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贝尔纳·布里赛

热纳维耶芙·德尚（Geneviève Deschamps，娘家姓戴加莱[des Garets]）与两位同辈堂表亲奥迪勒·巴赫（Odile Bach）、蒂埃里·戴加莱（Thierry des Garets）一道，把他们曾祖父（外曾祖父）吕多维克·德·加尼耶·戴加莱（Ludovic de Garnier des Garets）将军（就是本书信末署名L.d.G.者）的“中国书简”发掘出来，功莫大焉。1859年11月至1861年7月，这位担任猎兵少尉的年轻军官参加了英法联军对中国的远征，因此去过北京。在家书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旅程，以及参与洗劫圆明园（1860年10月）的经历。他当时只有22岁，但思想之成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关于这场载入历史的殖民远征，已知有三十多部法文著作和十五六部英文著作行世。如今，吕多维克·德·加尼耶·戴加莱的《中国书简：1859-1861》首次付梓，加入这一行列。这部书信体的记录格外引人注目，原因在于，这些信件写给他至亲至爱的家人，其中既有年轻人的蓬勃朝气，更不乏真挚诚恳。应该说，在关于这场疯狂远征的文字当中，它属于最吸引人、最有价值的著作之列。

这样的见闻的确与众不同：它是纯粹的私人写作，不必考虑出版所需的“政治正确”。其中没有任何俗套，无须讨好谁，也不必担心得罪人，无须迁就读者大众，也没有什么事儿需要藏着掖着而自我设限。

吕多维克在信中花了很大篇幅描写他乘坐“罗讷河”（Rhône）号运输舰一路航行的经历：从布雷斯特（Brest）出发到第一个停靠站特内里费岛（Tenerife，是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之一），从特内里费到开普敦、新加坡再到上海（吴淞口），最后在中国北方海滨登陆。他为我们描述了船上生活的艰辛。

旅途漫长，吕多维克很用心地准备了许多书籍，比如古伯察（Huc）神父的著作（《鞑靼西藏旅行记》[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hibet]、《中华帝国纪行》[L’Empire chinois]）和海军上将埃德蒙·朱利安·德·拉格拉维耶尔（Edmond Jurien de la Gravière）的《“巴约纳女郎”号护卫艇的中国海之行》（Voyage de la corvette La Bayonnaise dans les mers de Chine）等游记文学的经典，另外还有其他各类书籍。“书籍是我在船上全部幸福的源泉”，这是他的心里话。

12月27日，他在圣科鲁兹（Santa Cruz）的锚地写道：“……踏上这次不寻常的旅程，是天意，是我人生之幸。我将在故土6000法里[1]之外一窥世界的究竟，而不是百无聊赖地在军营中打发日子，为一副中尉肩章虚度五年到六年。这种生活是多么荒谬乏味呀！不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让它有丝毫意义。能前往世界的尽头，的确是难得的运气。我将有机会研究——或至少能亲见——这个世界，各国的气候、居民和千奇百怪的事物。”

“罗讷河”号于1860年1月9日跨越赤道，这对船上所有海员和乘客来说都是一场“盛典”，唱主角的是主导仪式的“赤道老爹”[2]——关于此事的记载值得仔细阅读。吕多维克还讲到他与上海徐家汇耶稣会的来往，法军在芝罘（今烟台）大营的短暂停留，联军在中国北方直隶湾（今渤海湾）北塘村附近登陆、头几次抢劫、攻占大沽口，以及朋友杜舍拉（Duchayla）战死，等等。

戴加莱与法军司令部官员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写道，英国人“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体现自己的能干，同时也令我们时常有一种感觉，即我们只能完全听从他们的摆布。他们如此瞧不起我们，让我非常气愤”。他还愤愤地说：“看到我们的付出被英国人抹杀到如此地步，实在难以忍受，而英国人在此地已经非常强势，恨不得把一切揽入囊中。去谈判的是他们，发号施令的也是他们。总之一句话，我们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却只是为英国人开了路。”

然后是对八里桥战斗的记述，这场战斗将决定整个战局的命运。在所有相关记录中，唯有吕多维克敢于披露这场战争的凶残，他写道：“（我们）把能看到的人全部杀掉。我们还当场枪决了战俘。”

吕多维克前往北京一路上寄出的家信固然非常有价值，但讲述他于10月7日和8日在中国皇帝的夏宫圆明园的发现的信件（10月20日致父亲的信中提及）更加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的主人公表现如何？吕多维克先把令人叹为观止的宫殿描绘了一番，接着是他的第一个自供状。他发现了“一枚巨大的绿玉御玺，印玺上半部是用同一块玉石雕刻的犀牛”，决定把它献给旅长冉曼（Jamin）将军。这个颇有骑士之风的举动后来让他懊恼不已……

他还抢到一把古董匕首和一块怀表，也同样献给了上司。不过，他自己留下了另一块怀表，其“瓷面上画着迷人的工笔画”。他自称瞧不上钻石和珍珠，但将“几样可爱的艺术品，有翡翠、白玉、景泰蓝瓷器和漆盒”等据为己有。这位抢劫者还说，自己带走了“一个皇上的蓝釉底铜镂雕鎏金马鞍、一支极珍贵的当地款式中国步枪”，还有一些小摆设。

谈及这场规模空前的抢劫时，他补充道：“大兵们从来没有如此腰缠万贯，畅游在黄金、白银和各种极为华丽的布料的海洋中……然后全部打碎、糟蹋掉……”英国人也不甘示弱：“他们一得知有东西可抢，立即闻风而至，还带来大车和干活的牲口……他们一到，就一窝蜂地冲进宫殿，将所见之物全部洗劫一空。不过，他们只找到了我们剩下的东西，因而恼怒至极。”

而他抢来的极品，是在一处洞穴深处的箱子里发现的“用黄绸包裹的四幅巨大的画轴”。这是用最美丽的丝绸制作的“三世佛”画像。由于没法搬运，他找来几个中国苦力帮忙，把这个“富丽堂皇的礼物”献给了总司令。如今，我们可以在枫丹白露宫看到这几个独一无二的珍品，就在欧仁妮（Eugénie）皇后中国馆的天花板上。这就要感谢吕多维克犯下的偷窃罪喽……

然而几天后，他行李中一个小箱子不见了，里面装着他“最漂亮”和“最贵重”的物品。他虽生性旷达，但仍不能释怀：“盗贼被盗，现世现报，但总是感到不舒服。”吕多维克想把这些从圆明园偷的东西带走，不是据为己有，而是想给他的几个姐妹多置一些嫁妆，因为他们家境不算富裕。12月21日他在上海写信时，又一次提到那枚御玺：“我得跟你说，我手里曾经握着一大笔财富，若你看到，会和我一样心碎的。我把御玺献给了冉曼将军，它的质地是一种我不认识的宝石，价值约十六万法郎，甚至更多。我们在北京拿的东西当中，有好几件是这种质地，中国人非常珍爱。所以，我手里曾经拥有的财富，足够给每个姐妹置办一份嫁妆了。一想到她们，我就更加生气，因为错过了也许是一生中唯一给她们幸福的机会。我们的家训‘宁舍财富，不舍善心’，仿佛就是为我们而立。”

我们注意到，在洗劫圆明园过程中，本书的主人公下手时没有丝毫迟疑。他的笔下虽然没有为此自鸣得意，但文字间虚情假意，丝毫没有愧疚。的确，绝大多数军官（见杜潘[Dupin]上校化名瓦兰[Varin]所写的书）和士兵，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只要身在北京，满脑子就只有抢劫，甚至有些人因为无法抢得更多而感到遗憾（如英国戈登[Gordon]上尉）。只有极少数人拒绝动手，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此时动手拿东西就等同于偷窃。

我们要指出，依然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声音对洗劫行径予以谴责，比如贝齐亚（Béziat）上尉，但他的观点出现在1903年出版的一本书里（《征战中国》[Campagne de Chine]）。尤其要提及吕多维克的好友居斯塔夫·德·布瓦西厄（Gustave de Boissieu）——他们二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接受过同样的道德教育，吕多维克每封信里都会谈到他的近况。（还可参考拙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Le sac du palais d’Été]，以及《北京传奇》[Le Roman de Pékin]第十章。）面对兵痞们制造的骇人场面，居斯塔夫·德·布瓦西厄自称极其反感。他坦言，这凄惨的景象令他深感羞耻和悲痛。

L.d.G.的家信让我们想起阿尔芒·吕西（Armand Lucy）在1860年远征中国期间写给“慈父”的信件，当时，吕西是蒙托邦（Mon-tauban）将军的英语译员。这两个出色的年轻人年纪相仿，一个是军人，另一个是“百姓”，也就是文职人员。或许他们未曾谋面，但二人都十分厌恶英国人。吕西（还有后来的埃里松[Hérisson]伯爵，他对中国之行也有出色的记述）是“上帝的宠儿”，他不必乘大帆船绕道开普敦，经历漫长而拥挤的海上航行。吕西和埃里松随同蒙托邦将军从土伦（Toulon）出发，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再从苏伊士乘舒适的汽船，经红海、亚丁湾和锡兰，最终抵达上海。他们没有上过战场，因而，他们对于中国之行的描述和吕多维克的记录完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多维克的记录更显珍贵。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船上的生活状态以及远征期间士兵们的日常生活。

关于这场远征，已有的各类记述大都出自军中高层，包括总司令蒙托邦将军、柯利诺（Collineau）将军、杜潘上校、巴吕（Pallu）海军上尉、特使葛罗（Gros）男爵。他们下笔时就想着日后出版给人看，因而会小心地把握尺度，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或者与官方说法相抵触。同时，他们也刻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而在吕多维克笔下丝毫没有这些顾虑，他不必为了故事效果而美化或塑造自己的个性。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因为他想晋升中尉未果，也没能获得勋章。因为他太年轻！他的心态和诚挚，让他能以真面目示人。

这也正是历史学家让-菲利浦·雷（Jean-Philippe Rey）对本书的评价。

最后，让我们以吕多维克对中国人的敬意结束这篇序言：

中国人非常聪明，而遗憾的是这个民族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我们能乘机获取多大的利益啊！但有朝一日，这个民族定将令世人生畏，因为她人口众多，智慧超群。

贝尔纳·布里赛（Bernard Brizay）为《1860：圆明园大劫难》作者，该书2003年由峭岩（Rocher）出版社出版，已译为中文和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