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与大国

任何国家的, 尤其是大国的, 基本制度都嵌在该国的天时地利中。“嵌在”强调了地理变量重要, 却不是地理决定论。最重要的其实是“人和”, 是群体对给定地理条件的能动应对和制度创造。

直观上看, 关中和华北平原 (黄淮海平原), 中华文明最重要发源地之一和后世农耕中国的核心区, 位于亚洲东部, 面对太平洋, 近海岛屿很少且相距颇远, 夏秋季有台风莫测。单独看没啥, 若拿这地区同欧洲及亚非环地中海地区一比, 就看出差别了。整体而言, 欧洲西面是海洋, 地中海就是嵌在欧亚非大陆之间的一大“咸水湖”, 没有热带气旋(台风或飓风) 威胁, 环地中海地区潮汐微弱, 半岛和岛屿众多, 相距不远。若同中国交通看似最便利的华北平原一比, 欧洲平原辽阔, 地中海周边地区海上运输安全保障的提供及相应的人财物交流便利多了, 水运成本低太多了, 这都便于其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 便于其商贸; 这意味着, 就实现跨地区的政治社会整合和治理而言,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比在环地中海地区难度大多了。若同北美大陆大平原相比, 则更难看出,为什么在东亚这片土地上, 会早早出现了一个疆域大致稳定的超大政治文化共同体。

首先与农耕有关。从关中平原向东, 直到大海, 整个华北平原, 地势平坦, 水土适宜, 气候温和, 雨热同期, 适合农耕。据何炳棣, 首先在黄河中上游支流地区的黄土地带, 早早出现了最早的农耕村落。¹之后逐步东向且四面扩展, 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高度同质的村落。

小农经济很难自然形成较大的社会共同体, 更甭说大型政治共同体了。传统小农自给自足, 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是男耕女织的核心家庭或略大的家庭, 对土地持久精耕细作, 种植五谷杂粮和桑麻 (宋元之后, 逐步以棉花替代了麻), 还有与精细农业配套的家畜、家禽和淡水养殖, 偶尔或还有渔猎。说“男耕女织”都太粗略了。小农家庭中, 几乎所有成员, 包括老人和儿童, 都会以人尽其力各尽其能的方式参加家庭财富和福利的创造。“田夫抛秧田妇接, 小儿拔秧大儿插” (杨万里诗),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词) ; 也就50年前, 光屁股的牧童或渔童都会以特定的式参与家庭的“生产劳动” 。² 但所谓生产劳动, 对儿童来说, 既是农业生产、生活和合作技能的学习和训练, 也是游戏和玩耍。小农家庭是当时农耕社会最效率的企业。

小农家庭还承担大量社会功能, 如繁衍后代, 赡养老人。不只有生产和生活, 还有教育和文化传承。教育不仅有关生产劳动, 也有关社会组织交往的知识和技能。当家庭财政有余力之际, 至少隋唐之后, 父母甚至会挑一位看上去合适的男孩去读书, 学习与农耕社区无关而与治国平天下有关的知识, 为国家政治生活培养人才。小农家庭还一直承担着社区治理——如管教孩子的“家法”——以及类似宗教——如祭祀——的功能。费孝通分析认为, 与现代核心家庭仅关注生育因此是临时性社会组织 (有离婚和再婚) 不同, 由于长期承担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功能, 农耕家庭, 即便再小, 也是农耕社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事业单位, 是一个稳定的小家族。³

核心家庭是基本生产生活单位, 但除非当地土地极端贫瘠,⁴ 小农的社会生活形态通常是由同姓核心家庭组成不太大的村落共同体。⁵聚居部分是人类繁衍的结果, 但也部分是对人类社会需求的功能性应对: 节省耕地, 邻里互助, 相互提供治安安全, 必要的集体行动如修路、盖房、抗旱、排涝乃至渔猎。这意味着村落内部的治理。即便血缘随世代更替日益稀薄了, 久居一地, 分享语言、习俗和文化, 也会造就利益和心理认同。为同其他村落竞争, 以亲缘族群为标识, 组织起来,把村落血缘、生活共同体转化为农耕地区的最小政治经济共同体, 几乎是水到渠成。只要商贸不发达, 人员流动很少, 世界各地的农耕区大致都会如此。⁶

小农经济只是大致自给自足, 盐、铁等必需品大都来自外部。为有效繁衍健康的后代, 也趋于演化出与其他村落“合两姓之好”的自觉。但若无更细致的社会劳动分工, 无贸易交换, 即便在土地相对肥沃的平原地区, 也很难形成更大村落, 更难形成跨村落的政治共同体。因为,人口一多, 村子大了, 即便耕地足够, 其分布也会更广, 更分散, 耕作成本会显著增加。人口增多还意味着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弱化, 社区组织治理费用会增加。一旦村落增大的边际成本超过了其边际收益, 可以预期, 即便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仍在, 也会出现地理上分离的新村落。地理分离意味着交往距离进一步拉大, 交往频度减少。加之各地自然条件差别, 生产生活习俗演变, 各村间很难有不变的默契和相互认同, 语言等文化分别也会萌生, 在一些问题上还会出现利益分歧和认知冲突。这意味着, 即便源自同一祖先, 持续农耕, 相邻居住, 时有往来, “远亲不如近邻”, 分离的村落间很难构成一个经济和生活共同体,更不可能构成一个内在整合的政治共同体。换言之, 小农经济无力自发构成超越自然村落的大型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世界各国, 小农社会都是一盘散沙, 或“一袋马铃薯” 。⁷

《击壤歌》, 据说是中国最早的民谣, 反映了一位老农, 很有点哲学气质——爱想些没啥实际利益的问题, 就质疑了国家统一政治治理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性。⁸ 一千多年后, 老子留下了并非完全没有真实根据的“鸡狗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⁹ 再过约800 年, 东晋陶渊明声称记录了, 或是想象了, 长江以南武陵山中, 一群农民, 自秦末战乱之后的六个世纪里, “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 对王朝几度更迭毫不知情。¹⁰ 真假不重要, 重要的甚至不是陶渊明敢这样想, 而是许多后人还能接受这种描述或想象。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公元前4 世纪亚里士多德断言, 人天生是城邦/政治动物。¹¹“天高皇帝远”的现象在农耕中国一直持续,¹² 可以说,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即便放之古希腊而皆准, 亚里士多德对人和城邦的这一自然主义和目的论的断言, 也是个希腊的地方性知识和想象。历史中国就这样, 天马行空, 一直肆无忌惮地挑战了亚里士多德, 也挑战近代以社会契约说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国家观, 以及此后陆续演绎出的各种宪制理论和实践, 无论是立宪治国、民族自决、公投建国或国际承认之类的。这些关于国家发生和构成的理论, 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其他做法, 有其道理,问题是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 除道理本身外,万事万物都不只是道理的产物, 而是自有其道理。即便今天有人说, 也有不少法律人真信, 当年美洲东海岸的一些殖民者 ( We, the people)想建立 ( form) 一个他们认为更完善的联盟, 坐下来商谈, 最后签了份宪 (章) , 就从布袋中神奇地拽出了合众国,¹³ 在古代东亚这片后来被标注为中国的土地上, 对在此各自耕作的千家万户而言, 也不可能。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体, 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生活的或是文化的, 只有无数村落共同体, 也许还有众多部落共同体, 就算都想坐下来谈, 仅从地理上看, 他们也坐不到一块。

“多难兴邦”! 只是这个“兴”不能理解为兴旺繁荣, 只能理解为“诱发” “促成”或“推动”。至少有两个持续的重大威胁促使中原农耕民众, 必须超越村落或部落, 向四周扩展, 构成一个在政治、疆域和文化三个维度上都足以维护中原农耕区及周边地区的大型政治共同体, 即中文的“国”或“国家” 。¹⁴

有理由认为黄淮地区治理是促使历史中国发生、发展的最大刺激。黄河不仅泛滥频繁, 且含沙量高, 在中游地区沉淀后, 河床高于两岸平原, 多次导致主河道变迁,¹⁵ 严重影响和威胁沿岸广大地区的农耕者。这一地区也时有旱灾或蝗灾。同样重要的还有, 黄河流域平原地区的农耕生产方式和产出趋于单一。一旦遭遇严重自然灾荒, 或是多年持续受灾, 这一地区的农民, 不像南方丘陵、山区或水网等地的农民, 还可能有其他食物替代。¹⁶ 灾民逃难, 流离失所, 很容易扩散开来, 成为更大区域的灾难, 甚至导致王朝更替。事实上, 历代王朝的重大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除外, 全都源自黄淮平原地区, 往往伴随了水旱蝗灾。

但治理黄河是个超级工程。在农耕时代, 这不是任何个体、村落甚或几个村落可能完成的。这需要黄河两岸无数农民齐心合力。但首先需要一个超越村落、超越区域利益的政治领袖和政治集团, 能聚集和组织各地的政治、文化和技术精英, 建立某种科层化机制, 规划黄河的治理, 更要以空前的执行力, 以一种只可能大致公道但往往是专断的方式(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来动员、组织甚至强迫那些不能理解其中利害, 甚或不可能直接或当即从治河中获益的广大民众加入这一工程。要有人监督、管理、协调和奖惩。谁能创建、领导、有效掌控这一机制, 保证其稳定持续运转, 他及其核心团队事实上就已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最高的政治统治。¹⁷

历史中国的相关传说或记载, 似乎都支持这一理论推断。先后有鲧和大禹率领民众治理黄河, 禹把王位传给儿子, 有了历史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的传说。¹⁸ 商代多次迁都, 有多种解说, 但水患是重要原因之一。¹⁹ 从理论上看, 治理更可能首先出现在黄河流域某一人口相对稠密的农耕区, 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夏商周三朝疆域都在黄河中游或重要支流地区 (渭河流域)。而且下游比上游更有动力要求协调治河, 这可以解说, 春秋时期, 随着黄河下游 (齐鲁) 地区经济发展, 人口密集,齐桓公, 在管仲筹划下, 首先倡导黄河中游各诸侯国盟约, 防止以邻为壑。²⁰ 后代经验也屡屡表明, 黄河中下游的政治不统一, 非但治河不能, 各种政治力量都可能利用黄河水患来谋求政治军事利益, 广大百姓则吃尽苦头。²¹ 最晚近的例子是, 1938 年, 为阻止日军从中原南下,蒋介石下令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 形成了黄泛区。

此外, 黄淮流域从来是中原王朝最重要的农耕区之一, 有更便于中原王朝征用和调配的人财物。即便修建大运河后, 中原王朝的财政更多依赖从富庶的江南征收并转运北上的各类财富和物资, 但黄淮河水灾会严重影响漕运, 治河仍是后世王朝的核心关注之一。²²

第二个因素也很重要, 影响更持久, 也更广泛。这就是在东亚北部辽阔草原上, 与中原农耕文明几乎同时兴起, 一直有些伟大民族; 绝大多数游牧, 但也有些早期游牧或渔猎 (如女真和回纥/回鹘), 后逐步转向农耕加畜牧 (如满和维吾尔) ——此后统一简称为游牧民族/文明。在早期各地区人口均相对稀少之际, 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或还能相对独立发展, 但随着农耕和游牧区各自扩展, 以及长时段气候变化, 两种文明的区域有了交集, 便会有种种冲突。有些还相当野蛮, 甚至血腥。但回头来看, 这类冲突仍然以两种方式参与了历史中国的构成。首先是唤醒了中原农耕区百姓建构超村落跨地域更大政治体, 抵抗游牧者的侵入,²³ 因此有了家国天下的观念。进而, 在此后的复杂历史需求互动中, 以中原农耕区为核心, 多种文明演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宪制架构, 深远影响了世界文明。

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别很大, 社会组织形态也很不同。总体而言, 农耕定居, 更便于存储积累财富、知识、技术和文明, 社会劳动分工和技术水平相对发达, 自给程度更高。 “逐水草而生”, 很难积淀各类财富; 农耕区的老话是“搬三次家等于失一次火”。游牧者还无法生产, 只能从对外——主要是中原农耕地区——贸易获得, 其必需的粮食或茶叶, 桑、麻、棉花等更舒适贴身的织物, 以及各类金属制品。游牧者可用作交换的大宗物品如马、牛、羊及其他副产品, 很少是农耕者的必需品, 或许作为战备物资的良马除外。换言之, 农耕与游牧经济上互有需求, 但总体而言, 游牧对农耕经济的依赖程度更高。

相互依赖, 互市互利不足以保证两者持久和平共处。事实上, 两者之间断续地一直有大规模冲突。根源是残酷的生存竞争。今天中国长城以北, 是海拔一千多米的蒙古高原, 向北是直通北冰洋的西伯利亚大平原, 是世界最冷的地方。蒙古高原阻挡了冷空气, 华北黄淮平原适合农业, 往南则是更适宜农耕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春种秋收的农耕和五谷催生了也便利了食物存储。为应对黄淮地区各种自然灾害, 历代中原政权也建立了被视为“天下之大命”的粮食存储制度。²⁴ 为了备荒, 无论是驯化、栽培或是外域传入, 中原选择广泛种植的五谷全都便于长年储存, 尤其是“贵粟” 。²⁵ 各类植物根茎, 即便产量高、栽培简单、适应力强, 仅因其储存不易, 就一直是杂粮。北方游牧 (以及渔猎采集) 民族通常食物丰富, 却无法有效储存, “家财万贯, 带毛的不算”, 生存严重受制于自然气候。一旦爆发雪灾, 牛羊冻死, 没有食物替代, 或因长时段气候变冷, 草场萎缩, 为求生, 游牧群体就不得不南下侵入农耕区, 掠夺中原农人储存的食物和其他。数量经济学研究发现, 历史中国近五千年来长时段的气候周期性变化对北方游牧民族生存状态有重大影响: 在温暖期, 气温较高, 降水丰沛, 水草丰茂, 北方游牧民族没必要, 也不会大规模南下中原。但在寒冷期, 北方温带草原会南移约200公里, 生存压力迫使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 甚至入主中原。²⁶ 这一解说无论是否“真”, 都指出了一个强硬现实: 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生存竞争, 是文明间的冲突, 冲突本身却很不文明, 非常残酷。

农耕地区面对的这一威胁持久且重大, 甚至农耕定居还提高了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成功率和效率。有关殷商迁都的说法之一就与此种冲突有关。²⁷ 西周建立前, 居住今陕甘地区的周人就曾“伐犬戎” 。²⁸ 西周建立后, 也有秦仲奉天子命攻打西戎失败身亡。²⁹ 或可以由此看出西周国家为应对这一威胁的宪制创新。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³⁰ 虽是传说, 其中透出的制度想象却是: 建立跨地区的信息高速传递制度, 便于调集全国军力, 共同维护北部和西北的的战略安全。平王迁都洛阳固然意味着, 西周无法有效应对西北或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威胁, 却也更能理解, 同夏商部落联盟制相比, 从西周开始, 为什么会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也即“大一统”的制度愿景。

春秋战国时期, 来自北方的威胁促使中原各诸侯国的一系列制度创新。首先是中原地区的联合抵抗。众所周知的, 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的“尊王攘夷” 。³¹ 管仲因此获得了孔子全然基于后果主义或责任伦理的高度赞扬。³² 鉴于齐鲁两国位于黄淮平原中心, 距北方和西北的地理距离在古代看来相当远, 但从孔子对管仲的由衷赞叹中才能察知, 游牧民族当时对中原农耕文明威胁显著、深入且重大。

这种北方的威胁还引发了其他制度后果。首先是挤压中原农耕民众有了更强烈的文化认同。秦、楚等原来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 纷纷效仿中原, 吸引中原精英, 促成了这些诸侯国的变法。也包括中原诸侯国向游牧民族学习并创新。著名的如“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吸收游牧民族的文化, 推行全面重大的政治、社会和军事变革,³³ 赵一跃成为军事强国。这带来了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的文明融合, 吸纳的是虽然游牧民族的文化, 其政治社会后果却是农耕文明的巩固和拓展。

令人感叹的是, 治理黄河流域, 以及在中原农耕区北部同游牧民族展开长期军事竞争, 这两项事业 (因其一直持续, 所以是没有尽头的“事业”, 而非有完工之日的“工程”) 所覆盖的领域大致重合。这两项事业一开始就规定了中国宪制创新的方向、规模、品格或气象。在古希腊城邦世界中, 一个雅典甚或斯巴达规模的城邦政治体就可以称霸, 但在华北平原上, 这样一个城邦治不了水, 顷刻间即会被游牧民族的骑兵湮灭。治河要求的大国制度是黄河中下游的统一, 但同游牧民族的竞争, 只把中原农耕区域组织起来远远不够, 这个政治共同体必须进一步向西和西北拓展。还不能一步步来, 慢慢扩展; 必须在两者相遇之际,中原农耕区已经构成一个辽阔、纵深和组织程度均足够, 强悍且有效的政治体。³⁴ 为占据有利的防御地形, 必须挺进中原北部、西北山区,为积聚和汲取更多人力物力, 则必须越过秦岭和长江。以政治经济文化措施整合, 充分利用这一广阔腹地的人财物, 这个政治文明体才可能有效对抗, 必要且可能时还能绥靖、击败直至整合周边区域的文明。生存, 或死亡, 就是这个问题!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要活下去, 只能以农耕区为核心, 构建这个大国。

不仅要大, 还必须足够包容和兼容。以中原为中心, 向四周扩展,建立一个疆域辽阔的政治体, 一定会遭遇差异化的各地。即便都是农耕, 由于地形、地理和气候的差异, 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注定不同,也会形成同属农耕文明的次生区。关中与黄淮、华北不同, 中原与江南、两湖、两广、云贵川等差别还相当显著。这个超级政治共同体不仅要足够包容和灵活, 还必须有以强大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为最后支撑的政治决断力和整合力。对象不仅是各农耕区, 在某些历史年代, 还曾包括从西域经西伯利亚直到远东这个辽阔的北方。只有这样, 才能坚定不移且稳步整合各地文化, 成为一个强悍且生动的政治文明体。

注定了, 这个政治体不能只关注政治权力在中央层面的构成和配置, 还必须注意政治权力的毛细血管和神经在各层级的网络化系统构成。她一定得高度注重军事政治力量, 行强道, 偶尔霸道; 但她更关注对农耕区 (国土) 民众 (人民) 的实在整合, 行王道; 不能像帝国那样, 只看重并倚重军事征服, 仅仅行霸道。中国的构成/宪制, 一定不是城邦的 (古希腊)、封建王国的、帝国的 (马其顿或罗马) 甚或民族国家的 (英格兰或法兰西)。甚至不能只是包容多种潜在甚至必定冲突的文化, 她还必须有能耐逐步整合。历史中国的构成, 就其复杂性而言, 远高于1775年和1787 年的美国构成, 也远高于1991 年的欧盟构成——不仅是疆域面积, 而且有关文明的错综复杂。历史中国从来不是由多个分立但已成型的政治体, 为了共同利益, 自愿构成一个如合众国或欧盟那样的邦联或联邦, 而是以无数高度离散的小农村落生活共同体为基础和核心来构成一个包容众多地方性, 但仍有细密内在组织结构的超大政治共同体。这个宪制从一开始就不是, 不能是, 现有政治学或宪法学教科书上介绍的那种以欧美国家为范本, 看起来简单明了的国家宪制, 无论是城邦还是联邦, 而必须是一个传统农耕经济可能支撑, 且能逐步整合和统合多元为一体的“文明/国家”的宪制。这是一个前不见古人至少尚未见来者的宪制! 如果一定要有个更简单直观比喻, 历史中国的构成/宪制应对的问题, 并非如何建立合众国或欧盟, 至少相当于如何整合有内在文化冲突的欧盟和俄罗斯为一体。

没有制度需求, 制度肯定不会发生, 但仅小农有大国需求, 这片土地上也不会冒出个大国。令人绝望的需求逼着小农们拼死努力, 不断尝试, 积累智慧或提纯愚蠢 (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人类生存无情筛选着那些令人们足以存活的制度, 最终构成了这个大国。这就是“多难兴邦”。制度和实践要满足小农的国家需求, 不取决于他们的欲求普世或“高尚”, 不取决于他们的用心良好或“邪恶”, 而取决于, 在生存竞争中, 这些实践和制度经受住了长时段考验和筛选。但这句话绝不应理解为这个世界上有先验地包治百病一劳永逸的制度, 可能终结历史。只意味着, 一些在特定时空有效的制度, 完全可能因天时、地利或其他约束条件 (有时甚至可能只是其中之一) 的改变而被无情淘汰。但这也意味着, 在特定时空哪怕曾经失败的制度, 也可能因制度条件因缘际会或制度效果积淀而“时来运转”, 即便最后它同样会走进历史博物馆。尼采是对的, 重要的其实不是你应当遵循的“真理”, 而是那些你不能不服的“谬误” 。³⁵

因此, 必须具体地考察构成中国的制度及其实践。在东亚这片土地上, 严酷的生存竞争中, 究竟哪些制度, 包括那些先后被废弃却曾经重要和基本的制度, 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以农耕为基础, 无中生有, 逐渐构成了这个多民族的疆域和人口大国, 一个经济和政治的文明。起源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源头注定渺小, 微不足道, 甚至难以辨认。 “自古以来”或“逐渐形成”这种注定正确的话也没有意义。它没告诉我们有关这个中国的任何额外信息。而且, 历史上或今天的哪个国家, 又不是在历史中形成 (或消亡) 的? 或不曾以或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面对各时期、各层面的氏族、部落、族群甚至国家的融合、吸纳和整合? 我想知道的是, 从制度层面看, 中国究竟 (可能) 是怎样构成的? 即便给出的“怎样”是错的, 但因其具体, 也便于读者反驳和证伪。想想吧, 既非上帝的选民, 也无主的赐福, 这片土地上凭啥就有了从西周算起已绵延了3000多年的这个中国? 历史偏心? 历史为何不偏心也曾持续显赫于中原北部的匈奴, 或亚欧大陆草原上先后兴起的其他伟大民族? 没偏心与西周和春秋战国大致同时的希腊, 或稍后的马其顿? 历史也给过马其顿机会: 亚历山大曾率军创造了横跨亚欧大陆和北非的帝国。只是他一死, 部将就公开争斗, 帝国分割为几大部分——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二世而亡”, 马其顿的这段历史与一个世纪后中国的秦王朝很相似;只是为什么后续完全不同了?

本书关注中国的制度构成, 但不夸大制度的作用。任何制度的功能都有边界。无论多么有效, 任何宪制/构成都不可能终结历史, 不可能克服一切风险和意外,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 甚或两者联手。既不可能如古人所言“为万世 (这大约是20 万年) 开太平” , 也不可能如今天有些法律人信誓旦旦的“长治久安” 。³⁶ 人算不如天算, 哪怕尽了一切人力, 有时, 也只能听天命, 或“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也因此, 历史中国的宪制才不虚妄。它在意的是, 即便不可能彻底消除风险, 即便一代王朝崩溃了, 过往的宪制实践仍会给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留下深刻印记, 留在他们下意识的记忆和社会行为中, “礼失而求诸野”, 有助于这个超级政治体的下一次重构 ( re-constitution) 。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就是这个文明的再次崛起。³⁷

就此而言, 中国的构成/宪制不等于某一或某些朝代的开创或更替,而是一个在时空中持续展开的事业。

1 何炳棣: 《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华书局2017年。

2 费孝通1930年代的苏南研究记录“孩子过了 6 岁, 就参加打草、喂羊的劳动, 孩子们对这种劳动很感兴趣”, 因为与同伴们在田野奔跑不受大人任何干涉。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商务印书馆2001年, 第49页。近现代画家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等画笔下也屡屡出现光屁股牧童和渔童。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第39 页; 又请看, 王玉波: 《中国家庭史研究刍议》, 载《历史研究》 2000年3期, 第166—167页。

4 苏力: 《家族的地理构成》, 载《山西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7年3期。

5 请看本书第二章注 〔3〕 以及相关文字。

6 古希腊早期有些城邦, 如特洛伊, 也可为例证。为抵抗阿伽门农的希腊联军, 特洛伊军队由国王普里阿摩斯率领50个儿子和12个女婿组成。荷马: 《伊利亚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第157页。我猜想这里的儿子和女婿都是辈分意义上的, 因此是拟制。

7 法国“小农人数众多, 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 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 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 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2), 人民出版社2009 年, 第566—567页。

8“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击壤歌》, 载《古诗源》, 中华书局1963年, 第1页。

9《老子校释》, 前注 〔2〕, 第309页。

10《桃花源记》, 载《陶渊明集》, 中华书局1979年, 第166页。

11 Aristotle, The Politics, rev. ed. , trans. by T. A. Singlair, Penguin Books, 1981, p. 59.

12 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明代黄溥的《闲中今古录摘抄》 (商务印书馆1937年, 第18页),反映了14世纪上半叶 (元顺帝) 时期浙江沿海地区的状况。 1947年费孝通写《乡土中国》 (前注 〔22〕, 第59页) 时沿用了这个说法。

13《美国宪法》序言: “我们这些人, 为构成一个更完美的联盟, 树立正义, 保障国内安宁, 提供共同防务, 促进普遍福利, 并确保我们以及后代得享自由的赐福, 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这一宪制。”

14 从功能主义视角, 毛泽东也曾评注, 历史中国政治统一就是“为河 [黄河] 与外族进攻二事”, 因为“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解析》 (下), 红旗出版社2011年, 第1002页。

15“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 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1593 次, 平均三年两次决口, 重要的改道26次”, 最早记载的一次改道在春秋中期, 公元前602年。王育民: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第50—51页。竺可桢研究发现, 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水灾最多的省份都在黄淮地区, 依次为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安徽等。邓拓: 《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 第41—42页。

16 重要证据之一是, 中国历史上灾年食人记录基本分布在黄淮平原及周边地区; 明清时期, “出现灾荒食人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北方五省及淮北地区”。陈岭: 《明清时期灾荒食人现象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第11页。

17“善为国者, 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 水为最大。五害已除, 人乃可治。” 《管子校注》, 前注 〔2〕, 第1054页。 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6, 27.

18《史记》, 中华书局1959年, 第52—83页。

19 顾颉刚、刘起釪: 《〈盘庚〉 三篇校释译论》, 载《历史学》 1979 年1、 2 期; 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2 年4 期; 史念海: 《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 载《历史地理》辑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 载《历史研究》 1991年1期。

20《管子校注》, 前注 〔2〕, 第365页。

21 公元1128年, 为防止金兵南下, 开封守将杜充掘开滑州黄河堤防, 黄河改道向东南由泗水和济水入海 ( 《宋史》 (2), 中华书局1977年, 第459页); 金在与南宋对峙期间, 也放任黄河南摆, 以扩大己方疆域 (邹逸麟: 《椿庐史地论稿》,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第5页)。

22 清康熙“听政后, 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 书宫中柱上”, 认为“河务不得其人, 必误漕运”。赵尔巽: 《清史稿》 (34), 中华书局1977年, 第10122页。

23 类似的观察, 请看, 麦金德: 《历史的地理枢纽》, 商务印书馆2010 年; 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又请看, “原始农民从未创立过国家” “国家首先在那些与遥远的草原接壤的富裕的农民地区产生” “农民和牧人之间、劳动者和掠夺者之间、低地和牧场的草原之间的矛盾, ……是一切历史的推动力, 是产生一切国家的原因。”奥本海: 《论国家》, 商务印书馆1994年, 第15、 24—25页。

24“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汉书》, 中华书局1962 年, 第1130 页; “量入以为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 无六年之蓄曰急; 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 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 虽有凶、旱、水溢, 民无菜色……” 《礼记正义》, 前注 〔2〕, 第376—377页。

25 汉晁错有题为《论贵粟疏》的著名粮食政策建议。在陕西、河南、河北等地考古先后发现的粮仓储藏的均为粟、黍, 河北磁山的发现距今甚至有万年。又请看, 何炳棣, 前注〔20〕, 第113页以下; Houyuan Lu, et al. , “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Com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In East Asia Extended To 10, 000 Years Ago”, PNAS, May 5, 2009 106 (18) 7367-7372.

26 Ying Bai and James Kai-sing Kung, “ Climate Shocks and Sino-Nomadic Conflic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3: 970-981; 赵红军: 《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间的农业社会稳定? ——一个基于气候变化重建数据及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 载《经济学》 2012年第11卷第2期, 第691—722页; 陈强: 《气候冲击、王朝周期与游牧民族的征服》,载《经济学》 2014年第14卷第1期, 第373—394页。

27 可参看, 朱桢: 《商代后期都城研究综述》, 载《殷都学刊》 1989年1期, 第14页。

28《史记》, 前注 〔37〕, 第118页。

29《史纪》, 前注 〔37〕, 第178页。

30“幽王举烽火征兵, 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 虏襃姒, 尽取周赂而去。……平王立,东迁于雒邑, 辟戎寇。” 《史记》, 前注 〔37〕, 第149页。

31《春秋左传注》, 前注 〔1〕, 第256页。

32“桓公九合诸侯, 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如其仁。” “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杨伯峻: 《论语译注》, 中华书局1980年, 第151页。

33《史记》, 前注 〔37〕, 第1806—1811页。

34 商周时代尚无后世那么确定的疆界, 但周的“社稷” (疆域) 和民众在当时可谓超级大国, 足以令3000年后建立之初的合众国黯然失色。周的疆域, 从地图上看, 会超过100 万平方公里 (参看, 葛剑雄: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 商务印书馆1997 年, 第24—27 页; 以及许倬云: 《西周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 第201—202 页), 超过美国建国时8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周的人口估值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 (1),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288—291页) 可能也超过美国1790年390万 (纳什/等 [编著]: 《美国人民: 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 (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1069页)。统一六国后, 秦的疆域约350 万平方公里, 超过了2002年欧盟东扩前的疆域 (325万平方公里)。

35 Friedrich Nietzsche, Gay Science, trans. by Josefine Nauckhof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0-212, 151. 又请看,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 by Judith Nor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6.

36“长治通常是错觉, 人注定不能久安。” (Certainty generally, is illusion, and repose is not the destiny of man)。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 “The Path of the Law” 10 Harvard Law Review 1897, p. 466.

37 可参看, 史图馆: 《合集·中国历代疆域变化》, https: //space. bilibili. com/15262818/channel/collectiondetail? sid=2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