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专题

国内外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分析与经验借鉴

杜洪燕 陈俊红 龚晶 刘宝印[1]

摘要：农民收入的提高和乡村的富裕是社会富裕的重要指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在总结中外农业农村发展经验基础上，着眼于当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未来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我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很大，长远来看，我国将一直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随着城镇化率逼近峰值，人口、资源、资本的城乡双向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乡村的价值将日益凸显。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振兴是其必经阶段。主要发达国家通常在经历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本文梳理德国、日本、韩国等典型国家和中国部分地区乡村振兴的做法，全面总结经验，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乡村振兴 案例分析 经验借鉴 对策建议

一 引言

农民收入的提高和乡村的富裕是社会富裕的重要指标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在总结中外农业农村发展经验基础上，着眼于当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未来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十九大报告第五章“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六点任务，在六点任务中，除乡村振兴战略外，其余五点都是总体性、全局性、宏观性的工作，乡村振兴战略是唯一的局部性工作，不过，这恰恰说明了乡村振兴在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具有的总体性、全局性、宏观性地位。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很大，长远来看，我国将始终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大量的研究显示，中国未来的城镇化率将维持在70%～80%。届时，将仍有20%～30%，即3亿～4.5亿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随着城镇化率逼近峰值，人口、资源、资本的城乡双向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乡村的价值将日益凸显。没有现代化的农村，不可能实现人口和资源的双向流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城乡一体化都是双向的。而迄今为止，我国正在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则是单向的。随着城镇化速度的放缓和农村产业条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状况的改进，城乡双向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农村现代化也是解决中国未来农业出路的途径，农村不行，人口流失，种地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振兴是其必经阶段。主要发达国家通常在经历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在起步阶段，各种资源要素密集流向工业城镇，农业农村发展受到抑制，城乡差异扩大，二元结构问题突出（钟钰，2018）。一些国家正是因为没有解决好农业农村发展问题而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梳理德国、日本、韩国等典型国家和中国部分地区乡村振兴的做法，全面总结经验，给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二 国内外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分析

（一）国外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1.日本“一村一品”

日本的乡村振兴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造町（村）运动。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期，农村的人才大量流向城市地区，农业发展逐渐走向凋敝。造村运动的目的是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促进凋敝的农村逐步走向繁荣。后来，造村运动的内容开始扩展到改善农民生活方面，比如改善乡村景观、保存历史建筑、建设基础设施，发展福利事业等。

“一村一品”是日本在造村运动中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在政府引导和扶持下，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就是根据区域布局安排，按照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要求，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进而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建设新农村。

“一村一品”以地方自身的条件和优势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提高农产品的自身特色、地域特色，形成以村为单位的具有地区优势和销量的拳头产品。对农产品进行初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并通过差异化、多样化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在农村不只发展农产品和农产品初加工，还大力推广特色旅游项目及文化资产项目，如文化设施、地方庆典活动等。此外，日本不少县依托政府农业改良普及机构和各级农协，开办各个领域、各种类型的人才培训讲习班，培育了不少“一村一品”运动的带头人，解决了人才匮乏的问题。

2.韩国“新村运动”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农村更快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决定在全国实行“勤勉、自主、协同”的新村运动，类似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余维祥，2010）。“新村运动”的第一阶段就十分重视农户的参与，采用了参与式的项目实施方法，政府设计了20多种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项目，提供给各地农民，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当地需求的项目，政府免费向各村发放项目所需的建材。

在第二阶段，“新村运动”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将全国的乡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村，新村运动的内容是基础性的工作，比如继续改善生活环境和培养自主精神；第二类是自助村，新村运动的内容是进一步发展产业，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和经营主体，提高农业收入水平；第三类是自力村，新村运动的内容是进一步提高福利，并在采用机械化、电气化、良种化等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乡村工业、畜牧业和农副业。在改善农居环境方面，还建设标准住宅、雨洪利用系统和通信设施等生活福利设施。第三阶段，“新村运动”更加注重全民参与和法治建设，致力于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社会道德建设、集体艺术教育等。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在于，根据当地情况、当时国情，采取分阶段、分类实施推进乡村振兴。不直接投资，而是将过剩产能转移过来，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同地区发展程度不一样，对于不同的村庄采取分类指导。从众多村庄中，选出样板村带动周边村庄发展。根据发展阶段，乡村振兴的重点从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到扩大农业收入，再到民主法治和社会建设。

3.德国“村庄更新”

20世纪50年代，战后德国面临着设施修复、传统村落风貌被破坏，农村生活水平待提高等问题，德国“村庄更新”是以“农村-结构-更新”为重点，倡导乡村居民积极参与，注重乡村的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建设，注重保护和塑造乡村特色，自下而上地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在“村庄更新”的实施过程中，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适时调整。为适应农村社会和人口发展情况，德国对农村基础设施做出相对调整，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增加经济收益，改善农村生活和生产条件。

德国“村庄更新”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城乡等值化”发展道路。德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选择了小城镇与城市的“等值”发展，而非“同质”化道路。出台并动态更新《联邦土地整理法》、《联邦建筑法》、《联邦空间秩序法》、《联邦自然保护法》等，从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为“村庄更新”具体实践提供了明确的边界和保障。政府对公共事业给予高额补贴，自然和文化景观保护的补贴比例可达90%，对于有保护历史价值的私人建筑也会给予部分补贴。此外，“乡村更新”中的任何一个项目，每一步决策都必须由政府决策、规划部门和农村三方共同协商，整个“村庄更新”不是政府主导，村民真正发挥了主动性，更加积极地参与村庄更新建设中。

（二）国内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1.塘约村“七权同确”

塘约经验是落实集体所有权，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典型范例。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在当前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下，通过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来壮大集体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4年洪灾过后，塘约村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权、农村集体财产权“七权同确”，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即金土地合作社，把承包到户的责任田通过自愿入股的方式全部集中到村集体，由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统一经营。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的变化带来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以前农民收入基本由务农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两部分组成；现在，村民收入由财产性收益、经营性收益和劳务性收入三部分组成。

在“七权同确”过程中，塘约村把被农户占用多年的公房、河滩、荒坡、荒地等集体资产全部收回，有效地维护了集体经济。通过确权、颁证、土地流转等合法程序，使村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成功实现了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同时使集体与村民个人各类产权关系更加清晰、权益归属更加明确，为实现集体统一经营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六盘水市“三变改革”

一是推进资源变资产，盘活闲置的资源，使其转化为资产。所谓资源变资产，就是村集体将集体的自然资源要素，通过入股等方式盘活，推动和吸引各种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形成资源的聚集效应，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逐步变“死资源”为“活资产”，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六盘水市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抓手，有效整合了土地、森林、劳动力、文化等多种资源。

二是推进资金变股金，整合分散资金入股经营。近年来，随着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农村的资金总量不断增多，但是各项资金的持续性和针对性不强。针对这一问题，六盘水市通过“资金变股金”来激活和放大资金使用效益，强化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把分散的资金聚集起来，推动农村加快发展。一方面将财政项目资金变为股金，就是把财政投入农村的生产发展类、农业生态修复和治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等，入股到经营主体，按股分红。另一方面将扶贫专项资金转变为股金，也就是把精准到户的扶贫专项资金，入股到效益好的企业，并且合理地确定贫困户的占股比例（黄运，2016）。

三是推进农民变股东，帮助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农民增收难，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种植业面积大、产出低，又缺少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六盘水市通过推进农民变股东，把农民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实现增收致富。为了让“三变”改革惠及更多贫困户，他们注重分类指导、因户施策、一人一法。对于深山区、石山区、不具备脱贫条件的深度贫困的农户，主要是帮助和鼓励他们入股；对于有资金、有技术的有脱贫能力的人员，主要是鼓励和引导他们以土地、资金、技术等多种形式入股。农民入股各类经营主体后，不仅可以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获取租金，通过参与企业分红获取股金，政府还通过农业园区、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群众、返乡大学生、外出务工人员等提供创业就业平台，组织农民及返乡人员就近就地务工，参与农业经营管理，按实际工作量支付工资报酬，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3.桦甸市“垃圾革命”

近年来，桦甸市创新农村垃圾收集清运处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化解垃圾处理难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新路。桦甸市采取政府采购、特许经营的建设模式。桦甸市城乡一体化垃圾收运项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的方式开展运营。该垃圾收运体系分为定点收集、专业转运、集中处理三个环节。在垃圾收集环节，各村屯配备小型垃圾收集车，村民定时将垃圾存放到收集车内，环保桶管理员每天将收集车内的垃圾倾倒入桶，实现日产日清；在垃圾转运环节，运营企业根据垃圾入桶情况，及时将垃圾转运到桦甸市垃圾处理厂；在垃圾处理环节，桦甸市垃圾处理厂每天对进厂垃圾检车计重，分类处理，变废为宝。

推行市场化保洁，政府将垃圾收集前端的村屯日常保洁一并交给企业管理，纳入购买服务范围，有效降低了运营费用，提高了管理效率。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实现垃圾治理工作长效化、常态化。乡村基层干部由“大包大揽治垃圾、一到检查搞突击”的工作模式转变为日常监督，减轻了工作负担。为垃圾转运车辆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垃圾进厂称重数据、视频数据实时传输到信息中心，对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环节的全过程实行“数字化、视频化、定位化”监管，实现了信息化管理。桦甸市将农村环境保洁费用、垃圾转运费用、垃圾处理费用和企业投资返还资金统一列入财政预算，真正体现了城乡统筹、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城乡垃圾收运一体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长效资金保障。

三 乡村振兴的主要做法总结

（一）顶层设计方面

先进的理念引导乡村振兴进程。纵观主要国家乡村振兴的发展历程，它们都有先进的理念引导不同主体积极参与乡村复兴，最终推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或运动取得预期效果。乡村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设置战略目标、确定战略要求和指导方针、制定战略步骤和战略举措。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良好的战术支持，需要在乡村工作队伍建设、乡村振兴工程建设、乡村振兴格局等方面做好战术统筹，根据不同时期农村发展需要调整农村振兴政策内容，提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

加强政府顶层设计，补齐制度短板，充分发挥好政府在立法规划、宏观调控、监督监管等方面的引导作用（韩俊，2013）。制定出台乡村振兴全国性或地方性法律法规，强化乡村振兴立法保障，夯实乡村建设发展的法律基础，明晰乡村振兴“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法律边界，明确乡村振兴需要支持保护的正面清单和限制禁止的负面清单。搭建起法治先行、规划引领、政策支撑的制度体系框架，为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营造法治环境，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法治条件，为保护好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法治保障，使乡村振兴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产业发展方面

培育壮大优势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加速器。各国以行政区域和地方特色产品为基础形成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典型国家以农村现存的有形、无形资源为基础，将农产品生产与制作、加工以及流通、销售、文化、体验、观光等要素与业态有效结合，增加产品附加值，让农民更好地获得增值收益。农业社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者对社会化服务需求迫切，发达国家构筑了由政府、社会合作组织与农业企业构成的服务体系，有效推进了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运作。

发展农业新模式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促进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三链重构”，需要大力推广功能拓展型、新技术渗透型、多业态复合型等新模式、新路径，需要大力培育终端型、体验型、循环型等新产业、新业态，需要着力打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供销合作社等新载体、新平台，需要健全完善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利益联结新纽带新机制，需要在传统农业中融入加工元素、融入服务元素、融入科技元素，形成体现现代农业特色的“微笑曲线”。这样农村发展才有活力、农民增收才有支撑，最终提高的是农业附加值，提高的是农村饱和度，提高的是农民获得感。

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实现提质增效，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瞄准制约农业生产经营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要聚焦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要围绕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精准施策，尤其要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农业生产体系，进一步拓展生产边界；要依靠资源整合促进规模化发展，进一步增加规模效益；要依靠比较优势促进专业化分工，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这也是破解当前我国农业综合竞争力不强、农民投入回报不高、抗风险能力弱的突破口和着眼点。

绿色生态立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理念。各国完善法规督促落实，通过强有力、科学的法律体系约束农业农村的环境污染行为，增强了国民的环保意识，为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做出了贡献。补贴能够减轻农民的环保压力和环保负担，鼓励农户采取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提高农民从事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积极性。先进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投入品的减量化使用、生产过程的有机化生产，实现了农业的循环利用和绿色发展。

（三）城乡融合方面

典型国家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发展平台，调整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农业产业、工业基地、旅游业等业态支撑有力，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了农民持续大幅增收，建立覆盖面广、公平性强，全体居民参与的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制度，政府计划和分配医疗资源，医疗资源分配合理，实现了全体居民公平地使用医疗资源，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等值分配。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教育提供法律保障；因地制宜进行教育经费划拨，消除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教育资源不均；实行教师定期流动政策，在县域范围内城乡教师相互流动，并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实行待遇倾斜政策。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多样，由政府强制实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居民可以与城市居民享受相同养老保障。由个人负责、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以及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其有效补充。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当然，现代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不仅仅局限于道路交通等传统方面，而已经涵盖延伸到生产生活、公共服务、信息物流等诸多领域。不仅具备打通城乡内外连接、提供生活便利等简单功能，而且成为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不仅能够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还能够有效降低农村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激活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更重要的是能够凝聚人心、增加人气、留住人才，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活水之源和持续动力。

（四）乡风文明方面

保护发扬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将传统精神内涵与当下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效结合，倡导树立自觉的敬业态度与勤劳节俭的生活风尚对乡村振兴各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推广体系对农村社会发展起到人力资本积累作用，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引导和教育农民健康生活，树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展现村庄新风貌。

法治自治是乡村有效治理的手段，重视立法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典型国家乡村振兴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保障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激发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维护农民权益。立法覆盖乡村组织管理制度、行政体制安排、土地管理、城乡规划、农业发展和资源保护等方面，尊重农民、依靠农民、发展农民，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典型国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把农民发展起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提高农民自身素质、组织化程度，让农民切实以主体形式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真正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主体和受益者，实现乡村治理，实现村民自治。

四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经验借鉴

第一，优先做好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明确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概念和理念。倡导城乡融合式发展，用先进的理念指导乡村振兴工作。统筹和明确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战略要求、战略方针、战略路径、战略步骤、战略措施。从组织机构设置、人才队伍建设、建设工程布局、乡村振兴模式、乡村振兴格局等战术环节，深入细致地推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第二，加快培育壮大乡村优势产业。从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农业生产补贴支持政策、财政农业投入支持政策、农业保险保障补贴支持政策和农业生态补偿支持政策等多层面构建农业支持制度框架体系，并根据农业发展对支持规模、支持结构、支持领域等方面需求的变化，对农业支持的规模、结构、方向、重点等进行动态优化。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逐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稳增长机制。推进经营性服务和公益性服务有效结合，支持服务主体与生产主体开展合作式规模化经营，充分发挥规模收益，提升农民收入。针对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积极探索产量保险、价格保险、收入保险或多种方式相结合的保险产品，并开展试点。

第三，着力改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进一步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真正做到通过补偿和补贴激励包括农民在内的参与主体自觉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要大力开发和推广高效的农业新技术，减轻农民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支持科研部门在开展基础性研究，建立产、学、研、推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提出切实可行、符合各个地方实际的实施方案，具体执行层面的法规制度要求内容全面、合理控制范围、提高可操作性、保证执法部门执法力度合理统一，并加大执法力度。

第四，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城乡等值化。加大财政为主，社会和市场为辅的多种支持的力度，缩小不同保障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医疗资源和保障水平的差异；整合相关医疗管理机构，加强医保信息建设，统一管理和监督；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尤其是在保险金管理、资金筹集等方面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服务。各级政府安排支出预算时，要保证财政教育支出增幅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把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提高公共投资用于教育的比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

参考文献

韩俊，2013，《做好农村改革“放活”这篇大文章》，《农村经营管理》第6期。

黄运，2016，《扶贫工程注入生态元素》，《环境日报》第1版。

刘学侠，2016，《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探索》，《六盘水日报》第1版。

余维祥，2010，《国内外乡村建设实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安徽农业科学》第3期。

钟钰，2018，《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责任编辑：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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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洪燕（1989～ ），女，山东东营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陈俊红（1972～ ），通讯作者，女，内蒙古牙克石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龚晶（1980～ ），男，山东泰安人，管理学博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宝印（1985～ ），男，山东莱芜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所博士后，地球与环境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