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新时代贵州精神与文化自信概述》：新时代贵州精神内容和演进历程

新时代如何建设发展好贵州，如何打好贵州的三大攻坚战（精准脱贫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唯有用新时代贵州精神来具体指导贵州各项工作，唯有让新时代贵州精神根植人心，才能真正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党的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指出，近5年来，贵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各方面工作不断有新进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脱贫攻坚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贵州取得的成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总书记希望贵州的同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贵州精神”，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续写新时代贵州发展新篇章，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贵州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强调，这十六字精神就是新时代贵州精神，是全省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支柱和宝贵财富，并对新时代“贵州精神”进行了解读：“团结奋进”就是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万众一心、奋发作为；“拼搏创新”就是要攻坚克难、敢为人先，推陈出新、敢闯新路；“苦干实干”就是要不惧辛劳、脚踏实地，担当实干、狠抓落实；“后发赶超”就是要不甘落后、跨越发展，弯道取直、赶超进位。之后省委又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新时代意识和感恩意识，主动找准认清贵州所处的历史方位，大力培育和弘扬‘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续写新时代贵州发展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在解放思想上有新进步，在改革开放上有新突破，在后发赶超上有新成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有新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贵州要持之以恒、善作善成，把管党治党的螺丝拧得更紧，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大力培育和弘扬新时代贵州精神。‘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是广大干部群众不畏艰险、奋力攀高、赶超跨越的真实写照，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强大精神动力，是贵州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支柱和宝贵财富。要将新时代贵州精神融入全省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引导各行各业对标对表，将新时代贵州精神内化为攻坚克难的品格要素，外化为后发赶超的强大动力，转化为全省各族人民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的坚定信念。”[1]

新时代贵州精神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十六个字所代表的四个方面是彼此联系，相互贯通，互为促进的，它是贵州精神、贵州人文精神、贵州时代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开创多彩贵州新未来的精神源泉和动力，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需要。[2]要领会新时代贵州精神的深刻内涵，这四个方面是实践与理论、战略与战术、肯定与希望、鼓励与要求的有机统一。团结奋进是根本保证。团结就是要万众一心，不会成为一盘散沙，向同一目标使劲。奋进就是要求共同奋斗。高举旗帜，凝聚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谋发展。拼搏创新是根本路径。要敢为人先，突破传统思维，保持拼搏创新的精神状态，结合时代发展提出的要求创新发展，闯出新路。苦干实干是根本要求，就是要求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不惧艰难的勇气，撸起袖子加油干，用尽全力拼命干，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来推动时代的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后发赶超是根本目的，就是要求有不甘落后的精神，干在实处，冲出“经济洼地”，弯道取直实现产业的转型发展。重点发展交通基础，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齐驱并进。必须有“后发赶超”的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抓住新时机，牢记嘱托，感恩前行。

新时代贵州精神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厚爱和殷殷嘱托，亦是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涤旧气、求革新，砥砺前行、赶超跨越，倾心把文章写在贵州大地上的生动写照，更是全省人民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续写新时代贵州发展新篇章的强大精神动力。任何一种精神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新时代贵州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它自身的演进历程，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对于贵州精神内涵，有过几种提法，此处我们采用追溯法进行梳理。①2011年11月贵州省委召开十届十二次全会，会上通过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并概括、提出了以“开放创新、团结奋进”为核心的贵州时代精神。[3]2012年3月7日上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对媒体开放。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指出：“我始终觉得贵州要想冲出经济洼地，必须要构建精神高地”“要弘扬创新开放、团结奋进的贵州精神”“更应该有一种不甘落后、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同年12月，栗战书在《求是》志杂发表题为《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的署名文章，并在文章中提出：一要弘扬自尊自重、自信自强的精神；二要弘扬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三要弘扬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精神；四要弘扬团结协作、互帮互助的精神。②2010年，天违人愿，贵州省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旱灾，万事多艰，在抗旱关键时刻，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深入黔西南指导抗旱工作，概括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4]③2007年，贵州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扩大）明确提出要大力塑造“自强自信、开放创新、能快则快、团结和谐”的贵州精神。④“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贵州精神。⑤背篼干部精神：践行宗旨、务实苦干、克难奋进、永不懈怠。2012年3月，中央电视台连续5天对贵州省长顺县敦操乡的背篼干部事迹进行报道，背篼干部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大庆精神、大关精神等精神一起，丰富了党的精神宝库，充实了党的精神史册。⑥大关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苦干实干。[5]⑦黄大发精神：“当代愚公”黄大发36年，绝壁凿天渠，彰显其“一个人、一辈子、一方百姓”的共产党员本色，也体现了其心系群众的“为民”精神、攻坚克难的“学习”精神、公而忘私的“廉洁”精神、忠诚于党的“感恩”精神。

以上几种对于贵州精神的提法都凸显了共同内涵：自信自强、奋发实干、开放创新、团结协作。新时代贵州精神是在以往贵州精神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今天的贵州是昨天贵州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上，摊开历史画卷，我们可以从贵州特有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民族迁徙和文化变迁中探寻新时代贵州精神的基因。

（一）地理环境

贵州处于云贵高原东侧的梯级大斜坡地带，地势起伏，差别较大。全省面积为17.6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77%。贵州是山地大省，山地占全省面积的87%，丘陵占10%，盆地占3%。历史上，贵州天末遐荒，地处万山丛中，是个边陲山地，是中原逐臣和谪官的栖身地。从明朝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贬谪龙场时对贵州自然环境的印象诗词中可见一斑：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6]同时，历史上，贵州远离中原文化，中央对贵州往往鞭长莫及。贵州万山重重，交通阻隔。秦汉时期，当中央在北方大修宽可平行数马车道或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时，贵州只能修容单人单马通过的“五尺道”或原始性的南夷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如贵州本土学者刘学洙在2008年所言：贵州诸多不利的内部、外部条件，固然给贵州人带来消极影响，但更锻铸了贵州人特别能战斗的品格，形成了艰苦奋斗、自强自主的精神。[7]

（二）历史沿革

贵州虽说落后，但其发展同样也是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的，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贵州拥有辉煌的旧石器时代、持续发展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在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进入铜器时代。商周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贵州已发现的商周重要遗址有两处，体现贵州在新石器时代萌动的文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依据方国“牂牁、夜郎”勾勒贵州的历史框架。作为方国名的“牂牁”一词，始见于《管子》，根据其《小匡篇》，可以得知，牂牁应出现在春秋时期，并与吴、越、巴等并列，皆南夷之国号也。当今，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境内留存的牂牁江、牂牁寨、牂柯江风景名胜区是全国唯一沿用“牂牁”命名的一条江、一个村寨和一个风景名胜区。大多学者认为，完全可以用牂牁来代表春秋时期的贵州。春秋晚期，牂牁衰微。迟至战国，夜郎崛起。汉文献《史记》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秦朝以降，今贵州境内尚有夜郎等在南方影响较大的方国，至汉朝，夜郎竹王被杀。两汉时期，在贵州设置郡县，四大族系分合、演变、迁徙。隋、唐、宋时期，经制州、羁縻州并存。到元代，实行土司制度、设置站赤。现在的贵州省和历史上的贵州疆域范围不一致。历史上贵州疆域包括而今的湖南、广西、四川、云南的不少边境地区，或者确切地说，历史上并无“贵州人”的概念，只有繁衍生息在贵州高原境内的牂牁人、夜郎人、播州人、巴人、蜀人、湖广人和云南人。

明朝是贵州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重要时期。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成为全国13个行省之一，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贵州与中原内地政治上的并轨时代。贵州建省的过程也是一个改土归流的过程。明朝对土司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全面派遣流官治黔，干部客籍化，还实施了军屯、民屯和商屯，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得以大规模地、长久地进入贵州。改土归流始于明代，完成于清代，并在清雍正四年（1726）达到高潮。明清两代500多年，中央入黔县级以上官员达2173人。[8]政治变迁带来的是民族迁徙和文化变迁。明朝建省是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是实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政治一体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之举。至此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三）民族迁徙

贵州是个多民族省份，也可以说是个移民省份。不论是明朝建省后的四次移民潮还是秦汉时期的四大族系，人们都可以说是从外地迁徙到贵州境内的，这与贵州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也与政治紧密相连。根据《当代贵州》（2005年第7期）《贵州历史上的四次移民潮》一文，贵州自明朝建省后共有四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第一次为明朝的80万名军事移民，因其居住在屯堡中，也称屯堡人。明朝洪武四年开始，中央在贵州设立二十四卫和两个直隶各户所，加上未记录在案的湖广都司所辖的“边六卫”和在黔北遵义增设的“三卫”，共20万名以上卫所官兵先后进入贵州。每个官兵的后面就是一个家庭，每户家庭至少4人，因此明朝到贵州的军事移民至少在80万人以上。第二次则为清朝时期由于经济动因招来的数十万名“客民”。此次移民不再是政府组织前来“实边”的“屯民”，而是随着“改土归流”、贵州“开放”，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招来的移民，相对于已成“土著”的前代移民，他们被称为“客民”。第三次则是1949年为解放贵州，南下西进支黔的干部，共15000多人，他们是建立贵州新政权的骨干队伍。这批干部就是冀鲁豫根据地南下支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西进的同志，其中多数为江西人。第四次为18万名三线建设迁黔者。20世纪60年代初，为加强战备，调整我国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转移，进行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其中贵州为三线建设重点省份。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18万名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来到西南边陲贵州省贡献力量。事实上，除了这四次移民潮外，汉武帝时期，在朝廷的主导下，在今贵州境内新设郡县及其附近也有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

值得指出的是，被称作贵州先民或“土族”的濮、夷、蛮、越四大族群也都是从外地迁徙到贵州境内的，而且这发生在秦到元代千年间。

（四）文化变迁

贵州的文化变迁与贵州的历史沿革息息相关。抑或说，贵州历史沿革造就了多元的贵州文化。明朝建省前的贵州主要表现为喀斯特生态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贵州是中国乃至世界面积最大、发育最强烈的喀斯特高原山区。喀斯特养育、影响着贵州人，形成独特的喀斯特文化：具有封闭性、原生性和多元性。[9]少数民族文化主要表现为贵州很早就成为我国西南各民族交往的结合处，贵州境内最早有牂牁方国与夜郎国和濮、夷、蛮、越四大少数民族族群的繁衍生息，并演化出多种民族文化。秦汉时期，中原文化开始进入贵州，尤其是在汉朝，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移民，加强了贵州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在贵州传播，因此出现了历史上的“汉三贤”——尹珍、舍人、盛览。尹珍成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创始者，对贵州文化影响深远。明清时期，一是汉族移民大量增加，二是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交流更为密切。同时随着“土流并治”“改土归流”，很多流官带来了先进文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明代逐臣王阳明，其在贵阳修文龙场悟道，开创了阳明心学，并在贵州开办了龙冈书院，积极讲学，形成了黔中王学，对贵州的文化影响至今。另外，有名的遵义沙滩文化群体也从蜀地迁入。沙滩人才蔚起，代有传人，形成了“清三儒”——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沙滩文化至今还是贵州文化的亮点。再者，明朝屯军80万人，形成了谜一样的屯堡文化。有学者认为，贵州的屯堡文化现象不唯在中国，即便在世界上也属罕见。[10]抗战时期，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学校纷纷内迁，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贵州是战乱中还可安放书桌的一片乐土，许多大学、中学、军事院校迁到贵州，最为典型的是迁到湄潭的浙江大学，它被誉为“东方剑桥”。文化西迁，使贵州培育了大批文化精英。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在贵州大地上孕育了三线建设文化。另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贵州有着光荣的传统。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等红色文化成为贵州文化不可或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