仅限于国别文学史之内，那或许只不过仅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而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样从某种国际的视野出发进行“跨语言”“跨民族”“跨国家”“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时，这就拥有了厨川白村所说的“系统的组织的机制”，而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乃至“世界文学”研究的层面。在这部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中，勃兰兑斯从整体与局部相贯通的理念出发，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把作家、作品和国别的文学现象，视作特定历史阶段之时代精神的局部，并把它们放在文学思潮发展的国际性网络中予以比较分析与研究，从而揭示出其间的共性与个性。比如，他把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分作六个不同的文学集团”，“把它们看作是构成一部大戏的六个场景”，“是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9]第一个场景是卢梭启发下的法国流亡文学；第二个场景是德国天主教性质的浪漫派；第三个场景是法国王政复辟后拉马丁和雨果等作家；第四个场景是英国的拜伦及其同时代的诗人们；第五个场景是七月革命前不久的法国浪漫派，主要是马奈、雨果、拉马丁、缪塞、乔治·桑等；第六个场景是青年德意志的作家海涅、波内尔，以及同时代的部分法国作家。勃兰兑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团体的浪漫派作家和作品在时代的、精神的、历史的、空间的诸多方面的纵横交错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文学集团（场景）的盛衰流变和个性特征。的确，仅仅凭借一部宏伟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勃兰兑斯就足以承当“比较文学领域最早和卓有成就的开拓者”之盛名。
1948年，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保罗·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1871-1948）之《欧洲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则是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研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涉及的国家不仅有德国、英国、法国，更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与匈牙利诸国；与勃兰兑斯相比，这显然构成了一种更自觉、更彻底的比较文学。另外，意大利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马里奥·普拉兹（Mario Praz）之经典著作《浪漫派的痛苦》（1933），从性爱及与之相关的文学颓废等视角比较分析了欧洲不同国家的浪漫主义文学。美国比较文学巨擘亨利·雷马克（Henry H.H.Remak）在《西欧浪漫主义的定义和范围》一文中，详细地比较了西欧不同国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和发展的特点，辨析了浪漫主义观念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异同。“浪漫主义怎样首先在德国形成思潮，施莱格尔兄弟怎样首先提出浪漫主义是进步的、有机的、可塑的概念，以与保守的、机械的、平面的古典主义相区别，浪漫主义的概念如何传入英、法诸国，而后形成一个全欧性的运动”[10]；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现实主义”有着怎样的内涵与外延，诸国各自不同的现实主义又如何有着相通的美学底蕴[11]……同样是基于比较文学的理念与方法，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领袖人物R.韦勒克（René Wellek）在其系列论文中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阐发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韦勒克等人这种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指导下紧扣“文学思潮”所展开的文学史研究，其所达到的理论与历史高度，是通常仅限于国别的作家作品研究难以企及的。
本土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喧嚣似乎早已归于沉寂；但“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却一直都在路上。各种集体“编撰”出来的西方文学史著作或者外国文学史教材，大都呈现为作家列传和作品介绍，对文学历史的展开，既缺乏生动真实的描述，又缺乏有说服力的深度阐释；同时，用偏于狭隘的文学史观所推演出来的观念去简单地论定作家、作品，也是这种文学史著作或教材的常见做法。此等情形长期、普遍地存在，可以用文学（史）研究中文学思潮研究这一综合性层面的缺席来解释。换言之，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中的“瓶颈”，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没有得到解决的重大课题；而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切实有效的现代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当然也就成了高高矗立在当代学人面前的一个既带有总体性，又带有突破性的重大学术工程。如上所述，就西方现代文学而论，有效的文学史研究的确很难脱离对文学思潮的研究，而文学思潮的研究又必然离不开系统的理念与综合的方法；作为在综合中所展开的系统研究，文学思潮研究必然要在“跨语言”“跨民族”“跨国家”“跨文化”等诸层面展开。一言以蔽之，这意味着本课题组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所进行的研究，天然地属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范畴。由是，我们才坚持认为：本课题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西方文学史的研究，而且也有益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仅对我们把握19世纪西方文学有“纲举目张”的牵引作用，同时也是西方文论史、西方美学史、西方思想史乃至西方文化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工程。本课题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大抵端赖于此。
二、国内外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撮要
20世纪伊始，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主要经由日本和西欧两个途径被介绍引进到中国，对本土文坛产生巨大冲击。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而且直接催生了五四新文学革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19世纪诸思潮同时在中国文坛缤纷绽放；一时间的热闹纷繁过后，主体“选择”的问题很快便摆到了本土学界与文坛面前。由是，崇奉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信奉古典主义的“学衡派”、认同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等开始混战。以“浪漫主义首领”郭沫若在1925年突然倒戈全面批判浪漫主义并皈依“写实主义”为标志，20年代中后期，“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学界与文坛的独尊地位逐渐获得确立。
1949年以后，中国在文艺政策与文学理论方面追随苏联。西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派等文学观念或文学倾向持续遭到严厉批判；与此同时，昔日的“写实主义”，在理论形态上亦演变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革命现实主义”。是时，本土评论界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做出了严格区分。
改革开放之后，“现实主义至上论”遭遇持续的论争；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派文学的研究与评价慢慢地开始复归学术常态。但旧的“现实主义至上论”尚未远去，新的理论泡沫又开始肆虐。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观念以及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观念风起云涌，一时间成为新的学术风尚。这在很大程度上延宕乃至阻断了学界对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入。
为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明明在20世纪初同时进入中国，且当时本土学界与文坛也张开双臂在一派喧嚣声中欢迎它们的到来，可最终都没能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一方面与本土的文学传统干系重大，但更重要的却可能与其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语境相关涉。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从千年专制统治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十字路口，颠覆传统文化、传播现代观念从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任务十分迫切。五四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这一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在面对一股脑儿涌入的西方文化-文学思潮观念时，本能地会率先选取-接受文化层面的启蒙主义与文学层面的“写实主义”。只有写实，才能揭穿千年“瞒”与“骗”的文化黑幕，而后才有达成“启蒙”的可能。质言之，本土根深蒂固的传统实用主义文学观与急于达成“启蒙”“救亡”的使命担当，在特定的社会情势下一拍即合，使得五四一代中国学人很快就在学理层面屏蔽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以及颓废派文学的观念与倾向。20年代中期，浪漫主义热潮开始消退。原来狂呼“个人”、高叫“自由”的激进派诗人纷纷放弃浪漫主义，“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下了讽刺与诅咒”[12]。在这之中，创造社的转变最具代表性。自1925年开始，郭沫若非但突然停止关于“个性”“自我”“自由”的狂热鼓噪，而且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与浪漫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斩断联系，“对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对于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文艺也要采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13]。在他看来，现在需要的文艺乃是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也即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所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他才会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14]借鉴苏联学者法狄耶夫的见解，瞿秋白在《革命的浪漫谛克》（1932）等文章中亦声称浪漫主义乃新兴文学（即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障碍，必须予以铲除。[15]
“浪漫派高度推崇个人价值，个体主义乃浪漫主义的突出特征。”[16]“浪漫主义所推崇的个体理念，乃是个人之独特性、创造性与自我实现的综合。”[17]西方浪漫主义以个体为价值依托，革命浪漫主义则以集体为价值旨归；前者的最高价值是“自由”，后者的根本关切为“革命”。因此，表面上对西方浪漫主义有所保留的蒋光慈说得很透彻：“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18]创造社成员何畏在1926年发表的《个人主义艺术的灭亡》[19]一文中，对浪漫主义中的个人主义价值立场亦进行了同样的申斥与批判。要而言之，基于启蒙救亡的历史使命与本民族文学-文化传统的双重制约，五四一代文人作家在面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现代西方思潮观念时，往往很难接受其内里所涵纳的时代文化精神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现代艺术神韵，而最终选取面的技巧手法。郑伯奇在谈到本土的所谓浪漫主义文学时则称，西方浪-接受的大都是外在技术层漫主义那种悠闲的、自由的、追怀古代的情致，在我们的作家中是少有的，因为我们面临的时代背景不同。“我们所有的只是民族危亡，社会崩溃的苦痛自觉和反抗争斗的精神。我们只有喊叫，只有哀愁，只有呻吟，只有冷嘲热骂。所以我们新文学运动的初期，不产生与西洋各国19世纪（相类）的浪漫主义，而是20世纪的中国特有的抒情主义。”[20]
们发现：本土学界对浪漫主义等纵观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在中国一百多年的传播与接受过程，我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在学理认知上始终存在系统的重大误判或误读；较之西方学界，我们对它的研究也严重滞后。
在西方学界，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始终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焦点。一百多年来，这种研究总体上有如下突出特点：
第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均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先锋”姿态确立自身的历史地位的；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思潮在其展开的历史过程中总是处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逻辑链条上。拿浪漫主义来说，在19世纪初叶确立自身的过程中，它遭遇到了被其颠覆的古典主义的顽强抵抗（欧那尼之战堪称经典案例），稍后它又受到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几乎同时对其所发起的攻击。思潮之争的核心在于观念之争，不同思潮之间观念上的质疑、驳难、攻讦，便汇成了大量文学思潮研究中不得不注意的第一批具有特殊属性的学术文献，如自然主义文学领袖左拉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论》等长篇论文中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与攻击，就不仅是研究自然主义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研究浪漫主义的重要文献。
第二，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观念上激烈的“反传统”姿态与艺术上诸多突破成规的“先锋性”“实验”，决定了其在较长的历史时间区段上，都要遭受与传统关系更为密切的学界人士的质疑与否定。拿左拉来说，在其诸多今天看来已是经典的自然主义小说发表很长时间之后，在其领导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已经蔓延到很多国家之后，人们依然可以发现正统学界的权威人士在著作或论文中对他的否定与攻击，如学院派批评家布吕纳介（Ferdinand Brunetière，1849-1906）、勒梅特尔（Jules Lemaître，1853-1914）以及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均对其一直持全然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
第三，一百多年来，除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从梅林、弗莱维勒一直到后来的卢卡契与苏俄的卢那察尔斯基等）延续了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除外的几乎所有文学思潮）几乎是前后一贯的否定态度，西方学界对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的研究普遍经历了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所带来的价值评判的转变。以自然主义研究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们更多采用的是社会历史批评或文化/道德批评的立场，因而对自然主义持否定态度的较多。但后期，随着自然主义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符号学、语言学、神20世纪中话学、精神分析以及比较文学等新的批评理论或方法，从神话、象征和隐喻等新的角度研究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例如罗杰·里波尔（（Roger Ripoll）的《左拉作品中的现实与神话》（1981）、伊夫·谢弗勒尔Yves Chevrel）的《论自然主义》（1982）、克洛德·塞梭（Claude Seassau）的《埃米尔·左拉：象征的现实主义》（1989）等。应该指出的是，当代这种学术含量甚高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肯定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的艺术成就，对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及其历史地位同样予以积极、正面的评价。
第四，纵观一百多年来西方学人的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当可发现浪漫主义研究在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研究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这种状况与浪漫主义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匹配的。作为向主导西方文学两千多年的“摹仿说”发起第一波冲击的文学运动，作为开启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革命的历史地位堪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工业革命、社会政治领域的法国大革命以及社会文化领域的康德哲学革命相媲美。相形之下，现实主义的研究则显得平淡、沉寂、落寞许多；而这种状况又与国内的研究状况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巨大的反差。
三、本套丛书研究的视角与路径
本套丛书从哲学、美学、神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叙事学等角度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进行跨学科的反思性研究，沿着文本现象、创作方法、诗学观念和文化逻辑的内在线路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派等作全方位扫描，而且对它们之间的纵向关系（如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等）、横向关联（如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与颓废派以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派四者之间）以及它们与20世纪现代主义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比较辨析。在融通文学史与诗学史、批评史与思想史的基础上，本套丛书力求从整体上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基本面貌与内在逻辑做出新的系统阐释。具体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大致如下：
（一）“人学逻辑”的视角与路径
文学是人学。西方文学因其潜在之“人学”传统的延续性及其与思潮流派的深度关联性，它的发展史便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而不是被时间、时代割裂的碎片，所以，从“人学”路线和思潮流派的更迭演变入手研究与阐释西方文学，深度把握西方文学发展的深层动因，就切中了西方文学的精神本质，而这恰恰是本土以往的西方文学研究所缺乏或做得不够深入的。不过，文学对人的认识与表现是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就19世纪西方文化对人之本质的阐发而言，个人自由在康德-费希特-谢林前后相续的诗化哲学中已被提到空前高度。康德声称作为主体的个人是自由的，个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个人的创造精神能动地为自然界立法。既不是理性主义的绝对理性，也不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浪漫派的最高存在是具体存在的个人；所有的范畴都出自个我的心灵，因而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个体的自由，而精神自由无疑乃这一自由中的首要命题，主观性因此成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浪漫派尊崇自我的自由意志；而作为“不可言状的个体”，自我在拥有着一份不可通约、不可度量与不可让渡的自由的同时，注定了只能是孤独的。当激进的自由意志成为浪漫主义的核心内容，“世纪病”的忧郁症候便在文学中蔓延开来。古典主义致力于传播理性主义的共同理念，乃是一种社会人的“人学”表达，浪漫主义则强调对个人情感、心理的发掘，确立了一种个体“人学”的新文学；关于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的教育小说出现，由此一种延续到当代的浪漫派文体应运而生。局外人、厌世者、怪人在古典主义那里通常会受到嘲笑，而在浪漫主义那里则得到肯定乃至赞美；人群中的孤独这一现代人的命运在浪漫派这里第一次得到正面表达，个人与社会、精英与庸众的冲突从此成了西方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无论是古希腊普罗米修斯与雅典娜协同造人的美妙传说，还是《圣经》中上帝造人的故事；无论是形而上学家笛卡儿对人之本质的探讨，还是启蒙学派对人所进行的那种理性的“辩证”推演，人始终被定义为一种灵肉分裂、承载着二元对立观念的存在。历史进入19世纪，从浪漫派理论家F.施莱格尔到自然主义的重要理论奠基者泰纳以及唯意志论者叔本华、尼采，他们都开始倾向于将人之“精神”视为其肉身所开的“花朵”，将人的“灵魂”看作其肉身的产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叶科学的长足进展逐渐对灵肉二元论——尤其是长时间一直处于主导19世纪地位的“唯灵论”——所达成的实质性突破。1860年前后，“考古学、人类古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的转型学说在此时都结合起来，并且似乎都表达同一个信息：人和人类社会可被证明是古老的；人的史前历史很可能要重新写过；人是一种动物，因此可能与其他生物一样，受到相同转化力量的作用……对人的本质以及人类历史的意义进行重新评价的时机已经成熟”[21]。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下，借助比较解剖学所成功揭示出来的人的动物特征，生理学以及与之相关的遗传学、病理学以及实验心理学等学科纷纷破土而出。在19世纪之前，生理学与生物学实际上是同义词。19世纪中后期，随着生理学家思考的首要问题从对生命本质的定义转移到对生命现象的关注上来，在细胞学说与能量守恒学说的洞照之下，实验生理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生理学学科设置的模糊状态，生理学长时间的沉滞状态也因此得到了彻底改观。与生理学的迅速发展相呼应，西方学界对遗传问题的研究兴趣也日益高涨。在1860年至1900年期间，关于遗传的各种理论学说纷纷出笼（而由此衍生出的基因理论更是成了20世纪科学领域中的显学）。生理学对人展开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人的动物属性。生理学上的诸多重大发现（含假说），有力地拓进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反响：血肉、神经、能量、本能等对人进行描述的生理学术语迅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语汇，一种新型的现代“人学”在生理学发现的大力推动下得以迅速形成。
无论如何，大范围发生在关系的新见解，意味着西方思想家对人的认识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19世纪中后期的这种关于人之灵魂与肉体在哲学上弭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想立场的同时，实证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分别从“现象”和“存在”的角度切近人之“生命”本身，建构了各具特色的灵肉融合的“人学”一元论。这种灵肉融合的“人学”一元论，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对现代西方文学合乎逻辑地释放出了巨大的精神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现代西方文化中所有“革命性”变革一样，现代西方文学中的所有“革命性”变革，均直接起源于这一根本性的“人学”转折。文学是“人学”，这首先意味着文学是对个体感性生命的关照和关怀；而作为现代“人学”的基础学科，实验生理学恰恰是以体现为肉体的个体感性生命为研究对象。这种内在的契合，使得总会对“人学”上的进展最先做出敏感反应的西方文学，在19世纪中后期对现代生理学所带来的“人学”发现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强烈反应，而这正是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得以萌发的重要契机。对“人”的重新发现或重新解释，不仅为自然主义文学克服传统文学中严重的“唯灵论”与“理念化”弊病直接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大大拓进了文学对“人”表现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说传统西方作家经常给读者提供一些高出于他们的非凡人物，那么，自然主义作家经常为读者描绘的却大都是一些委顿猥琐的凡人。理性模糊了，意志消退了，品格低下了，主动性力量也很少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人只不过是本能的载体、遗传的产儿和环境的奴隶。命运的巨手将人抛入这些机体、机制、境遇的齿轮系统之中，人被摇撼、挤压、撕扯，直至粉碎。显然，与精神相关的人的完整个性不再存在；所有的人都成了碎片。“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允许人向上爬——踹在竞争者的肩上或跨过他们的尸体——的努力，现在只够他们过半饥半饱的贫困日子。旧式的生存斗争的性质改变了，与此同时，人的本性也改变了，变得更卑劣，更猥琐了。”[22]另外，与传统文学中的心理描写相比，自然主义作家不但关注人物心理活动与行为活动的关系，而且更加强调为这种或那种心理活动找出内在的生命-生理根源，并且尤其善于刻意发掘人物心灵活动的肉体根源。由此，传统作家那里普遍存在的“灵肉二元论”便被置换为“灵肉一体论”，传统作家普遍重视的所谓灵与肉的冲突也就开始越发表现为灵与肉的协同或统一。这在西方文学史上，明显是一种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公正评价的重大文学进展；而正是这一进展，使自然主义成了传统文学向“意识流小说”所代表的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之心理叙事过渡的最宽阔、坚实的桥梁。
（二）“审美现代性”的视角与路径
正如克罗齐在《美学纲要》中所分析的那样，关于艺术的依存性和独立性，关于艺术自治或他治的争论不是别的，就是询问艺术究竟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那么艺术究竟是什么。艺术的独立性问题，显然是一个既关乎艺术价值论又关乎艺术本体论的重大问题。从作为伦理学附庸的地位中解脱出来，是19世纪西方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唯美主义之最基本的艺术立场或文学观点就是坚持艺术的独立性。今人往往将这种“独立性”所涵纳的“审美自律”与“艺术本位”称为“审美现代性”。
作为总体艺术观念形态的唯美主义，其形成过程复杂而又漫长：其基本的话语范式奠基于18世纪末德国的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美学理论，其最初的文学表达形成于19世纪初叶欧洲的浪漫主义作家，其普及性传播的高潮则在19世纪后期英国颓废派作家那里达成。唯美主义艺术观念之形成和发展在时空上的这种巨大跨度，向人们提示了其本身的复杂性。
由于种种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在19世纪，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总体来看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状态，作家们普遍憎恨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他们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其中酝酿着的危机，看到了社会生活的混乱与人生的荒谬，看到了精神价值的沦丧与个性的迷失，看到了繁荣底下的腐败与庄严仪式中藏掖着的虚假……由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愤怒，愤怒控制了他们，愤怒使他们变得激烈而又沉痛，恣肆而又严峻，充满挑衅而又同时充满热情；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把看到的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同时，另一些人则开始绝望，因为他们看破了黑暗中的一切秘密却唯独没有看到任何出路；在一个神学信仰日益淡出的科学与民主时代，艺术因此成了一种被他们紧紧抓在手里的宗教的替代品。“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念源于最杰出的作家对于当时的文化与社会所产生的厌恶感，当厌恶与茫然交织在一起时，就会驱使作家更加逃避一切时代问题。”[23]在最早明确提出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19世纪的法国，实际上存在三种唯美主义的基本文学样态，这就是浪漫主义的唯美主义（戈蒂耶为代表）、象征主义的唯美主义（波德莱尔为代表）和自然主义的唯美主义（福楼拜为代表）。而在19世纪后期英国那些被称为唯美主义者的各式人物中，既有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推向极端的王尔德，也有虽然反对艺术活动的功利性但却又公然坚持艺术之社会-道德价值的罗斯金——如果前两者分别代表该时期英国唯美主义的右翼和左翼，则瓦尔特·佩特的主张大致处于左翼和右翼的中间。
基于某种坚实的哲学-人学信念，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都是19世纪在诗学、创作方法、实际创作诸方面有着系统建构和独特建树的文学思潮。相比之下，作为一种仅仅在诗学某个侧面有所发挥的理论形态，唯美主义自身并不具备构成一个文学思潮的诸多具体要素。质言之，唯美主义只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应时而生的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形态。这种文学观念形态因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以其牵涉面必然很广。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19世纪中叶以降几乎所有反传统的“先锋”作家——不管是自然主义者，还是象征主义者，还是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表现主义者等——都称为广义上的唯美主义者。“唯美主义”这个概念的无所不包，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它实际上只是一个“中空的”概念——一个缺乏具体的作家团体、缺乏独特的技巧方法、缺乏独立的诗学系统、缺乏确定的哲学根底支撑对其实存做出明确界定的概念，是一个从纯粹美学概念演化出的具有普泛意义的文学理论概念。所有的唯美主义者——即使那些最著名的、激进的唯美主义人物也不例外——都有其自身具体的归属，戈蒂耶是浪漫主义者，福楼拜是自然主义者，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者……而王尔德则是公认的颓废派的代表人物。
自然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所有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对文学的统摄和控制，反对文学沦为现实政治、道德、宗教的工具。这表明，在捍卫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方面，与象征主义作家一样，自然主义作家与唯美主义者是站在一起的。但如果深入考察，人们将很快发现：在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问题上，自然主义作家所持守的立场与戈蒂耶、王尔德等人所代表的那种极端唯美主义主张又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极端唯美主义者在一种反传统“功利论”的激进、狂躁冲动中皈依了“为艺术而艺术”（甚至是“为艺术而生活”）的信仰，自然主义作家却大都在坚持艺术独立性的同时主张“为人生而艺术”。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在一种矫枉过正的情绪中将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推向了绝对，后者却保持了应有的分寸。这就有：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大众的关系问题上，不同于同时代极端唯美主义者的那种遗世独立，自然主义作家大都明确声称——文学不但要面向大众，而且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另外，极端唯美主义主张“艺术自律”，反对“教化”，但却并不反对传统审美的“愉悦”效应；自然主义者却通过开启“震惊”有效克服了极端唯美主义者普遍具有的那种浮泛与轻飘，使其文学反叛以更大的力度和深度体现出更为恢宏的文化视野和文化气象。就思维逻辑而言，极端唯美主义者都是一些持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绝对主义者。
（三）“观念”聚焦与“关系”辨析
历史是断裂的碎片还是绵延的河流？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文学史观”乃至一般历史观的科学与否。毋庸讳言，国内学界在文学史乃至一般历史的撰写中，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反科学倾向——一味强调“斗争”而看不到“扬弃”，延续的历史常常被描述为碎裂的断片。比如，就西方文学史而言，20世纪现代主义与19世纪现实主义是断裂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断裂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是断裂的，古典主义与文艺复兴是断裂的，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是断裂的，中世纪与古希腊罗马时期是断裂的等。这样的理解脱离与割裂了西方文学发展的传统，也就远离了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土壤，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把握住西方文学中人文传统与思潮流派深度关联的本原性元素。其实，正如彼得·巴里所说：“人性永恒不变，同样的情感和境遇在历史上一次次重现。因此，延续对于文学的意义远大于革新。”[24]当然，这样说并非无视创新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看到创新的同时不可忽视文学史延续性和本原性成分与因素。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因其潜在之人文传统的延续性及其与思潮流派的深度关联性，它的发展史才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而不是被时间、时代割裂的碎片。
本套丛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具体说来，就是19世纪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相对独立地存在的各个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颓废派文学。我们将每一个文学思潮作为本项目的一卷来研究，在每一卷研究过程中力求准确把握历史现象之基础，达成对进之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力的全方位的阐释。内在逻辑的阐释力求站在时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历史演代的哲学-美学观念进展上，而外在动力的溯源则必须落实于当时经济领域里急剧推进的工业革命大潮、政治领域里迅猛发展的民主化浪潮以及社会领域里的城市化的崛起。每个文学思潮研究的基本内容大致包括（但不限于）文本构成特征的描述、方法论层面的新主张或新特色的分析、诗学观念的阐释以及文化逻辑的追溯等。总体说来，本项目的研究大致属于“观念史”的范畴。文学思潮研究作为一种对文学观念进行梳理、辨识与阐释的宏观把握，在问题与内容的设定上显然不同于一般的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文论研究和文化研究，但它同时又包含着以上诸“研究”，理论性、宏观性和综合性乃其突出特点；而对“观念”的聚焦与思辨，无疑乃是文学思潮研究的核心与灵魂。
如前所述，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美学倾向、艺术追求和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潮流。根据19世纪的时间设定与文学思潮概念的内涵规定，本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共以六卷来构成总体研究框架，这六卷的研究内容分别是：“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研究”“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研究”“19世纪西方自然主义研究”“究”和“19世纪西方唯美主义研究”“19世纪西方象征主义研19世纪西方颓废主义研究”。各卷相对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割不断的内在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均由史存在所规定。比如，在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真实的历19世纪的历史框架之内，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既有对立又有传承关系；自然主义或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均为前后相续的递进关系；而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作为同生并起的19世纪后期的文学思潮，互相之间乃是一种并列的关系；而唯美主义和颓废派文学作为同时肇始于浪漫主义又同时在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之中弥漫流播的文学观念或创作倾向，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交叉关系，且互相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所谓“唯美颓废派”的表述（事实上，如同两个孪生子虽为孪生也的确关系密切，但两个人并非同一人——唯美主义与颓废派虽密切相关，但两者并非一回事）。这种对交叉和勾连关系的系统剖析，不惟对“历史是断裂的碎片还是绵延的河流”这一重要的文学史观问题做出了有力的回应，而且也再次彰显了本套丛书的“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系统阐释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