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对莎士比亚阶级立场的定性研究

对思想性的高度重视,几乎成了“十七年”时期莎评最鲜明的标签。莎士比亚是怎样的作家? 他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还是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 对莎士比亚本人的定性,也成了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的重要内容。

“十七年”时期的莎评普遍认为,莎士比亚是歌颂人类真善美的,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无法逃脱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世界观,因而他的作品里出现了一些不可解决的矛盾。赵澧等对莎士比亚阶级属性的讨论很具代表性:

莎士比亚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进步派在英国的杰出代表。他歌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肯定人权平等的思想,正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情绪和要求。他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个性、自由、平等,他以此为武器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在一定方面对新兴资产阶级进行了批判。人性论是莎士比亚思想的核心,这使他在严重的、尖锐的社会冲突面前,往往陷进了道德感化和道德宽恕的荒谬境地,进入了理想的王国而脱离了现实。他的思想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正是现实之矛盾的反映。他的思想经历了前后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正是人文主义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的表现。33

首先,“十七年”时期的评论大都肯定了莎士比亚是一位进步作家。如李赋宁的《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将莎士比亚定位为一位揭露英国社会矛盾、批判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文主义作家,将《皆大欢喜》放在英国社会矛盾逐渐加深的过程之中解读,而剧中随处可见的讽刺手法被认为体现出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即“从对族长式的牧歌社会抱着幻想进入到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社会关系加以深刻分析和严厉批判”34。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尤其注意将莎士比亚与西方莎学批评区分开来。赵澧等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研究学者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莎士比亚只追求技巧完美,毫不在意作品的思想性;二是持抽象的人性论观点,认为莎士比亚是超越时代的天才,他的作品表达的是普遍人性,脱离了阶级性。35 但这两种观点都无视了莎士比亚本人的阶级属性,是对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歪曲,是我国的文艺批评家要坚决反对的。

其次,莎士比亚对当时社会的认识是矛盾的,尤其体现在莎士比亚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方面。从《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展现的“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到《裘力斯·凯撒》和《克里奥兰纳斯》对“暴民”的呈现,莎士比亚对人民群众的描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人民群众是一种社会力量,但尚未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决定作用。赵澧等指出,莎士比亚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 ,出现在莎剧中的人民群众是“群氓” ,“散漫、愚昧、盲从,是英雄豪杰创造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的创造者”36。张健的《论莎士比亚的〈尤利斯·该撒〉的结构和思想》同样指出,莎士比亚对待人民的态度具有阶级局限性。莎士比亚没有写罗马奴隶起义,也没有描写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奴隶,是该剧的严重缺陷。但张健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将莎士比亚与后来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借题发挥”区别开来。他借用鲁迅驳斥杜衡之辞,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37王佐良还关注到,莎士比亚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有所转变:“起初,当英国民族国家壮大、资本主义关系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莎士比亚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所认识的”,但是,随着“英国政治与经济情况恶化,莎士比亚本人则是戏班里的大股东和在乡下经营麦芽的老板,有了身家财产,所忧虑的是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特别强调各安本位,不得逾越。”38王佐良将莎士比亚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转变看作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再将莎剧的局限性简单视为莎士比亚本人的阶级局限。

再次,对莎士比亚不同创作时期的阶级立场作不同解读。赵澧和孟伟哉的《论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发展》将莎士比亚的创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威尼斯商人》等早期作品对资产阶级金钱关系的认识较为浅薄,《雅典的泰门》等中期作品显示出深刻的思想性,以至于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但却在“莎士比亚思想最深刻、最光辉的时期”——即从《哈姆雷特》开始的悲剧时期——“暴露了他的软弱性。选择的结果,他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到了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阶段,“由于在思想上对现实的妥协,他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显然减弱了。……他晚期的四个剧本,基本上重复着同一思想,那就是:以你的道德去感化邪恶吧! 以你的宽恕(这正是他的道德的重要方面)去求得和谐吧! 人的本性是善的啊!”39此外,王佐良提到了莎士比亚的“困惑和矛盾” ,认为莎剧的变化呈现了莎士比亚本人的思想变化过程:“他有两类互有联系的问题并没有圆满解决。一类是他自己的思想问题。一类是英国诗剧本身发展的问题。”40更进一步来讲,“莎士比亚最后所写的几个剧本代表了他的戏剧艺术的堕落。这是他向流行的贵族趣味妥协所付出的代价”,而莎士比亚之所以“妥协”,正是因为他的思想里“原来就有不够坚决、含糊了事的地方”。41 王佐良还讨论了《暴风雨》里的“美丽新世界”和少女米兰达高呼的:“人类是多么美丽! 呵,灿烂的新世界,里面有这样的人活着!”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憧憬” ,而是认为所谓“新世界” ,“只是一种充满了宽恕与谅解的所在而已”。42 王佐良认为,莎士比亚在思想上是反封建的,但对待资本主义时却显得犹疑不决:他有时全力维护,有时又怀疑徘徊,而他所写的悲剧,正是因为他眼见现实却无法改变从而累积的内心忧郁。而莎士比亚后来之所以改写传奇剧,放弃《雅典的泰门》,也被王佐良解读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欺骗性”——“在这样的思想情况之下,当他拿起笔来写剧本的时候,他发现完全无法再写坚决谴责社会黑暗的悲剧了,于是来一个妥协,追随时尚而去写传奇剧”。43

最后,将莎士比亚放在整个英国社会和英国诗剧的发展过程中来评价。杨周翰的《读莎士比亚的诗》(1964)指出,我们在读莎士比亚诗歌和戏剧的时候,“必须联系到他的整个世界观和他在十六世纪英国社会斗争中所处的地位”44。杨周翰认为,莎士比亚认为“如果社会上层(比如贵族)某些个别人物能变得好,通过他们使社会秩序得到整顿,人的聪明才智便能获得发展”45。其创作局限性的根源在于,他虽然看到了“在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恶存在着”,但看不出恶的社会原因,而是归因于“放纵情欲”。46 王佐良的《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1964)则将莎士比亚放到了整个英国诗剧的发展史中评价,笔法大开大合,显示出历史的视角和宏大的气魄。王佐良认为:“十六、十七世纪英国诗剧中作家辈出,好戏连台,应该说:即使没有莎士比亚,它也要占英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47但是他笔锋一转——“然而毕竟有了莎士比亚。这就使英国诗剧更加灿烂”48。王佐良将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国戏剧整体抬到了英国和全世界文学的重要位置,而莎士比亚身为其中翘楚,更为闪耀。王佐良认为,莎士比亚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戏剧技巧上莎士比亚“是创建者” ,“最懂戏” ,“善于创造人物” ,也是“用心良苦的实验者”;二是思想上的先进性,“通过这些下层人民的口,莎士比亚发表了他的社会评论;也正是这种穿插,增加了剧本的戏剧性,也深化了剧本的思想意义”49。与前文提到的几位评论家不同,王佐良并不认为莎士比亚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反而认为20世纪前半叶的资产阶级学者喜欢探讨莎士比亚及同时代作家作品的双重情节和双重意义,实际上是从“技巧说”出发,有意或无意地用技巧抹杀了莎士比亚的思想意义和进步思考。另外,莎士比亚兼顾了思想与技巧,而这种语言风格的发展“是同他戏剧艺术的成熟和对世界的认识的深化一齐进行的”,只是有的时候技巧大过了内容,“只有在以《哈姆雷特》开头的几个大悲剧里,三条线才暂时地合而为一”。50 最后,从历史阶段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看莎士比亚,还可以窥见莎剧的二重性——“繁荣中露出衰象”和“一个巨大的危机在逐渐形成了” 。51 在1600年以后的戏剧中,莎士比亚使用了大量与病疫、腐烂、尸骨、野兽有关的形象,“像是他在这个时期对某些社会问题感触特深,发奋要在他的悲剧里倾吐出来”,而发展到韦伯斯特等人的阶段,“那就不只是某些形象的问题了,而是全部剧本发出腐烂的臭味。也正是这种臭味像吸引蛆虫一样地吸引了以艾略特为首的英美现代主义派文人”。52

福柯曾指出,话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密切:“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以及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53作为一种文学话语方式,“十七年”时期的莎评也承担或部分承担了巩固社会权力关系的作用,突出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尽管如此,在当时,莎学研究仍被指责“对当时社会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不够深刻的”54,“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还占据着重要的地盘,还没有得到有力的批判和清除”55。甚至有人以学术讨论为名,进行人身攻击,矛头直指当时从事莎士比亚研究和教学的教授:“莎士比亚的介绍和研究工作,长期地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资产阶级莎士比亚研究者的‘学说’和观点,通过大学文学教学和一些国内资产阶级文人学士的和盘搬弄贩卖,充斥于国内莎士比亚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中。”56

进入21世纪,曾有学者回顾“十七年”时期《文学评论》刊载的数篇莎评,分析了这些佳作在当时遭受质疑的原因:

王佐良发表的《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卞之琳发表的《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朱虹发表的《西方关于汉姆雷特典型的一些评论》等论文,洋洋洒洒两三万言,从头至尾就是对莎士比亚戏剧自身的内在美学发展、艺术技巧形式、戏剧冲突设置、人物形象解读的历史演变等进行“客观”分析描述,没有“表态”莎士比亚的现实意义以及政治立场、对于现实的揭露等,这些文章很快也受到批评。57

必须指出的是:首先,这些论文并非完全没有“表态”莎士比亚的现实意义和立场等;其次,这些论文之所以能出现在“十七年”时期的学术期刊上,也是编辑部顶住了巨大压力。以《文学评论》为例:在刊物的整体发展思路上,何其芳还是瞩目于文学研究的“基础性、长期性及远景性”,坚持刊发了《论红楼梦》和钱锺书的《通论》等,并“始终潜在地抵制那种‘火热地同步地服从社会政治需要’”。58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力求“客观”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再适应社会形势的需求。与初创时期相比,《文学评论》的杂志篇幅越来越短,到了1964年第1期,全刊只有92页,59从侧面反映出编辑部承受的巨大压力。同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需要联系现实斗争》,将外国文学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紧密联系当前的现实斗争,为阶级斗争服务;一种是脱离实际,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斥责后者“冗长地复述前人观点,有的烦琐地堆砌资料,有的就问题论问题,与实际毫无关联;这些文章尽管洋洋万言,资料累累,可是在这‘无限丰富’的篇章里,到底解决了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现实中的什么问题?”60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章的针对性一眼即见,就是针对前面王佐良、卞之琳等几位先生的论文,他们的文章都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当前中国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被批评为‘为学术而学术’。”61外国文学研究的风向转变无可避免。卞之琳《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 (载《文学评论》 1964 年第4期)也成为“十七年”时期《文学评论》刊发的最后一篇莎评。

1 赵澧、孟伟哉:《论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发展》,载《文史哲》,1963年第2期,第74页。

2 赵澧、孟伟哉、管珑、吴芝兰:《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载《教学与研究》, 1961年第2期,第20页。

3 李伟民:《马克思主义莎学在中国的传播——论赵澧的莎学研究思想》,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89页。以上书名引自李伟民原文。

4 赵澧、孟伟哉、管珑、吴芝兰:《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载《教学与研究》, 1961年第2期,第21页。

5 同上篇,第25页。

6 沈子文、孙椿海、邹国藩、王沂清:《试谈李耳王性格的发展》,载《复旦》,1960年第2期,第44页。

7 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页。

8 朱虹:《西方关于汉姆雷特典型的一些评论》,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4期,第111页。汉姆雷特即哈姆雷特。

9 同上篇,第122页。

10 吴兴华:《〈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第79页。

11 同上。

12 同上篇,第80页。

13 《尤利斯·该撒》即《裘力斯·凯撒》。

14 原书书名如此。

15 这篇论文也被誉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论述莎士比亚喜剧的论文”。见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16 即杰奎斯(Jaques)。

17 李赋宁:《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4期,第64—65页。

18 吴兴华:《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第107页。

19 同上篇,第116页。

20 同上篇,第118页。

21 同上。

22 同上篇,第119页。

23 同上。

24 同上篇,第120页。

25 何辉斌:《吴兴华的莎士比亚研究》,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59页。

26 张春田、周睿琪:《吴兴华年谱简编》,载《文化与诗学》,2019年第1期,第287—288页。

27 转引自张春田、周睿琪:《吴兴华年谱简编》,载《文化与诗学》,2019年第1期,第288页。

28 张健:论莎士比亚的〈尤利斯·该撒〉的结构和思想》,载《山东大学学报》(语言文学版), 1963年第4期,第5页。

29 戴镏龄:《〈麦克佩斯〉与妖氛》,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2期,第32页。 《麦克佩斯》 即《麦克白》。

30 同上。

31 殷麦良:《我对〈《麦克佩斯》与妖氛〉一文的意见》,载《中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65年第3期,第103页。

32 李伟民:《马克思主义莎学在中国的传播——论赵澧的莎学研究思想》,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93页。

33 赵澧、孟伟哉:《论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发展》,载《文史哲》,1963 年第2 期,第81页。

34 李赋宁:《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载《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1956 年第 4 期,第66页。

35 见赵澧、孟伟哉、管珑、吴芝兰:《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载《教学与研究》,1961年第2期,第20页。

36 赵澧、孟伟哉、管珑、吴芝兰:《论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发展》,载《教学与研究》, 1961年第2期,第26页。

37 张健:《论莎士比亚的〈尤利斯·该撒〉的结构和思想》,载《山东大学学报》 (语言文学版),1963年第4期,第11页。

38 王佐良:《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第23—24页。

39 赵澧、孟伟哉:《论莎士比亚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发展》,载《文史哲》,1963年第2期,第79—80页。

40 王佐良:《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第19页。

41 同上篇,第20页。

42 王佐良:《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第23页。

43 同上篇,第25页。

44 杨周翰:《谈莎士比亚的诗》,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第27页。

45 同上篇,第28页。

46 同上。

47 王佐良:《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第13页。

48 同上。

49 同上篇,第14—15页。

50 王佐良:《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第19页。

51 同上篇,第5页。

52 同上篇,第7页。

53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修订译本)》,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2页。

54 转引自李伟民:《马克思主义莎学在中国的传播——论赵澧的莎学研究思想》,载《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90页。

55 徐述纶:《清除莎士比亚介绍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载《戏剧报》,1955年第4期,第44页。

56 同上。

57 寇鹏程:《“十七年”〈文学评论〉中的“外国文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第153页。

58 任美衡:《文学批评现代化的策略、实践与影响——以〈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栏目为个案的考察》,载《当代文坛》,2014年第5期,第152页。

59 王保生:《〈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1966)》,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第2期,第53页。

60 何映:《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需要联系现实斗争》,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第119页。

61 寇鹏程:《“十七年”〈文学评论〉中的“外国文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