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当企业史遇见管理学：一个美国企业史学史的视角

林立强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在美国，企业史最初属于传统经济史学范畴。随着1927年哈佛商学院把企业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企业史研究的走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企业史与管理学的联系加强了：一批历史学家进入了管理学研究领域，甚至在商学院任职，并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来发展新的管理学理论，美国企业史大师钱德勒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以至于学界许多人忘记了他原来历史学家的身份，而把他归于战略管理学家之列。本讲的内容主要从美国企业史学史的视角出发，对近百年企业史与管理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为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提供借鉴。

本讲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教授，一位有着丰富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历史学者，目前研究领域为中外企业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等。两位评论人分别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文瑞教授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守明教授。刘文瑞教授是具有历史学背景的管理学者，以西方管理思想史和中国管理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见长，而陈守明教授则是专注于战略管理研究的管理学者。

我的学术背景是历史学与宗教学，后一度涉入商海，从事大型企业的管理工作，曾就读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CEIBS)，获得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学位。基于二十余年与企业管理结下的不解之缘，我对此次分享的企业史研究以及历史学与管理学融合的主题有着特别的情愫。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对今天的主题有三点说明：其一，该主题实际上不是讨论历史学与企业管理学(以下简称管理学)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不完全是讨论历史学与管理学的关系。因为历史学是一门极其博大精深的学科，今天所探讨的只是它的一个分支——企业史( Business History)，本次涉及的话题特指该分支与管理学的关系。其二，我的分享主要以美国为个案，因为哈佛商学院是企业史研究管理学范式的发源地，亦是目前国际企业史研究的重镇。英国著名企业史学家巴里·E．苏普莱( Barry E. Supple)曾一语道破天机：企业史研究重视管理完全源自美国的学术传统。其三，由于我近期主要从事美国企业史学史的研究，故今天的讨论是基于学术史的视角。篇幅有限，本讲会略过以往学术史研究本应该谈及的一些企业史学家作品、史观等内容。

导语：历史学与管理学的相遇

美国企业史研究源自20世纪初期，与该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当时，美国社会对于企业家形象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从早期企业家被视为“美国梦”的象征、全民的英雄，到垄断现象出现后被视为社会“公敌”。这种“情绪”后来也影响到新闻界乃至学术界，出现了揭露丑闻式的企业史著作。一些学者认为应全面与客观地反映美国企业的真实情况，提倡不带鲜明政治特征和意图的历史书写方式。于是，在哈佛商学院第一任院长、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埃德温·弗朗西斯·盖伊( Edwin Francis Gay)的大力推动下，1927年企业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在了哈佛商学院。从此以后，哈佛学派成为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的主要代表，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美国企业史的研究流派繁杂，企业史研究的创始人诺曼·S. B．格拉斯( Norman S. B. Gras)曾将企业史细分为十几种类型，但大体都可以归类到企业委托与学者独立研究两种类型。其中“Corporate History”或“Company History”为企业出资委托他人撰写，而非“ Business History” 。如果把企业史和管理学比喻为一对“欢喜冤家”，我认为其关系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阶段：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识相知” “相处愉快” 。 50年代，由于管理学的科学化，双方“渐行渐远” 。 60年代，由于1962年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的问世，两者的关系稳定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若即若离” 。 90年代之后，双方的关系变得极其微妙，时而“破镜重圆”，时而“另觅新欢”。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历史学角度看，因为哈佛大学历史系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资本主义史”的史学研究分支，这意味着企业史有可能重新回到传统历史学的怀抱。从经济学角度看，早期德国经济学历史主义学派对企业史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为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史的回归也充满期待。而从管理学角度看，企业史毕竟诞生于商学院，因此对管理学还是情有独钟的，尤其是基于哈佛商学院的影响力。从以上分析看，企业史至少有三种去处：历史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其未来何去何从，前途未卜。据我观察，美国企业史学家似乎更青睐历史学与管理学范式的结合。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的文章《美国企业史方法论研究：缘起、现状与趋势》，里面对这个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解读，此处不表。本讲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何为企业史？何为企业史学家？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黄群慧教授在《管理科学化与管理学方法论》一书中亦提出：历史学是管理学的七大范式之一。以下是我总结的目前在管理学中涉及历史学的几种类型：①从历史中提取管理智慧，如许倬云的《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组织》等作品，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从历史看管理”的高层管理培训( EDP)项目等；②管理史、管理思想史；③管理学研究中的人文素养包括历史思维能力的养成；④在管理学研究中使用历史学方法；⑤其他(如企业史等)。本讲所介绍的就是最后一种类型。

首先我们必须给企业史下个定义。这里首先必须解决“ Business History”的中文翻译问题，在中文词语中很难找到一个与“ Business History”完全对应的词语。但如果在企业组织范畴内非要找一个与“ Business History”所表达意思相近且无明显歧义的中文词语，显然“企业史”比“商业史”更为贴切些。从目前国内学界的情况看，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史学者亦循此例。此外，哈佛商学院的两位教授分别提出了企业史的两种概念定义：狭义的定义以企业史学科的创始人格拉斯为代表，而广义的定义则由杰弗里·琼斯( Geoffrey Jones)提出。我赞同“ Business History”译为“企业史”，以及给企业史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的思路。¹实际上，在管理学当中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历史学方法融入，比如说产业集群、路径依赖、组织印记、常规、形成性事件、制度性过程、制度化过程等，从广义上这些都是历史学方法在管理学中的应用。但是我们认为企业史研究方法与上述方法有显著的差异，这就牵涉到所谓企业史学家的身份认定。

何为企业史学家呢？据我观察，国内外绝大多数的企业史学家是特别“传统”的学者。这个“传统”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他们可能具备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主要的学术背景一定是历史学；第二，他们采用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即以定性研究为主；第三，企业的原始档案是他们最主要的史料来源，他们对口述资料的使用与管理学者不太一样，管理学者可能会将口述资料和现场观察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数据来源，而历史学家普遍对此不以为然，研究仍以原始史料为重；第四，研究时间段上偏爱“过去”。比如国内学界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时间段主要集中于近代，当代亦有，但相对少些。

企业史研究在中国学界属于经济史研究范畴，被视作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这种以历史学与经济学方法为重的“学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历史学方法仰赖史料的描述与建构，缺乏理论的支撑。经济学方法则倾向于忽略研究对象的个性，利用各类理论框架论证某些假设与观点，采取抽象、演绎的方式寻求研究对象的共性。即便是打开企业“黑箱”的制度经济学，以及宣称深度嵌入企业管理内部的企业理论，总体来说还是研究企业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内容。因此在企业史研究中，不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学方法，都缺乏一种对“真实企业”的现实关怀，从而导致企业史研究囿于“象牙塔”的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很难与企业实践发生有机联系。管理学方法是一种从管理学的视角观察、解释中国企业史的模式，但由于历史学与管理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学科壁垒，其研究合作之路困难重重。

企业史学家根据其工作的单位不同(如历史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所采用的研究范式也不一样。目前企业史多种范式并存，其中主要有三种范式：第一种是纯粹史学范式；第二种是经济学范式；第三种是本讲涉及较多的管理学范式。相对于传统的企业史学家，我们呼吁和期待企业史学家“新群体”的出现。

国内外企业史研究现况

美国企业史学史与管理学范式密不可分。盖伊在德国留学期间，受到了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深刻影响。后来他回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在1980年哈佛商学院成立时被邀请担任第一任院长。他上任以后非常重视历史学的教育，把两个最得意的经济史博士生——格拉斯与阿瑟·科尔( Arthur Cole)安排到了哈佛商学院从事企业史研究。 1927年，格拉斯担任哈佛商学院伊斯德尔·斯特劳斯企业史教席教授，为企业史学科打上鲜明的管理学烙印。格拉斯明确指出，企业史是对企业管理发展的研究，决定了其未来必然与管理学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格拉斯的转向引起了经济史学家的不满，科尔在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的支持下，于1948年成立了“哈佛大学企业家史研究中心”。该中心提倡多学科研究法，但并不排斥管理学的方法。其后，深受熊彼特、科尔、弗里茨·雷德利希( Fritz Redlich)与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影响的钱德勒，结合跨学科研究方法中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法，开启了大企业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法影响了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与地区的许多企业史学家。 1962年，钱德勒提出了“结构跟随战略”(Structure Follows Strategy)的理论，这令他在管理学领域的影响力甚至比他在历史学界的影响力更大。

1989年，钱德勒卸任斯特劳斯企业史教席教授职务，随后由托马斯·K．麦克劳( Thomas K. McCraw)于1989年，以及琼斯于2002年相继担任，企业史研究进入“后钱德勒”时代。由于哈佛商学院企业史研究在全球企业史研究中的引领作用，其为企业管理服务的传统得以延续。本阶段企业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关注当代企业史研究，即关注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与情境。如哈佛学派认为历史应作为一种理解当代管理问题的更好方式，企业史在增进我们对当代管理和企业管理关键问题的理解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据我所知，目前哈佛商学院有1 400多份企业档案，一个商学院的图书馆收藏如此之多的历史资料是罕见的。哈佛商学院的企业史研究如今仍在引领全球企业史的研究方向，并出版了以《哈佛企业史丛书》 ( Harvard Studies in Business History) 、 《哈佛企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为代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在哈佛学派的推动下，欧洲、日本等地纷纷成立企业史研究机构以及学会组织，并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刚才讲的是美国学界的企业史研究，现在我将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学界的研究情况，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见下一讲。李玉在《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况》中指出，1937年的《山西票庄考略》是国内最早的企业史研究成果，此后企业史研究一直采用历史学范式。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史学界开始倡导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我们才有了企业史研究的经济学范式。在2002年年初，由袁宝华牵头，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编撰了一套《中国企业史》 ( 2004年出版)，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官方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的重视。此外，还有很多国外学者积极参与了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我认为，管理学要做中国本土研究，中国近代企业是不可逾越的一项研究内容，因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史是一个传承与创新的过程，特别是文化方面。

但我也注意到，国内管理学界对中国近代企业几乎没有关注，讲座前我特意用“近代”作为关键词，查阅了《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学报》等管理学权威刊物，涉及近代企业的研究寥寥无几。即使用更广泛的关键词“历史”查找，符合这么宽泛检索条件的文章也极少。我觉得管理学研究不应当局限于现代企业，可以上溯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企业，如政商关系等外部环境的考察就很有研究价值。再如企业文化方面，我原来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曾经注意到民国时期天津有一家企业叫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其企业主宋棐卿是一名基督徒。他在管理企业中采用了各种各样包括宗教在内的、能够促进其公司发展的手段，故其公司的企业文化颇有特点，可将其视为民国时期三大类型企业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因此管理学界如能多关注近代企业与著名企业家，或许能够为当代的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实际上，历史学与管理学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学科成见，两者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一方面，管理学界对史学方法有抵触，认为凡是历史学方法都是无理论且不客观的，其中最为致命的是管理学者质疑历史学者将档案作为数据来源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历史学者对管理学方法的轻视。中国在2020年前并无“企业史管理学范式”一说。我认为，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双方的求同存异。两个学术群体之间要充分进行交流与沟通，消除偏见，才能实现二者的真正合作。纵观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界，开始提倡管理学的本土化，逐渐关注定性研究与案例研究，这就为管理学与历史学的深入合作，尤其是企业史学科的发展崛起提供了前提条件。

企业史和管理学的互动

企业史和管理学之间能不能实现积极的互动呢？目前热衷于推动企业史与管理学融合的主要有以下几类学者：第一，倾向于使用历史学方法的管理学者，他的学术背景是管理学，但对历史学很感兴趣，可称其为“具有史学思维的管理学者”。第二，在管理学院就职的历史学者。这类学者在国外比较多，在中国则很少。第三，致力于研究企业微观史的历史学者或者对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很感兴趣的历史学者。后两者可被称为“具有管理学思维的历史学者”，与第一类学者构成了上面我所说的“新”企业史学者群体。

历史学方法能否为管理学者所用，是企业史能否被管理学认可的重要前提。其实，有些论著中已经开始涉及历史学方法，比如由徐淑英、任兵、吕力等老师主编的《管理理论构建论文集》一书中谈及，归纳法或成为未来理论构建的重要方法。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归纳法，但归纳法的最大缺点是它的所有命题是单称命题。我们发现，如果加限定条件，历史学当中大量的归纳法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对我们历史学家而言，构建理论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因为这里面涉及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弱项。对此，钱德勒说过，历史学家至少面临着两个严峻而又令人振奋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将具体的人类事件和行动与不断变化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联系起来；第二个挑战是发展概括性的概念。

钱德勒写于1962年的《战略与结构》这本书，就是擅长叙事风格的历史学家尝试运用“发展概括性的概念”的典型例子。我先通过简单回顾该书的结构，来说明一下企业史研究是如何构建新的管理学理论的。在该书导论部分，钱德勒对战略和结构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炼了一些概括性的观点。第一章是历史背景，这是历史学的常用写法，类似最近本土管理学常常提及的“情境化”。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则以四家公司为个案，讲述了其结构的演变。在第六章，钱德勒运用了熊彼特关于适应性反应和创造性革新的相关理论，以描述性的语言结合美国公司的个案进行说明。在第七章，钱德勒扩大了样本的公司数量并进行分类，最后推导出结构是随着战略变化而变化的结论，完成了从个案到一般直至新理论的飞跃。该书最后的结束语部分为美国大型工商企业成长的四个阶段，该部分与伊迪丝·彭罗斯( Edith 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 (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的写法与思维模式比较相近。

日本学者伊丹敬之以管理学者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经营史与经营学》，提出了从现实观察到历史分析，再到理论性命题的三阶段说，这三个阶段的反复循环就能诞生新的理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观察和理论之间有一个环节是历史分析，他用了很多案例来说明他是如何用历史学研究方法推断出理论的具体过程。最后他坚定地认为，经过日本经营史学会50年的历史积淀，相信日本经营史学界能够在理论性命题这一领域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此外，企业史在检验理论方面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如琼斯与彼得·米斯克尔( Peter Miskell)的《收购与公司发展：创建联合利华的冰淇淋和茶叶业务》 ( Ac-quisitions and Firm Growth:Creating Unilever’s Ice Cream and Tea Business)一文，试图通过对联合利华利用收购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冰淇淋和茶叶企业的纵向案例研究，验证与支持“资源基础理论” 。再如玛丽·特里普萨斯( Mary Tripsas)的《通过动态能力在激烈的技术变革中获得生存：来自排字机行业的证据》 ( Surviving Radical Technological Change through Dynamic Capability:Evidence from the Type-setter Industry)，该文通过回顾成立于1886年的Mergentbaler Linotype公司所经历的三次历史性变革并将其与同时代其他公司进行比较研究，验证与支持了美国经济学家、战略管理学家大卫·蒂斯( David Teece)开创的“动态能力”理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学亦对企业史研究有益，如管理学理论对提高企业史学者解读史料的能力、提供分析框架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举个例子，我曾经试图从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四位创始人(均为基督教加尔文派信徒)的角度，为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寻找中国的例证。但是受限于创始人史料的缺乏，我们后期转换了思路，运用了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开始探索企业内的非正式组织，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企业史和管理学合作的几点设想

首先，我们觉得企业史和管理学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目前管理学界适合使用历史学研究方法产出企业史成果较为集中的领域为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国际商务、企业家精神和战略创业等。其中，战略与组织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企业史在这两个领域是否有所突破，将决定企业史与管理学合作的成败。

其次，企业史也将对管理学教育、管理实践(企业与企业家)等产生深远的影响。以企业史与管理实践的关系为例，我曾在企业工作过很长的时间，从一名最基层职员做到高管，抛开学者的身份，我的体会是：企业家不会看理论性很强的东西，他们更喜欢一些经验主义的东西，譬如喜欢阅读德鲁克、戴尔、斯隆的书籍。

再次，企业史和公共史学的关系也很值得关注。我们希望企业史学界能够写出一些通俗性、大众化的读物，而不是囿于象牙塔中。目前，许多人只知财经作家的企业史，而不知有学术型企业史，这是否能给中国企业史学界一个警醒呢？加大企业史在非学术人群的推广已经成为各国企业史学界的共识，琼斯就曾指出，从亨丽埃塔·拉森( Henrietta Larson)到钱德勒再到帕梅拉·W．莱尔德(Pamela W. Laird)，将企业史带入非学术读者中的渴望从未停止过，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因此，未来企业史研究的公共史学化应是中国企业史研究实用性的重要体现，要积极探索一种为企业与企业家、为大众接受的形式。

最后，管理学者和历史学者可以尝试多种合作方式，譬如历史学者研究的时间可多集中在近代，管理学者研究的时间则可多集中在现代；历史学者做描述、档案分析，管理学者做量化、规范；历史学者做个案、特殊，管理学者做概括、一般。总之，管理学者和历史学者之间应取长补短，协同并进。目前，我极力倡导“以企业实践为导向”的企业史研究，希望能与大家一起探索出一条企业史和管理学合作研究的新路子。

结语：企业史，不仅仅是工具

我在企业从事具体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许多问题，因此对解决问题的工具情有独钟。所以，我其实是一位“工具主义者”，本讲所谈的也大多是这方面的内容。但学术研究光谈工具理性是不够的，还要涉及价值理性层面的内容。刘文瑞老师提出的管理学者要有人文精神和史学思维，我非常赞同。但我觉得目前想“一步登天”很难，或许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让管理学者觉得历史学研究方法是有用的，培养管理学者对历史学的兴趣(或者称为史学意识)。第二步，我想到了“历史管理学”这个词。现在社会学中的“历史社会学”与政治学中的“历史政治学”很火，它是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政治学，那是不是有可能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管理学？例如，目前国内社会学界的历史社会学已经成为热点，这种将历史感引入社会学思维当中的“历史转向”，丰富和深化了社会学的自我理解和社会实践。“历史转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或者依附西方，而是重构一个完整的中西古今的坐标系，来理解当今的中国社会。参照这个视角，我们似乎有建立所谓“历史管理学”的必要。当然，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还需进一步论证与研讨。

此外，历史研究是需要想象力的。我在研究企业史的时候，经常可以在档案馆中发现很多泛黄的企业原始卷宗，如日记、账本、会议文件等。在看这些久远的商业记录时，我常常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与晚清、民国的那些企业家们面对面交流企业经营、企业文化的真谛，这种类似“移情”的想象力也许是企业史研究带给我们的另外一种人文价值吧。

【评论与讨论】

企业史研究相当重要且大有可为

刘文瑞(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每次听林老师的演讲都有新的收获，他的报告给我们勾勒出企业史研究的学术背景、发展状况以及现实态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好的思路。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我的感想。

首先，听了林老师的报告，我们更加明确了企业史的研究相当重要且大有可为的认识。企业是一个整体，涉及方方面面，而科学则分科治学，总是聚焦于某一个方面，为了把某个方面研究深、研究透，我们建构了不同的学科。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但是历史学不一样，历史学从来都是包罗万象的，历史的研究对象从来是人类活动整体，所以企业史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能够使我们还原企业的整体。各个学科从不同领域研究企业、研究社会、研究自然的时候，为了研究清楚，要按照学界的分科把它做深做透。但是分科具有天生的局限，单科研究做得再深再透，若失去整体性眼光的话，都有可能会陷入阴霾。

此外，企业史是一个纵贯过程。我们(管理学者)研究企业的时候，关注点肯定在当下，或者说稍微往前赶一点，但是往往侧重于横切面而缺乏深入观照。企业史却必须研究企业的纵切面，这样方能了解企业的全貌。案例研究如果失去历史的纵深感，就很难看透本质，你可能看得很细致，数据很详细，但是“ It’s hard to follow” 。而企业史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企业的纵切面，从纵向观测，增加我们的洞察力。

从这两个角度看，一个是整体感，一个是洞察力，企业史确实非常重要，而且对企业运作肯定能有所帮助。档案收集是企业史研究的铺垫，企业史研究在资料的基础上能够出现很多丰富的成果，我觉得大有可为之处在此。正是因为我们对过往资料的梳理，对档案的掌握，对各种非专门领域资料的重视，才可以为后来的研究打好基础。

其次，企业史的定位和方向。这一点，我与林老师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企业家的个人传记，企业自己编写的厂史，甚至企业为自己编的宣传材料，都可以归入企业史的范围来考虑。但是，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譬如说第一类是史料类，包括原始记录、账表汇总等。第二类可以看作宣传物，主要是公司自己编的厂史、宣传材料等，它们主要服务于公司的经营，目的不一样，编写的方式和侧重内容也不一样。第三类是研究类，是真正的学术性成果。企业史研究必须具有学术性，而我们对企业史研究往往存在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学术不通俗、通俗不学术，尤其是社会上容易形成这种看法。真正的研究不见得不通俗，好的研究往往讲故事讲得非常吸引人。但我们要清楚的是，资料整理、广告宣传等与学术研究不一样，研究真正的贡献在于揭示当事人无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假设、前提和行为准则，从而能够根据对企业的研究，探索其中规律性的或者趋势性的东西。这种趋势性的东西是有助于本土理论形成的，至于能不能做得到，就是对我们学术界的一种考验了。怎样讲好企业故事？讲好企业故事不光是给大家展示企业的形象，还要获取企业内外部对企业的不同理解。所谓内部理解，是指企业中存在的、员工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无意识假设，包括优秀的企业家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东西。所谓外部理解，是指企业内部直接观察不到，影响企业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包括它的作用机制。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企业，提升自己的理性水平，产生教育的效果。这其实是强调，企业史研究的定位和方向应该定位在理论贡献上。

最后，谈谈我们作为学者的责任担当以及对企业史学科的展望。林老师已经向学界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路，这里我补充一下。我认为企业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这三个学科的鼎力支撑。历史学是一个整体，这三者则各自偏重一个学术领域，合力依靠着张力形成，不同学科的差别能对整体研究形成视角和侧重的不同张力。经济史和管理史，我们多少都应该知道一些。经济学和管理学不同，导致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由于经济学更偏向于科学化，把人看成要素，所以经济学里实际上没有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经济学里面的人是用数字表现的。而管理学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所以管理学特别注意不同的人性、不同案例的不同表现。这就导致了经济史研究更多地追求数据化和科学化，而管理史研究更多地与人文文化相关，社会史研究则更多偏重于群体关系。学科不同，侧重点不同，我觉得我们从事企业史研究的学界责任担当，在于寻求不同学科之间的指向重合，通过共同研究形成合力。合力不是要求大家都一样，只有张力才能形成合力，恰恰是各具特色的不同，最后形成合力。当然，张力有可能存在冲突，但是也有可能是互相适应，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合力最后所要形成的企业史研究，不是某一种理论的“单打”，而是不同理论的参照交错。以企业史研究的张力结构形成良好的学术共同体为前提。在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上，当今由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从一元到多元。企业史研究，通过学界不同领域的多元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进企业研究、社会研究的深化和展开，也包括管理研究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从企业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的关系来讲，我认为，企业史研究可以开辟历史学的新天地。过去企业史这一块，普通历史学是不大重视的，可能被忽略。从企业史研究与一般管理学研究的关系来讲，历史学的注入、企业史的研究，可能帮助管理学者突破旧的框架，最后形成一个更好的“讲中国故事”的发展态势。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通过企业史研究首先“成己之美”，把企业中有价值的东西充分展现出来，企业产品、机制、文化都可以走向世界，在“成己之美”的基础上“成人之美”。我们走向世界不是为了一统天下，不是追求万国来朝，而是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企业史研究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管理学已经被某种“熟练的无能”“有知识的无能”给套住了。当前数据化、模型化的道路，管理研究的套路，实际上已经造成管理学的困惑。历史学现在也有它的困惑，它的困惑是结构性困惑，在微观的具体研究与宏观的整体理论之间一直存在问题，不是陷于具体的饤饾之学，就是流于空泛的宏观义理。所以，企业史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管理学打破旧的套路，也可以促进历史学在结构化的理论贡献方面产生出新的火花。这样可以使得社会和企业本身，历史学和管理学本身，做到互相促进，这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让历史学者来研究企业管理，不是把他们收编过来，而是要借用历史学的方法，以他山之石攻玉。让管理学者去搞历史，不是说让管理学者完全接受历史学的那种范式，而是希望管理学者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突破自己，而不是局限于数据模型。历史学向管理学进军，管理学向历史学渗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我们带来既新又好的研究思路。

从企业史的视角来研究管理学前景广阔

陈守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林老师的演讲给我很多新的感悟。我与在场的许多老师一样是管理学的背景，今天就围绕着“如何从企业史的视角来研究管理学”的话题谈谈我的体会。

管理学是一门致用的学科，也是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开放学科，可以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现实的管理问题、指导实践，历史学便是潜在的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视角。我和林老师认识的时间很早，当时他在上海一家大型公司担任高管。初次见面，林老师就问我为什么商学院没有企业史课程，为什么没有企业史的教授，为什么不讲企业史的案例。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后来，林老师在推介与研究企业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走出去，赴美、日等企业史研究领先的国家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另一方面请进来，邀请了哈佛商学院现任斯特劳斯企业史教席教授琼斯、日本经营史学会会长橘川武郎等到中国讲学；还于2017年开始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东南学术》杂志社等单位合作举办了两年一次的中国企业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受林老师的启发，我也觉得我们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学者也可以从企业史中获取一些好思路、好方法、好素材进行研究。我认为做管理学研究的学者有否定历史学研究的倾向。因为大多数与管理相关的历史研究往往只讲一个故事，都是个案研究，我们就会想这些个案是不是还会发生，是不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事件，对我们当今的管理实践有什么意义，等等。所以，我们往往对历史研究持否定的态度。我非常欣赏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由于历史事件经常是重复出现的，既然历史可以重演，那研究历史就一定有价值。我个人觉得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导致历史重复犯错误或者重复发生的机理。这对我们研究企业史的学者来说，是个挑战更是个机遇。从企业史视角来研究管理学、研究管理理论是有价值的，即使是个案研究也有价值。研究历史可以知兴替，有可能找到管理理论中的大智慧。

接着我谈谈企业史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点林老师实际上已经讲得非常全面了。我是从企业管理的研究者和教师角度来考虑我们怎么从合作当中受益的，重点讲两个方面的应用：一个是案例教学，我们现在给企业家们上课，为了把管理学课程上得更生动，通常会借助于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往往采用当下发生的案例，但如果引入历史的长周期案例，譬如清朝时期企业的案例呢，应该会非常引人入胜，我们可以跟历史人物进行“对话”。学员也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去理解老一辈企业家的实践思想，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何用企业史的方法研究管理学。我认为，我们不必去学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管理学，我们要的是历史学的思维。例如我们研究中除了常用的横截面数据，也需要关注一个现象长期的纵向演化数据，运用历史学思维，你可能会悟出新东西或者新理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质性研究方法中强调的顿悟。当你看多了企业史以后，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总结归纳，这叫Theory Building，就是创立自己的理论。通过大量企业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得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可能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管理学理论。

企业史研究不仅可以用来建构新理论，还可以用来验证理论假设，也就是Theory Testing。我们写管理学论文强调贡献，当你的论文里发现一个新的证据( New Evidence)，也是可以发表的。而如果你所谓的新的证据，不是现在的证据，而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新的证据，那就更有说服力和吸引力了。企业史在验证管理理论方面的作用，我们关注得不够。我这边有个案例，2009年《美国管理学会学报》 ( AMJ)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合法性的溢出问题，作者用来验证研究假设的就是上海外资银行1847年到1935年的历史数据资料。 2017年我参加林立强教授组织的第一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从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的老师口中得知这些数据来自200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金融志》。因此，用企业史资料和数据来验证我们已有的管理理论或提出新的管理理论大有可为。

最后，我也谈谈本土研究。为什么要做本土研究？归结到底还是因为西方的理论在本地水土不服。那我们如何去建构本土的理论呢？我认为还是要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着手，而中国的文化特征可能就隐藏在历史事件当中，我们从企业史中可以领悟中国的特色、中国人的特征。通过企业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展出更好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是本土化研究的价值所在，理论最终用来指导实践，这是我们本土研究的主要目的。所以说，企业史研究可以作为本土研究的主要方法。我认为企业史研究在管理学中的应用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本土管理学研究和历史学方法结合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武亚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首先，从本土管理研究的角度来看，历史学方法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2004年我对中国的大学战略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时，发现需要去寻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管理的规律。因此，我有针对性地选择了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中国香港科技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从它们的快速跨越式发展历史中寻找战略管理的规律，特别是战略领导、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作用机制。后来就写了两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上。现在回顾，其实在研究中就搜集并使用了大量的斯坦福大学发展史的资料，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和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所写的一些回忆性文章和类似自传的一些书籍，这些都是用了历史学的一些惯用资料和方法来发展相关的研究。最近这10年，我对华为有比较多的研究，其中使用了它们大量的历史文档和相关素材，包括华为请中国人民大学黄卫伟教授等编写的《华为基本法》以及2002年编著的系统解读著作《走出混沌》。我一直认为《走出混沌》是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活化石”，从中你可以精准地看到当年在制定《华为基本法》时任正非的基本思想和核心思想方式，因为在书中我发现特别有趣的一点——任正非当时的主要讲话内容被吴春波整理成一章汇编。当我后来从里面找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有一种“知识考古学”的快感。所以，我觉得本土管理研究，如果是从问题出发，一定离不开历史学的方法，一定要与历史学结合。

其次，本土管理研究要上档次、上层次，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地结合与运用历史学方法，这也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种国际管理学研究的新趋势。过去，我们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大量引进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这样一些领域的知识和方法，下一步该怎么发展，我认为需要大力引进文、史、哲、美学的思想方式。结合国际管理学界最近出现的关于“历史学转向”的讨论，我发现他们基本上强调的是运用两种基本方法来发展理论：第一种方法是把历史资料作为我们研究中构建理论或检验理论的一个数据库或者资料库，这就是所谓的 History to Theory(历史作为理论素材)；第二种就是把历史作为理论本身的一个变量，或者说某一历史因素变成它的解释变量，又或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直接进入到理论里面，这叫History in Theory(历史作为理论要素)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研究哈佛商学院在世界商学知识生产与教育中的优势地位和商业模式缘由，我们可能要追溯到100多年前，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和第二任院长及其给哈佛商学院带来的基因和特色。其中，第一任院长盖伊给哈佛商学院带来的是经济史(包括企业家和企业史)研究这样一个综合的视角。第二任院长多纳姆是法学院的毕业生，他把案例方法系统引入商学研究与教育中。从这两个视角或要素来看哈佛商学院现在的地位与商业模式的演变，会更加清晰和全面客观。所以，我觉得从方法上来讲，History to Theory和History in Theory是目前国际战略管理学界和管理学界对历史学方法在管理学中的应用的一种总体判断和区分，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再次，西方管理学研究在叙事性历史学和实证性管理研究方法之间存在广泛的方法论创新空间，值得本土管理研究者进一步学习、探索与发展。关于本土研究中管理学如何与历史学有效地结合，林老师讲了他的一些具体设想，刘文瑞老师非常敏锐地指出了要以张力来促成合力，我非常赞同。从我的感受来讲，我觉得除了这种良性的合作，即保持方法间的张力、保持各自特色的合作之外，我们要注意学习、借鉴西方管理学领域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有可能更有效地促进这种结合。我注意到在国际商务研究里面有些新的方法论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A．伯格曼( Robert A. Burgelman)，他在对美国硅谷企业如Intel的长期的追踪研究中，把历史学和演绎分析方法有效结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其中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我把它叫“桥接型历史纵贯式案例研究”。我觉得这些好的方法论或者特定方法都是我们可以学习与借鉴的好方法，我在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期待以后在本土管理研究中被借鉴。

企业史研究的时段或可追溯到更早期

康荣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这是我第三次与林教授进行交流，每次都有新的收获。这一次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企业史方法论方面的论述，尤其是归纳法的论述，让我听后意犹未尽。最近受到与林教授交流的启发，我也反思了下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我的第一个学术成果是199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写了七个企业案例，其中六个是中国的，一个是韩国浦项钢铁公司，并将其与首钢国际化经营实践进行了比较。该书我用的就是归纳法。我们在第六章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后发展型跨国公司。这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中，发现其与先行者们(包括战后的日本和韩国)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并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当时我写这本书是受到了企业史大师钱德勒的影响，钱德勒这种多案例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企业史研究当中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另外我推荐《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 (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Entrepreneurship from Ancient Mesopotamia to Modern Times)这本书，书中提及欧美已经把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所以如果我们只把企业史研究的时间界定在近代以来的话，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此外，我同意刚才武亚军老师的提法，你只要认真地做本土研究，就避免不了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问题导向下的企业史研究有益于理解企业实践

郭毅(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我非常赞同在本土研究中将历史演变和企业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从中找到影响本土企业的治理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因素，由此我更赞同和偏向于以问题导向来把握。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第一个是在当前中国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卡脖子”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府通过立法或规定，在一些具有重大科技和产业突破的方向和路径上，禁止本国或有关联的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等方面的供应，还有就是禁止相关技术转让和其他有关的服务贸易等。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所谓“卡脖子”并不是平地风波的突发经济现象，而是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历史现象，它涉及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动。我想说的是，此类选题在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尤其是在本土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

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予以重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国在一些行业的重大科技和产业突破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原材料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稳妥和扎实的技术储备和工艺能力。北京大学路风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将此归结为赶超世界先进制造水平的“开发平台” 。据我所知，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开始做有关赶超世界制造业先进水平的准备工作。当时是有几个重点突破领域的，其中就包括了汽车制造业、大飞机及军用飞机工业等。但90年代中叶到21世纪初，我们将重点转向西方，谋求西方的技术和资金，为此我们主动放弃了开发较为成功的一些技术和工艺平台，包括军用发动机和军用飞机的开发。当时的争论转换到了一个新的空间进行，主张以直接购买大飞机或者以合资方式生产汽车的一派人认为，这是“以市场换技术”。但事实却是，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或者说并没有换来关键技术。时隔三四十年，在我们要把它们捡起来的时候，别人就要“卡”你了。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对此，我们能不能简单地说西方国家的做法是“背信弃义”？我们不妨这样去思考下：当年轻言放弃的时候，我们丢掉的是自主性，而今天我们要承受的便是丧失自主性的代价。

为什么我赞同路风老师的“平台说”？这与我个人有过在工厂从事精密机械的生产经历直接相关。当年在行业的亲身体验告诉我，所谓先进的制造技术，与其所需要的材质、模具、工艺和科学管理等直接相关。这些不是靠热血加蛮劲、大资金支持或者现在的软件技术等就能解决的，毕竟“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在关键的基础和技术上的落后，需要我们下功夫去努力打造“开发平台”，而当年对“开发平台”的轻易放弃和如今所遇到的“卡脖子”，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历史教训”。

由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几年我们在研究未来产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时，用了各种“新名词”和“新途径”来分析论证，在缺失一个具有自主掌控意义的基础设施和基础技术开发平台的条件下，来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但结果还是要回到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怎样去搭建一个新的“开发平台”?

第二个需要我们去总结和提升的历史现象和理论问题则是产权问题。在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无法磨灭的历史痕迹。我们现在分析论证本土企业时，会发现它的治理结构非常复杂。现在多数学者已经明白，用西方的委托代理理论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很难找到真正的所有者是谁。可以认为，这种特有治理结构与近现代中国国情直接关联。它反映了在未来风险不可预期的前提下，财产的所有者对自身利益和未来预期的“避险意识”。可以说，企业主们是不得不处心积虑，“设置”了颇有隐秘色彩的“制度性弹性安排”。显然，这在西方的产权理论的视域下，几乎是无法解释和论证的。由此，能否提出一种推论，即由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产权制度”，在当代的本土企业治理实践中，是通过“利益的让渡”来维系产权的存在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话题。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用历史考证和分析的方式，从资料整理中发现中国企业经营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特殊性。我主张问题意识导向，这与林老师所讲的实践导向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从问题导向角度来看，中国本土企业治理是复杂的，不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它，很难解释得清楚。

企业史学科边界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至关重要

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由于时间关系，我对现场提问者的问题无法一一作答，只对下列两个主要问题做一个简要的回应。

第一个问题是研究管理学时如何运用历史学方法，或运用一些企业史的分析框架。基于国内目前两个群体还未开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对话，我的看法仅供参考：首先，要做到“ over time”，研究时多考虑时间的因素，需要研究者多做些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不愿意做、费时费力的历史性、情境化、长时段的纵向研究。其次，要提倡比较研究。宗教学大师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 Friedrich Max Muller)说过只知其一，则一无所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也说过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再次，原始档案与口述档案一定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最后，实证分析要和历史分析相结合。我们历史学更接近定性研究，但历史学研究也有计量研究，称计量史学，所以我觉得企业史的定量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未来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企业史的范围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目前对企业这个概念也是有多个不同定义的。企业史的定义涉及学科的边界问题，我们不能无限地扩展它的边界，就像我看到2010年美国企业史年会的主题叫“无所不在(或万物)的企业史”。乍看觉得这个关键词提炼得挺好，但不久以后，许多企业史学者提出，“无所不在”就等于说这个企业史学科马上要消亡了，因为企业史如没有边界，就没有专注的研究领域。因此，我觉得未来我们对企业的概念、对企业史的概念、对企业的边界，甚至再细化些，对纵向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区别等，都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只有通过对这些企业史学科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才能奠定未来企业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目前我仍在继续梳理美国企业史学史，比如我收集了大量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收藏的企业史学家的通信档案、财务账目以及他们公开的私人资料，尤其是获得了钱德勒的一些私人档案资料。我希望在梳理美国企业史学史特别是哈佛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的过程中，能够发现管理学与企业史更多的合作线索，从学术史与方法论视野为未来国内历史学与管理学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借鉴。至于本讲提出的关于“历史管理学”这一新的研究视野，其方法论部分除了可以借鉴我在讲座中提到的历史社会学与历史政治学，历史人类学也是一个不错的参照对象。

1 本书导论部分对企业史的翻译与定义问题已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