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以前读书,常遇到三种情况:一是有些文章、著作,打眼一看就不投缘;二是有些是师友推荐的文章著作,是名家名著,读完以后大受启发;三是有些论文、论著看不懂,但凭直觉知道它可能是比较好的成果,于是就花钱费事买过来作为图书资料保存起来。几十年过去了,当初不投缘的,现在仍不投缘;当初大受启发的,现在看来也未必佳;当初保留下来的资料,为以后研究创造了条件。毕竟是名家之作,其选题之高妙、切入之精湛、议论之卓绝、结论之高明均令人佩服。兴趣所至,就把该作者的论著、论文搜集过来,干脆一次看个够。沐手焚香、挑灯夜读后,终觉有所欠焉。该学者超出一世,但与古人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种感觉,学界前辈也有。某长者为学界翘楚作序,说他再不懈努力几十年就赶上古人了,可见古人的境界是很高的。
古人把立言作为三不朽的事业,有人终其一生也仅有一部著述。这部著述往往博古通今、事事皆合乎情理。即以古人中比较另类的严羽为例,他自称《沧浪诗话》“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1这表明他对宋诗的态度。今天再读这部诗话,谁还能感到他的叛逆、偏执,反倒觉得《沧浪诗话》也是宋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缺少它,宋代诗学就少了半壁江山;有了它,连唐宋诗学也豁然开朗了。这没什么费解的,严羽所说的话都在宋诗体系之内。属于同一个体系内的思想,无论他怎么说都在理;而不属于一个体系的思想,无论说得多么巧妙也融不到一体。细细玩味,古书事事皆合乎情理也是有缘由的。古书都是证道的。道是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散在万事万物之中。古人著述千差万别,但其证道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古人著述多是通达之论,与同时代的著作有相通之处,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诗品》,在论述诗歌的创作、理论、发展史时往往是相通的;它们对诗歌的音韵、才学、主题、情感等问题的讨论,观点未必相同但话题是相近的。不同时代的理论也是前后贯通的,锺嵘《诗品》、皎然《诗式》、姜夔《诗说》等在“自然诗学”上是前后相连的。他们都论述了诗歌的才学化,且在每个时代的各有侧重,也各有自己的特色。这些诗话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体系,不同的是特色。特色又是体系的延伸和发展。古代文学体系是普遍存在的,贤者得其大体,一般人得其一鳞半爪。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古代文学是自带研究方法的。古人不仅有著述,还有学术研究。用他们研究学术的方法来研究他们的学术,应该是比较适用的。这些方法与学术是在一个体系论内形成的,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古代文学体系也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专门探讨古代文学体系,一方面连文学体系的有无也没有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又是成果丰硕,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理论体系的著作。这表明文学体系的研究各有特色,但缺乏共识。笔者在涉及古代文学体系时,突出了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中国化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体系形成于大一统时期,具有大一统社会万物归一、归于一理的特点,相同的理在各种不同因素、不同时代表现不同,这正是我们要着力探讨的事物真相;如果忽视了中国化的特点,掩盖了古代文学体系的特质和方法,则失去了体系研究的意义。
其二,广泛性的特点。古代文学体系源于古代的道统、文统,道散在万物,并不局限于理论一种;以宋词体系而言,除了理论之外,还有词人词作、词乐词谱、词学流派、词选词卷、词集注释、词话汇编、词集序跋等因素;把体系局限在其中的某个因素之内,缺乏应有的分析研究、对比观照,从而失去了体系研究的价值。
其三,立体化的特点。文学体系是古今一理、纵横相联的,它与一家之论、一时之论、一世之论是有区别的;它通过各个层面、各种方式,把一理的各种形态表现出来,使人们对一理有充分的认识;它还通过多方位、多因素的对比分析,使所得观点减少主观臆断,以及时代、地域、政治等因素的干预,更加合乎情理、合乎实际。如果这么说还不好理解,下面以唐宋诗学中的才学化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才学化是我国古代文学的普遍趋向,唐人也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2承认使事用典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但唐人“作诗用事,要如释氏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3 也就是把典故用得像没有典故那样,用典虽多,也不改变诗歌的体式,因而就忽略了对用典的研究,这是无意用典;宋人是有意用典,探索用典的规律;宋诗用典有具体的法度,也有在具体法度之上的活法;宋词用典来自宋诗,宋词还是要配乐歌唱的,用典用韵不如宋诗严格,但它更讲究质量;用典改变了宋词的抒情模式,从感物咏怀到抒写意趣。意趣是一种模糊的意象,就像书法、绘画、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它不像情感那样直接、清晰,需要多方观照才能感受得到。才学化是一理,才学化在唐宋诗学上的侧重点不同,唐诗重作用,宋诗重用典;即以用典为例,唐宋诗歌不同,宋诗宋词也有区别。宋词用典抒写意趣,因为填词的材料变了,情感变了,词的体式也随之改变。这些问题环环相扣,远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理论所能解释的,它需要一种全方位、立体化的理论。文学体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渐完善的,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的需求。
其四,词学化的特点。上述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局限于理论之中,而且多是哲理的思辨,并不适用于宋词研究。笔者根据古代文学体系的特点、宋代词学的实际,补充了文学体系的本体特质以及范畴、方法,使其适应宋词研究的需要。其中有些特点,在别的文体上也有,但在宋词中表现更为突出,如词学正派体系和清空骚雅的理论。
既然选用了文学体系的研究方法,结合宋词的发展实际,在本书中是这样作的:
其一,本书是文学体系下的宋词与唐宋诗学互动研究,这个思路是根据唐宋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的。此前,我曾撰写过一篇短文《论唐宋诗学对宋词的影响》,4主要观点是唐宋诗学对宋词的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创作、理论和体系。把体系定位为一种理论形态,比如南宋江湖词派一祖三宗的正派体系。当初申报项目时,仍是按照这个思路去作的;现在相关的体系研究成果名称也多是“理论体系”,表明他们所谓的体系只是一种理论形态,与以往的理论相比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当我们溯源古代文学发展历史,发现古人体系意识很强,而且他们的体系与今人差别很大。今人用西方体系套用中国问题,有些观点与实际相符,但大部分情况下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并无直接关联,甚至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体系的精神。我们总结古代文学体系的特质、范畴和方法,然后按照古代文学体系规律、宋词体系的实际情况确立新的思路,用符合体系的方法研究宋词体系中的问题。
其二,避熟就生,选择材料。从事一项研究工作,有新的思路是必须的,但还是不够的,再巧妙的思路也要通过恰当的材料来表现。本书是一个传统文学研究的课题,仅从选题、材料上很难出彩,于是我们确立了围绕文学体系紧扣宋词特色的实施路线。宋词体系的组成因素很多,我们选择了创作、理论、流派、集注等几种因素,并在各因素之下,再找适合宋词特色的论题,如以文字为词中的
、以才学为词中的白战效体、以议论为词中的墨画、题词词、词学理论中的词话形态、词集序跋、宋词集注中的《傅注坡词》、陈注《片玉集》等,通过对这些特色论题的分析,体现宋词一理万殊的特色,避免了与前人选题、材料、结论上的雷同,也凸显了宋词体系的特征。
其三,求真求是,善用考证。一般研究理论的著作多以建构体系、长篇宏论为主,本书既没有建构体系,也没有长篇宏论。因为古代文学体系本来就存在,我们只是把它彰显出来;学术宗旨在于求真求是,对人文学科而言真是第一位的。只有真实才可能是是,在研究方法上、在论题选择上、在具体论述中都是求真的。在论述中有不少考证文字,力图使每个观点都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如苏轼听颖师弹琴还是弹琵琶、林正大未出任过严州学官、《东坡纪年》作者傅共的仕宦、苏轼说秦观赋诗又入小石调考等,都是需要考辨才能澄清的讹误;还有一些对儒家经典的考证,在研究宋儒思想时需要正本清源,但这些成果与本书没有直接关联,只能作为相关成果分别发表。对本书所选用的方法、材料、结论,也是反复考量过的,希望能真实无误地呈现给您。
通过对宋词体系诸因素的研究,发现我们对宋代文化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宋人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宋人对儒学思想都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当接触到具体的研究论题时非常费力,本书对李光的研究即是如此。李光以垂老之年贬谪南海,经历了十八年的贬谪,死在回家的路上。李光的思想很复杂,他对三教均有涉猎,在不同时段还各有侧重。总体来说他以儒处世、以道养生、以佛应对生死,才能在艰难的政治环境、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活得明白而有尊严。苏轼也是三教均沾的,在仕途艰难时期他完成了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虽然对于心性之学未必透彻,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儒者是没有争议的。其他像宋代官制、宋词理论、清空骚雅的词作等都不好理解。宋词体系包括的因素很多,再往深推一步就是孤独前行了,可资借鉴的成果不多。宋词之难,尤在于思想和方法上。多年以来,留心于此,思虑于此,所得所失也尽在于此。先是改进各种研究方法,后来发现好方法就是文学体系的自身。别的方法是外来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惟文学体系与文学创作同步,能解决各类问题,还能启发思维。曾有几次工作过半,发现思路有误,于是推倒重来。还有几次,因思路太乱没有进展,于是就换一个问题重新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思路、方法上的硬伤也许没有了,但小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是今后要改善的问题。
关于本书,原先想请前辈名家题序,为拙作增辉。无奈该书进展不顺,篇幅较大、阅读不易,与其让人为难,还不如自己叙述其中原委,也许更为近情。是为序。
2021年4月17日
1 [宋]严羽:《沧浪诗话校笺》,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张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58页。
2 [唐]杜甫,[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之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3 [宋]蔡絛撰:《西清诗话》,卷上,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4 郭锋:《唐宋诗学对词学的影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2007年7月6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