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贫困的蔓延：青年工作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对于有劳动能力的群体来说，获取工作是其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前提。但现在韩国的“工作体系”本身存在缺乏国家和社会保护的风险，作为求职大军或就业主体的“青年群体”自然容易处于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工作贫困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进而言之，从年龄分布来看，“工作贫困”的主要群体逐渐由40～50岁的中年群体，转移到20～30岁的青年群体。按照新自由主义反贫困观的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以消解“国家公共性”为目的，减少国家对就业群体的制度管制，促进人力资源的横向流动，特别是促进拥有更多知识技术资本的青年群体自由有效地参与市场，其本身比低学历群体更不容易陷入贫困状态。但这类贫困观的前提是年轻人能在自由化市场上获得稳定工作并挣得高收入。但是，事实完全相反，年轻人在自由化的市场上虽然可以频繁换工作，但较难获得稳定工作，大多从事低收入的临时性工作，因而不能脱贫。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转型非但未能缓解贫困，反而使贫困蔓延到作为工作主体的青年群体。因此，研究青年“工作贫困”的独特性，更能反过来证明新自由主义侵蚀公共性的彻底性和深刻性。

总体而言，韩国青年的“工作贫困”具有以下独特性。

第一，边缘性。由于政府逐渐减少在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干预，国家公共性逐渐式微，处于“工作贫困”状态的青年群体经常处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地位。一方面，由于韩国的劳动力市场受到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人们的职业结构趋于“非正式化”，特别是适合年轻人的正式职业逐年减少，使其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位。

目前韩国青年的工作类型可概括为“薪资工作”、“暂时性工作”、“钟点工作”和“非典型工作”四大类。除了“薪资工作”中包括稳定的正规职业以外，其余全属于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作，其数量呈上升之势，如从事非正规职业的青年人数从2001年的96.8万人上升到2009年的124.7万人。从事非典型工作的青年人数也在持续上升。其类型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派遣工作[15]、劳务工作、特殊工作、家内工作、每日电话预约工作，都是工作时间不稳定和短期性的非正式工作。其中家内工作的人数明显上升，从2001年的3.7万人激增到2009年的6.1万人。此外，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劳动者收入明显低于正式工，如2008年非正规职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为125万韩元，只达到正规职业劳动者平均工资的49.9%。同时，从事工作的时间也得不到保障。非正规职业者的工作年限在2008年平均为1.86年，其中有50%被持续雇佣的时间不到8个月。这意味着其没有工作和没有收入的时间延长了，加剧了贫困的风险性。

另一方面，青年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容易处于边缘地位。例如，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保障对象是处于非就业状态的贫困家庭，而处于工作状态但仍然贫困的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因其不符合“无业”的申请资格而被排斥在外。此外，在针对就业人群的工作福利方面，虽然发达国家针对就业人群设计了“劳动所得抵免制度”（EITC）[16]，但仍然出现对工作群体利益保护不足的困境。因为该制度的受惠人群主要是抚养子女的中低收入家庭，未婚青年或无子女家庭则被挡在门槛之外。该制度已于2008年正式引入韩国，但申请者必须同时符合收入、抚养子女数量、住宅、财产等方面的相关标准。而已经工作但处于单身状态，或者结不起婚没有固定住宅的青年自然被排斥在外。由此可见，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国家福利政策在制度设计上直接忽略了工作群体的边缘性风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权益自然得不到国家政策的保障，风险也得不到规避。

第二，高学历化。韩国的大学教育一直以其高入学率闻名于世。例如，1993年的大学入学率为38.4%，1998年提高到64.1%，到了2008年已高达83.8%。[17]这意味着韩国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受过大学教育（包括四年制大学和大专）。因此，近年来蔓延到年轻人群体的“工作贫困”，很容易演变为“高学历贫困”。据统计，韩国2006年的高学历贫困阶层的比例达到9.1%，2009年提高到11.7%。[18]

第三，综合性贫困。如前所述，“工作贫困”本身具有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多重弱势性。除此之外，青年群体的弱势性还体现在结婚和生育问题上。一部分青年延迟结婚和生育，甚至结不起婚或选择丁克，以此来减缓贫困的影响。例如，因韩国房地产价格猛涨，30～34岁的青年群体在2002年的住宅拥有率从1998年的41%降至33%，表明年轻阶层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差。此外，2008年韩国结婚数量近5年来首次减少。随着收入减少，失业者增加，因为经济能力不足而放弃结婚的人正在增加。[19]由此可见，时下的年轻人由于处在人生“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衣食住行和成家立业等因素缺一不可。而这些综合性要素的缺乏，不仅使其陷入物质上的贫困，而且阻碍了其生命历程的完整进行，甚至直接导致其中年和晚年的继续贫困。从类型学的意义上看，韩国青年的贫困并非一种传统的“温饱性贫困”，而是一种“综合性贫困”。正如鲍曼所强调的那样：“贫穷并不能缩减为物质匮乏和身体的痛苦。人类存在的适当与否，是通过特定社会的高尚生活的标准来衡量的，不能依照这种标准，本身就是苦恼、痛苦和自我屈辱的来源。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之外’。贫穷意味着‘达不到标准’。”[20]同理，在已经跻身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温饱已不是问题。但年轻人虽然找到了工作，却仍然达不到完整人生发展的“正常标准”，因此仍被视为处于贫穷状态。

第四，隐形贫困。一般而言，人们通常认为大学毕业生等高学历人群能够因为所受的教育找到令人羡慕的工作，实现向上流动，过上中产阶层的生活。但是韩国的大学毕业生即使能到会计师事务所、银行、互联网企业等令人羡慕的公司上班，也仍然有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因为这些行业内部也呈现严重的非正式职业化趋势。以金融业为例，该行业的非正规职业化趋势始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韩国12.9万名银行职员中，临时工超过1.5万人，占11.6%。2007年底，银行职员总数为13.5万人，临时工人数上升到3.8万余人，约占28.1%。[21]在这样的非正式职业化趋势下，大学毕业生即使顺利就职于银行，也大多从事前台服务员或窗口业务员等非正式职业，其工资和待遇远远低于正式工。例如，新韩银行的正式员工在2009年的年收入平均为4200万韩元，而临时工只有2400万韩元。此外，他们还不享受住房补贴、子女入托补贴、子女教育奖学金等福利。[22]因此，光鲜的职业背后也有其不平等和弱势的一面。如此规模庞大的“白领临时工”群体隐藏在各类贫困数据之后，被各类福利政策和反贫困政策所忽略。而这些被忽略的群体如果长期不被重视的话，很容易造成中产阶层危机，演变为新型的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