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这一秘密组织的势力范围极为广泛，遍及大江南北，不仅在国内有着深远影响，在海外也有众多分支。早在1849年，陈正成在新加坡设立了三合会，香港也有其分支。在遥远的美洲，还有一支与“老根”相隔万里的洪门组织——美洲洪门致公堂。“致公堂”寓意大公无私，传说是参照忠堂设立的。
1946年7、8月间，报纸报道称，该组织代表在上海参加了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大会，其领袖司徒美堂被推选为民治党主席。然而，仅过了一年，报上便刊登了司徒美堂的声明，表明他脱离民治党，随后悄然离港，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昙花一现的领袖地位以及红极一时的民治党背后，想必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神秘内幕。若想揭开其中的秘密，还得从美洲华侨堂口的故事探寻起。
司徒美堂的热血风云路
唐人街，是美国旧金山华人的聚居地。这里承载着华裔民众的悲惨历史，也孕育出无数英雄豪杰，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奏响了一曲曲悲壮的赞歌。
近代中国，国弱民贫。破产的农民、城市手工业者、平民，以及功名不得志的穷秀才，还有太平天国的革命志士，纷纷漂洋过海，成为旅居美国的“海外孤儿”。
美国流氓、官员与清朝钦差相互勾结，肆意欺凌无助的华侨。为了生存和自卫，华侨们自发组织起“帮会组织”。据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记载，当时共有26个大堂口。此外，华侨中还建立了许多封建性会馆，二者有时相互交织。这些组织大致可分为洪门帮会、姓氏组织、地方组织、行业组织四种类型。
入会者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出于生活考虑，希望在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以及送骸骨回国等事情上能有个照应；有的则是出于政治考量，比如康有为在美国组织“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吸纳封建余孽兴风作浪。孙中山也曾借助华侨堂会的力量。
不久后，堂口的声势愈发壮大，90%的华侨都加入了堂会，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就连美国总统都对其另眼相看。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担任总统之前，曾在安良堂担任法律顾问长达20年。
在各路堂口中，洪门致公堂颇具影响力，其堂主便是武功精湛、德高望重、名震遐迩的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荻洲一个破产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孤儿寡母常受人欺侮，这使他发愤学武，养成了好斗的性格。
14岁时，司徒美堂来到美国。受《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两书影响，他加入了洪门致公堂，投身“反清复明”活动。为了谋生，他起初在中国杂碎馆“会仙楼”当厨子，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仅12美金。
当时，有些美国流氓经常欺侮华侨，吃喝不付钱，还肆意打砸，甚至动手打人。司徒美堂对此愤愤不平，暗下决心要教训他们。
由于家庭的特殊经历，司徒美堂从小就比同龄人更能吃苦，充分展现出广东人不服输的精神。后来，他在学武过程中刻苦努力，加上天资聪颖，进步很快。但毕竟年幼，臂力不足，只能防身，难以制服他人。
到美国后，司徒美堂巧遇良师“雪豹怪人”。这位怪杰师承华山派，后浪迹江湖，博采众长，通晓各家武术要旨，华山剑术、渤海棍术、镇山伏虎拳都练得出神入化。多年的江湖历练，让他创造出许多暗藏杀机的怪招，再配上卓绝的轻功，20多年来罕逢敌手。因其行踪不定，故而人送绰号“行空雪豹”。
“雪豹怪人”心地善良，行侠仗义，为人持重。他虽喜欢司徒美堂，但并不愿全力传授武艺，司徒美堂对师傅也心怀三分惧怕，不敢多问。他只能通过眼看、心记，跟着师傅练习，一个套路三五天就学完。尽管如此，司徒美堂在美国也鲜逢敌手，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修炼，武功更是日益精进。
有一天，几个流氓又来捣乱，借口饭菜不好，赖账不付钱，还将前去讨要的跑堂伙计打翻在地，口中辱骂着“东亚病夫”。正在厨房揉面的司徒美堂听到动静，闪身而出，护住伙计，厉声道：“中国有句俗语，不要欺人太甚！”
几个白人见他是个20岁出头、土里土气的小伙，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为首的一个挑衅道：“也想尝尝我们美国人的拳头吗？”说着便步步逼近。
司徒美堂心想，自己练了这么多年功夫，还未真正施展过，今日不妨一试。师傅临走时叮嘱过不要杀无辜，自己主持正义并不违规。他看着对方走近，搓下手中白面，捏成一团，扬手掷出。
司徒美堂虽没学过暗器功夫，但小时候经常扔石头，这些年研习武功也有了些内力，此时将力量凝聚在面团上。只听那流氓“嗷”的一声，双手捂住眼睛。另外三人见势不妙，一拥而上，拳脚乱打。司徒美堂不退反进，使出镇山伏虎拳的看家本领，一拳、一掌、一拉，三人瞬间倒地。
司徒美堂怒视着他们，讥讽道：“进招吧。”那几个流氓哪还敢动手，急忙爬起来就跑。跑到门口才发现少了一人，只见地上有个同伙已伤了要害，不省人事。他们赶忙抬着人送往医院，结果半路上这人就死了。
为此，司徒美堂遭到美国政府缉捕，要被处以绞刑。多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营救，他才重获自由。
司徒美堂与安良堂风云
司徒美堂出狱后失业，只好给洋人当管家、看孩子、做保姆。1894年，他得到一个机会，到美国军舰上当厨手，随舰游历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地。这段船员生涯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也让他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
离开战舰后，司徒美堂到波斯顿贩卖肉类、瓜菜维持生计。此时的他积累了不少社会经验，在华侨中小有名气。后来，他与洪门致公堂取得联系。该堂原本势力庞大，盛时有八九万人，但当时堂内组织散漫、力量虚弱。于是，司徒美堂产生了在致公堂另立山头的想法。
1894年冬，司徒美堂与好友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商议，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的人，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宗旨，组建了自己的组织，并迅速发展到21个城市。随着人数增多，又增设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
安良堂虽独立出来，但不忘洪门先祖，堂内供奉着始祖洪英、蔡德英等五祖，以及“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军师”陈近南等人的神位。“新丁”入会须饮鸡血酒拜盟，之后要通过考试，内容包括三大信条（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三十六誓和七十二例，还要对答“书仔”（暗语）以及进行百问百答等。
新丁入堂先当“散仔”，出力后可升迁。堂员有每月交纳香油费的义务，用以维持堂内开支及救济兄弟；逢患难打斗之事，人人要勇敢向前；若不幸身亡，堂内会拨重金抚恤并按时扫祭；兄弟遭官家捉拿，要全力搭救；堂内兄弟对堂外之人要严守秘密。
由于安良堂为普通下层华侨撑腰，司徒美堂本人又注重人事动态，使得安良堂地位提高，成为致公堂老组织中的“龙子”，与致公堂互壮声势，独霸一方。因此，司徒美堂还曾被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
安良堂除为兄弟们解决问题外，还参与政治活动，宗旨是“反清复明”，主要针对清朝钦差、在美的保皇党和国民党当权派。
例如，清朝钦差伍廷芳1908年到波斯顿唐人街时，差点被华侨揍；1933年国民党派张发奎赴美进行祸侨勾当，在宴会上被华侨清算血账，狼狈而逃。安良堂还千方百计保护反清反蒋的革命志士，蔡廷锴、杨虎城、陶行知、冯玉祥等赴美时，都得到了司徒美堂的保护，使蒋帮特务无法加害。
各堂口、帮会建立后，把华侨组织了起来，这让美国政府和清朝在美国的官员感到恐慌。他们利用堂口的宗派性、保守性挑拨离间，制造猜疑，引发堂斗，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各堂口间也常因买卖和私仇结怨，经奸人挑唆，渐渐陷入宗派斗争。安良堂首领司徒美堂就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堂斗“英雄”之一。他晚年回忆时说：“那时，各堂头目就像被人玩弄的蟋蟀，只要美帝的小竹丝一摆动，两只蟋蟀就打到你死我活，而美帝则在旁边狞笑，真是痛心！”
据统计，本世纪初大小堂斗不下六七十次，死亡300多人，伤者无数。下面介绍其中两次堂斗情况。
一次是1931年安良堂与协胜堂的决战。战斗第一天从早晨开始，安良堂一方由司徒美堂主持。他足智多谋、武功超群，还手持双枪。他的手下多是气血方刚的年轻人，个个勇猛。协胜堂的堂主是新接班的秦照应，靠美国人资助，向司徒美堂挑起事端。双方互射，两条街陷入枪林弹雨。
司徒美堂是对方主要打击目标，但他无惧子弹，不断变换位置，双枪齐放，弹无虚发。战斗持续多月，双方互不相让。后来司徒美堂被对方向美国人告状，只好流亡香港，一年后才重返纽约。其间，他曾在戏院看广东戏时遭敌人行刺，幸运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是因卖国求荣引发的堂斗。1913年，广东海军将领程璧光乘海圻舰赴美访问，他的外甥邓少云在美国留学，娶了美国太太，在移民局当翻译，却作威作福、敲诈华侨，后被人用斧头劈死，暴尸唐人街。因邓少云是一个堂口的人，该堂口向对手递出“挑战书”，引发堂斗。
堂斗时，唐人街商店关门，街道空无一人，双方人员你来我往，枪声不断，有人倒地。美国警察和密探在旁监视，对死伤不管不顾。这场战斗双方死伤多人，后经调解才结束。
辛亥革命期间，在反清宗旨下，堂斗减少。后来，旧金山岗州公所主席李宝湛召开“和平会”，各堂立和约，堂斗更为少见。直到淞沪抗战，华侨深感国势危殆，司徒美堂受“和平会”启发，组织“华侨筹饷总会”，团结抗日，枪口对外，最终熄灭了30多年的堂斗之火。
从满怀期待到与老蒋“掰脸”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司徒美堂等致公堂领导人打算成立“华侨政党”，期望胜利后回国参与政治活动。
1945年3月12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纽约举行，加拿大等九国致公堂组织参与其中。会议将洪门致公堂改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当选为该党全美总部主席。
大会通过党纲和对时局宣言，提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还发出《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政府”。然而，此次改堂为党并无实际意义，新党仍是换了招牌的封建帮会组织，党内依旧供奉“五祖神位”，工作人员和领导人也未改变。
抗战胜利后，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朱家兆等人政治兴趣愈发浓厚，为扩大洪门致公党的影响力，司徒美堂率代表团回到上海，准备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
这些老华侨此前很少回国，对国内情况了解有限。他们自认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抗战八年也出钱出力，还为蒋政权募过捐，回国后定会受到蒋介石的热情款待。但现实却让他们大失所望，蒋政权忙于准备内战，官员们忙着劫收发财，美国兵肆意横行，无人热情招待他们。
上海滩的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与司徒美堂曾在重庆相识，有点帮会交情，可此时见司徒美堂企图在上海搞洪门山头，便暗中埋下拆台的伏笔。
司徒美堂虽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满，但对蒋介石个人仍抱有幻想。他先拜访了蒋介石，寒暄过后，两人话不投机，未解决重要问题。两天后，司徒美堂到南京梅园新村拜会周恩来，受到热烈欢迎，此后周恩来还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看望，邀请他到解放区参观。
由于上海各反动势力不支持，司徒美堂的“恳亲会”迟迟无法举行。他们归国时带回了一笔不少的筹备费，却因住高级旅店、吃喝玩乐等，不到一个月就到了付不起房租的地步。
早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司徒美堂以“华侨参政员”身份从美国回到香港，不幸被日本特务头子天崎逮捕，日寇逼迫他当维持会长，75岁的司徒美堂展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坚决拒绝，后化妆脱险，步行几百里来到重庆。
当时在重庆的蒋介石夫妇想利用司徒美堂，对他显得谦恭热情。蒋介石见时机成熟，便让吴铁城以国府委员之位引诱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司徒美堂坚决不从。次年，司徒美堂返美，蒋介石叮嘱他“宣慰美洲华侨”，回美后，司徒美堂为此花费了8万多美金。
这次回国，司徒美堂因蒋介石的冷落以及好友陶行知的离世等事受到刺激，又在朱树楠的怂恿下，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讨债。蒋介石忙于对付共产党，让吴铁城应付，吴铁城毫不客气地表示“政府的钱不能给异党去用，筹备会议自己掏钱”，还说“你们组织党，可以到美洲去搞，为什么要回来”。
司徒美堂听后勃然大怒，拍桌打翻茶杯，还要拿手杖打吴铁城，幸被众人拦住。从此，司徒美堂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只是，身处困境的司徒美堂本该投靠共产党，却走上了弯路。
洪门民治党背后的阴谋
“洪门恳亲大会”本已濒于流产，却突然峰回路转，变得有人有钱。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于7月25日顺利开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CC系打算掌控这个组织，故而极力促成此次会议。这背后另有缘由：过去，国内的帮会组织多被军统特务戴笠通过杜月笙加以控制，CC系难以渗透；此时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组织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CC派便想趁机打入美洲洪门组织。
其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CC头子陈立夫公然发表“解决中共问题如治直肠炎，应当施用外科手术”的言论，想借助开会之机营造民主假象。实际上，建立新党只是幌子，全面反共才是其真实目的，拉拢这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不过是其中一步棋。
这个洪门恳亲大会的仪式，充满了浓厚的封建帮会色彩。礼堂门口挂着“义气待兄弟，忠心报国家”的对联。然而，入会者各怀心思，谁也不愿放弃自身利益，争吵不断，直至8月2日才闭幕。
会上，CC分子通过多数表决的方式，强行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建党日期定为8月1日）。司徒美堂坚决反对，认为致公党的招牌不能改，改了就是背叛祖宗，但他势单力薄，未能说服众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CC派为借助司徒美堂的声誉，选举消极入会的他为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实则实权掌握在张书城、陶中、吕雒九3人手中，把年迈的司徒美堂当作木偶摆弄。
司徒美堂毕竟不凡，不为CC派的利诱所动。他深知其中阴谋，于9月向各报发表谈话：“本人主张联合各党派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建设。”并强硬表示：“我们并非任何党派的附庸，我们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准则。”
陈立夫担心事情闹大，对打入洪门组织的计划不利，便委婉建议蒋介石安抚司徒美堂。蒋介石设宴招待，还在酒桌上答应让宋子文通过上海接收机构，准许司徒美堂组织人接办德国人在真如经营的颜料厂以解决费用问题，但这些承诺显然无法兑现。
民治党成立不久，恰逢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司徒美堂与国民党产生争执，矛盾进一步激化。原本民治党要效忠国民党，但蒋介石占领张家口后，骄横无比，根本不把小党派放在眼里，只给司徒美堂一个代表席位和3000美金特别费，这让司徒美堂极为不满。蒋介石、陈立夫派江征卿、杜月笙等人前去劝诫，甚至恐吓他，司徒美堂则针锋相对，谈判不欢而散。
驻国民党政权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听闻此事，考虑到司徒美堂在美洲华侨中有一定影响力，也来劝和。司徒雷登吹嘘自己是半个中国人，在中国住了50年，将来还要老死在中国。司徒美堂回应道：“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却并不爱美国，我是地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如果美国人真诚援助中国，我很感激，但美国兵在中国各地挑起内战，长此以往，中国未亡于日本却要亡于美国。”说得司徒雷登面有羞色，只好告辞。
这场约谈后，司徒美堂态度愈发强硬，拒绝担任伪国大代表，还让美洲洪门代表全部先行离沪返美，自己则准备坚守阵地，展现出大义凛然的姿态。
代表们离开后，上海发生了“摊贩惨案”。1946年冬，国民党上海当局禁止黄浦、老闸两区摊贩营业，逮捕近千名营业摊贩，引发摊贩们的愤怒反抗，他们游行示威，包围警察局，5000余群众参与斗争，形成全市性抗争。这让司徒美堂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接着，内战进入高潮，民主人士纷纷离开国统区。司徒美堂也难以继续留在这里，1947年7月，他让儿子司徒健庭执笔起草“脱离民治党声明”，登在上海各报，表明不赞同民治党的所作所为，即日起脱离民治党的一切职务，随后重返美国致力于华侨福利工作，不久后抵港隐居，思索未来的出路。
投身革命的传奇之路
经过近一年的冥思苦想，司徒美堂逐渐认清：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司徒美堂深受启发，决定不再袖手旁观。8月12日，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坚定地说：“谁是爱国爱民之人，谁是祸国殃民之辈，已然清晰明了。我虽年事已高，但只要一息尚存，这份志向便不会有丝毫懈怠。”
招待会后，司徒美堂分别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等先生，阐述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随后，他以“返美参加美洲洪门大会”为由，向蒋介石申领出国护照。
临行前，中共代表连贯同志为其饯行，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明确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离开香港后，他还登出拥护共产党新政协的声明，痛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赞成中共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号召大家团结奋进，争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
这里有个小插曲。蒋介石得知司徒美堂在香港有一些反国民党的政治活动，虽证据不足，但还是勉强给了他护照。当司徒美堂坐飞机从上海前往美国时，蒋介石已得到其在香港活动的详细情报，于是下令拘留。然而，意外情况导致命令延误，等特务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一小时，正所谓“虽有缴，尚安所施”。
司徒美堂回到阔别一年的美国，此时局势已然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支持梅友卓占据了安良堂，民治党因CC分子的渗入而四分五裂。李宗仁等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在华侨中上层分子中培植第三势力。此外，洪门中人对“老大哥”在上海的遭遇不理解，认为他过于软弱，对司徒美堂产生了抵触情绪。
身处困境的司徒美堂决心重塑威信，将美洲洪门团结起来。由于无力组织大型集会，他通过一系列访问演讲，向大家报道祖国的解放形势，解释民治党失败的原因。
同时，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致美洲全体洪门人士书”，提出促进洪门团结、实行彻底革命、支持祖国建设这三条建议。他的思想通过美洲众多华侨报纸在洪门徒众中广泛传播，再加上全国解放的胜利消息，对团结爱国洪门人士、澄清是非、打击蒋帮在洪门中的活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民政协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举为美洲华侨代表，于9月初飞回祖国首都北京。
从1949年9月到1955年5月，司徒美堂先生一直居住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宁静的四合院中。他积极担任人民政府的工作，生活安稳无忧，备受人们尊敬，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总之，司徒美堂先生在历史的洪流中，历经波折，最终坚定地站在了人民的一边，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