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与唐前期的“知政事官”
《通典》虽然撰进于唐德宗末年，但杜佑实是把隋唐作为一体来看待的。故而仍须从所谓的“三省制”时代谈起。
1．三省制下的宰相与“枢机”
唐代的宰相被称为“知政事官”，这没有争议1。那么何谓“知政事”？先从一个具体的制度问题谈起，即尚书省长贰是否为当然的知政事官。
在杜佑的时代，唐代的宰相衔的确不包括尚书省长贰，而是门下侍中、中书令以及他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五代、北宋前期的宰相衔也不包括尚书令，一直到北宋元丰改制前，宰相名号都不涉及尚书省2。但学者多认为，唐前期的尚书仆射为宰相、尚书省为宰相兼行政机关；只是神龙（705—706）以后仆射才被排除在宰相名号之外，尚书省成为单纯的行政机构3。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4，但随即被反驳5。不过，这一认识仍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前引《通典》卷一九“要略·宰相”论隋唐宰相云：
隋有内史、纳言，是真宰相。
大唐侍中、中书令为真宰相，中间尝改为左右相。他官参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亦汉行丞相事之例也。
如此，隋、唐代所谓“真宰相”就是门下侍中（纳言）、中书令（内史），此外其他官员带知政事名义者亦为宰相，但不是“真宰相”。杜佑未提及尚书省长贰。
但到了卷二一“宰相”条，杜佑的叙述就有所不同，他在“大唐侍中、中书令是真宰相”下附注云：
尚书左右仆射亦尝为宰相……其仆射贞观末始加平章事，方为宰相，具仆射篇。6
则唐朝前期左右仆射亦是宰相。相应地，“仆射”条云：
大唐左右二仆射因前代，本副尚书令。自尚书令废阙，二仆射则为宰相……及贞观末，除拜仆射必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方为宰相，不然则否。然为仆射者，亦无不加焉。至开元以来，则罕有加者。7
如此，左右仆射本为宰相，贞观以后则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为宰相，开元以后方与宰相彻底脱离关系。就此看来，《通典》关于隋与唐前期宰相的叙述前后不一致8。
此处有一点需要特别留意：《通典》始终认为，隋唐所谓的“真宰相”只有门下侍中和中书令，其他包括尚书省长贰在内的宰相并不属于“真宰相”。这种区分，前引《通典》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他官参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即非侍中、中书令者，必须得到某种名义的授权，方为宰相。那么，所谓“真宰相”即当然之宰相，其他宰相则是特别授权之宰相。尚书省长贰正是后一种，即任尚书省左右仆射者（官员）为宰相，并不等于左右仆射（官衔）为当然的宰相衔。
学者已指出，“尚书省”并不能被视为“宰相机关”，其长贰尚书令、仆射的“宰相职”是因为入内参与政事堂会议和入
朝议，不是因为其总领尚书省9，甚是。学者也已指出，在隋开皇（581—600）初，尚书省左右仆射任宰相者，须兼任纳言、内史令之官；之后兼任之例逐渐减少，逐渐发展起来的则是他官参政，多为“参豫朝政”或“参掌朝政”10。
尚书令在隋朝就已经相当虚化，至唐朝更是非寻常人臣之职。唐高祖李渊在隋末义宁元年（617）曾任尚书令11，李渊称帝建国后又以李世民为尚书令12，故史言唐太宗曾任尚书令导致该职此后阙而不置13，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实际上的尚书省长贰。
《唐会要》卷一《帝号上》载唐高祖朝宰相16人14。其中，高士廉、房玄龄是玄武门之变后方为宰相，长孙无忌、杜如晦则未有在高祖朝任相的记载。其余12位高祖朝宰相新任时，多为中书令、门下侍中，唯有李世民与裴寂为尚书省长贰：“赵国公世民为尚书令，相国长史裴寂拜尚书右仆射、知政事。”15可知至少裴寂（或亦包括李世民）明确有“知政事”之授权，此学界所熟知。学者据此认为，至少唐朝一开始就没有把仆射视为当然宰相16。唐前期，裴寂之后所有出任仆射者应例皆知政事17，但史料中并没有明确提及。其原因恐在于学者已经指出的，唐前期各种名义的“知政事”乃动宾词组，并未成为固定的系衔18。
那么，为何门下侍中、中书令为“真宰相”即当然的知政事官，而其他宰相则要额外授权呢？这正与宰相的“枢机”性质直接相关。案，“中书、门下，机要之司”19，其长官中书令、侍中就是当然的“枢密”之任——“丝纶枢秘，寄任帷扆，功当纳献，职惟显要”20。将侍中（左相）、中书令（右相）视为“枢要之职”“知机密”“枢密之任”的例子很多，不赘举。相比之下，包括尚书省在内其他官司则不在枢机之位，故尚书仆射等官必须有“知政事”的授权才能具备这一性质。
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唐代所谓的“知政事”，并不能泛指掌各种政务，而是特指掌机要、枢密。《隋书·百官志》在论及南朝陈之制时说，“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21。《唐六典》述及尚书省时说：“国政枢密皆委中书，八座之官但受其成事而已。”22“政事”“国政”须理解为“机要”“枢密”，而不能泛指。另，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考史》云：“汉政归尚书，魏、晋政归中书，后魏政归门下，于是三省分矣。”袁刚指出，此处“政”指出纳诏命，典掌机密23，甚是。此种用例，恐与“政”字一义为君之命令有关24。
下面的例子更可说明唐代所谓“知政事”指参掌枢机。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征辽东：
时诸宰相并在定州留辅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许敬宗及（杨）弘礼在行在所，掌知机务。25
其中，杨弘礼为“兵部侍郎、专典兵机之务”。褚遂良本为黄门侍郎、参综朝政26，或作参豫朝政27。许敬宗先以权检校黄门侍郎、太子右庶子在定州与他人“共知机要”，后因中书令岑文本卒，被调到军前任检校中书侍郎，曾“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书”28。太子所在的定州方面：
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五人同掌机务；以吏部尚书、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中书令。29
与行营一样，监国太子的宰相亦以“掌机务”为名。但据《旧唐书·高士廉传》，士廉乃“摄太子太傅，仍典朝政”30，可知“典朝政”即“掌机务”。另外，张行成本官刑部侍郎31，高季辅本官吏部侍郎32，皆非中书、门下省官。因此，李世民亲征高丽时，无论皇帝行营还是太子留守的定州，“宰相”皆以“掌（知）机务”为名，且与参朝政、典朝政同义。
以上讨论试图说明：杜佑以中书、门下省长官为“真宰相”，是因其为机要之司的长官；至于尚书省长贰在内的其他官员，因本身不在枢机之位，故需要各种名义的“知政事”授权方为宰相——经过了此种授权方为“枢机”。因此，各种宰相的共性乃“枢机”，区别在于是否须额外授权。雷家骥区分了“参政授权”与“机务授权”33；吴宗国则认为，知政事官的任务和职掌被限定为“掌机务”是贞观后期的新提法34。二说的共同问题是限于机、密字面立论，而未考“政”即指机务，如此则参政授权与机务授权没有区别，掌机务也不是贞观后期才有的新说法。
如此再看《旧唐书·职官志》关于“知政事官”的记载：
武德、贞观故事，以尚书省左右仆射各一人及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知政事官。其时以他官预议国政者，云与宰相参议朝政，或云平章国计，或云专典机密，或参议政事。35
案《旧唐书·职官二》皆本《唐六典》36。这种说法与《通典》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未区分是否“真宰相”，即未明言知政事者有当然与授权之别。但到了宋代的《新唐书》中，叙述一变为隋唐“以三省长官为宰相”37，则是将宰相与“知政事”概念脱钩而与三省机构相连，可谓误导。
既然知政事官实为君主“枢机”，即近要之臣，故常以亲信之人担任。雷家骥已指出，隋朝最高权力结构由宗亲、姻戚、元勋心腹结合而成；唐高祖亦重用姻戚为宰相38。赖瑞和亦指出，唐代宰相的委任和权力都建立在一种很强烈的“私”关系上，最亲密的是血亲，其次是姻亲，再次是有恩于皇帝的旧臣（或甚至宦官），最后是皇帝信任或合意的其他人39。此仅举一例：李
本受李世民信任，“将属以幼孤”，但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临终之际对李治说：“汝于李
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40于是，李
出为叠州都督，而李治即位当月，李
即加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很快任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41。李
从太宗之相到高宗之相的沉浮，说明结成某种形式的“信—任型君臣关系”是成为君主之“枢机”不可或缺的前提42。官职出于君主之恩惠与宠信，也是韦伯所论家产制国家中君臣关系的典型特点，官员成为皇帝亲信之时，就进入了韦伯所说的家产制支配的范围之中43。
那么，作为枢机之任的宰相，又何以具备杜佑宰相概念的另一元——“总统”呢？
2．三省制下的宰相与“总统”
如前所述，但凡不为中书、门下省长贰者，经“知政事”的授权才能成为宰相；且中书省、门下省长贰亦有判他事者。如此，则三省制下的宰相多是“兼职宰相”44。《通典》说：
开元以前，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45
所谓诸司之官，即中书、门下两省之外的官员，其中就包括了尚书省长贰。他们在政事堂（在门下省或中书省）时方为宰相，回到本司后即是本司官。那些兼任他司的两省长官也如此。
各种兼职中，尚书省长贰官最为特殊。因尚书省居于“天下纲维”的崇高地位46，总领庶务，故“总统”之任就落实在这些尚书左右仆射知政事者身上。后唐清泰二年（935），有人提议要对宰相进行考绩，议者云：
魏、晋之后，政在中书，左右仆射知政事，午前视禁中，午后视省中，三台百职，无不统摄。以是论之，宰辅凭何较考。47
此对仆射午前、午后的区分可与前引《通典》语印证。仆射“午前视禁中”（议政于朝堂）即充枢机之职，为宰相；“午后视省中”（理务于本司）则为尚书省长官，总百司百职。
高祖朝萧瑀于武德元年（618）为内史令（中书令），六年任右仆射。其角色的前后变化，《旧唐书》本传有清晰的描绘：萧瑀任内史令时，被委以心腹，“凡诸政务，莫不关掌”，实指参与所有机要之事，故有勘旨、宣敕之责；而任仆射之后，又总庶务、内外考绩，方有“总统”之实48。
太宗贞观三年二月，房玄龄自中书令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自检校侍中为右仆射49，角色皆从仅为枢机一变而枢机兼总统。史言，房玄龄为仆射后，“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至贞观十三年加太子少师时请解仆射之职，李世民言：“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50这里以“机衡之务”指代仆射，语有双关。
案“机衡”典出《尚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唐以前人在解释其中的“璇玑玉衡”时，或解释为北斗中的三星，或解释为浑天仪之类的天文器51。以“机衡”为北斗之天机（天玑，第三星）、玉衡（第五星）二星者，强调的是其近密的“喉舌”之位，故《后汉书·郎
传》云“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52。但唐太宗这里说“弼予一人，以安四海”，更是以机衡为观天之器的引申53。即把仆射比附为观天之器，据其判断君主施政之当否，将庶务得失系于宰相房玄龄。
因此，在唐初的三省制下，并非所有的宰相皆可谓之“总统”，只有那些以左右仆射知政事的宰相才能符合此种定性。正是在这些宰相身上，“枢机”（知政事）与“总统”（仆射）集于一身，在一定程度上才符合“议政权”“监督百官执行权”二要件。
但是，二者之中，枢机才是宰相身份的基础、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总统”为额外加成。如高士廉自太宗贞观十二年为右仆射，至贞观十七年罢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54。贞观二十二年，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又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高宗即位以后，“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55。于志宁于显庆四年（659）“表请致仕，听解尚书左仆射，拜太子太师，仍同中书门下三品”56。他们三人，皆是保留了“枢机”之任，但解除了“总统”之责，不妨碍其为宰相。
集“枢机”与“总统”于一身者是宰相中的少数，且并非时时备官。贞观十七年六月高士廉罢仆射后，一直到二十二年正月长孙无忌知三省事，四年多的时间中，唐朝无人身兼枢、总。唐高宗朝，有超过18年的时间仆射缺而不补57。
这些少数的、特殊的“宰相”，实乃君主亲信中的亲信。如高祖朝的李世民、裴寂、萧瑀，太宗朝的房玄龄、高士廉等等，皆君主创业元从，最为腹心之人，此不赘述。因此，左右仆射知政事这种宰相，实是因为其更为彻底的“近要”身份，从而获得了“总统”之职。学界注意到仆射实际为唐初最重要宰相，如此方能合理解释。
在唐高祖、太宗时代，因为有着亲信的创业元从，多数时候都有枢机兼总统之相在位，故君主支配天下的结构大致是：以君主为核心，其外第一层是具有枢机身份的宰相，其中个别最近要者任尚书省长贰，总领有司庶务，代表了君主通过枢机之臣对天下的指挥。再外层，就是京内外诸官司。在这种结构中，君主对天下的支配，通过与其具有不同程度信任关系的“枢机”团体而实现。该枢机团体中，哪怕部分人看起来有着“百官之首”的角色，仍然主要代表了君主的支配性，而非官僚制对于君权的制衡。
到了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身兼枢机与总统的仆射越来越少，其首要原因是君主极端信任的“腹心之臣”日益难得。如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左仆射）、同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三品，合枢机与总统于一身，武则天亦言“吾侄也，故委以腹心”，但李昭德提醒她“承嗣既陛下之侄，为亲王，又为宰相，权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于是武承嗣罢政事58。总之，“总统宰相”虽代表君主的强力支配，但这种支配要求全面、持久的君臣“信—任关系”——恰恰“信—任型君臣关系”不容易稳固持久。
再者，因为“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导致宰相的枢机、总统两个角色有一定矛盾。萧瑀任仆射后，“内外考绩皆委之司会，为群僚指南，庶务繁总”59。贞观三年，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仆射当为君主“求访贤哲”，而现实是“听受辞讼，日不暇给”60，精力疲于尚书省细务。史言，右仆射张行成为高宗所留任，“卒于尚书省”61。这都说明，在枢机、总统两重身份之间，因庶务之繁，总统之责会占据宰相最主要的时间、精力，可能影响其扮演枢机角色，这就非君主所乐见。
而如果宰相中无总统者，那么君主指挥政事的结构就有所区别：君主与其枢机所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统辖庶务的尚书省，而是诸多不同性质的官司、事务。中书门下的形成，与这种结构有直接关系。
3. “中书门下”的成立
关于中书门下体制的形成，陈仲安、王素认为是宰相制度使职化的结果62。罗永生强调了中书省地位的提高，开元间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兼主行政事务的意义63。刘后滨除了重视中书省地位的提高，还将其和宇文融括户联系起来64。此处试图从宰相的枢机性质出发，对中书门下的形成略加补说。
一般认为中书门下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武则天临朝称制的第一年，即光宅元年（684），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65。二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66。袁刚已指出，开元十一年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只是最后的改名，中书门下实际是在光宅元年至开元十一年间逐渐形成的67。
“中书门下”形成的大致时间，或许可以从其组成略加推测。案《新唐书·百官志》:
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68
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五房与此同。不过，唐代中书门下似又有“孔目房”“枢密房”69，恐与枢机房所指为一。从这五房来看，所谓“中书门下”结合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的职能。即枢机房对应中书省、门下省两个“机要之司”，其余四房对应了尚书诸部。因此，“中书门下”是对三省核心职能的整合，剩余的事务则继续保留在三省之中，一直到北宋元丰改制。
既然如此，“中书门下”的成立有一个前提，即原属诸官司的事务被带入政事堂。这种情况，必然是随着知政事官兼任诸司官而来的。前已提及，唐前期的知政事官“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枢机兼任有司，时有因有司事而罢枢机者。如卢承庆，高宗显庆四年“代杜正伦为度支尚书，仍同中书门下三品。寻坐度支失所，出为润州刺史”70，即卢承庆之罢相，是因其度支尚书（即户部尚书）任上之过。
不但额外授权的知政事官如此，“真宰相”中书令与侍中有时也领有司事。如高祖朝封德彝，本以中书令为相，武德六年（623）“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晓习吏职，甚获当时之誉”71。又太宗贞观十九年，门下侍中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中书令马周摄吏部尚书，以四时选为劳，请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72。
诸司官与枢机互兼的情况愈演愈烈。到武则天称制时，诸司官员，尤其是尚书省属官（而非仆射）参政比例大幅提高，乃至超过了门下、中书两省官员73。既然诸司官任枢机，那么诸司事务一定会被带入政事堂，最终使得宰相们不再于午后返回本司。这个过程可能在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就大致完成了，不必等到开元时期。以崔元综为例：
元综天授中累转秋官侍郎，长寿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元综勤于政事，每在中书，必束带至晚，未尝休偃。74
此时政事堂已移到中书省多年，故史料称“在中书”。又称“每在中书，必束带至晚，未尝休偃”者，说明崔元综已不再午后返回鸾台（门下省）治事。如此，在政事堂形成所谓的“五房”以助知政事官处理有司之事，就是非常自然的安排了。由此推测，至晚在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左右，“中书门下”恐实际已经存在了。
长寿元年酷吏恣横，相位更迭频繁，迭任者有14人之多。八月，武承嗣、武攸宁、杨执柔罢相，新晋宰相除了鸾台侍郎（门下侍郎）崔元综、凤阁侍郎（中书侍郎）李昭德外，其余皆省部寺监官：文昌左丞（尚书左丞）姚璹、文昌右丞（尚书右丞）李元素、司宾卿（鸿胪卿）崔神基、夏官尚书（兵部尚书）王璿75。此外，当年初任命还在位的同平章事尚有：冬官尚书（工部尚书）李游道、秋官尚书（刑部尚书）袁智弘。如此，长寿元年八月在位的宰相，除了崔元综、李昭德为门下、中书省官外，其余皆为诸司官，分别属于尚书都省、兵部、刑部、鸿胪。恐怕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为了他们在政事堂处理诸司事务之便，“中书门下”分房的雏形才出现了，一直到开元年间正式以“中书门下”之名、之印承认了这种局面。
“中书门下”体制与三省制下的宰相，相同的地方是皆为枢机之臣76。所不同的是，中书门下的宰相为全职宰相，中书门下也是专设的宰相机构。即原来兼为君主枢机的知政事官，因为“中书门下”的形成而变为君主的专职枢机。在此之后，“宰相”才是由固定的职位、机构所确定的一群臣僚，叙述官制时就不必再纠结“真宰相”与否的问题。枢机与有司的联系，也不再通过互兼来实现，而是以君主枢机的身份直接指挥有司，且宰相机构对于日常事务的指挥亦是奉敕、奉圣旨而下77。君主在王朝中的存在感大为增加。
1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191—192页。吴宗国《隋与唐前期的宰相制度》，《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2 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 1985年6期，第97—99页。张祎《关于北宋的“大敕系衔”》，《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6期，第26—29页。
3 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原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年，第1—68页；增补稿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267页。后续讨论多承其说。参见雷闻《隋与唐前期的尚书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68、78—80页。仆射不为宰相、尚书省不为宰相机关的时间，诸说有不同。
4 李湜《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1期，第73—83页。
5 韩国磐《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4期，第7—13页。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4年，第42页。
6 杜佑《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宰相》，第540页。
7 杜佑《通典》卷二二《职官四·尚书上》，第596—597页。
8 吴宗国认为，《通典》没有把尚书仆射列为隋朝宰相，这是唐开元以后的附会之说。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11页。
9 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33页。
10 赵和平《隋代宰相制度》，《历史教学》1985年3期，第8页。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181—187页。
11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恭帝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甲子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765页。
1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高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页。
13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中华书局，1992年，第6页。杜佑《通典》卷二二《职官四·尚书令》，第594页。
14 王溥《唐会要》卷一《帝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页。
15 《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上》，第1627页。
16 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14页。
17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239页。
18 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15—16页。
19 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30页。孙国栋已指出，唐代三省中，中书省、门下省是“枢机”。见《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唐宋史论丛》，中华书局，2010年，第158页。
20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三五《秦王等兼中书令制》，中华书局，2008年，第149页。
21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二六《百官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742页。
22 《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尚书令》，第6页。
23 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第10页。
24 《礼记·檀弓》载惠伯语：“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郑玄注：“政，君命所为。”孔颖达疏又引《论语注》:“君之教令为政，臣之教令为事。”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〇《檀弓下》，中华书局，2009年，第2840页。又，扬雄《法言》论民之所苦有三，第三为“政、吏骈恶”，晋李轨注：“政，君也。骈，并也。”见扬雄撰，李轨等注《纂图分门类题五臣注扬子法言》卷六《先知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宋刻本，第12b叶。可知“政”一训为君令。汉代所谓“辅政”，亦多以中朝官为之，指辅助皇帝行使君权，非泛指（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73页）。中国古代的“行政”一词，亦指行（或代行）君权（见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20页）。
25 《旧唐书》卷七七《杨弘礼传》，第2674页。
26 《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第2735页。
27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第43页；《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上》，第1635页。
28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第2761—2762页。
29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第57页。
30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第2444页。
31 《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4页。
32 《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第2703页。
33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177—181页。
34 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16—17页。
35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第1849页。
36 马志立《读〈旧唐书·职官志〉札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4辑，2008年，第241页。
37 《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第1627页。又见《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第1182页。
38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26—32页。关于武德时期的亲贵政治，最新讨论见张耐冬《太原功臣与唐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33—166页。
39 赖瑞和《从使职的角度论唐代宰相的权力与下场》，《唐史论丛》第20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85—91页。
40 《旧唐书》卷六七《李世
传》，第2487页。
41 《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上》，第1637—1638页。
42 “信—任型君臣关系”概念，见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43 参见本书绪论第一部分及上篇前言。
44 “兼职宰相”的说法，见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10页。亦参见刘希为《唐朝宰相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 1984年3期，第112—114页。另有学者指出，唐代以某些特定的人为“宰相”，实有使职差遣的性质。参见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第197页；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增订本），中西书局，2018年，第107—111页；赖瑞和《唐代宰相的使职特征和名号》，《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3期，第229—254页。比较诸说，就唐前期而言，“兼职宰相”实为最精当之概括。
45 杜佑《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尚书下》，第632页。
46 王溥《唐会要》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第1169页。
47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中华书局，1976年，第1999页。
48 《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第2400—2401页。
49 《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上》，第1631页。
50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1—2462页。
51 诸家解释见皮锡瑞著，盛冬铃、陈抗点校《今文尚书考证》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46—48页。
52 《后汉书》卷三〇下《郎
传》，第1067—1068页。
53 “玑衡”（机衡）本是观天之器，“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是也”，孔颖达以为，舜受尧之命后，“犹不自安，又以璇为玑，以玉为衡者”，以察天象而判断施政是否恰当。见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54 《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上》，第1634—1635页。
55 《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第2454页。
56 《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第2700页。
57 参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唐宋史论丛》，第179页。
58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元年，第6483—6484页。
59 《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第2401页。
60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五七《帝王部·诫励二》，第1750页。
61 《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5页。
62 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增订本），第107—111页。
63 罗永生《唐前期三省地位的变化》，《历史研究》1992年2期，第105—109页。
64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第168—181页。
65 李华《中书政事堂记》，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一六，中华书局，1983年，第3202页。
66 王溥《唐会要》卷五一《官号·中书令》，第1036页。
67 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第67—68页。
68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第1183页。
69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第188—189页。
70 《旧唐书》卷八一《卢承庆传》，第2749页。
71 《旧唐书》卷六三《封伦传》，第2397页。《新唐书》卷六一《宰相表上》作武德四年判吏部尚书。
72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庚申条，第6233、6234页。
73 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390页。
74 《旧唐书》卷九〇《崔元综传》，第2923—2924页。《新唐书·宰相表》记长寿元年崔元综以秋官侍郎（刑部侍郎）同平章事，漏记迁鸾台侍郎（门下侍郎）事。
75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长寿元年，第6483—6484页。
76 用例见李全德《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84—85页。
77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第341—354页。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3期，第106—116页。张祎《中书、尚书省札子与宋代皇权运作》，《历史研究》2013年5期，第50—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