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赚钱的技艺（《政治学》I.8-9）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亚里士多德讨论的这些问题依然相当开放。确实如此。然而，我们最好不要低估已经了解到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把放纵的生活看作幸福的候选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特别是在这同一个语境中，亚里士多德也反对另一个关于幸福的答案：把焦点放在积累财富上的那种只想着赚钱的人们的生活（I.5.1096a5-7）。他称这种生活是“被迫的”，把它与生物性的需要联系起来。在这里他没有说更多。但是他在《政治学》里完成了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考虑到在21世纪，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影响每一位公民的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依然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里的问题是：经济是不是可以代替政治，那些拥有赚钱技艺的人是否有资格代替拥有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实践知识的政治哲学家或者政治科学家？

亚里士多德说经济学是积累财富的技艺（chrêmatistikê）。它是关于如何带来财富的技术性知识。他把这种知识区分成好的和坏的财富积累，把后者称为“商业技艺”（kapêlikê）。这种技艺不仅关注财富的获得，而且为了财富本身，把拥有货币作为主要的途径（而不管货币可以带来什么生产活动或者带来对哪些好东西的使用）。问题在于，基于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我们是否可以给出论证，反对那种认为赚钱的技艺足以代替政治学的人。

《政治学》I.9.1257b23-1258a14：【1】用这种赚钱技艺获得的财富是无限的。【2】因为就像医学的目标是无限的健康……而促进这个目的的东西不是无限的（因为目的是所有东西的限定），就这种赚钱的技艺而言，目的是无限的，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这种财富，即拥有金钱……【3】他们这样想的原因在于，他们看重的是活着，而不是活得好。【4】但是即便那些以活得好为目标的人也会追求促进身体上的满足……【5】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赚钱的技艺获得财富，他们就会用其他的方式，不是按照自然运用他们的能力。因为勇敢并不是要制造财富，而是在面对危险时制造信心，统帅术或者医学也不制造财富，而是制造胜利和健康。然而这些人把这些都变成了赚钱的技艺，认为获得财富就是目的，其他所有都必须促进这个目的。

【1】解释了坏的赚钱技艺以获得无限的财富为目标，因为它认为任何数量的财富都是不够的，没有一个限定，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定，拥有财富就没有价值甚至有害了，在他们看来，更多财富总比更少好。反对坏的赚钱技艺最恰当的方式，就是去破坏它所宣称的那种财富的无限价值。而这正是【2】的核心观点。

要理解无限财富包含的内在矛盾，我们需要将它与医学这种制作性知识进行比较。有两种方式理解医学，一种是把它理解成像建造一样的技术性活动，这样它就和三种有限性的概念联系起来：（a）健康并不是某种无限的或者不确定的东西，而是由人体的自然定义的（这是由定义限定的）；（b）如果医学是一个技术性的活动，它也受到时间的限制，当病人好转治疗就结束了，恢复健康之后还继续治疗是愚蠢的；（c）医学受到工具的限制，因为健康的本性和治疗也受到医学技艺所需工具的定义。

另一种理解医学的方式是把它当作一种知识，目标在于无限的治愈，也就是治愈任何病人。只要还有病人，就会有医学这种制作性的知识。如果某一天全世界的人都不再生病，那么医学作为制作性的知识也就无须存在或者变得毫无意义了。相反，只要疾病的问题依然存在，医学就始终以恢复健康为目标。因此，我们就区分了医学作为一种制作性技艺的有限本性，与医学作为一门知识的无限本性。

坏的赚钱技艺内在的矛盾就在于它混淆了这两者。它认为从始至终拥有的都是无限的要素，就好像赚钱在时间上、在把财富当作某种好来定义上，或者在获得的手段上都没有结束之时。而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就在于【2】指出的，坏的赚钱技艺的目标是不断积累财富，下一桶金的价值总是胜过上一桶金，没有止境。因此，没有任何一笔财富可以代表最终的价值，没有一个终点可以给达到它的整条道路赋予意义：没有哪一点可以让获得财富这件事停下来。这就是矛盾所在，就好像一个医生在病人被治愈之后依然宣称要继续治疗。好的赚钱技艺会知道作为一种制作性知识，它不能定义目标财富的数量，它只知道如何最好地获得财富。我们需要政治性的或实践性的知识，而不是制作性的知识，来定义什么才是真正足够的财富，也就是可以促进幸福的财富数量。当这一点实现了，再获得更多的财富就会破坏幸福本身。如果经济学的技艺宣称自己应该承担政治学的角色，它就是在宣称自己拥有双重角色，既是制作性的知识又是政治性/实践性的知识，而这就意味着它的目的既在相关的行动之内，又在相关的行动之外，而这是荒谬的。

【3】指出了这个说法的不合理之处：认为赚钱的生活保证幸福的看法甚至没有理解在生物意义上的“活着”（zên）和只有人能够享有的“活得好”（eu zên）之间的差别。本质上讲，他们把自然生活的无限性（体现在生死的无限循环上）赋予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自然的无限性与人类的好是什么、活得好是什么、幸福是什么无关。因此在《尼各马可伦理学》I.5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把赚钱者的生活与自然的必然性联系起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赚钱者的生活被包括在放纵的生活之中——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某种政治生活（因为财富和财富交换发生在政治共同体之中），把它和单纯的自然生活联系在一起。【4】诉诸我们的日常经验来加强这个论证：如果你让这些人回答什么是幸福的问题，让他们有兴趣的东西，也就是他们从中获得快乐的东西，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他们可以通过财富获得的构成放纵生活的肉体快乐。

我们可以从坏的赚钱技艺的另一种症状中看到这些人对真正的好漠不关心，这个症状就是坏的赚钱技艺剥夺了人类行动中真正的好，并且把它们所有都变成了赚钱，就好像将军并非把胜利当作目的，医生并非把健康当作目的，而是所有的实现活动都用财富作为衡量标准。这意味着，当我们用经济学的技艺代替政治时，它无法组织人类行动，并且尊重这些行动的恰当目的，因为它会破坏它们的本性，也就是它们的好。用经济学的技艺代替政治技艺是政治上带有喜剧性的和危险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