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天地

《西儒耳目資》之版本 ¹

高田時雄

作者單位：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緒 論

明末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所著《西儒耳目資》，闡明漢字之羅馬字注音法理論，又附以當時所通行南京官話之總音節表，且附索引，可依據漢字部首及筆畫數檢索羅馬字寫法，乃是一部跨時代的著作。以至於爲金尼閣作傳的德艾納神父（C. Dehaisnes）嘗言，是書乃是中國耶穌會士刊行全部著作中最爲緊要者²。自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始，對漢字羅馬字轉寫方案所進行的持續探索，至此初具雛形，且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内，都是作爲歐洲使用的漢字羅馬字注音法的基礎而存在的。而在中國近代的文字改革運動中，這部著作也影響頗巨。遺憾的是，《西儒耳目資》其書，目前爲學界所了解者唯有一種版本。目前筆者所目及之全部研究，均是圍繞這一版本展開。拙文擬對上述通行本之外的兩種版本進行介紹，並對《西儒耳目資》成立之背景及其影響略作探究。

一、天啓六年刊本

甲：現存狀況

首先，對目前所知版本作一介紹。現行本乃是刊行於天啓六年（1626），至今仍被學界目爲罕有的稀見本，毫無疑問其爲稀見本乃是事實，但若放眼盡覽世界各圖書館館藏，若是將不全本納入考慮中，藏有此本的機構並不在少數：於歐洲，有梵蒂岡圖書館 ³、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 ⁴、耶穌會羅馬檔案館 ⁵、法國國家圖書館，萊頓大學等；於美洲，有完本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中 ⁶；至於遠東地區，則以台灣爲最，共藏有五本，又有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則有大谷大學和天理圖書館。藏於台灣的諸本，原本藏於大陸，在二戰之後，經由諸事種種，輾轉移送至台灣。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本，原爲北平圖書館之收藏，抗日戰争時期，其同北平圖書館收藏的其餘善本一同轉移至美國國會圖書館暫行保管。乃後於1965年返台，經“中央圖書館”而歸於台北故宫 ⁷。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本，原是由日本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管理的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收藏 ⁸。戰後，此本爲國民政府接收，隨同一道遷移到台灣。而輔仁大學藏本則是戰前上海徐家匯藏書樓的藏書，1949年夏，由在華之耶穌會士帶走，經菲律賓碧瑶（Baguio）輾轉交由在台北重建的輔仁大學神學院管理 ⁹。爲方便瀏覽，筆者將上述寫本收藏情況製成表格，詳參表一 ¹⁰。需要説明的是，日本東洋文庫以及京都大學¹¹、中國台北傅斯年圖書館¹²、法國國家圖書館¹³收藏的自刻本轉抄而成的抄本，未列於上表中。

其次，對見在於藏書目録中，但暫時下落不明的版本作一介紹。首先介紹其中頗爲著名的一種，其見於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舊藏書出售目録 ¹⁴中，又見引於德巴克（De Backer）¹⁵及高迪愛（Cordier）的書誌中 ¹⁶，如今當尚藏在某處 ¹⁷。著名的蘇格蘭克勞福德伯爵家族藏書目録Bibliotheca Lindesiana中記載，其家亦曾藏有《西儒耳目資》¹⁸，但於1947年5月經由蘇富比（Sotheby's）公司售出¹⁹。也有少數中國古書目中著録此書，僅憑管見，略舉數種：其書見於錢謙益（1582—1664）《絳雲樓書目》卷三“天主教類”下 ²⁰；又見於徐乾學（1631—1694）《傳是樓書目》經部，曰“泰西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三卷 三本”²¹；羅常培據《順德温氏藏書目》，謂温汝适（1755—1821）亦藏有“譯引首譜”一册 ²²，然筆者未能確認 ²³。在衆多的清代藏書家藏書目録中，筆者僅檢出以上幾種目録記有《西儒耳目資》一書，可見其流傳甚少，實屬罕見。《四庫全書總目》的小學類存目中，亦載有《西儒耳目資》，又注明其底本爲兩江總督採進本 ²⁴。不過，“存目”中稱：“惟此本殘闕頗多，列音韻譜，惟存第一攝至十七攝，自十八攝至五十攝皆佚，已非完書，故附存其目焉”，以此來解釋僅將此書編入存目，而未編入《四庫全書》的理由。可見，至乾隆年間，縱有朝廷威令在上，完本《西儒耳目資》亦已難覓其蹤。

又，日本國内戰後早期舉辦的《中國古書籍即賣展目録》²⁵中第39號中見有《西儒耳目資》4册，目前亦下落不明 ²⁶。

乙：至今爲止流傳情況

通覽本文討論的現存18種藏本，可以認爲，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源自耶穌會羅馬圖書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以及法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諸本中，至少有一部分乃是明清時代耶穌會士直接送抵歐洲。至於梵蒂岡圖書館收藏之《西儒耳目資》，原爲來自錫耶納（Siena）的意大利籍漢學家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1762—1829）舊藏。蒙突奇傾注了極大熱情編纂中文辭書，爲此做了種種努力，譬如製作大量的中國活字等，但編纂事業却未竟而終。蒙突奇晚年回歸故土後，將爲編纂辭書所收集的藏書以及活字全部轉讓給教皇良十二世（Leone XII）。由此，蒙突奇收藏由傳信部（Propaganda Fide）管理，而後於1902年，又作爲博爾吉亞漢文收藏（Borgia Cinese）中的一部分，轉由梵蒂岡管理至今。蒙突奇所獲得《西儒耳目資》之經由，目前尚不甚明確，或可認爲其乃是從歐洲某處（教會或修道會）收藏中流出的藏書。

據網絡上所載目録 ²⁷可知，萊頓大學本乃是“1711年由迪奥多魯斯· 薩斯（Theodorus Sas）捐贈”（Donation from Theodorus Sas, 1711）。薩斯其人爲新教牧師，其奉職於巴達維亞（Batavia）荷蘭東印度公司時，與被扣留在此地的中國耶穌會士都加禄Carlo Turcotti（1643—1706）²⁸相結交，由此契機，其也成爲耶穌會與歐洲之間的通信中介。其後的1681年，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被派往羅馬報告布教狀況以及請求增派宣教士時，途中於巴達維亞停留，爲報答薩斯長此以往對耶穌會的貢獻，柏應理向薩斯贈送了若干中國書籍。1704年，薩斯去世之後，這批中國書籍（Sas-Sinica）由其後人捐贈給萊頓大學²⁹。而《西儒耳目資》無疑正囊括在這批“Sas-Sinica”藏書之中。

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西儒耳目資》，闕“譯引首譜”末“韻會小補字母目録”之後三葉半、“列音韻譜”末第四十九攝和第五十攝共五葉半、“列邊正譜”末尾的四葉半。儘管如此，其版本極精，保存又善。此本鈐有“楝亭曹氏藏書”“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印”二印，可知應原爲曹寅藏書，後傳至其外甥昌齡 ³⁰。此書未見於曹寅晚年所纂《楝亭書目》³¹，或正爲此故。曹寅少時曾在康熙帝近前侍奉，因而亦有機會直接與耶穌會士接觸。《楝亭書目》中見有不少耶穌會士所傳天文曆法書，由此想見，其收藏《西儒耳目資》亦不足爲怪。

戰前藏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中的版本，當亦是1842年耶穌會再度返回中國之後，藉由教會之關係，經獨立之渠道而蒐集到的。考慮到《西儒耳目資》乃是由耶穌會所刊行，上述諸本半數以上，或直接或間接，都是藉由與耶穌會的關係流傳至今，亦是理所當然。此外，另有由中國藏書家所秘藏者，其中數種乃後又流出至日本或美國 ³²。

丙：通行本

以上介紹之天啓六年原刊本，的確仍存有相當數目，但若是實際參閲，不得不説，實在困難重重。就此而論，民國二十二年（1933）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北平圖書館影印刊行當時之北平圖書館所藏本，實具有極大意義。又，1957年2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將民國二十二年本影印，作爲《拼音文字史料叢書》之一種刊行，進一步方便研究者接觸《西儒耳目資》。台灣的出版社亦曾刊行《西儒耳目資》影印本 ³³。迄今爲止，關於《西儒耳目資》的研究，幾乎全爲據上述影印本所展開。此外，近代該書又被收録至大型叢書中，譬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997，濟南：齊魯書社）經部第213册即收録了北京大學1933年影印本，又如王秀美等輯《東傳福音》（2005，合肥：黄山書社）。另一方面，《續修四庫全書》（1995—200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59册中，還收録了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本，藉此可以一窺舊北平圖書館本以外版本的面目，意義頗大。且近年來，在Internet Archive上可以閲覽乃至下載北京大學所藏本全册，實爲一大幸事 ³⁴。美國國會圖書館之Digital Collections項目，提供了該館所藏曹寅舊藏本《西儒耳目資》之全彩高清圖像，更是廣受好評。期待今後更多收藏機構亦能仿此前例，公開其所收藏刊本。此外，由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涵芬樓舊藏本，亦有複製本刊行，作爲《中華再造善本》之一種出版 ³⁵。

如上所述，近來已經能較容易利用到數種《西儒耳目資》刊本。儘管如此，長時間以來作爲資料唯一能被利用的只有舊北平圖書館藏本，由此産生種種誤解，亦難避免。

丁：天啓六年刊本的刊行地

以下對天啓六年刊本刊行地做一討論。De Backer第二版（1876）³⁶, Sommervogel（1898）³⁷,Pfi ster（1932）³⁸等由耶穌會士編纂的早期藏書目録中，將其刊行地作杭州 ³⁹。或許是耶穌會内部流傳着金尼閣此時遷居杭州的消息，故作如是。但德艾納（Dehaisnes）所著極爲詳盡的《金尼閣傳》中，只提及“1626年刊行了三大册四開本”⁴⁰，並未提及其刊行地爲杭州。且《西儒耳目資》前附王徵、張問達、張緟芳所作序文，又王徵的《釋義》等文中，亦未覓得“刊行於杭州”的蛛絲馬迹。莫若從更爲一般的視點出發，將其刊刻地擬作陝西更佳，陳垣等人亦持此論 ⁴¹。是論出發點乃是自《列邊正譜》卷末“咸林李從謙書／霸陵李燦然刊”兩行字而起：清寫此書的李從謙，籍貫作咸林，亦即陝西華縣，今屬陝西渭南市。而爲此書作雕版的李燦然生於霸陵，即今西安市東部。二李俱爲陝西人，正是此書刊刻於西安的有力佐證。迄今爲止，杭州刊行説已經被廣爲傳信，舊北平圖書館本封面（圖一）中所書“武林李衙藏板翻刻必究 嚴少萱”，恐亦是受此影響。此處雖明記爲“武林”（即杭州）李衙之藏版，却是書於封面欄外，欄内又記有“景風館藏版”，所謂“景風館”，當爲販賣天主教書籍之書肆名。當時，耶穌會教會常被稱作“景教堂”。陳綸緒（Albert Chan, S.J.）神父認爲，《西儒耳目資》最初由王徵在陝西景風館刊行，乃後於1627年或1627年後在杭州藉李衙的版片再版 ⁴²。筆者基本同意陳神父的看法，但其高論仍有可補充、商榷之餘地。問題的核心在於上述封面，其附於舊北平圖書館刊本上，此本即民國二十二年影印本之底本 ⁴³，由此廣泛流傳，爲世所知。然附有這一封面的版本實爲少數，據筆者所知，除舊北平圖書館本外，目前僅有現藏傅斯年圖書館的舊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本一種。筆者開始亦考慮到該封面遺落的可能性，但綜觀該書全部版本，附有這種封面的版本唯有兩種，可謂是極少數。況且現存諸版本，可以明確皆是利用同一版片印刷而成，與其稱之“再版”，未若稱之“再刷”。由此，陳神父的“兩版説”恐不確，當是本書於1626年在陝西刊刻出版之後，版片又被運至杭州，或是隨金尼閣之行運抵亦未可知。而將景風堂當作在杭州而非陝西的一處耶穌會書店更容易理解。耶穌會官方書目《曆法格物窮理書目》⁴⁴中列出了“西儒耳目資三卷”，可知其明顯是由耶穌會所刊行，應當不在普通書肆上售賣。至於發賣書籍者嚴少萱，亦正如封面欄外所記載的藏版者李衙，必定與耶穌會有着極爲緊密的聯繫。筆者推想，《西儒耳目資》起初並無上述封面，乃是在杭州發行時另附上的。至於其所記李衙云云，或爲李之藻機緣巧合下獲得版片後出版。李之藻乃是明末如徐光啓、楊廷筠一般崇奉天主教的人士，而且正是杭州人。李之藻熱心收集耶穌會士的著作，刊行《天學初函》，若對《西儒耳目資》抱有興趣，亦屬正常。又，明末出版物中稱出版商“某衙”並不少見 ⁴⁵。

在1627年，金尼閣本人生前曾打算重新改訂《西儒耳目資》⁴⁶，惜其英年早逝，事業未竟。儘管如此，天啓六年本的完成度已相當高，即便是耶穌會也將其認作定本，除了登載在上文提及的《曆法格物窮理書目》之外，耶穌會出版書籍的序文的結集《絶徼同文紀》天啓末年再刊本亦收録了張問達序 ⁴⁷。而且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圖書館（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библиотека）收藏的《天學集解》⁴⁸中，除了張問達序以外，還收録了金尼閣自序、王徵序、張緟芳序、王徵所作“釋義”，以及金尼閣的“譯引首譜小序”“列音韻譜小序”“列邊正譜小序”。以上均與天啓六年本相一致，可見耶穌會士所知的《西儒耳目資》，僅此一種版本。

二、天啓五年（1625）初刻本

甲：初刻本的發現

上文，我們主要討論的是傳存至今的天啓六年本《西儒耳目資》，其起初刊刻於陝西，乃後又於杭州再刷刊行，耶穌會内部亦視此文爲定本。然而，事實上早之前的一年即天啓五年（1625），在山西絳州，韓雲等人就曾刊行過試行本。該本現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且見載於該研究所之目録中 ⁴⁹，但歷來罕少爲人矚目。

此本早年即被送至俄羅斯，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編纂的《俄羅斯科學院藏漢滿書籍目録》（1810）中，記載如下 ⁵⁰：

No.12 – 1 Band – 5 Heft

3. Ssī shŭ el mŭ dsü 西儒耳目資

d.i. der westlichen Gelehrten Ohren und Augen Hülfe, oder Auseinandersetzung des Europäischen Buchstabensystems, herausgegeben von den Jesuiten zu Peking im Jahre 1625. Der erste Band enthält Tabellen, in denen die Lateinischen Buchstaben durch Chinesische Caractere erklärt werden. 2 Vol.

（耶穌會士於1625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儒耳目資》，亦即西文字母體系與漢文的對照。第一册中附有以漢字解釋拉丁字母的表格。2册。）

上引文稱，此書刊行於北京，明顯是誤解。不過，就其刊年爲1625年且兩册中第一册附有音表之記述可推知，克拉普羅特所過眼者正爲上述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本。筆者將兩種版本卷首書影圖版附録於下文（見圖二），以供區分。左爲俄藏本，右爲天啓六年本 ⁵¹。著者均作金尼閣，然天啓六年本記有“晉絳韓雲詮訂/秦涇王徵校梓”之處，俄藏本寫作“故絳韓雲受/河東衛斗樞閲”。俄藏本僅附金尼閣自序及韓雲序，而天啓六年本中，另增有張問達、張緟芳、王徵序。金尼閣與韓雲所作序乃是在天啓五年，至於張問達、張緟芳、王徵作序，自是在天啓六年。

就版式而言，俄藏本每半葉10行，每行20字，四周單邊，無魚尾；天啓六年本則每半葉12行，每行20字，四周雙邊，黑魚尾。俄藏 本 爲26cm×15.7cm（21.2cm×14cm），天 啓 本 則 爲26cm×16.5cm （22.8cm×14.4cm），尺寸上相差不大 ⁵²。至於葉數，俄藏本第一册25葉，第二册46葉，遠少於天啓六年本。

現作一對照表（詳參表二）以比較兩種版本的内容構成，本表暫且不考慮題名相異（名稱），將兩種版本内容近乎一致的部分左右並列一行，排序以俄藏本爲準，於天啓六年本則可能存在文本位置前後顛倒者。俄藏本的“萬音總圖説”與“萬音總圖”即天啓六年本“萬國音韻活圖説”與“萬國音韻活圖”,“音韻總圖説”與“音韻總圖”即“音韻經緯總局説”與“音韻經緯總局”,“音韻全圖説”與“音韻全圖”即“音韻經緯全局説”與“音韻經緯全局”相對應。但“音韻總圖”首部被獨立出來，與其餘部分被分置於書中不同位置。俄藏本的第二册始自“西儒耳目資問答紀”，大抵相當於天啓六年本“西儒耳目資問答”。不過，對比可知，天啓六年本以“三韻兑攷”“三韻兑攷問答”起首，增補了大量的插圖與目録。較爲怪異的是：俄藏本中“切字子四品法、切字母四品法”一章，不僅見於第一册卷首，還見於第二册“問答紀”中，及第二册末尾之“列邊正譜”與“列音韻譜”中，同樣的内容在不同的位置重複出現。就重複這一點而言，“萬音總圖説”“萬韻總圖説”“音韻總圖説”亦是既見於第一册中，又見於第二册中，當是編輯疏失所致。置於第二册末的“列音韻譜”和“列邊正譜”只是出現了題名，以及諸如“本譜用法”這般的簡略説明，並未附上“譜”本身。編製這些“譜”或是作者已有構思與準備，但尚未至付梓之程度。金尼閣自序中“分二譜，首字總一萬四千有奇”，正是指“列音韻譜”和“列邊正譜”，其謂兩者所收録字均爲一萬四千餘字，與現行本二譜所收字數幾近一致。綜上，筆者認爲，俄藏本是一種編校整理並不十分完備的試刊本。

如上所述，俄藏本卷首中記有“故絳韓雲受，河東衛斗樞閲”，應是韓雲受金尼閣之指導編纂了此書，而衛斗樞擔任了校閲一職。天啓六年本負責“校梓”工作的是王徵，俄藏本中全然未提及此人。然而，“韓雲”之名仍可見於天啓六年本，曰“晉絳韓雲詮訂”，由此可見王徵對韓雲所作貢獻之尊重。天啓六年夏，順利刊行《西儒耳目資》的王徵，將本書成書的始末記在了“釋義”的末尾：

是書也，創作之者，四表金先生，贊成之者，豫石吕詮部、景伯韓孝廉、子建衛文學，而冢宰誠宇張先生，與其季子敬一，則所爲捐貲刻傳之者，余小子徵，特周旋終其役耳。⁵³

上文列出的吕詮部即吕維祺（1587—1641），明末著名的理學家，兼擅音韻，著有皇皇七十卷《音韻日月燈》。天啓五年，金尼閣受王徵招聘，自絳州前往陝西三原途中，於河南省新安縣遇見吕維祺。吕維祺讀此書後，大加讚賞，同時又修訂頗多 ⁵⁴。金尼閣供吕維祺閲讀的版本，必然是上文所述之俄藏本 ⁵⁵。而吕維祺所提意見的具體内容，現已無從査知，或包括若干與音韻相關的專門内容。但可以推想，天啓六年本在編輯過程中應當是吸收了吕所提供的意見。

俄藏本無疑是在金尼閣與韓雲的討論中産生的初稿本。在金尼閣的自序、又天啓六年本“西儒耳目資問答”小序中，均明確記載韓雲曾向金尼閣學習羅馬字母之原理這一事實。衛斗樞，其名見於俄藏本中，亦熱切促成本書成書，不遺餘力，記録了金尼閣與韓雲問答 ⁵⁶。總之，由上述綫索可推知，該初稿本應當是於絳州出版。第二册“問答紀”第一葉版心下部，見有刻工姓名，曰“稷山匠人葛成講刻”（如圖三所示）。在明代，稷山縣屬絳州，而雕刻此版的刻工葛成講爲絳州人，也可作爲俄藏本在絳州出版的明確證據。此外，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卷末之“明清耶穌會士譯著書名表”，雖然亦將本書刊行地記作絳州 ⁵⁷，但此條記述應當是出於某種誤解所致，抑或係手民誤植等 ⁵⁸。

以下稍作離題，介紹俄藏本保管現狀。俄藏本與其他若干著作一同被收在一帙之中，並附編號D191。D191中，共有兩册《西儒耳目資》，此外，將其所收書籍，列於下文（並附序文年代以供參考）：

б.1 陽瑪諾《天文略》（1696）⁵⁹ 萬曆四十三年（1615）序

б.2 畢方濟《畫答·睡答》（3069） 崇禎二年（1629）序

б.3 艾儒略《西學凡》（1911） 天啓三年（1623）序

б.4-5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282） 天啓五年（1625）序

以上所列諸種書籍，尺寸一致，且裝裱書皮皆使用同一種淡紅色帶紋樣紙，當是保存了其甫被送至俄羅斯時的形態。儘管以上四種著作外形裝幀相同，但其内文版式則各有不同。陽瑪諾《天文略》第一葉版心下部記有“旌德劉光暘刊”，與《天學初函》所收録版本相同 ⁶⁰。刻工劉光暘出身旌德縣（位於今安徽省南部）。畢方濟《畫答·睡答》亦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ARSI）所藏版完全一致，若根據Albert Chan的研究，乃是1629年由“尚論齋”印行 ⁶¹。之後再討論艾儒略《西學凡》，該著作具有初刻本、重刻本兩種，D191中所收爲重刻本 ⁶²。初刻本中僅收録楊廷筠序（1623）及許胥臣“西學凡引”，重刻本復增有何喬遠序。初刻、重刻本版式雖同，然版心標注葉數相異。在初刻本中，正文從“一”開始計數，而在重刻本中，則接續前附許胥臣的“西學凡引”繼續，亦即正文第一葉的葉數是從“四”開始計數。又重刻本在卷頭書名中冠有“重刻”二字，作“重刻西學凡”，著者“大西艾儒略答述”之下又記有刊行本書的書肆“閩中欽一堂梓”—福州欽一堂是耶穌會版刊行之一大據點 ⁶³。順便一提，《天學初函》中所收録的《西學凡》爲初刻本。

由此可知，D191所收録諸典籍，刊行地點、年代均不相同，却採用了相同的裝幀，此處結合李之藻編《天學初函》之情形加以分析。《天學初函》理篇和器篇各收録了十種書籍 ⁶⁴，並非覆刻原本，而是將這些書籍既存版片收集起來印刷，從而做成一套叢書。上述D191所收書或許亦是採用了同樣的方法，但若如此，那該叢書僅存有俄藏本一種孤本，未免略爲怪異。且就叢書而言，一般也應附有若干敘述編纂意圖的序文等，然亦未見於D191所收諸書中。假設這套叢書部數極少，那麽可能不需要從各地借來版片重新印製，只要分别獲得叢書中的各種書籍，並裁成同一體裁，亦是可行的辦法。又或是某人僅製作此式一套，以供自用，亦未可知。

談到《西儒耳目資》初刻本，由上文所述可知，其性質可謂試刊本，不難想象，自天啓六年定本流通之後，初刻本便鮮少爲人注意和重視。然而，初刻本版片有極大可能性在稍晚的時代依然被保存下來。金尼閣的侄子金彌格（Michel Trigault, 1602—1667）追尋伯父的足迹，成爲一名耶穌會士，遠渡重洋來到中國。金彌格在與其伯父淵源頗深的絳州教會布教，據稱其居山西共35年 ⁶⁵。明清鼎革之際，絳州的教會被反對天主教的官吏所破壞，而清順治帝則爲作補償，將明宗室所居高屋大宅賜與金彌格。在這一宅邸中，金彌格貯藏了大量金尼閣、羅雅谷（Jacques Rho）、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諸人舊時印書使用過的版片。1665年，由楊光先上書而發端的迫害天主教事件中，金彌格神父和其同僚恩理格神父（Christian Herdtricht, 1624—1684）俱被逮捕，並被移送收押在北京。有人提議燒掉保存在絳州的天主教版片，但絳州知事最終決定將其保存下來 ⁶⁶。保存下來的版片中，應當就有初刻本《西儒耳目資》。D191中所包括的《西儒耳目資》版本，恐怕就是經由教徒的手，與其他書籍一併被整理成套，從而保存下來的。而最終，這批書籍可能落到了當時居住在北京的俄羅斯東正教布教團中的某人手中，並因此被送往俄羅斯。

乙：韓雲與絳州的天主教徒

初刻本的成書與韓雲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本節主要以韓雲這一人物爲中心，討論《西儒耳目資》成書的背景。韓雲，山西絳州人，字景伯，萬曆四十年（1612）舉人。與弟韓霖、韓霞，頗重學術，俱爲文人天主教徒。其中韓霖著有《鐸書》，又共張賡 ⁶⁷一同編纂《聖教信證》，是中國天主教史中頗具盛名的人物 ⁶⁸。而韓雲作爲教徒，亦對耶穌會士布教頗多貢獻，絳州得以壯大成全中國有數的天主教中心地，其功不可没。1620年，艾儒略神父（Giulio Aleni, 1582—1649）自陝西進入山西時，就是由剛剛受洗於北京的舉人韓雲迎接 ⁶⁹。然而，艾儒略在山西居住時間並不長，金尼閣緊隨其後至絳州，受韓雲、韓霖兩兄弟頗多援助，奠定絳州教會之基礎。金尼閣之後，則復有於絳州布教的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 1566—1640）苦心經營，進一步發展壯大了教會。高一志甫至絳州第一年（1625），絳州有天主教徒200名，翌年（1626）則增長至500名，1627年則又新增500名教徒。金尼閣起初開教時，教徒僅25名，至1640年高一志逝世時，據記載，教徒數量已高達8000名。其中亦有韓氏兄弟一如既往支持其布教 ⁷⁰。

至於韓雲與金尼閣的相識，乃至編纂《西儒耳目資》之史實，有必要作更爲詳細的討論。據德艾納神父（C. Dehaisnes）所著書可知，1624年初，金尼閣在絳州建立住所 ⁷¹。金尼閣來到絳州以後，韓雲向其請教者，除天主教教理之外，當亦包括西學之方方面面，事無巨細，見韓雲《西儒耳目資》序：

四表金先生，利先生之後進。哲人萎矣，尚有典刑，敦請至晉，朝夕論道，偶及字學，如剥蔥皮，層層着裏，隱憂泣血，不覺見齒，因請爲書，凡三易稿始成之。

且在金尼閣的自序中，撰述《西儒耳目資》之始，亦是應韓雲懇請，歷經五月 ⁷²，方得成書。成書時間，韓雲序記爲天啓五年元日，金尼閣自序則記作天啓五年孟春望日，换算成西曆，兩者分别爲1625年2月7日和1625年2月21日。考慮到前文歷經五月而成書的記述，兩人的共同工作必然是在1624年初秋就已然開展。而如上所述，金尼閣受王徵招請往陝西三原，其時正值1625年新春 ⁷³。德艾納《金尼閣傳》中，據金尼閣寄往巴伐利亞公國某家族的信件（1624年10月24日，華曆九月九日），當時，金尼閣由於要去新的地區赴任，已經在等候前來繼任的神父了 ⁷⁴。等到繼任神父高一志正式赴任，金尼閣將絳州教徒一併託付給他，在王徵的期盼下去往陝西三原。由此可知，《西儒耳目資》編述時間並不充裕，所印行的試印本則難免存在種種疏漏。

韓雲之傳記可分别見於康熙、乾隆、光緒《絳州志》中。尤其是康熙《絳州志》，明確記載韓雲曾“與西士講音韻之學，輯《耳目資》”⁷⁵，可知直至康熙年間，韓雲、金尼閣共同參與著述《西儒耳目資》一事，仍在地方上流傳。

韓雲教名爲Etienne（Stephanus），上文已略有提及。《西儒耳目資》中韓雲序所鈐印章，亦可印證此説。俄藏本韓雲序末尾鈐有印章兩枚，其中，一枚印文爲漢文，作“韓雲私印”；另一枚印文則使用拉丁字母書寫，如圖四所示⁷⁶，根據筆者釋讀的結果，其當讀作“IE SU KIAOTU STEVAM”（天主教徒斯德望）。由附圖可知，實際上其中“KIAOTU”的“TU”很難辨認。根據《西儒耳目資》中的音標系統，“徒”應當標作“tʻu”，或許此處正是寫作“tʻu”，但即便釋讀“tʻu”，其字形仍有弔詭之處。然而，若依此釋讀，其意義便相當明晰，由此，筆者認爲這一釋讀應當無誤。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根據蕭若瑟之記述，謂“兄雲，字景伯，聖名未達爾（Vidal）”⁷⁷，蕭若瑟的記述所據爲何，目前尚不明確，或誤。

據《絳州志》可知，之後的崇禎元年（1628）至四年（1631）之間，韓雲任徐州知州，後改爲陝西漢中府（今漢中市）推官，乃後再起葮州（今陜西省佳縣）知州，但其官歷有曖昧不明之處，待考 ⁷⁸。儘管如此，耶穌會士方德望（Etienne Faber, 1598—1659），於1635年左右受名爲Etienne Han的官員邀請，赴陝西漢中府布教，得Etienne Han多方照拂 ⁷⁹。無疑此處名爲Etienne Han的官員正是韓雲，可知此時其應當是居於漢中，對天主教之熱情亦不減當年。清順治六年（1649）姜瓖發起反清運動，襲擊山西各地，韓雲在絳州州城搭建砲台應戰，具體記載可參見《絳州志》，可證韓雲此時尚且健在，然其確切卒年不明。

最後，再對筆録並校閲《西儒耳目資》初刊本的衛斗樞略作介紹。衛斗樞同爲河東（山西）人，字子建（見於王徵“釋義”後記）。衛斗樞當亦爲天主教徒，高一志《齊家西學》卷一、卷四中 ⁸⁰，衛斗樞作爲“較”，其名載於卷中，又“修潤”過高一志的另一本著作《寰宇始末》上下卷。上述兩部書或均在絳州出版，因此衛斗樞在當地協助了編纂。此外，衛斗樞之名復見於羅雅各（Giacomo Rho, 1593—1638）《測量全義》⁸¹十卷的“編纂”。1630年，羅雅各移居北京，同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共同開展曆法改革，而此前，羅應該是同高一志居於山西。關於衛斗樞，似無資料證明其曾經離開過山西。

有關衛斗樞，特别值得一書的是其參加了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政權。《明季稗史》中有“造印官禮政府衛斗樞，係太平縣人”⁸²。所謂“禮政府”，在李自成大順政權官制中，大概相當於禮部。而造印官是從屬於禮政府，專門製作官印的官員。太平縣之名，現已不存，其地約爲今山西省襄汾縣之部分，位於絳州北部。此處的衛斗樞應當即是出現在《西儒耳目資》卷中的衛斗樞。明末有爲數不少的天主教徒參加李自成大順政府，韓雲之弟韓霖據稱亦是歸順了李自成，並擔任其參謀⁸³。不過，以上都是《西儒耳目資》編成後，稍晚才發生的故事了。

三、上海博物館所藏活字印本

上海博物館現藏有一種使用木活字印刷的《西儒耳目資》，此本罕爲人知。2010年，北京、上海、南京三地舉辦了紀念利瑪竇逝世400週年特展，藉此爲契機，筆者有幸首次在上海博物館得見此書展出 ⁸⁴。其後，筆者又對這一活字印本實物進行了調査，根據當時的調査筆記，下文擬對這一版本稍作介紹。

本書似爲以天啓六年本作底本的覆刻本，各卷末加“温陵陳寶璜檢兑”，而至於“列邊正譜”末之“咸林李從謙書”“霸陵李燦然刊”，則依原樣保留⁸⁵。至於其他差别，只有本書是使用木活字印刷的這一點了（圖五）。本書現存“譯引首譜”與“列邊正譜”二册，缺“列音韻譜”，不知是缺本抑或原本即無這一部分。其版式基本蹈襲天啓六年本。卷首補張問達“刻西儒耳目資序”、王徵“西儒耳目資敘”，乃是手抄，至於天啓六年本所鈐印則被略去。第一册第一頁見有“泉唐沈氏”“竹孫”“泰祚印”藏書印，或爲此本舊藏者，皆不明。唯由“泉唐沈氏”可知，其或爲杭州人。

可以説，本書基本上是天啓六年本的活字覆刻本，然詳加披覽，可見相異之處若干，列舉如下：

一、天啓六年所附句讀點，此本第一册皆略去，唯有第二册“小序”“用法”附句讀點。

二、在張問達序中，見有若干異體字例子：如“於”作“于”、“得”作“淂”、“係”作“繫”等；另見有誤字：“問”誤作“間”、“勿”誤作“弗”。

三、正文中，“譯引首譜”之“本譜小序”中，“音韻耳資之理、末段……”（第3葉b第6行）一句，本書作“音韻耳目資之理”，衍一“目”字，因而所餘空間不足，只能將“末”和“理”横向並列於原本僅供一字的空間中。破綻百出。

四、本書還有若干處在拉丁字母標記下補注漢字以便於理解。試舉一例，“問答”中“如下hia略liŏ下減亞ia，略減勒l，生學hiŏ”（第1册第61葉第11～12行）這種形式，其中標注下畫線的漢字就是爲方便理解而補充的。

五、第一册之“萬國音韻活圖”（第4葉a）、“音韻經緯總局”（第8葉a）、“切字子四品法圖”（第68葉b）、“切字母四品法圖”（第69葉a）等難以使用活字印刷的部分，其中部分或全部採用手寫的方式補完。

六、第一册第83葉b～85葉a“三韻母字於西號相兑攷”中，將表示筆畫數的一二三等使用○圈起來，以便於使用，而天啓六年本無。

七、第一册第107葉a以下“正韻海篇目録”殘，僅存起首四行。然末尾“右目録”云云小字注記部分則未見殘欠。

八、第一册末尾印有“外方内圓”及“圖説”半葉，不見於天啓六年本“譯引首譜”中。實爲見於天啓六年本“列音韻譜”目録第7葉b之插圖，本書當是將插圖的位置進行了調换。

九、第二册第20葉“萬字直音總綱説”，天啓六年本排作小字，而活字本則全部排作大字。由此，第20葉一葉不能盡録其文，又補一葉，版心下部見有“又廿”字樣。

十、應當注意的是，此本之“列邊正譜”中，四畫、五畫等標題印刷時使用紅字。而此本“列邊正譜”中，未見得應有的拉丁字母標記，又缺洪武正韻之葉數。

除上文所列舉十處，上博本與通行的天啓六年本還有不少相異之處存在，關於這一點，本文暫時到此爲止。通覽本書，可推知本書乃是打算用木活字對天啓六年刊本再行刊印，但其工作尚未完成。上海博物館所藏此書，或爲目前殘存唯一一種木活字本《西儒耳目資》亦未可知。

還需一併討論的是嘗試復刻《西儒耳目資》的原因。無論活字本抑或整版印刷，首先，試圖再版《西儒耳目資》這一行爲本身，即可説明這種著作在世上流傳漸稀。若僅僅是找起來有些許困難，但無論如何總歸也可求得的話，想必便不會特意再版了。不過，就使用活字印刷這一形式而言，可推知其預計的印數並不算多。之所以採用活字印刷的理由，當正是該書預計需求量不大。

羅常培嘗論及《西儒耳目資》對中國音韻學之影響，其舉方以智《切韻聲原》、楊選杞《聲韻同然集》、劉獻廷《新韻譜》三種著作爲例 ⁸⁶。如羅氏之論，以上三部著作都受到了《西儒耳目資》理論的影響。特别是楊選杞《聲韻同然集》中採用圓盤的形式説明音節的組合，應當是直接承襲自《西儒耳目資》。而劉獻廷相較明末出生的方、楊二人，時代稍晚，其主要活躍在康熙年間，應當未能直接引用《西儒耳目資》。清代以降，《西儒耳目資》流傳日漸減少，最終或成爲極爲稀見之珍本。上海博物館所藏木活字本恐怕正是清朝的某一時期製作的，其使用活字的風格總歸有些類似乾隆武英殿聚珍版。當然其使用的不可能是武英殿的活字，或是受時代風氣之浸染，應可視作時代接近之産物。無論如何，我們應當注意到，《西儒耳目資》這本書，在清代以後並非完全寂寂無聞。對於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關注，伴隨清末新教徒傳教士來華，又燃起更大的影響力。

結 語

以往學界僅僅關注王徵所編《西儒耳目資》天啓六年刊本，對其他版本則一無所知。新發現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所藏本是天啓五年初金尼閣與韓雲共同付梓之一種試行本。其内容雖較現行本有諸多不備之處，爲拉丁字母拼寫表示漢字的理論，以問答的形式展開，並展示了附上拉丁字母音標的韻表。天啓六年定本的基本的形式，全部可見於該試行本中。此外，韓雲的這一試行本，對於考察《西儒耳目資》之成書是極爲重要的材料，今後擬更進一步展開細緻的討論。

另一方面，上海博物館所藏活字印本，雖然乍看亦類似於未完成的試作品，但從中可窺知清朝一代對《西儒耳目資》的興趣和需要仍然存在。從這種角度考慮，此本仍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1 本文是TAKATA Tokio,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Xiru Ermuzi”之中文版，原載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79 (2021), pp.1-33。

2 L'abbé C. Dehaisnes, Vie du Père Nicolas Trigaul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 Tournai:H.Casterman, 1881, p.198.

3 Borgia Cinese 440, 441. cf. Paul Pelliot,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p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 Revised and edited by TAKATA Tokio,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 Scuol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1995, pp.48-49． 中譯本：伯希和編、高田時雄校訂：《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録》，北京：中華書局，2006。

4 Paul Pelliot, La Brevis Relatio, T'oung Pao, 23, 1924, p.356, note 2中提及“un bon exemplaire, avec frontispice, à la Biblioteca Vittorio Emmanuele”（善本，封面存，藏於維托里奥·埃馬努埃萊圖書館）。

5 Albert Chan, S.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New York: M.E.Sharpe, 2002, p.403ff.

6 A Descriptive Catalog of R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ompiled by Wang Chung-min, Edited by T.L.Yuan, Vol.I,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57, pp.86-87；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0頁。

7 錢存訓，《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籍運美經過·附記遷臺經過》，收於《中美書緣》，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998,72—75頁。

8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録》，北京：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 1938，第一册經部第66葉b,7265號。又，橋川時雄所作《總委員會善本目録》（1933年1月稿本，日本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文書H-3-1-0-1_001）中亦提及此書，並著重標記“緊急時請帶出”（非常時持ち出しの重要マーク）。

9 顧保鵠《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簡介》,《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册卷首，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3—4頁。

10 上述18種之中，除萊頓大學以及天理圖書館之收藏以外，筆者在過去十數年間均曾經眼。未見實物的萊頓大學藏本，其信息引自網絡上登載的藏書目録。至於天理圖書館藏本，現因破損已無法閲覽，只能依據《天理圖書館稀書目録 和漢書之部 第三》（天理圖書館，1960年10月）275頁之記述。

11 東洋文庫：I-9-C-1-1，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言語2B||59。兩者均僅有“譯引首譜”，原爲服部宇之吉於1900年從北京帶回日本的原刊本的影抄本。乃後此本又轉給金井保三，金井死後便收藏於東京大學國語研究室，然於1923年關東大震災時燒失。其始末參見新村出《伊曾保物語の漢譯》,《南蠻廣記》（東京：岩波書店，1925年9月）,321—322頁，亦可詳參氏著《晩學書志》（上）《書物禮讚》第4册（1926年7月）,13—14頁。

12 傅斯年圖書館424.7 210，一册。抄録從“譯引首譜”到“列音韻譜問答”以下之内容。

13 BN Chinois 9117.

14 Catalogue des livres composant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 Klaproth, Paris: R. Merlin, 1839, deuxième partie, pp.49-50, item 192. “SI JOU EUL MOU TSEU; Vocabulaire disposé par tons, suivant l'ordre des mots européens. 3 part. en 1 vol.”（西儒耳目資SI JOU EUL MOU TSEU，詞彙按音序排列，依據歐洲之詞彙排列方式）

15 Bibliothèqu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ou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 par Augustin et Alois de Backer, Deuxième série. Liège, 1854, p.671. De Backer轉録了見於克拉普羅特藏本卷首的拉丁文注記，如下（又見於第二版 tome 3, 1876, col.1203）:Auctor hujus libri est P.N.Trigault, cujus nomen sinicum Kin-ni-ko. Anno 1610, propagavit fi dem in Prov. Nan-king, deinde redux ab Europa resedit in Provincia Che-Kiang Metropoli Hang-cheu.（本書作者P.N.Trigault，漢名金尼閣Kin-ni-ko。1610年，他赴南京傳教，後來從歐洲遷居浙江省省會杭州。）此注記當是出自此本原主（恐爲耶穌會相關人士）之手，而非由克拉普羅特所書。又，Sommervogel增訂本（tome 8, 1898, col.243）中删除了上述内容。

16 Bibliotheca Sinica, 2e éd. Paris: E. Guilmoto, juin, 1906, col.1588.

17 新村出將法國國家圖書館藏N.F. Chinois 3087與3088認作克拉普羅特舊藏本，亦未可知。見上引《伊曾保物語の漢譯》,321頁。爲確認此説正誤，當確認此本是否有前文所説之注記。筆者早先曾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經眼此本，但時代較久，記憶不確，亦未作記録。之後若有機會，再行確認。

18 Bibliotheca Lindesiana: 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privately printed, 1895, p.22, “437. ―HSI JU ÊRH MU TSÛ. Vocabulary arranged by tones, following the order of European words. By Nicolas Trigault. 3 parts in 1 vol. 269 x 175 mm. 1626”． 其記述乃是襲自克拉普羅特目録。

19 C.R. Boxer, “Some Sino-European Xylographic Works, 1662–1718”,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 and 4 (Dec. 1947), p.199.

20 南海伍氏《粤雅堂叢書》初編第九集，卷三，第7葉b。

21 民國四年（1915）仁和王氏排印本，第42葉b。

22 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1930）,274頁。

23 羅氏所見《順德温氏藏書目》爲抄本，未知現藏於何處。

24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387頁；又《四庫採進目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之“兩江第一次書目”中載有“西儒耳目資（不分卷）明西洋金尼閣撰 十本”（33頁）。

25 即1948年10月，在東京日本橋高島屋由文雅堂書店、文求堂、山本書店共同主辦開展的古書即賣展。

26 筆者以爲，現在歸於天理圖書館的藏本或即爲此本，但因未見原本，目前較難下定論。需要注意的是，兩者册數均爲“4册”。

27 https://www.library.universiteitleiden.nl/（最後訪問日期爲2021年3月1日）。

28 關於Mgr. Charles Turcotti（都加禄），參見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 Chang-hai: Imp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pp.394-395。不過，其中完全未言及其於1677—1680年在巴達維亞被扣押的經歷。

29 Noël Golvers,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3-1688) and the Chinese Heaven (Louvain Chinese studies, 12),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K.U. Leuven, 2003, pp.240-241.

30 張一民，《〈楝亭書目〉拾遺》,《滿族研究》2002年第1期，83頁。

31 《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第8集，2621—2689頁。

32 焚散於關東大震災的服部宇之吉舊藏本乃是其於1910年從北京帶回日本的，此事前已述及。大谷大學藏本應當也是神田喜一郎1922年從北京琉璃廠購得的：神田喜一郎《鬯盦藏書絶句》（1960年5月私家版）中自注云“大正壬戌，予游燕都，偶得之廠肆”。

33 臺北：天一出版社，1977。

34 https://archive.org/details/02077325.cn, 2021.4.26.

35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然其定價昂貴，且印數僅有200部，對研究者而言，使用起來或許並非易事。

36 詳見31頁注⑦。

37 Bibliothèqu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ou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 , Nouvelle edition par Carlos Sommervogel, tome VIII, 1898, col.243.

38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p.117.

39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也提到“一六二六年印於杭州”，北京：中華書局， 1949,363頁。

40 Dehaisnes, “Il a été publié en trois forts volumes in-quarto l'année 1626,” Vie du Père Nicolas Trigault, p.199.

41 陳垣《涇陽王徵傳》,《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六號，1934,13頁。

42 上揭Albert Chan, S.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pp.431-432。

43 需注意的是，1957年《拼音文字史料叢書》翻印本，將當是首頁的“封面”放在了“譯引首譜”之末尾，原因待考。

44 BAV, 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13．此目録同與教理相關的《天主聖教書目》印於同一紙（1.17m×0.59m），如今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年代待考，徐家匯夏明雷（Henri Havret）神父認爲其爲1684年。參照H. Cordier, 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 Paris: Ernest Leroux, 1901, Introduction, p. IX。

45 以崇禎十三年（1640）武林錢氏（錢蔚起）刊本爲底本的日本寬文十二年（1672）和刻本《本草綱目》封面也有“武林錢衙藏版”，確是直接保存了底本的封面。又，意大利卡薩納特斯圖書館（Biblioteca Casanatense）收藏陸應陽《廣輿記》亦有封面記爲“宋衙藏版”。明末小説《古今小説》第四卷“閒雲庵阮三償冤債”中見有“陳衙”，可見當時均是如此稱呼爲官者的私邸。

46 Dehaisnes, Vie du Père Nicolas Trigault, p.19. Pfister亦承襲Dehaisnes之論（p.117）。其所依據之材料，是金尼閣寄給Montmorency神父的書簡，現藏於Anvers (Antwerp)的Collège des Jésuites，筆者未嘗親見。

47 《絶徼同文紀》集録了耶穌會所刊行書籍的序文。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有萬曆四十三年（1615）楊廷筠序本（Chinois 9254），此當爲初版。日本國内，宫内廳書陵部有將此初版中有關科學技術的内容抽出而抄成的寫本，此外，内閣文庫中還藏有天啓末年刊五卷本。上述兩種亦附有楊廷筠序，但删除了紀年萬曆四十三年。從序文中可知，關西大學内藤文庫中的《十八家序文集》（假題、抄本）也是從内閣本《絶徼同文紀》中抄出，其中也包括張問達所作序。

48 寫本，9卷9册。B. Dorn,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et xylographes orientaux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publique de St. Pétersbourg, 1852, p.665, DCCCXXIX。其與《絶徼同文紀》類型相同，但其收録序文書目遠勝前者。參見：Pelliot, “Le juif Ngai, informateur du P. Mathieu Ricci”,TP 20. 1921, p.37。

49 Каталог фон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Moscow, 1973, Vol.1, p.125, No.282.

50 Julius von Klaproth, Katalog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jurischen Bücher der Bibliothek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St.Petersburg . Zum ersten Mal aus dem Manuskript 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 Berlin: C. Bell Verlag, 1988, p.27．原 題 作 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hu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in der Bibliothek der Kaiserichen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erfasst auf Befehl Sr. Excellenz des Herrn Grafen Alexis von Rasumowski. 1810 im August. 1841年9月18日，儒蓮（Stanislas Julien）製作了克拉普羅特親筆稿本之複本，自題滿、漢文後捐出，現今保存於聖彼得堡的研究所中。

51 天啓六年本書影來自《中華再造善本》影印舊涵芬樓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52 括號内尺寸乃是基於版框爲準。

53 天啓六年本“釋疑”第6葉a—b。

54 天啓六年本“西儒耳目資問答”小序：“未幾過新安邂逅豫石吕君，出其帙，甚許可，又間多所訂正。”第31葉b。

55 吕維祺《音韻日月燈》卷首“採擇音韻書目”的最後提到《西儒耳目資》，應當是指天啓六年本。

56 俄藏本“問答紀”末尾有云：“談已，晉衛斗樞喜而紀之竹簡。西儒爲誰，西方之人兮金四表先生，中士則韓景伯，名雲者也。”

57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474頁。

58 目前並無證據表明徐氏曾見過俄藏本，由此推斷，其並未掌握本書在絳州刊行的具體依據。而實際徐著“譯著書名表”排列乃是“以出版之時期爲次”,《西儒耳目資》在表中刊行年寫作1926年，對照其正文中“西儒耳目資”一條，可知徐氏所用版本無疑爲天啓六年本。因此，我們認爲，徐氏將此本刊行地寫作絳州，當是出於某種誤解所致。

59 括號内的數字即上引Каталог編號，下同。

60 吴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23《天學初函》,（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第5册。

61 Albert Chan,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p.364．俄藏本刊記殘缺，難以識讀。收録於《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六册（台北：利氏書社，2002）之ARSI所藏本影印本，勉强可以讀出“己巳（1629）冬□尚論齋校梓”。

62 梵蒂岡圖書館（BAV）亦藏有重刻本。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228-6.

63 見於法國國家圖書館（BN）所藏中國文獻Chinois 7046“福建福州府欽一堂刊書板目”，其中包括《西學凡》共記載有書籍51種。

64 神田喜一郎《天學初函》,《書物の趣味（Bibliophilia）》第1輯，1927年11月，53—55頁。方豪《李之藻輯刻天學初函考》（刊於台灣學生書局影印《天學初函》卷首，1965），第6頁、第16頁亦從此説。

65 Cf.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p.211ff.

66 Adrien Greslon, 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 Paris: Jean Henault, 1671, pp.199-200.

67 張賡，福建漳州人。金尼閣口述《況義》（Aesop's Fables ），乃是由張賡筆受，於1625年出版於西安，其書目前傳存，僅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寫本（Chinois 9269）一種孤本而已。其影印本見於《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4册。

68 絳州天主教及韓氏兄弟相關史事，詳參黄一農《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絳州的發展及其反彈》,《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年12月）,1—39頁，本文對漢文文獻的利用可謂詳盡豐富，頗具參考價值。

69 Relatione delle cose piv notabili scritte ne gli anni 1619, 1620&1621 dalla Cina, Roma: Per l'erede di Bartolomeo Zannetti, 1624, p.219; Histoire de ce qui s'est passé es Royaumes de la Chine et du Iapon. Tirées des lettres escrites és années 1619, 1620&1621, Paris: Sebastien Cramoisy, 1625, pp.334-335.

70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p.89.

71 Dehaisnes, Vie du Père Nicolas Trigault, p.182.

72 “凡五閲月，始成之書”（天啓六年本作“五閲月，始成此書”）。天啓六年本金尼閣自序有幾處改動，然其趣旨並無大差，故大抵可視作同文。

73 惠澤霖（H.Verhaeren）,《王徵與所譯奇器圖説》,《上智編譯館館刊》第2卷第1期（1947）, 28頁。宋伯胤，《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增訂本），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亦據惠澤霖所述，將金尼閣自絳州赴三原之行動置於1625年春。

74 Dehaisnes, Vie du Père Nicolas Trigault, pp.182-183.

75 康煕《絳州志》第二卷《人物·鄉賢》，第56葉，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所藏康煕九年刊本。

76 又，天啓六年本僅見有漢文“韓雲私印”，而上述拉丁字母印章則被删去。一般情況下，此處約定俗成鈐印兩枚，因而這枚拉丁字母印章當是被人有意删去的。

77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254頁；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獻縣天主堂， 1931）卷四，203頁。

78 黄一農，《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絳州的發展及其反彈》,7頁。

79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p.203.

80 卷一收録於《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二册，卷四收録於《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二册。

81 收録於《崇禎曆書》（乃後於清順治年間以《西洋新法曆書》之名再刊）中。

82 《甲申紀事（外三種）》，上海：中華書局，1959,26頁。《明季稗史》爲上海圖書館所藏舊抄本。

83 韓霖其人事迹於中國天主教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歷來學界有論者（葉德禄、方豪）以爲，投降李自成軍中之韓霖與天主教徒韓霖並非同一人，此説曾流行一時，而今，天主教徒韓霖曾一時參加過李自成軍隊這一事實已頗爲明確，參見黄一農《天主教徒韓霖投降李自成考辨》,《大陸雜誌》第93卷第3期（1996年9月）,1—6頁。

84 上海博物館展覽時間爲2010年4月3日至5月23日。有關這一展覽之匯總，出版有上海博物館編《利瑪竇―行旅中國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一書，但幾未言及館藏活字印本《西儒耳目資》。

85 只是原書的“咸林”與“燦然”在活字本分别誤作“武林”與“粲然”。

86 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308頁以後。有關《聲韻同然集》，另有羅常培《聲韻同然集殘稿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1930）,339—3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