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西交通与中西贸易虽早已存在，但直到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才得到官方重视，丝绸之路才得以真正开通，丝路贸易才真正发展。近年来汉代以丝绸之路开拓者地位得到学术界的青睐，隋唐也以陆上丝绸之路的鼎盛而得到学术界的肯定。而界于两汉与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由于长期战乱，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的低谷，代表性说法如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方豪先生所言“魏晋南北朝时，西域交通大衰”，“北朝曾将西域交通完全隔断”[1]。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研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局面最近已有所改观。

石云涛先生撰写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演变的系列论文，并在2007年出版了专著《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这是迄今为止研究3～6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演变最全面的学术专著，该书的核心观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西交通，比之两汉时期，在规模、范围和影响上，“都大大地发展了”[2]。荣新江先生相继出版了《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3]《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4]《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5]三本研究汉唐时期中外关系的论文集，其中《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和《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主要论述这一时期粟特人东迁入华轨迹、粟特人聚落的分布及其演变、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粟特商队的构成、商队首领名称、职能等的演变等；《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主要研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路线的演变、丝绸之路上某些城镇或地区的特殊作用、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其中不少内容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张绪山先生的《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6]是一部系统研究4～15世纪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交流史的学术专著，又以6世纪初到7世纪中叶为重点，自然有不少内容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路交通与丝路贸易。近年来有关丝绸之路的地下考古文献资料也有了新的发现，最有价值的莫过于1997年以来，特别是2004年至2006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巴达木、洋海等地出土的一批高昌公私文书，后经荣新江、李肖、孟宪实等先生整理出版[7]，这是继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之后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又一重大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代表性成果有荣新江、李肖、孟宪实先生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8]、荣新江先生的《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9]、裴成国先生的《吐鲁番新出北凉计赀、计口纳丝帐研究》[10]、孟宪实先生的《吐鲁番新出一组北凉文书的初步研究》[11]、王素先生的《吐鲁番新获高昌郡文书的断代与研究——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12]等。

但整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研究仍然是比较薄弱的，特别是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丝路贸易的特点等研究明显不足，因此，我们认为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特别是丝路贸易，仍有必要。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暂统一外，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争之频繁，祸害之惨烈，堪称中国古代社会之最，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东汉末年，始于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董卓之乱，持续到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基本统一北方；第二次是西晋末年，肇始于惠帝元康元年（291）的“八王之乱”，继之以“永嘉之乱”，中国北方进入最为混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直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第三次是北魏末年，始于孝明帝正光四年（523）的北方边镇农民起义，继之以尔朱荣之乱，然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西对峙，连年交战。三次战乱都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对外交通与对外贸易丧失了基础，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出现过三次衰退。三次战乱中又以第二次破坏最大，所以这次的衰退最为严重，十六国时期，西域客商一般只能以河西走廊为贸易大本营，与中原的交通基本停顿。但就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丝绸之路并不是衰退的，更不是停顿的，只能说是波动的，并且整体上说还是发展的。

东汉末年，战乱使对外交通与对外贸易大为衰退，但随着曹魏统一北方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经济逐渐恢复，对外交通与对外贸易随之恢复，其中曹魏与孙吴成绩显著。曹魏在西域，沿汉制设置戊己校尉与西域长史，实施对西域的实质管理，西域“大国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康居、乌孙、疏勒（含今新疆喀什）、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13]，特别是车师后部“王治于赖城，魏赐其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14]，影响最大。天山以北西域诸国都是车师后部的属国，其王都于赖城在天山以北，是北新道的枢纽，车师后部接受曹魏册封，从而使东汉时期时通时绝的北新道正式开通。从此以后，直到隋唐，今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就由原来的两条固定为三条，天山以北的北新道成为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环。南方的孙吴具有较高的造船与航海技术，积极拓展海外交通：向北，开通了从我国江南到达朝鲜半岛的海上新航线，此后一直为东晋南朝政府所承袭；向南，孙吴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地），并积极拓展与南亚的天竺（今印度）乃至欧洲大秦的交往。西晋代魏，特别是统一全国后，实力有所增强，丝绸之路更有所发展：向西，西域戊己校尉马循曾多次出兵大败鲜卑，确保了对西域的实质控制，从而使绿洲丝绸之路得以通畅；向东，强化了与朝鲜半岛和日本诸国的联系；向南，继承孙吴遗产，加强了与扶南、林邑等东南亚国家的联系。经过曹魏与西晋的数代经营，洛阳再次成为国际性大都市。但应该说，魏晋时期，丝绸之路特别是绿洲丝绸之路还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恢复，远没有达到汉代的规模。

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大衰退期，当然这个时期丝绸之路也没有完全中断。当时河西走廊丝路贸易就比较发达，特别在前凉与北凉时更为明显。即便在中原，后赵与前秦都对北方有过短暂统一，他们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措施，丝绸之路也有所复苏，如后赵石勒时期，“时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献名马于勒。凉州牧张骏遣长史马诜奉图送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于阗、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15]。前秦苻坚时“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16]。但这种局面往往是昙花一现。

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其规模与水平不仅远超魏晋，而且也超过了两汉。北魏统一北方后，声势如日中天，曾大败柔然，灭鄯善，破焉耆、龟兹，并一度在焉耆置镇，北魏对西域的控制一度远超前代，这大大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据石云涛先生统计，与北魏有官方来往的葱岭以西国家多达97个[17]，数量远超两汉。北魏开通了与东罗马帝国的陆上交通；与中亚强国嚈哒、西亚的波斯和南亚的天竺联系都相当紧密。北魏除了与西域各国强化联系外，也加强了与朝鲜半岛高丽等国的联系，据韩昇先生统计，高丽向北魏遣使多达79次[18]，有时甚至一年数次，北魏派遣的使者数量也是基本对等的。北魏时期丝路交通的发展，使丝路贸易达到一个新水平，邢峦在宣武帝时奏道：“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19]

在南方，东晋南朝社会相对安定，北方流民大批南下，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南方政府又以承袭晋室王朝正统自处，具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对周边国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丝绸之路得到较大发展，特别在刘宋与萧梁时出现两个高潮。向东，南朝强化了与朝鲜半岛各国的联系，据韩昇先生统计，高丽、百济分别向南朝政府遣使44次与27次[20]。向南，南朝政府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往达到了历史新高，其数量与规模都远超汉代。据我们对《宋书》卷97《夷蛮传》与《宋书》本纪的统计，与刘宋朝廷有正式交往的南亚与东南亚国家有林邑国、扶南国、诃罗驼国、呵罗单国、媻皇国、媻达国、阇婆婆达国、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迦毗黎国、苏摩黎国、斤驼利国、盘盘国、婆利国、干陀利国，共计14国；而萧梁则是“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21]，数量更超刘宋，丹丹国和狼牙修国都是在萧梁时期第一次到访中国。随着海上丝路交通的发展，丝路贸易规模也随之扩大，正如《宋书》卷97《夷蛮传》所说：“若夫大秦、天竺……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南北朝时期丝路贸易规模可能已超迈汉代，最明显的标志是丝路贸易门户河西走廊与交、广地区的流通货币发生改变[22]，据《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之际，“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而“梁初……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充当货币的金银主要因贸易发展而由境外输入，自然包括具有国际货币功能的罗马金币与波斯银币[23]。

国家的长期分裂，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路贸易具有自身特点。首先，从丝绸之路起点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两汉与隋唐，丝绸之路均以长安为起点，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洛阳、平城（今山西大同）、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北一带）、长安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南京）都曾充当过丝路起点的角色，特别是建康成为丝路贸易的起点，对江南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其次，从丝绸之路贸易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贸易比重有所增加。两汉与隋唐，国家强大，以国家为背景的官方贸易比重极大，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动荡，国力衰弱，以国家为背景的官方贸易比重有所降低，而民间贸易比重则相应上升。最后，从丝绸之路贸易路径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路贸易比重有所提升。两汉与隋唐，丝路贸易均以陆路为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南北长期分裂与南方经济的开发，海上丝路贸易比重显著提升。

二

为什么丝绸之路在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体上仍然是发展的，在南北朝时期甚至还超越了汉代呢？

第一，汉代丝路贸易的发展为魏晋南北朝丝路贸易奠定了历史基础。一方面，汉代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为魏晋南北朝的丝路贸易确定了基本路线；另一方面，汉代丝路贸易给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特别是奢侈品贸易，对各国统治者具有巨大的诱惑力，甚至形成一种消费依赖，这是各国统治者发展丝路贸易的内在动力。

第二，魏晋南北朝的经济发展为丝路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有过三次大的衰退，但整体上仍在曲折中艰难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区域较汉代大为拓展。南方特别是江南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形成新的经济重心；北方的河北地区、河西走廊与辽西地区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24]。南方新的经济重心的形成为海上丝路贸易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路贸易远超汉代的根本原因；河西走廊的经济发展为开拓绿洲丝绸之路提供了物质保障；辽西地区的经济开发为发展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提供了战略基地。二是生产技术水平较汉代有所提升，特别是冶铁技术进步显著，冶炼基地大为增加；丝织技术有所进步，丝织中心有所拓展，南北朝时期的丝织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较汉代有所发展；瓷器的质量、产量都有较大提高，瓷器已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日用品[25]；造纸业在原料、技术、产量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纸张已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魏晋南北朝虽处于动乱之中，但制度、物质、文化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发展与中国贸易的外在动力。

第三，维护与开拓华夏朝贡体系是丝绸之路发展的政治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林立，但每个政权都以华夏正统自居，以“声训所渐，戎夏同风”[26]“四夷来朝”[27]为己任，积极维护和开拓传统的华夏朝贡体系，拉拢周边各国，对入朝各国封赐甚厚。而自秦汉以来，各个朝代对周边小国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小国也愿意“奉正朔”。政权实力越强，对外吸引力就越强，政治交往就越频繁。总体上来说，曹魏西晋时期基本能维持汉代以来的朝贡体系，孙吴则开拓了东南亚地区的朝贡体系；东晋十六国时期，华夏朝贡体系处于衰退甚至停顿状态；南北朝时期朝贡体系则发展为高潮。

第四，军事上的合纵连横是丝绸之路发展的直接动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每个政权为了与敌对政权相抗衡，尽可能地与周边政权合纵连横，共组联合阵线。如鲜卑南下建立政权后，柔然汗国称雄北方草原，南朝政权一直希望联合柔然以夹击北魏；而北魏太武帝控制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首要目的也是要断柔然右臂，并切断柔然与南朝政权的联系，军事上的合纵连横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彼此交往。

第五，经济利益是丝绸之路发展的内在动力。民间的丝路贸易自然是追求经济利益，官方发展丝路交通的内在动力也是追求经济利益，特别是追求异域的奢侈品。魏晋南北朝属于典型的门阀社会，门阀大族占有巨额财富，具有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他们“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不思进取，彼此炫富、斗富，而奢侈品正是他们斗富的重要工具[28]，因此，对奢侈品的需求激增，从而促进丝路贸易发展。

第六，佛教文化传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佛教虽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但当时多被视为一种方术而存在，影响甚小。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被广为传播，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顶盛。这一时期既有大批异域高僧东来布道，也有不少中土高僧西去求法，佛教的传播路线与丝绸之路几乎是重叠的，这大大促进了丝绸之路的拓展与丝路贸易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

罗马（东罗马）帝国是中国丝路贸易线上最西部的国家，也是中国丝绸的最大消费者，由中国输出的丝绸无论通过哪条通道，最终大都会汇聚于此。330年，君士坦丁将首都迁到拜占庭，标志着帝国重心全面东移。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经过几代帝王的苦心经营，到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在位）、査士丁一世（518～527在位）和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在位）时期，又成为兴盛一时的强大帝国。强大的东罗马帝国对东方的丝绸、香料等奢侈品更为渴望，丝织品已成为了上层社会等级与身份的象征。与此同时，随着基督教合法化，教会资产迅速膨胀，教会成为丝绸的重要消费者。因此，东罗马帝国的丝绸消费量远大于罗马帝国。罗马（东罗马）帝国的生丝基本来自中国，开通与中国的直接贸易通道一直是罗马（东罗马）帝国的梦想。

西亚的萨珊波斯（224～651）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几乎同期，萨珊波斯与安息一样，是中国与罗马贸易之间的主要周转者，通过丝路贸易，既从中国引进养蚕缫丝等先进技术，促进自身发展，又通过垄断罗马的丝绸供应，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萨珊波斯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国南北朝政府的关系，同时，在波斯湾沿岸建立众多港口，又积极发展与印度、锡兰的关系，着力经营与印度的海上航线。

南亚的笈多王朝（320～540）一度势力强大，经济文化发达，被称为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29]。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印度经济文化交流已全面展开，笈多王朝与中国南北朝廷都有密切交往。与此同时，印度与西亚萨珊波斯、东南亚各国关系都很密切。通过丝绸之路，印度从中国引进了炼钢、养蚕缫丝等先进技术，同时通过中转贸易，使罗马金币与波斯银币源源不断地流入印度，成为印度财政的重要来源。笈多王朝与锡兰岛的师子国成为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枢纽。

中亚是陆上丝路贸易的重要通道，4世纪70年代，嚈哒在中亚兴起，5世纪中叶，嚈哒基本控制整个中亚地区，结束了贵霜帝国崩溃以来中亚的混乱局面。嚈哒积极发展与中国南北朝政府的交往，与波斯、拜占庭帝国关系也很密切，并利用具有商贸传统的粟特人从事丝路贸易，从而促进了丝路贸易的发展。

东南亚是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长期存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全面展开，这一时期与中国有正式官方来往的东南亚国家多达16个。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与印度关系也很密切。东南亚地区在中国与印度的共同影响下，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东南亚位处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又与中国、印度关系密切，充当了中国与印度、锡兰贸易的中介，从而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

东亚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文化长期受中国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的“倭”国都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因而积极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虽多波折，但仍在汉代基础上艰难前行，从而为隋唐丝绸之路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1]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2]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4]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5]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6]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7]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8]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文物》2007年第2期。

[9]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10]裴成国：《吐鲁番新出北凉计赀、计口纳丝帐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5～103页。

[11]孟宪实：《吐鲁番新出一组北凉文书的初步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12]王素：《吐鲁番新获高昌郡文书的断代与研究——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故宫学刊》2009年第1期。

[13][晋]陈寿撰：《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0页。

[14]《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62页。

[15][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47页。

[16]《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904页。

[17]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18]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9][北齐]魏收撰：《魏书》卷65《邢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8页。

[20]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1][唐]姚思廉撰：《梁书》卷54《诸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83页。

[22]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第21～33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98、199页。

[23]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24]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6～202页。

[25]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6页；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26]《梁书》卷2《武帝纪中》天监七年春正月乙酉朔武帝诏，第46页。

[27][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49《异域传上》序，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84页。

[28]《晋书》卷33《石苞传》载有西晋权贵石崇与王恺斗富：“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怳然自失矣。”《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载有北魏河间王琛炫富：“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章武王融见河间王琛如此富有，“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还对人道：“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

[29]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