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让-菲利浦·雷

1860年7月19日，决定性的军事会议在芝罘召开。两位特使，英国的额尔金（Elgin）勋爵和法国的葛罗男爵，参与了会议，并在与库赞-蒙托邦、格兰特（Grant）、沙内（Charner）和贺布（Hope）等四位陆、海军将领讨论后发表了意见。会议决定两国舰队登船启航，最终在北塘前组织集结。7月28日，大约250艘军舰在直隶湾排列队形，在距离大沽炮台二十海里处抛锚。大沽炮台有中国人把守，阻断了白河的水路，即前往北京的通道。远征中国的行动是上一年最后几周在欧洲启动的，世上兵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派出的两万名军人，现在已经做好了登陆的准备。而如此兴师动众，是要解决什么纠纷呢？

1644年，以满洲为核心的清王朝掌握了中国的皇权。作为高度集权化的国家政体之首，中国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他要保证这个人口急剧增长的庞大帝国维持统一，而在全国约四亿居民当中，绝大多数是汉人。他还要维护国家的高效发展，首重农业和手工业，同时支持艺术事业。清朝早期几任重要的皇帝，尤其是康熙帝（1662-1722）和乾隆帝（1736-1795），修复了紫禁城，兴建了圆明园，它们既代表着皇家气派，也象征着社会繁荣。事实上，18世纪的中国社会立足于儒家文化传统，同时又表现出全方位的活力：国内市场蓬勃发展，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商人同业工会大量涌现，城市迅速扩张……然而，这样的发展是在没有西方介入的前提下完成的。另外，全国只有一个口岸对外开放，就是广州。然而到十九世纪，形势开始发生改变，帝国已呈现出衰落之象。咸丰帝1850年登基，在位十余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打破了社会与文化的平衡，威胁着他从前六位皇帝手中继承的政权。的确，洪秀全以“均贫富”为号召领导的农民起义，从1850年在中国南方发起到1864年被全面镇压，曾一度蔓延到上海乃至北京地区。对于此次英法远征而言，太平天国起义更加深了局面的复杂程度，它既然使中国处于动荡之中，也必然威胁西方人的处境，这就迫使英法要“协助”皇帝抵御太平天国的进攻，虽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让皇帝屈服。

直到此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仍然深信不疑，对西方世界仍旧一无所知。而以欧洲人为主的西方人，则对自身地位的提升有很深的认识，已经开始的工业时代更令他们对广袤的中华帝国，尤其是它所蕴含的经济资源，垂涎欲滴。此外，1815年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持久和平解放了欧洲大陆的生产力，为经济注入了活力。早在1793年和1816年，英国就两次向中国派出外交使团，以期达成商业协议，但都无功而返。由于大量进口中国商品（丝绸、茶叶和瓷器），英国希望平衡贸易，敦促中国开放国门。碰壁之后，英国最终选择恐吓和武力，迫使中国将主要通商口岸对英国商品特别是对鸦片开放。需要挑明的是，为了平衡贸易，英国试图将印度生产的鸦片越来越多地输入中国。正是在此背景下，1839年，北京决定断绝与伦敦的贸易往来，取缔这一严重损害国人健康和社会发展的交易。由此开始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初，中英两国在广州的河流上发生冲突，随后英军冲破防线，一路北上直达上海，又溯长江而上到达南京。清朝廷让步了。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为战争画下句号。条约规定向英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并将控制珠江口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首次大规模冲突让英国人获利巨大，随后，美国、法国也迫使清朝廷接受他们提出的苛刻要求。1844年10月24日，清朝廷和法国在黄埔签订的《黄埔条约》，约定清朝廷实行保护法国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的政策。的确，保护和支持传教士正是法国在华——以及随后在印度支那——行动中最显著的传统特点。虽然耶稣会士在清朝初年即被接纳，成为宫廷里的学者或艺术家，但后来逐渐不受欢迎。根据1805年清朝廷颁布的新诏，基督徒的活动也受到限制。

很显然，尽管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但相互对峙的双方根本无法相互理解。极速扩张中的西方认为全世界都是他们的，清朝应该敞开大门接受他们的影响。而中国人对西方只有鄙视，称他们为“蛮夷”，无法接受他们的狂妄。清朝深信自己是优越的，当武力抵抗落败时，谈判并签署条约只是为了赢得时间，可能从未考虑要遵守条约。于是，即便是正式条约中的让步条款，清朝皇帝也不以为然。

因而，局势难免越来越恶化。中国的做法显示出，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要把西方人赶出国门。1856年发生的两个事件燃起了欧洲列强的怒火，促使他们决定以强大武力迫使清朝廷遵守条约。2月24日，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被指控在广西非法传教，判酷刑处死，事件被渲染后引得法国公众群情激愤。10月24日，“亚罗”（Arrow）号船在广州的河面上被中国当局扣押[5]。自此，各个口岸局势紧张起来，欧洲人及其在当地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

1857年年初，英国议会决定派遣一支5000人的远征军，准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拿破仑三世在民意支持下派出海军，法国因此卷入争端。俄国和美国也参与进来，但没有直接参战。

1857年12月，英法军队炮击并占领广州，一面大肆炫耀武力进行恫吓，一面进行最后的外交尝试。在英国公使额尔金爵士和拿破仑三世的特使葛罗男爵的带领下，英法海军于1858年春进入直隶湾，兵临镇守白河口的大沽炮台，这是通往北京的必经之地。英法方面要求，经中国皇帝亲自批准签订的条约需正式递交给两国代表。由于清朝廷一再拖延，英法使节决定炮轰大沽口，强行进入白河并直抵天津。中国的防守迅速被攻破。5月31日，联军进城。英法使节以强势地位与清朝钦差谈判。6月26日和27日，中国分别与英国和法国签署了条约。虽然《天津条约》还有待批准，但局势已定。

然而一年之后，当英法两国使节前往天津交换批准书之际，由5艘军舰和11艘炮艇组成的小型部队遭遇了抵抗。他们低估了对方的力量。一年前毫无抵抗能力的炮台加强了防守，在1859年6月25日重创英法联军。中国炮台事先没有警告就炮击了英法的舰船，特里科（Tricault）舰长率领一小股法军试图登陆并攻击炮台，但没有成功。海军将领迫不得已且战且退，多人受伤。消息传到欧洲，此事被视为奇耻大辱。虽然英法之间因意大利事务、争夺摩洛哥、苏伊士运河计划等一系列问题而关系冷淡，但两国仍然下定决心出兵中国，让中国皇帝臣服于自己。

法皇正好利用这个计划，既加强与英国的联盟，亦改善与天主教徒之间因意大利事件而逐步疏远的情感。的确，拿破仑三世支持半岛统一运动，而不是与拉莫利希埃尔将军率领的志愿军一道捍卫教皇的利益，因此失去了大部分天主教徒的支持。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意大利事件与中国事件在时间上的巧合，就更容易理解法国为何如此坚定地对外干预。事件发生的日期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1859年6月24日，法军在索尔费利诺战役中获胜，这正是大沽口惨败的前一天；1860年9月18日，皮埃蒙特人在卡斯泰尔菲达尔多战役中大败教皇军队，三天后八里桥战斗大获全胜。但远征中国只是更广泛的对外行动的一部分，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试图通过对外侵略征讨实现扩张野心。他一直致力于减轻1815年各项条约的影响，因此对民族主义和各民族的权利大唱赞歌。这一点通过克里米亚战争以及支持意大利统一运动，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深受圣西门影响，意识到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世界经济将获得长足发展，于是，拿破仑三世为法国设计了海外扩张计划。从1850年到1870年，法国的殖民地扩张了三倍之多。首先是在地中海，接着是亚洲，尔后是拉丁美洲，法国军队担负起促进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增长的重任。仅就与中国事件同时发生的大事而言，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叙利亚事件。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当地马龙派（Ecclesia Maronitarum）教徒的保护人，1860年春天和夏天，贝鲁特（Beirut）和大马士革的马龙派教徒和德鲁兹派发生严重冲突，上千人被杀，教堂被毁，法国需要做出反应。在1860年10月至1861年6月间，一支远征军被迅速派出，以保护基督徒的安全。法国通过维持其在近东一贯的影响力，尤其是给基督教信众提供支持，以向反对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无论是远征叙利亚，还是远征中国，动机都如出一辙，且都表明了法国皇帝致力于壮大法国的决心。

冉曼在中国之战后获得第三颗将星（少将军衔）。他是中国远征军的副总司令兼第1旅旅长。曾任奥马尔公爵的副官，在非洲度过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在军中享有较高威望，广大士兵都钦佩他。他在外交和战略问题上思想敏锐，也深受总司令和英国联军的赞赏。

与英国一起向中国派遣远征军的决定一经做出，首先就要考虑法国参与的总体规模。因为担心引起英国方面的不快，法国很快就放弃了组建一支人数上超过英国部队并额外配备一支骑兵队的方案。于是，英国打算派遣约12000人，法国准备派出8000人左右。11月7日，陆军大臣向各师发出通函，征召志愿军。无论士兵还是军官，报名都非常踊跃，因此选拔格外严格。可以说，这支远征军是由法军精英组成的。作战部队约5600人，包括1600名陆军和海军士官，编为两个步兵旅。第1旅（冉曼将军率领）有4个步兵营，2个工兵连和1个工程排。吕多维克被编在该旅，是徒步猎兵2营的少尉，受吉约·德·拉波特利（Guillot de La Poterie）少校指挥。其实，猎兵营是七月王朝时期创立的精英部队。拿破仑三世在1853年将人数扩充了一倍，并将其中一个营并入皇家卫队。猎兵的装备和训练均优于步兵，团队精神也更强。第2旅（柯利诺将军率领）也是由4个步兵营组成，但另外还有4个炮兵连。如果负责护卫参谋部和外交官的五十多名北非骑兵不算的话，法军没有骑兵部队。在远征总司令的人选上，拿破仑三世选择了库赞-蒙托邦将军，并于1859年11月13日颁发敕令，详细列明了相关职权。库赞-蒙托邦将军时年63岁，骑兵军官出身，在北非期间表现卓越，并表现出出色的组织能力。他性格随和，人们希望他能与英国人和睦相处。不幸的是，1860年冬末，陆军大臣朗东（Randon）元帅把远征军中海军的指挥权授予沙内海军少将——他于4月19日抵达上海，管理一支拥有将近170艘舰船的部队——从而削弱了总司令的权限，让局面变得复杂起来。类似的“双头领导”也影响了英国方面对远征军最高司令的任命。格兰特将军不得不与贺布海军上将分享权力。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英国派出的陆军部队编成两个师，分别由米歇尔（Michel）和拿皮尔（Napier）率领。只是他们人数更多，组成也稍有不同：英军拥有一支逾1300人的骑兵，其中包括900名印度骑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英军人数更多，派遣起来却没有费很大力气，因为大部分陆军部队和海军舰队都是由开普敦和印度直接前往中国的。

柯利诺系士兵出身，是一个勇猛的军官，有卓越的带兵才能。他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受蒙托邦将军领导，后来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因第一个冲进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前的马拉科夫（Malakoff）内堡而名声大噪，并参加了意大利的几次著名战役（马真塔、索尔费利诺）。在整个远征中国期间，任第2旅旅长，但他在天津死于疾病，未能返回法国。

（文森·卢瓦耶[Vincent Loyer]摄，油画系Yvon绘，藏于纳莱萨布勒多洛讷[Les Sables d’Olonne]的圣十字修道院博物馆）

蒙托邦的父亲和岳父均为军官，本人毕业于索缪尔骑兵学校（École de cavalerie de Saumur）和参谋实践学校（École d’application d’état-major）。参加过多次北非军事行动，大部分军旅生涯在非洲度过。突出功绩包括，任北非骑兵第2团团长时，接受阿卜杜拉卡德尔（Abdel-kader）酋长1847年的第一次投降。获得荣誉军团十字勋章。1851年晋升准将。拿破仑三世邀其统领中国远征军时，他已63岁，在鲁昂（Rouen）军分区任司令。归国后任参议员，被封为八里桥伯爵，虽未能获得他期待的元帅军衔，但受命出任里昂军区司令要职。1870年帝国即将覆灭之际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9月14日后流亡比利时。

法国远征军完成装船用了不到3个月时间，在后勤方面堪称壮举。20多艘战舰，连同140多艘运输船（其中近一半船是租的），装载着必备的物资和将要在中国登陆的部队，在1859年12月5日至1860年1月11日之间，分别从土伦、洛里昂（Lorient）、瑟堡（Cherbourg）和布雷斯特启航。第一艘离开法国的是“山林女仙”（Dryade）号，于1859年12月5日从土伦出发。这是一艘蒸汽船，搭载42名军官和928名士兵，柯利诺将军也在其中，他于11月22日接到出发命令。紧随其后的是“卡尔瓦多斯”（Calvados）号、“茹拉山”（Jura）号以及“敢闯”（Entrepreneur）号，冉曼将军乘坐的就是这艘“敢闯”号，同行的还有38名军官和1042名士兵。12月17日，布雷斯特港发出第一条船“罗讷河”号运输舰，吕多维克所属的整个营都在这条船上，共有37名军官和876名士兵。总司令则于1月12日和他的参谋部（以及他著名的秘书和回忆录作者埃里松伯爵）一道从土伦出发，取近路前往上海，一路行经亚历山大港、开罗、亚丁、锡兰和新加坡，在整整两个月后的3月12日抵达。而部队的旅途相当漫长且不乏艰险，虽然中途生病和最终死亡的人数并不算多。很显然，途中的各个停靠站都已做了安排。船队的第一个停靠站是加那利群岛，确切地说是特内里费岛首府圣科鲁兹，吕多维克12月27日到达此地。因为需要绕过非洲大陆，船队随后驶往开普敦，在此地的停靠持续了较长时间。1月最后一周到2月中旬，几乎所有船只都曾在此处休整。“罗讷河”号于2月9日在面对开普敦的桌湾（Table Bay）锚泊，吕多维克在那里写了一封长信，落款日期为2月19日。然后，“罗讷河”号继续航行，2月25日驶过好望角，4月19日到达新加坡，5月2日抵达香港，至此时行程已达135天。

1860年3月8日，英法联军发出了期限一个月的最后通牒，要求大清皇帝为上一年在白河口攻击法国军舰书面致歉，确保法国人顺利前往天津和北京并得到1858年条约的批准书，以及向英法赔款以抵偿远征的费用。但他们在规定期限过后才得到了拒绝的答复。到此，战争已完全无法避免。4月底，英国人占领了杭州湾内的舟山群岛，目的是确保进入上海通道的安全。6月6日，他们动身北上。英国人进驻大连湾（旅顺港附近），法国人在对面的芝罘驻扎下来。为了经直隶湾（今渤海湾）向北方发动进攻，他们在这两个地方建立基地进行备战。随着船只陆续到达中国，英法的舰船亦在芝罘集结，准备北上发动攻击。7月19日军事会议做出的决定，复制了欧洲人曾经采取的策略：在北塘登陆，从大沽炮台一线强行突入白河，向北京进发，迫使清朝廷进行谈判，也就是迫使清朝廷屈服。本来，他们并非一定要到达北京，而是期待在到达北京之前就能大功告成。其实，清朝廷所采取的抵抗方式，才是导致最终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

从8月初至10月底，这段时间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军事行动，我们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联军在中国国土上站稳脚跟，打开通往天津和北京之路。他们由此表现出的优势应足以使清朝廷屈服。8月1日，大约4000名联军（英法人数相同，包括了各个兵种）在北塘登陆，没费什么气力就占领了北塘村和紧邻的炮台。他们得以就地建立一个安全区，作为地面行动的后方基地。行动必需的各种物资和装备均卸船上岸。吕多维克参与了这些行动，但尚未经受炮火的洗礼。

从8月12日到22日这10天时间里，防卫白河口的各个据点在大范围的包围和攻击下逐一陷落。8月12日，联军离开北塘并从陆路推进。14日塘沽战斗打响，假如没有联军火力强大的炮击，塘沽的防御工事本可以抵抗联军的进攻。此役，西方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首次显现出来。早在8月1日攻占北塘时，配备30磅和50磅线膛炮的法军炮艇就轻而易举地让清军的大炮哑火，岸边的小股清军骑兵迅速逃窜。事实上，战场上清军军队的人数始终远多于西方远征军。我们估计，整个清帝国军队约有100万，主要负责御外的“八旗军”约2.7万人，但其中能够投入反侵略战场的或许不到1.5万人。然而大清军队有三个无法克服的弱点：兵力分散在帝国广袤的土地上；部分军队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最重要的是武器装备陈旧落后，根本无法与西方人使用的武器相比。而欧洲人不容置疑的技术优势决定了他们采取的策略。英法联军通过首次交锋就已经确认，后续行动应以现代技术提供的强大火力为基础，即依靠步兵武器射程和炮兵毁伤能力的优势应对敌人的数量优势。的确，中国军队虽然纪律严明、士气高涨，但多数人只有冷兵器。而且，除了通过走私以及为抵抗太平军而从英国得到的极少数现代步枪之外，他们的火器射程短、精度差。每个人都很清楚，虽然骑兵的作用不可否认，但仅仅装备了马刀和弓箭的骑兵在西方武器面前微不足道，特别是无法抗衡刚刚在索尔费利诺战役中大显神通的线膛炮，以及在攻坚战斗中威力尤为强大的燃烧火箭。吕多维克·德·加尼耶·戴加莱曾多次目睹双方武器的巨大差距，而且在他旁观或参与的每次战斗中，这种差距都十分明显且具有决定作用。例如14日攻打塘沽即他首次参战时，10门4磅炮、若干火箭、阿姆斯特朗炮和山榴炮等共达50门左右，轰炸了整整一个小时。21日，大沽炮台遭受连续两个小时的轰炸，留在营地的吕多维克·戴加莱等人都能听到炮声。直到七八点钟时，炮台火药库发生爆炸，联军停止炮击并开始发起冲锋。步兵和水兵攀梯子爬上城墙，与守军展开惨烈的肉搏战。接近10点，清军撤出，包括守军将领在内的一千多人阵亡，还有大量伤员。虽然大清官兵顽强抵抗，却不敌联军，促使直隶总督决定与欧洲人谈判。为结束战斗，他答应弃守其余炮台，并将武器交给联军。至此已毫无疑问，天津的大门已经打开，无力保护它的清军准备撤离。在损失500门大炮和数千名军人（其中很多人被俘）之后，清朝廷只好利用外交手段，为残存的军力提供支持。

战役从此进入第二阶段。9月2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清朝谈判代表曾于8月23日露面，同意31日开始实质性谈判。在当天的谈判中，蒙托邦将军坚持要求前往北京，达成先前提出的种种要求。双方代表商谈的基础是1858年的条约，其中涉及提高战争赔款总额。还有一个条款令中国尤其难以接受，即批准条约的地点要在北京。但英法方很快发现，外交代表桂良和恒福没有能力让清朝廷遵守约定！清朝官员进行谈判只是为了拖延英法联军的行动，使皇帝获得必要的时间以组织首都的防御。英法外交官因为轻信上当，遭到猛烈抨击。1860年9月9日至11日，联军陆续动身向北京进发。三天后，清朝廷送达新的谈判建议。这一次出面的是自称能代表皇上的怡亲王。西方人虽然接受了建议，但由于对清朝廷不信任，提出把谈判地点安排在距北京25公里的白河和大运河的交汇处——通州。他们同时提出，军事行动不会暂停，所能做的让步只有两点：联军不越过通州南八公里处的某个指定地点，并且前往北京时，联军谈判代表只带2000人的卫队，不带炮兵。这一次，清朝廷的目的不仅是争取时间，而且要把联军吸引进一个以白河和张家湾镇为依托，配备强大火炮和众多骑兵的半圆形防御圈。格兰特与蒙托邦两个将领就如何应付敌方防御早有预案，遂使清朝廷计划落空，但他们同一天得知，清朝廷扣押了好几个英法派往通州谈判的外交官和随从军人。

转引自：Bernard Brizay, Le Sac du palais d’Été.Seconde guerre de l’Opium，Éditions du Rocher，2011。

显然，外交官已经束手无策。清朝廷把英法俘虏当作人质，以便在未来的谈判中做筹码。英法将领对中方的诚意疑虑重重，似乎清朝廷的种种拖延伎俩已经坐实。在此过程中，军事将领的发言权逐渐超过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下一步便是向北京挺进，迫使清朝廷签约。因此可以说，1860年9月21日著名的八里桥之战，开启了战事的第三个阶段。英法联军8000人于当天早上5点钟上路，随即与清军交火，清军则围绕跨大运河通往北京的八里桥构筑起防御工事。在左翼英军的配合下，法军的任务是进攻并夺取此桥。清军骑兵向柯利诺旅的部队大举冲锋，柯利诺则主要依靠4磅炮自卫并防止被敌包围。随后，12磅炮迫使敌军全部后退，步兵一举占领该桥。吕多维克参加了此次战斗，他的文字记载中提及的双方损失之悬殊，再次表明西方人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欧洲人阵亡者不足10人、受伤30人左右，清军则死伤数百人。八里桥战斗的次日，清朝廷试图重启谈判，此次派出的谈判代表是皇上的胞弟恭亲王，但由于清朝廷反复重申在达成协议之前不能释放人质，谈判于10月4日破裂。此时，英法联军占据优势地位，而在联军内部，军人取代了外交官，已经完全掌握权力。两军将领得知，清军将领僧格林沁已在北京以北筑垒备战，遂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这部分清军，再向首都进军。正是在绕北京城寻找清军骑兵的过程中，法国人和英国人发现并包围了圆明园。这一天是1860年10月6日。在随后的两天里，这处美轮美奂的园林遭到联军始而尚有章法、继之野蛮残暴的疯狂抢掠。10月18日，借口为了给被杀的人质复仇和尽快达成“和平”，英国人决定烧毁圆明园。这是英国和法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也是拿破仑三世黑色传奇的重要污点。雨果在写给巴特勒（Butler）上尉的著名信件中写道，历史将记载“一场偷盗，两个盗贼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他无情地指控法兰西帝国“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今天……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但在劫掠放火行动始作俑者的行动和记载中，看不到任何后悔的痕迹。在此问题上，吕多维克的信件完全能够反映远征参与者的心态。我们还知道，有一批当地的抢劫者和赃物窝主与西方人混在一起，而且未将他们手中的圆明园珍宝归还；被英国人烧毁之后，园子继续遭到偷盗破坏。尽管如此，恭亲王于10月20日同意英法提出的各项条件，英国人可以于24日进入北京签署条约。额尔金勋爵骑着马，率领他的参谋部和一千多人的队伍，得意洋洋地开进城里。葛罗也毫不示弱，坐着一乘八人大轿入城，身后跟随着由参加远征各部队代表组成的队伍，总司令以及冉曼、柯利诺两位将军各就其位。恭亲王率领着官服的文职官员，亲自迎接法方代表。到了10月25日的晚上，既然英法两国已经在中国首都以1858年条约为基础签订了新条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远征中国已经结束。但随后的几天仍然非常重要，法国人要为被清军杀死的6名法国人质举行隆重的葬礼，恢复天主教会的种种特权。我们还记得，这正是法国人参加这次远征的最初动机。10月28日和29日，接连举行了两场弥撒。第一场弥撒的地点是耶稣会士于17世纪建立的天主教墓地，它的功能根据条约得以恢复。第二场在北京主教堂内，它已经归还当地的主教。虽说劫掠和烧毁圆明园这一暴力行为立即实现了英法联军的直接目的，即为人质复仇，并阻止中国人此时的抵抗，但我们仍然要质疑此事长期的影响。的确，欧洲人认为这种惩罚手法只损害了咸丰皇帝的个人利益，但实际上，它深深地伤害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通过此事，他们让这所一直完全属于皇帝个人而大众从未涉足的宏伟园林走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就在这处作为皇上私产、充斥着皇家珍宝的夏宫被摧毁之时，它成为了国家记忆的组成部分，也成了中国百姓心中帝国文化的一个象征，这正是此次远征中国的一个意外后果，而且它并非一个微不足道的后果。此时的中国已经显露出全面衰败之象，这一局面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打败日本时才真正改变，其间发生的众多具有实质意义的事件，都没有引起时人的关注。当时，世界列强都在寻求利用清帝国的衰微攫取利益，其中行动最为迅速、成效最为显著者当属俄罗斯。年轻有为的俄罗斯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利用10月末出面调解之机，于11月14日从清朝廷手中攫取了一项补充条约。清朝廷被迫向这个贪婪的邻国割让大片土地，特别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而在英法远征中国的过程中，俄国仅限于担任旁观者的角色，所以对它来说，无论是开发矿产和木材还是取得商业（不久后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通商）利益，都是额外的收获。

法国军队于11月1日离开北京，一周后英国军队撤离。至此，对中国的远征已经宣告结束。两国凭借各自的军事力量分别达成了最初设定的目标，而且均可以从与清帝国的商业往来中获利，同时，其文化影响更是通过宗教的辐射作用而得到巩固。然而，参加这次远征的人们在回到法国时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公众舆论对中国之役并不真正关注，此事对他们来说过于遥远，而且规模太小，理由也不充分。相反，战争获得全胜、伤亡人数有限，倒使公众认定，这不过是一次“行军训练”。除此之外，摧毁圆明园的消息也产生了严重后果，它不仅进一步败坏了远征的名声，而且使决定这次远征的当局和个人威信扫地。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蒙托邦将军（1861年6月底在马赛上岸）尽管受到皇帝的奖赏，但这种奖赏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当然，蒙托邦当上了参议员，受封八里桥公爵（1863年追授世袭权），获得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并荣获军事勋章。但是，皇上关于给予蒙托邦终生和世袭巨额年俸的提议在1862年2月被立法机构否决。更令蒙托邦失望的是，他未能晋升为元帅，而后来指挥墨西哥战役惨遭失败的巴赞（Bazaine）居然成为元帅。除却此类波折之外，我们还应看到，远征中国还有一个长期的后果，它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日益增长，这恰恰是对十九世纪西方自我塑造的铁血形象的反弹。满脑子殖民思想的额尔金认为，只有残暴手段才能让当地人心生敬畏，欧洲人就应该使用暴力令人惧怕。而中国人则将摧毁圆明园视为卑鄙之举，是对文明的践踏，是西方劣根性的反映。此后中国与西方的相互疑忌长期存在，未有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