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西安事变大显神威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蒋介石突然远离了那风起云涌的政坛，跑去日本。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尤其是在蒋介石还宣布，这一趟与政治无关，只是为了得到宋氏家族的同意，来成全他与美龄的婚事。这话说得轻松，可背后的玄机可不简单。

当时，政坛的局势已经变动不居。曾经起伏不定、逼迫蒋介石下野的桂系军阀们，早已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蒋介石呢，正是那时显现出了他罕见的冷静——他明白，想要再度掌控局面，绝不能着急，要稳扎稳打。这次的日本之行，俨然成了他当务之急。

这不仅仅是为了和随母赴日的宋三小姐完成那些微妙的婚姻事务——这背后，是一场宏大的政治棋局。蒋介石还要通过这次机会，同日本的朝野建立更深的联系，赢得未来的支持。而就在这番铺垫之后，他的回国之路也显得越来越顺风顺水。10月，蒋介石满载而归，12月，终于和宋美龄结成连理。

翌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重新崛起，恢复了三把交椅——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几乎是瞬间，他重新掌控了党政军三权，一切似乎都在他手中。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虽然权力归位，稳了些，但暗流汹涌，风头未必就此消散。特别是得到了宋美龄和宋家强有力的支持，他并未忽视局势的紧张，反而趁机做起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首先，他听取了内阁的建议，将舅舅宋子文扶上了财政部长的宝座。这个人，手腕了得，很快为蒋介石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宋子文利用家族关系，与江浙财团的高层打成一片，成功把财源引入了国民政府的金库。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军事扩展，宋子文还以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的方式，为政府筹得了大笔资金。而且，他通过宋家和英美的广泛联系，顺利实施了对外国资本有利的税制政策，一举打通了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渠道。

有了钱，又有了外交的支持，蒋介石在军事上也如虎添翼。隔天他和唐生智打，后天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甚至连冯玉祥和阎锡山也都成了他的“目标”。关键时刻，他还不忘用钱来拉拢地方实力派人物，玩起了倒戈的把戏。几番过后，蒋介石终于稳住了自己的脚跟，度过了那段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

有人说，蒋介石的成功不过是侥幸，总是能在关键时刻遇到“贵人”。他自己倒是很少争辩，偶尔他提起自己结婚的那句“与宋女士结婚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总是带着一丝得意。

但不可否认，宋美龄的政治手腕逐渐显现，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许多人开始明白，原来牵动蒋介石命运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谋略，背后还有那个才华横溢的内助。西安事变时，宋美龄的坚定立场，更是其中最亮眼的一笔。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驻西安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兵谏”，他们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作为释放的条件。消息一出，震动全国。

南京那边，形势紧急。12月12日晚11点半，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了个紧急会议，大家激动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绝不能容忍张、杨这“劫持主帅”的行为。会议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暂时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冯玉祥被彻底架空，连会议主持的权力都失去了。而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表态，要严惩张学良，并准备对西安发动军事打击。

可在西安，局势则愈发扑朔迷离。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初希望蒋介石能够接受他们的条件，然而，蒋介石的反应却出乎意料。他不但不接受条件，反而大怒，连连骂张学良。事态愈演愈烈，张、杨也转而希望通过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来为自己助力，然而，这个计划并不如他们预期那样顺利。

就在形势紧张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开始蠢蠢欲动。第二天，黄埔系将领们便联合发表通电，要求讨伐张学良，简直气势如虹。

西安方面，气氛则愈加紧张。学生、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蒋介石接受八大主张，联合抗日。整个国家，仿佛被这股力量推向了一个临界点。

中央方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彻夜分析形势，商量对策。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当务之急。各方力量，势均力敌，局势真是捉摸不定……

这场局面，简直是僵持得像冻土般不见一丝生气。张学良心急如焚，整日绞尽脑汁地思索，想要找到能打破僵局的办法。于是，他决定偷偷地给宋美龄发了一封电报。电文里并没有对蒋介石的剿共或媚日行为做激烈的指责，也没有热血澎湃地谈论抗日救国，只有几句简单却意味深长的慰问话：“学良一生未曾负人，心怀耿耿，天知地知，夫人请放心。”他心想，或许通过宋美龄，才能稳住南京政府，暂时拖延这场风暴。

然而，南京方面，特别是那些要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声音，已经如狂风骤雨一般，压得人透不过气。宋美龄，身为一介女流，能凭什么力挽狂澜呢？

12月12日晚上，正在上海的宋美龄突然从孔祥熙口中得知，蒋介石被扣在西安的消息，这犹如晴天霹雳，吓得她愣了好一阵，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她试图通过电报了解西安的情况，但无奈通讯中断了。急忙搭上专车，和孔祥熙连夜赶回南京。13日清晨，宋美龄终于抵达南京，和大姐夫孔祥熙以及私人顾问端纳商量对策。这时，何应钦赶来，一边递给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一边告诉她昨晚中央常委会的决定。宋美龄这才明白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变的原因，心里不禁为丈夫的安危担忧。就在这时，张学良的电报传到了，告诉她蒋介石安然无恙，宋美龄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她开始冷静地理顺自己的思绪，思考局势。她从自己想到国家，从丈夫想到全局，心情时而低沉时而激愤，无法平复。她对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深感不满，立即指出：“中央的决策太过急躁，几小时之内就决定了张学良的处罚，根本没有弄清楚真相，况且此时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这简直是非理性的行动！”何应钦根本不理会她的意见，依旧按中央的决定调兵遣将。

战云密布，西安的天空仿佛随时都会被炸成废墟。宋美龄焦虑万分，再去找何应钦理论。两人在办公室里争执不下，一个坚持讨伐，一个反对动武。最后，何应钦不耐烦地说，宋美龄不过是妇人之见，只顾着为丈夫担忧，把家事搀杂到国家大事中。宋美龄却毫不退让：“委员长的安危与国家的生死息息相关，难道不应该考虑吗？没有了委员长，这个国家还会有统一政府吗？”何应钦满脸不屑，宋美龄怒不可遏，指着他说：“我虽然是妇人，但绝非只顾私情。如果委员长的死能为国家带来利益，我一定会劝他为国捐躯！”

双方争执不下，宋美龄只得转身去找其他中央大员，然而无一人支持她。戴季陶更是火冒三丈，坚决主张立刻开始讨伐。连平日里不太言辞的居正也站了出来，大声喊道：“不赶紧行动，岂不是要坐视国家灭亡？”于是，讨伐的命令正式下达，何应钦也开始做作地举行了个誓师仪式，仿佛是为了蒋介石戴上孝，激起士兵的悲愤情绪。

宋美龄眼看局势越来越紧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拨通电话给洛阳，要秘书端纳尽快去找蒋介石，争取一纸停战令。终于，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亲笔手令赶回南京，停战三天，暂时中止了对西安的进攻。

然而，即便是如此停战，蒋介石依旧态度坚硬，拒绝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谈判。宋美龄深知，若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必须有一个人能在两方之间斡旋，而这个人，正是她。

她开始为亲赴西安做准备，决心以自己的身份和智慧，帮助丈夫度过这次生死危机。为了避免南京方面不顾停战令而贸然行动，宋美龄隐瞒了蒋介石在信中的态度，顶住了众人的质问，稳住了何应钦。同时，她还让宋于文以私人名义急飞西安，并带去了第二封信，声明若三天内不见到丈夫，她定将赴西安与蒋介石生死共赴。

蒋介石看到信后深感触动，感慨万千，却依旧认为西安可能是他的死地，不想让妻子也陷入绝境。急忙催促宋于文赶紧回南京。

第二天，宋于文果然回到了南京，带来了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也带来了中共的最新动向。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积极调解，达成了统一意见。然而，蒋介石顽固的态度却让一切进展停滞不前。

宋美龄在听完这些消息后，更加坚定了亲赴西安的决心，她相信，这才是唯一能够拯救丈夫、拯救国家的希望。

12月22日，宋美龄带着宋子文、端纳和蒋鼎文一行，飞往西安，迎接一场意义非凡的“拜访”。她刚到西安，就迫不及待去见蒋介石了。由于没提前通知，蒋介石一见到她，既惊讶又有些忧虑，他看着妻子说：“你真来了，这可是虎穴啊！”

宋美龄淡定一笑，回道：“你在这里，我怎能不来？”蒋介石叹了口气，似乎有些无奈，他告诉妻子，自己现在真的是左右为难，什么承诺也不能做。

宋美龄温和地说：“我们得从大局出发，既要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得顾及你个人的安全和前途。你是党政军的首脑啊！”接着，她又告诉蒋介石，张学良和周恩来都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张学良明确表示，兵谏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地盘，唯一的要求就是蒋介石同意抗日；而周恩来则希望蒋介石停止内战，联手抗日，甚至表示中共可以支持蒋介石作为全国领袖。这真是一个改变局势的机会，周恩来也劝蒋介石千万别错过。

蒋介石听完后，轻轻哼了一声，似乎不置可否。可至少，他没有再提“玉碎”的话。

自西安事变以来，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放下心来，完全听完宋美龄转述的中共立场和他们的解决方案。之后，宋美龄还与周恩来有了长时间的交流，她知道杨虎城对放蒋依然心存疑虑，于是希望周恩来能去说服他，而周恩来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的大义和诚恳打动了宋美龄，她也坚定地表示会全力劝说丈夫停止内战：“我们是黄帝的后裔，不能自相残杀，任何内政问题都应该通过政治解决，不该动用武力。”周恩来也深表同意。

会谈结束后，双方握手告别，各自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继续努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联手劝说蒋介石，蒋介石的态度逐渐有所松动，最终同意了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决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然而，他还是坚持只由宋美龄和宋子文出面，谈判的协议不签署书面文件，只有以“领袖人格”作担保。

中共和张、杨方面表示理解并同意。于是，经过两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八项主张：孔祥熙和宋子文负责组织行政院，务必让各方满意并清除亲日分子；中央军撤出西北，宋子文、宋美龄承担责任；蒋介石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以先行通知；红军的名称保持不变，停止剿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与宋庆龄商定；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联合苏联，并与英美法保持联系；蒋介石回南京后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西北军由张学良和杨虎城负责。

到了24日晚上，宋美龄应周恩来的请求，未经蒋介石同意，将他带进了蒋介石的居室。蒋介石看到周恩来进来，一时有些措手不及，勉强起身打了个招呼，寒暄过后才恢复常态。他对周恩来说：“你曾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不慌不忙地回应：“只要蒋先生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不仅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能听蒋先生的指挥。”蒋介石微笑了。

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蒋先生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知道这是关键问题，立刻在一旁替丈夫开口：“以后不会再剿共了。”接着，她转向周恩来：“这次真的多亏了你，千里迢迢从延安来调解，我们深感感谢。”

蒋介石也感慨万千，思考片刻后，他作出了三点承诺：第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并由自己指挥；第二，宋氏兄妹和张学良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此前的商谈内容；第三，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上门谈判。

矛盾的各方开始逐步缓解，局势也逐渐转向平稳。最终，张学良应宋美龄的单独请求，将蒋介石送回了南京。

一念之差，蒋介石从生死边缘走了回来，国内局势也开始恢复秩序。每每回忆起这段历史，蒋介石都感慨不已。他曾告诉陈布雷：“我每天念圣经，圣经上写着，上帝会派一个女人来救我。”这是庆幸自己死里逃生，还是表达对宋美龄的感激呢？

五年后，宋美龄应邀访问美国，蒋介石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写道：“内子不仅是我的妻子，也是过去十五年我共同生死、患难的同志，了解我的心意，绝非他人能及。”这些简短的话语，传达了宋美龄不仅是蒋介石的伴侣，更是他背后的坚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