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丝路贸易的物质基础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又“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37]，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本轮廓。秦始皇构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推行郡县制，修筑全国交通网，所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38]。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39]，这条“直道”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附近），南至云阳（今陕西咸阳淳化县），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北地区的道路交通。后又“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轨距，统一文字，并铸造统一货币。这些措施加大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有利于交通与贸易。

汉承秦制，建立起更为强大且历时弥久的强大帝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在农业方面，铁制农具、牛耕和区田法、代田法等先进耕作技术逐渐推广；在手工业方面，以丝织、铸铁、漆器三大行业成就最大。如丝织业，汉代官营丝织业作坊规模庞大，据《汉书》卷72《贡禹传》，西汉元帝时期，长安有东西织室，一年成本官费五千万，而“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民间丝织业也很普遍，据《史记》卷30《平准书》，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用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推行均输平准政策，又“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从而“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另外，一年之中，汉武帝“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这“均输帛五百万匹”与用于赏赐的“帛百余万匹”明显来自民间。汉代丝织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质量也很先进，据《太平广记》卷236引《西京杂记》：“汉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直万钱。”这种匹值万钱的绫锦当是非常高档的丝织品。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实物更是见证了汉代丝织技术的先进。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上千件保存完好的精美丝织品，其中以那件素纱禅衣最让人震惊。“素纱禅衣”衣长128cm，通袖长190cm，重量仅为49g，轻盈精湛，薄如蝉翼，可与现代技术相媲美[40]。汉代冶铁业也有较大发展，从汉武帝开始冶铁官营，凡是产地之处均设铁官，并出现了水力鼓风以提高炉温的技术，不仅铁器数量大为增长，而且质量也大为提升。汉代漆器业也很发达，汉代有官营漆器制造作坊，当时漆器属于“金银器”类，《汉书》卷72《贡禹传》提到“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对此，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多件保存完好、亮丽如新的漆器，其制作之美令人惊叹。虽然政府抑制商业，但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汉代商业也发展起来，《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说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以致形成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观念。汉代经济的发展，为丝路交通与丝路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商业的发展促使市场扩大，代表汉帝国先进制造工艺水平的丝绸、漆器、铁器等产品对周边民族与丝路沿线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所谓“贵汉财物”[41]，从而跨境贸易利润巨大，这为丝路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37][汉]司马迁撰：《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页。

[3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51《贾山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28页。

[39]《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40]陈朝志：《我国现存最薄的织物——素纱禅衣》，《中国纺织》1995年第11期；丝绸文化与产品编写组：《丝绸历史与文化（3）：马王堆汉墓中的丝绸》，《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2017年第2期。

[4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