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当代物理主义简论

“物理主义”这个术语最早是由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纽拉特（NeuratH1931a，1931b）提出来的，卡尔纳普（Carnap 1932/33）随后对之进行了精确的表述。维也纳学派时期的物理主义是一个语言学版本的物理主义，即其他非物理陈述原则上可以翻译成物理陈述，物理语言是普遍的科学语言，因此卡尔纳普将自己的观点称为“方法论的唯物论”（韩林合1995，第158页）。从科学统一（Unity of Science）的角度来说，纽拉特要以物理语言（普适语言）为基础建立其统一的科学大厦，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机地联为一体，变成公共可交流的科学知识系统。对于维也纳学派而言，形而上学立场的唯物主义是应该放弃的，这不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哲学应有的哲学观。这种看法和维也纳学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密切相关。

峰回路转，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形而上学的逐渐复兴，物理主义变成了一种本体论学说。[7]这一时期的物理主义是传统唯物主义和维也纳时期物理主义的双重后裔。一方面它接受了传统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一般性断定，另一方面它接受了维也纳学派关于物理学作为统一科学的基本理念。本体论形态的物理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述形式：有的是从世界如何构成的角度入手，有的是从心灵现象和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入手，有的是从物理学能否作为底层解释入手。不管如何表述，物理主义都有一个最宽泛的或者最底线的表达形式：一切都是物理的，一切都完全为物理学所描述和解释（Jaworski 2012，p.1）。初看起来，这个定义直观上是合理的，既没有涉及特别专业的概念，又传递了物理主义的基本含义。但是严格来讲，“一切”“物理的”“描述”“解释”这些概念都需要进一步的说明。比如“一切”包不包含数字、颜色、阳明精舍、白鹿洞书院这些对象。涉及“描述”和“解释”，人类的道德行为规范能不能为物理学所描述和解释？简略起见，我们可以对“一切都是物理的”做如下理解：自然世界中存在的一切事物，在根本上都是由基本粒子所构成的。[8]这个断言并不否认意识经验、心理状态的存在，它只是否认了意识经验作为世界基本或底层构造的断定。至于“描述”和“解释”的问题，我们在介绍还原论的时候再来讨论。

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存在着一些和物理性质不同的心理性质（过程、事件、状态等）。我们需要对物理性质（大脑中的神经元活动）和心理性质（意识活动）之间的关系做一个说明，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刻画物理性质和心理性质之间关系的问题。据此形成了一个最小化物理主义的表述：每一个被例示（instantiate）的性质，要么它本身是物理性质，要么它为其他某个被例示的物理性质所必然导致（Stoljar 2009，p.37）。这个表述是任何物理主义者都可以接受的，但它只是泛泛地断定物理性质和心灵性质之间有一种必然性关系，至于如何理解这种必然关系就要看论者持有哪一种物理主义立场了。同一（identity）、突现（emergency）、伴生（supervenience）、实现（realization）、依赖（dependent）、构造（constitution）都是刻画心灵性质和物理性质之间关系的概念。消除的物理主义（Eliminative Physicalism）主张根本不存在心理语汇所指称的心理状态，这种立场也是和最小化的表述一致的，因为消除主义主张只存在物理性质（状态、过程）。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行为主义版本的还原物理主义（Reductive Physicalism）到非还原物理主义（Nonreductive Physicalism）有一条最为关键的逻辑线索：如何有效刻画心灵现象和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如果不采取消除主义立场，就需要解释心理因果（Mental Causation）[9]是怎么一回事。而如上内容构成了当代心智哲学发展的基本版图。

在这个版图中，还原（reduction）是理解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关系的一个基本框架，心理现象能否被还原为物理现象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还原具有多重含义，塞尔（Searle 2004）区分了五种类型的还原：第一，本体的还原。这是还原论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万事万物最终都是由基本的对象所构成的。比如物理对象不过就是分子的集合，基因不过是由DNA分子组成等。本体的还原是所有其他形式还原论实质想要表达的内容。第二，性质本体的还原。这是本体还原的一种具体形式，也是第三种类型还原（理论还原）的一种结果。比如热不过就是分子的动能等，被还原的性质（如热）对应于某一个理论术语所刻画的性质（分子的动能）。第三，理论还原。理论还原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实行本体还原的一个模式。理论还原刻画的是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被还原的（reduced）理论之法则能够为还原（reducing）理论的法则所推导出来，那么被还原理论不过就是还原理论的一个特殊示例而已。例如气体定律可以从统计力学推导出来。理论还原的模型是内格尔（Nagel）在《科学的结构》一书中系统提出来的，各个学科可以通过科学理论之间的还原关系统一起来。通过桥律（Bridge Laws）可以把处于较上层的科学理论A中的基本概念和科学定律与处于较底层的科学理论B中的基本概念和科学定律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在相邻两个层次中，通过处于低层的科学理论B将处于高层的理论A的全部内容推导出来，这就在两个理论之间建立起了还原关系。例如，按照这种理论还原，我们可以将社会科学还原为心理学和生物学，将心理学还原为生物学，将生物学还原为化学，将化学还原为物理学，最终将一般物理学还原为基本粒子物理学。这样，理论还原就和本体的还原一一对应起来了，而承担最终解释功能的是基本粒子物理学，世界的终极实在是基本粒子。现在很少有人再坚持这种还原模型了。福多（Fodor）在《特殊科学（或科学的非统一性作为一个假说）》一文中指出：通过理论还原来建立科学统一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某一层次上的性质或定律总是可以由下一层的不同方式来实现。连接两层之间的方式多种多样，桥律难以刻画这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连接方式。第四，逻辑的或定义的还原。这种还原曾经在逻辑经验主义时期相当盛行。它指的是语词、语句之间的关系。指称一种实体的语词或语句可以被翻译为指称另一种实体的语词或语句，这种翻译不会有任何内容的丢失。但既然语词和语句是逻辑的或定义可还原的，那么相对应的实体也就是本体上可还原的，比如数字不过就是集合的集合。第五，因果还原。如果两类事物之间具有联系，那么它们之间就存在因果效力（causal powers）。被还原事物的因果效力可以完全为还原事物的因果效力所解释。例如有一些物理对象是凝固的，因此它就是不可穿透的，可以抵抗阻力的。这些因果效力完全可以用晶格结构（lattice structure）中分子的震动来解释。

塞尔认可因果还原，即心灵的因果效力可以为物理的因果效力所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现象不过就是物理现象。他认为因果还原并不蕴含本体的还原。塞尔是一种性质二元论立场，这种立场和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者主张在本体论上只存在物理对象，但是心理性质不能通过还原得到解释，心理谓词不能还原为物理谓词。问题在于心理谓词的不可还原和心理性质的不可还原之间似乎仅仅是说法的区别。金在权（Kim）认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并非真正的物理主义立场，物理主义只能是基于还原论的。[10]在他看来，非还原的物理主义最终会导向一种性质二元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者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二元论承诺了性质之间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实质区分，而非还原物理主义认为心物性质之间的区分仅仅是量上的。但如果对性质赋予过强的形而上学解释，那么性质二元论也就离实体二元论不远了。我们所讨论的话题并不触及还原论的细微之处，而是在其一般性框架下所展开的讨论。

不管如何刻画心物关系，一切都是物理的，一切都完全为物理学所描述和解释（Jaworski 2012，p.1）。心物问题并非一个纯粹概念思辨的问题，而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当心理学变成了一门严格的行为科学时，与此对应的是从行为认识的行为主义；随着人们对大脑的认识的深入以及脑科学的兴起，断定心理过程就是大脑过程的同一论产生了；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利用计算机软硬件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心物问题，功能主义应运而生。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们理解心物问题的背景、框架和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物主义（物理主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Searle 2004，p.34）物理主义为什么会成为当代分析哲学圈中一个占有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呢？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是支持物理主义的一个重要理由。曾几何时，人们认为有一种灵魂存在于磁石和铁器之中，科学用电磁力解释了有磁性的东西之间为什么相互吸引；曾几何时，人们用超自然的精神解释天体运动，天文学的出现让人们认识到天体之间的运动遵循基本的物理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曾几何时，人们认为生命之物的体内存在一种活力（vital spirits）维持着他们的生存，现在我们用细胞的新陈代谢来解释；曾几何时，我们认为一个人疯疯癫癫、神志不清，也许是因为看到邪物或者受到鬼怪的侵袭，现在我们可以用大脑中某个部位的损伤来解释。科学解释了我们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现象，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科学给出了世界的整体图景，科学观念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求助科学解释是人类理解自身的一种要求。

应该承认，不管历史上物理学取得如何巨大的成功，仍然有很多哲学家反对物理主义。反对物理主义的学者立场各有不同。2010年罗伯特·孔思（Robert C.Koons）和乔治·比尔（George Bealer）编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唯物主义的衰落》（Koons and Bealer 2010）。在前言中，他们列举了反对物理主义的51名哲学家，被列入名单的美籍韩裔哲学家金在权以前是一个物理主义者，现在转变成了一个非物理主义者。在他看来，物理主义者是很难说明心理因果问题的。相反的例子则是澳大利亚哲学家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他以提出知识论证（Knowledge Argument）反对物理主义而著称于世，经过物理主义者长期的诘难和批评，他自己“皈依”了物理主义（Jackson 2004）。2012年贝内迪克特·保罗·哥科（Benedikt Paul Göcke）编辑出版了一部《物理主义之后》（Göcke 2012）的论文集。其中有一些作者认为不能从物理主义的观点看人之为人的特性，也有一些作者基于宗教的理由反驳物理主义。

从物理主义的实质主张来看，反物理主义者的批评主要有三个层面：意识（Consciousness）、意向性（Intentionality）、规范性（Normativity）。反物理主义者认为意识性质，主要是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11]不能还原为物理性质；意向性、规范性也不能还原为物理性质。

其中感受性质（Qualia）的缺席（或颠倒）论证（Block 1978）、蝙蝠论证（Bat Argument, Nagel 1974）、模态论证（Modal Argument, Kripke 1980）、知识论证（Knowledge Argument, Jackson 1982）、可设想论证（Conceivability Argument, Chalmers 1996）、解释空缺论证（Explanatory Gap Argument, Levine 1983）、全体中国公民（The Chinese Nation Argument, Block 1978）这些都是针对意识能否被还原的反物理主义论证。

中文之屋论证（Chinese Room Argument, Searle 1980）是针对意向性能否被还原的反物理主义论证。布兰顿（Brandom 1994）提出了反对规范性能够自然化的论证。这里蝙蝠论证、模态论证、知识论证、可设想论证、色谱颠倒论证可以统一称之为模态论证，因为它们具有类似的论证结构。查尔默斯（Chalmers 2002）注意到上述论证都是从一个认识上的断定（什么是可设想的、可想象的）开始，经过一个模态的断定（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必然的），最后获得一个形而上学断定（我们世界中事物的本性如何如何）。

从物理主义的形式表述来看，一些反物理主义者发现理解“物理的”这一概念面临着困难，提出了“亨普尔两难”（Hempel's Dilemma）反驳物理主义。亨普尔两难对物理主义的质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亨普尔（Hempel 1980）在对《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一书的评论中，主要批评了逻辑经验主义时期，尤其是卡尔纳普所理解的物理主义（语言学版本）；第二种是针对物理主义的本体论立场的批评，如赫尔曼（Hellman 1985）。以上两种都是针对物理主义表述本身所构造的反驳，如果一个物理主义者坚持认为物理主义者并不关注如何表述物理主义的问题，而只是关注物理主义作为纲领如何解决心身问题的话，那么他就会遇到麦金（McGinn 1989）的批评，在麦金看来对物理概念的理解与对心身问题的解释是密不可分的，心理能否接受物理科学的还原解释与我们对物理科学的理解以及物理概念的规定是有必然联系的。

物理主义在受到反物理主义的不断批评中修改了不合理的原则，增加了实质的细节，可以说反物理主义实质地参与了当代物理主义的建构。在《物理主义之后》一书中，编者描述了极为黯淡的当代物理主义图景：

还原的和非还原的物理主义都失败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物理主义。也许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存在关于物理主义的真理，即使这些真理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论证。不过认为存在着这样的论证已经成为了物理主义者的一种信念。（Göcke 2012，p.8）

这种说法对物理主义来说是不够公平的，实际上物理主义者并非缺乏系统论证。[12]有各种各样的物理主义存在大量的论证。笔者所支持的三种物理主义都存在大量的论证。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物理主义是认识论物理主义、奠基物理主义和有我的非还原的物理主义。

第一种是认识论物理主义。认识论物理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认为存在着人类原则上认识不到的物理真理，虽然认识不到，但不是心理的，仍然是物理的。自2001年开始，澳大利亚哲学家斯图加（Stoljar）就发表了系列论文、论著来建构《物理主义之后》一书所描述的这一立场：认识论物理主义（Epistemological Physicalism）。这个稍显奇怪别扭的名字源于凯勒斯特拉普（Kallestrup）的一篇文章《认识论物理主义与知识论证》（Kallestrup 2006），他在文章中为斯图加的物理主义立场做了系统的辩护。斯图加并没有把自己的立场称作认识论物理主义，在早期的文章（Stoljar 2001）中他称自己的立场为基于对象概念（object concept-based）的物理主义，在后来的著作（Stoljar 2006）中他称自己的立场为认识观点（Epistemic View）。

和斯图加具有相似观点的豪厄尔（Howell 2013），把自己的立场称为认识主义（Epistemicism）。这种立场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受到人类自身的种种限制而认识不到某些事物或真理的存在。认识论物理主义者据此进一步说明物理性质的特征：由于人类的无知（Ignorance）状态，原则上存在着我们所认识不到的某些物理性质。这是认识论物理主义的核心主张。因此笔者把从人类认识局限入手建构物理主义的立场统一称作认识论物理主义。

一个物理主义者希望能够基于某种特定的物理主义立场解决所有与心灵相关的哲学问题（意识、意向性、规范性等）。但是他们在确立某个立场的时候，主要是基于某一种特殊的心灵现象，比如类型同一论是针对意识尤其是感受性质提出的一种立场，异常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则是戴维森针对信念等命题态度提出来的一种立场；认识论物理主义希望提供关于心灵现象的一幅全新图景。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物理主义是在承认物理对象为基本实在的基础上解释心灵现象，认识论物理主义则是通过对“物理事项”的重新解释入手而对心灵现象进行说明。这种对物理的解释基于人的认识能力局限假设，故此称为认识论物理主义。

一些反对物理主义立场的哲学家首先提出了与认识能力局限假设类似的观点。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的》（Nagel 1974）以及《本然的观点》（Nagel 1986）中提出了存在着我们认识不到或者超越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实在的观点。麦金在《我们能解决心身问题吗？》（McGinn 1989）等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限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心身关系。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心身关系是神秘的。斯图加等从这两位论者中吸取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用于建构认识论物理主义。

与以前的物理主义相比，斯图加等人的物理主义有两个巨大的变化：第一，他们不是从物理主义者那里，而是从反物理主义者（内格尔和麦金）那里汲取了思想灵感和资源；第二，以前的物理主义者的关注点主要是还原，即从心灵性质是否可以被还原为物理性质入手，进而刻画二者之间的关系。斯图加主要从如何理解物理概念（对象、性质）着手，从对物理性质的认识局限入手，对心物关系给出了一种解释。

2001年斯图加发表了两篇文章《两种物理的概念》（Stoljar 2001a）、《可设想论证与两种物理的概念》（Stoljar 2001b），在这两篇文章中，斯图加提出了一种基于典范物理对象（Paradigmatic physical objects-based）的物理概念，并以此提出存在着我们无法认识的典范物理对象性质，回应了知识论证和可设想论证对物理主义的攻击。针对斯图加基于对象的物理主义概念，豪威尔（Hohwy）发表了《解释与物理的两种概念》（Hohwy 2005），从最佳解释论证角度对其提出批评，他认为我们也可以基于对象概念构造一种新的二元论来解释心物关系。凯勒斯特拉普发表了《认识论物理主义与知识论证》（Kallestrup 2006）对斯图加的论证进行了拓展，系统辩护了认识论物理主义的主张。2006年斯图加出版了《无知与想象：意识问题的认知起源》（Stoljar 2006）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深化了无知的假设。格特勒（Brie Gertler）发表了书评《无知在意识问题中的作用》（Gertler 2009），认为无知假设具有两面性，既危害二元论又危害物理主义。马吉德（Majeed 2013）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与经验（心灵）相关的真理相关的无知。2007年霍斯特（Horst）出版了《超越还原——心灵哲学与后还原论主义者的科学哲学》（Horst 2007），提出了认知多元论（Cognitive Pluralism）：建立在人类演化基础上的认知结构约束、限制了我们的认知模式又解释了知识的残缺零散（不统一），这里所谓的知识的残缺，指由于我们自身认知结构局限，导致我们无法认识意识的本质。2011年佩里布姆（Derk Pereboom）出版了《意识与物理主义的前景》（Pereboom 2011），他在回应知识论证和可设想论证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当前无法认识的一些基本的内在性质为无法认识的物理性质提供了一个绝对基础（categorical grounds），也因此对物理性质给出了一种解释，他关于绝对基础（性质的）的讨论，承接了斯图加对绝对性质的理解。2013年豪厄尔（Robert Howell）出版了《意识与客观性的局限——主观物理主义示例》（Howell 2013），他描述了一种新的物理性质：新笛卡尔式的物理性质。基于这种性质，他提出了新笛卡尔式的物理主义；他的部分想法和斯图加也是重合的，即承认存在着人类无法认识的新笛卡尔式物理性质。上述几种立场都或多或少与斯图加相似或接近。从方法论考虑，笔者将以上立场统称为认识论物理主义，并在行文中进一步补充完善其立场。

第二种是奠基物理主义，其核心主张是认为心理的奠基于物理的，后者比前者更为基本，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有一个优先性的考虑，物理的在本体论上优先于，并决定心理的东西。奠基物理主义的大背景是，近些年来，形而上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范恩（Kit Fine）、塞德（Ted Sider）和谢弗（Jonthan Schaffer）等逻辑学家、形而上学家为代表引领了一场形而上学基础领域的变革：从模态形而上学转向后模态形而上学。这一转向源于范恩等人对传统模态形而上学框架的不满，他们认为模态框架无法很好地处理一些具体的哲学问题。按照塞德（Sider 2020）的刻画：20世纪50—60年代，形而上学的主要分析工具是意义概念和分析概念；20世纪70—90年代，形而上学的主要分析工具是模态概念，例如可能世界、随附性等。20世纪90年代到当今这30年以来，形而上学家提出了新的分析工具，称之为后模态概念：“本质”（essence, Fine 1994）、“基础性”（fundamentality, Schaffer 2003）、“奠基”（grounding, Fine 2001，Schaffer 2009）、“建造”（building, Bennett 2017）、“结构”（structure, Sider 2012，2020），这种对形而上学基本框架的重新刻画被称为后模态形而上学。在后模态形而上学的框架内，心身问题的基本框架也因此需要相应的调整。其中用“奠基”理解物理主义就成了一种比较主流的主张。它最早出现在谢弗用奠基物理主义回应解释鸿沟的文章中（Schaffer 2017），在这之后出现了一批用“奠基”回应心身问题的文章，例如对谢弗方案的批评（Elisabetta Sassarini 2021），莫顿关于规范性问题的处理（Justin Morton 2020），对因果排斥论证的处理（Robin Stenwall 2020；Thomas Kroedel＆Moritz Schulz 2016），对知识论证的处理（Philip Goff 2019），对在心灵哲学中使用奠基的统一捍卫（Alyssa Ney 2016），如何用奠基概念刻画物理主义（Jessica M.Wilson 2016，2019；Andrew Melnyk 2016）。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基本概念，例如基础性来理解物理主义（Gabriel Rabin 2022）。总的来说，这种对物理主义的理解和认识论物理主义的理解是大异其趣的。范恩有一句话：“形而上学第一，认识论最后。”（Metaphysics first, Epistemologylast, Mike Raven网络哲学百科词条kitfine）。范恩的说法背后有一个大的想法，那就是对于自由意志问题、意识问题这些根本的问题，可能我们在当代是无解的。因此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制造概念，来刻画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要追问事物的存在。

但在笔者的思路里，我把认识论物理主义和后模态的物理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融贯的理论图景。这个图景的基本立场可以被概括为有我的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一方面，有我的非还原物理主义者接受人类认识原则上的无知性，承认存在人类不能认识的物理真理；另一方面，有我的非还原物理主义者也接受心物的奠基关系。但与前面两种不同的是，笔者把心身统一体的人以及一般的日常物理对象作为基本存在物。因此这三种立场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组合，可以说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从心身统一体的基本立场出发，一方面借助认识论物理主义回应心智问题的认识论困惑；另一方面借助奠基物理主义回应心智问题的形而上学困惑。在形成这种立场时，笔者受到了维特根斯坦、戴维森、贝克尔、斯特劳森、洛、托姆森等人的影响。其中贝克尔的《日常对象的形而上学》（Baker 2007）的立场和笔者比较接近。笔者物理主义研究的三部曲，可以概括为认识论物理主义、本体论物理主义和有我的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这种变化，反映了笔者对物理学和哲学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思。

国内学界关于物理主义的研究大约和国外研究同步。

最早介绍物理主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先生和其弟张岱年先生，两位先生都曾撰文引介物理主义，洪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于《哲学研究》上发文对卡尔纳普物理主义进行批判。

新一代的物理主义研究则在2000年以后。例如叶峰、程炼等主张的还原的物理主义对意识的解释；程炼（2008）提出了一种基于格式塔模式颠倒的解释用来回应知识论证，程炼（2015）首次对亨普尔两难给出了基于物理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是以对物理主义的基础形而上学和物理主义对心身问题的形而上学理解之间做出合适区分为出发点。叶峰（2012，2014b）对物理主义、自然主义的整体世界观给予了充分的阐述，并对知识论证、可设想论证给出了基于神经元结构阐释的回应，系统发展出无我的物理主义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