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丹术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已经成为一种有体系有方针的学识，众多有识之士纷纷投入炼丹大道，和当时道教交相辉映，逐渐融合到了一起。
曹操，一位风云人物，汉末的枭雄，而那个时代，恰恰是道教刚刚萌芽的时期，社会风起云涌，变动剧烈——所以，曹操不得不与道家有些牵扯。
说到道教，得从汉末皇室讲起。那时的汉朝皇帝们，跟道教其实也有点接触，特别是汉顺帝之后，道教才正式成型。当时黄老学说、神仙方术，甚至鬼神迷信，像一股潮流席卷了整个社会，东汉的道教组织就在这种氛围下萌芽。最初道教的两大派别，一个在东方，叫太平道；另一个在西南，叫五斗米道。
《后汉书·襄楷传》里提到，汉顺帝时，琅琊人宫崇带着他的师傅于吉所传的《太平青领书》来洛阳，这部书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书里讲的内容，既有政治理想，也有炼丹养生的方术，甚至还带着一些巫术色彩。顺帝一看，觉得这玩意儿不靠谱，立刻下令没收。后来，到了汉灵帝时期，《太平经》终于得到了官方认可，开始广为流传。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本书竟会引发一场大乱，最终促成汉朝的崩溃。
张角，就是那个点燃这场风暴的人。张角利用《太平经》，在民间传播太平道，他自称“大贤良师”，号召百姓反抗朝廷，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一时，黄巾军如火如荼，势力几乎覆盖了京师。曹操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也深知，这股力量不容小觑。于是，他既镇压，又招降，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手段，最终将黄巾军彻底打垮。
黄巾军失败之后，东汉的政权逐渐四分五裂，而曹操等军阀在这种动荡中崛起，进入了割据的局面。你可以说，曹操的崛起，某种程度上是得益于道教引发的那场社会大震动。所以，曹操对道教势力心存警惕，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与道家的关系却并不简单。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曹操与道家之间的联系究竟有多深？原来，道教的另一支派——五斗米道，创立者张道陵的曾孙女，竟然成了曹操的儿媳妇！这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但它却真实发生了。
张道陵，这个在蜀地学道的“大师”，精研炼丹术，后得“天师”封号，传授金丹之道，收徒无数。五斗米道的名字，也来源于当时信徒每家每户都要奉献五斗米。张道陵的家族传承下来，逐渐成为了道教的重要一支。而这个五斗米道的势力，也正是在曹操的治下，经历了特殊的历史变迁。
当时，五斗米道的权力在四川、陕西一带尤为显赫。曹操要对这些地方势力进行整合，甚至不得不与其中的领袖人物打交道。张鲁，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原本是五斗米道的继承人，也因为道术和政治手腕，一度在巴蜀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割据政权。
曹操征战西川时，张鲁的势力一度陷入困境。张鲁识时务，最终投降了曹操，得到优待。不仅如此，张鲁的后代和部下，甚至都成了曹魏的亲信。张鲁的女儿，最终也嫁给了曹操的儿子曹宇。这种政治婚姻，早已超越了宗教层面，变成了权力的博弈。
所以，曹操对待道教的态度，充满了“实用主义”。他严格打压民间的道教势力，但对五斗米道这种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宗教势力，反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甚至借助他们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换句话说，曹操的战略就是“既要防范，也要利用”——他懂得，如何将这些方术与道家势力为己所用，以便于自己在乱世中稳步发展。
在那个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的汉末魏初，方术之士悄悄地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出现了。这些人，有的潜伏在民间，有的隐居在山林，心中抱着一个共同的幻想——能够炼丹服药、导引行气，最终得以长生不死，成为神仙。他们继承了自战国、秦汉以来的黄老道家传统，却并不关心那些庙会、祭祀、斋醮的宗教活动，更看重的是自己修炼、求仙成道的个人道路。
这些方术之士，虽然与我们常说的民间道教有些不同，但很多时候被统称为“道士”——甚至有些人被叫做“杂散道士”或“流移道士”。他们的道术，往往不止于符箓禁咒，也有服药养生、行气导引等修炼技巧。于是，就有了后来所谓的“神仙道教”或者“丹鼎派”，这些道士的方术通常也被视为“左道”或“妖道”，不过在当时的许多史籍中，神仙道教和民间道教常常是混为一谈的——你看那些民间道士，也会偷偷传授些服饵养生的诀窍，而那些所谓的神仙道士，他们的道术中，也时常夹杂着一些占卜、符箓、巫术，甚至更荒诞的事，比如御女房中术、食粪饮尿之类的怪异法门。两者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难以分辨。
而曹操，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些方士们的活动。他怕这些方士与民间道教勾结，煽动不安，威胁到自己的政权。于是，他采取了一项相当独特的政策——把那些方士招致魏国，集中在一起，严格控制他们的活动。
有人说他是在监视这些方士，防止他们造反，这自然不无道理，但从曹操的做法来看，他也并不是完全抛弃这些“神仙术”，甚至有些人说他自己也很迷信，喜欢养生、服药、炼丹什么的，甚至动不动就让身边的官员去学学“房中术”。
而曹操的儿子，曹植，在《辩道论》中提到了一些当时的著名方士：甘始、左慈、郗俭，这些人声称自己有三百年的寿命，个个都是方术的高手。曹植说他父亲招这些方士来，目的就是不想让他们在民间胡乱传道，迷惑百姓。那些方士，也确实让魏国的官员们对他们的“辟谷”、“房中术”十分着迷，以至于市场上的茯苓价格都涨了几倍。
其中，左慈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左慈，是庐江人，年轻时就修炼道术，后来他学会了炼丹之术，甚至连鬼神都能驾驭。
曹操听说了他的名声，便召他进宫。左慈的到来，不仅吸引了许多人争相跟随，就连宫中的宦官都想学习他的房中术。有一次，曹操设宴，话题一转，他随口提到想吃吴淞江的鲈鱼，左慈立刻就说，“这个容易办”，然后他便用竹竿在铜盆里垂钓，没一会儿就钓出了两条大鲈鱼。曹操大为震惊，接着又要求他弄些蜀中的生姜，左慈也说能办到，然后就不见了，居然带着生姜回来。这些神奇的事迹，使得曹操既惊叹又心生疑虑，但更让人吃惊的是，左慈甚至能在人群中瞬间消失，躲避追捕，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曹操对待这些方士，并不是单纯的怀疑和控制。有个有趣的例子是华佗。华佗，作为当时的名医，技艺非凡，一度为曹操治愈了“头风症”（一种剧烈的神经性头痛）。曹操大喜，决定把华佗留在身边做私人医生。但华佗性格独立，并不喜欢待在官府，常常以妻子生病为由请假回家。曹操多次催促，他始终没有回来，最终，曹操派人查明，华佗的妻子根本没病。这让曹操非常愤怒，认为自己被戏弄了，最后把华佗囚禁并杀害了。
曹操集中所有方士的做法，表面上看是为了防止他们勾结造反，实际上也是在利用这些方士的“神术”来为自己服务。他既想通过他们的知识来延年益寿，也想借助这些方术，稳固自己的统治。其实，曹操跟这些方士的互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既是控制者，也是利用者，既有政治上的审慎，也有生活上的依赖。他广招方士，既是防备，也是依赖，因为这些方士的特殊能力，对他来说，既是治病养生的法宝，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