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东观与帝制国家的文化整合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去分封，行郡县，自号“皇帝”[1]，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制国家[2]。公元前202年，刘邦在秦末楚汉之争中获胜，建立汉帝国。强盛之秦何以十余年间即告覆灭，汉承秦而何以长治久安，这是汉初统治阶层极为关心的问题。一定意义上，高帝刘邦和大臣陆贾之间有关治道的争议，决定了帝国政治的基本走向。[3]治道之争，是帝制国家文化整合的方式之争，也是“秦汉王朝所肩负的最为艰巨的历史使命”。[4]而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直至东汉明帝、章帝时期才基本完成。

汉初七十年，为缓解秦法苛酷，统治阶层多用道家治术，政务宽缓，与民休息。至武帝时，国力大增，遂取董仲舒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5]宣扬君权天授，更立五经博士，确定儒学为帝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与立儒学以治平的政治意图相应，武帝时期颇重典籍，“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6]“立乐府而采歌谣”。[7]于是，“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8]官方经学兴盛，陵夷以为利禄之途，师法杂说继之而起。至宣帝时，遂召集诸儒辩论经义，帝王称制临决。成帝在位期间，又命刘向、刘歆父子校勘中秘群籍，系统整理古书及相关知识系统。

西汉立五经博士，是确立儒学立国的标志；石渠议经，“帝称制临决”，[9]是以帝王权威评定儒者异说，掌控儒学发展方向；命宗亲近臣系统校理典籍，是将历史上知识文本系统清理整合。[10]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发展逻辑，可谓“奠定帝国文教的三大关键举措”。[11]

但直至成帝时期，西汉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工作仍面临诸多问题。虽然儒学被立为官学以后，经术已成利禄之途，儒生唯帝命是从，但史家竟然自命承继道统，以道衡势，以独立第三方的姿态，褒贬当朝。刘向、刘歆父子校中秘图书，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故。古文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解读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经传师说，谶纬蜂起，士人竞相造作异说。王莽逐步掌控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竟以复古应谶之名，行篡权夺位之实。

两汉之际，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12]“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13]情势复近于秦末。当时武装势力除南阳刘伯升、刘秀兄弟外，另有刘玄的绿林军、刘盆子的赤眉军。[14]王郎、刘永、张步、李宪、彭宠、卢芳等或自称帝，或割据一方，转相攻杀，民多死伤，甚有抄寇食人之事。[15]

刘秀虽然利用谶纬和两汉之际“人心思汉”的舆论形势再次称帝复汉，但对汉室颠覆之弊依然心有余悸。故称帝之后即从两方面着手整治：一是仿西汉立国故事，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安定平民生活；[16]二是大兴文教，建学校，修明堂，重儒生，倡孝道，举贤才，选博士。[17]在行政制度上承续西汉的同时，继续推进社会思想领域的文化整合。

史称刘秀游学京师，颇有学养，诏书笔札多自拟定，引经据典，辞采可观。[18]但光武帝讲习儒术，目的在于保持汉帝国的长治久安，而非纯粹的兴儒学。刘氏能夺回政权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的号召力，[19]故建国之后多“退功臣而进文吏”。[20]东汉官员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即所谓“法吏儒生化”，或者“儒生法吏化”，[21]地方豪族也多受儒学熏染。光武帝无论是笼络地方豪族，还是驯化官吏以使帝业永固，都以儒学相标榜。

同时，因为对谶纬和古文诸说的顾忌，光武帝在天下初定之后，立即命人整理谶纬，蠲除对自己和汉帝国不利的条文。中元元年（56），谶纬文献改造完成，遂“宣布图谶于天下”。[22]此后，无论今古文经说，凡学者有所述作，多需引谶纬之言。而两汉之世，立于学官的也基本上是今文家，即便平帝时因王莽执政而短暂增列古文，东汉时旋即废除。[23]

光武帝虽有重新校理经义、实现文化整合的动议，但经书历时长久，经义关涉甚深，故对之改作审定颇为谨慎。学理上的改造和统一在章帝时才最终得以实现。《后汉书·章帝纪》云：

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24]

白虎观会议论五经同异，多以纬书宣扬王权天授，其中章帝及诸儒所论被班固编为《白虎通义》[25]。侯外庐称此举是“利用经义为汉制法”，“把前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系统化”，“宗教地改变历史传下的思想形式和材料，是石渠阁以至白虎观钦定经义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26]至此，始于董仲舒的帝制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建构基本完成，[27]初步实现了思想领域大一统的基本目标。

史为经义的当下运用，是士人对当朝合法性认识的直接体现。如果说经学解决了帝制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史学则是一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的集中体现，更能体现帝国的文化整合结果。对自命继承道统的史家，东汉帝王也找到了解决策略。明帝时期先禁止私修国史，后又召集士人奉诏群体撰作，取消史家独自褒贬当朝的文化权利，务与帝国意志一致。[28]明帝又自命为孔子，意图同时掌握治统与道统两个领域的最高权力，实现内圣外王，道势合一。[29]困扰汉武帝的难题，最终在明帝手中得以解决，实现了帝制国家文化形态的另一种整合。[30]

东观正是明帝时期进行文化整合的重要平台。东汉不仅建有辟雍，太学以教授儒家经典，更有兰台、东观等藏书之地，专门负责典籍之整理。东汉初年，校书机构开始由兰台到东观。东汉诸帝进行帝制文化整合之际，也正是东观兴建繁盛之时。东观以藏书之闳富、地位之尊崇成为东汉图书整理的核心机构。章、和以后，学者多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31]典职东观更为一时之殊荣，故东观聚集了当时最为优秀的士人儒者，班固、贾逵、马融、许慎、张衡、蔡邕等相继撰述其中。

与西汉天禄、石渠等藏书机构不同，东观不仅负责典藏图籍，更兼有校订五经、杂定礼仪、读书进学、教授生员等职能，是处理国家诸多层面知识、教育和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平台。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约有三端：一是东观士人贾逵、杨终等参与白虎论议，并由班固著为《白虎通德论》，完成了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订经书文本师说，并将之作为官方定本，立诸太学，颁布天下。所刻熹平石经，也是我国首次官方审定颁行的经书文本。三是召集群儒，群修国史。《东观汉记》成为从史官到史馆转变的首部著作，而群体修撰则成为此后帝制时代官修史书的基本模式。经书文本的刊定及其解释、本朝史的撰写，遂由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从而削弱了经师个人学说的权威性。规范经书文本，召集士人群体修史，其目的皆在于规范思想，宣示东汉帝国的合法“政统”。

东观乃至东汉学术的嬗变与东汉时期帝制国家文化整合的进程较为一致。东汉诸帝汲取元帝时期放任儒学为王莽利用的教训，自光武以降，多注重对儒生和儒学的掌控。[32]传统学者对东汉帝王重儒的看法，以顾炎武说影响较大：“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33]顾氏此论只关注到其崇儒的一面，而有意或无意之间忽略了控制的一面。如果说西汉帝王侧重对儒术的褒扬利用，东汉帝王则有意改造经义，表面褒扬而实际上则加强控制。在谶纬和《白虎通义》对经义的双重限制下，学者钻研今文经义的空间有限，遂多转向古文。

在帝制进程中，以帝王为代表的“治统”和以士人为代表的“道统”都在努力寻求一种维持“治道合一”的动态平衡方式。由于帝制权力的集中而制衡机制又不够完善，帝王与宦官、外戚和权臣之间经常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并无实权的东观士人和史家努力充当“第三方”的角色，在皇权高压下积极宣扬“道统”，在皇权倾危时又努力维持“治统”。东观学术之升降与相关学者之际遇，适与帝制国家进程相浮沉。基于此，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勾勒帝制进程中东观校书修史的相关图景，努力呈现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与帝制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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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63，第236页。

[2] 本文所指的“帝制国家”是指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的以皇帝制度为核心，以中央集权和国家权力意志决定一切为特征，以特定的层级官僚制、地方行政体制和土地制度等国家统治体系为支撑的国家制度。中日译文以中国古籍中原有的“封建”一词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的feudalismus，多有未洽。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形态及性质的集中讨论，参见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冯天瑜《“封建”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06年10月武汉大学“‘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余来明《〈“封建”考论〉：廓清史学核心概念的坚实努力——“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综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200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与《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朱昌荣《“‘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2008年3月《史学月刊》编辑部组织的“‘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专栏”，《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系列专栏文章；2008年武汉大学与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学者在苏州进行的“‘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陈文山《学者探讨“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报》2009年2月26日，第04版；2010年5月《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诸多与会专家提出以“帝制时代”“皇权社会”等代替旧有“封建社会”，见《〈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文史哲》2010年第4期封里。

[3] 《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第2699页。

[4]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中华书局，2011，第616页。

[5] （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第212页。

[6]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01页。

[7]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56页。

[8]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1702页注一〇引刘歆《七略》。

[9]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2页。

[10] 在一定意义上，与清修《四库全书》并无本质不同。

[11] 徐兴无称：“武帝立五经博士，宣帝石渠会议，成帝校中秘书是奠定帝国文教的三大关键举措。”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7页。

[1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第2页。

[13] 《后汉书》卷一，第50页。

[14] 《后汉书》卷一一，第467～489页。

[15] 《后汉书》卷一二，第491～512页。隗嚣至建武十年（34）、公孙述至建武十二年（36）始告破灭。因二人兵力强盛，平定之时给平民造成的灾难也更为深重。史载东汉大将吴汉在平定公孙述之后，“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以至于光武闻之怒而责让之曰：“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后汉书》卷一三，第543页。

[16] 刘秀以“司隶校尉”身份前往洛阳整修宫府之时，便“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所到部县，复汉官名。光武屡屡下诏，免除殊死以下犯人罪行，保护奴婢还家，并及时让军人还复民伍（《后汉书》卷一，第9～10页）。如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免罪诏，同年三月丁酉令军复民伍诏（《后汉书》卷一，第51页）。又建武七年五月甲寅诏吏人勿留遭饥乱奴婢，建武十一年八月癸亥、十月壬午又分别下诏保护奴婢（《后汉书》卷一，第52、58页）。建武十三年冬十二月，“诏益州民自八年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后汉书》卷一，第63页）。又命军士屯田，对郡国农人田租政策由战乱时暂时性的什一之税改为三十税一，如西汉旧制（《后汉书》卷一，第50页）。

[17] 建武五年，各地诸侯、叛将尚未平定，刘秀便于此年冬十月，“使大司空祀孔子”。是年起太学，车驾还宫，便“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后汉书》卷一，第40页）。翌年冬十月丁丑，“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后汉书》卷一，第50页）。建武七年春，又诏举贤良方正（《后汉书》卷一，第52页）。随后，刘秀又于建武十四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人孔志为褒成侯，以敦睦儒学（《后汉书》卷一，第63页）。

[18] 《后汉书》载：“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又“初，光武与晖父岑俱学长安”（《后汉书》卷四三，第1457页）。又，马援盛赞其“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后汉书》卷二四，第830页）。朱浮亦称光武帝“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后汉书》卷三三，第1144页）。

[19] 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3～34页。

[20]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后汉书》卷一，第85页。

[21] 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二），第42～46页。

[22] 《后汉书》卷二，第84页。

[23]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逸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21页。

[24] 《后汉书》卷三，第137～138页。又《后汉书·儒林传》载：“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6页。

[25] 关于会议所论与《白虎奏议》和《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的争议，参见（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出版说明”，第1～2页。

[26]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225～236页。

[27] 张国华亦称，儒学神学化始于董学，成于《白虎通义》。见张国华《中国秦汉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第191页。

[28] 汉明帝可能是学术史上为我们所忽略的人物，但其在东汉帝制进程中的意义不容忽视。参见张鹤泉《汉明帝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29] “乡射礼毕，帝自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5页）据《桓郁传》注文引《东观记》：“上谓郁曰：卿经及先师，致复文雅。其冬，上亲于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已，复令郁说一篇。上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后汉书》卷三七，第1255页。

[30] 此后历经南北朝之乱，唐代收拾人心，稳固帝国体制，其国初文化整合方式基本与东汉帝国同符：官定《五经正义》，建立史馆。

[31] 《后汉书》卷二三，第821～822页。

[32] 光武、明帝之后，章帝、和帝皆继踵其事，隆礼重儒。明帝承光武崇文重儒之意，养三老、五更，汇集图书，雠校记传。史称：“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后汉书》卷三二，第1125～1126页）章帝“少宽容，好儒术，显宗器重之”（《后汉书》卷三，第129页）。“耕于定陶，柴望山川，告祀明堂。”“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卷三，第149～150页）并有矫正明帝苛切，务求“事从宽厚”之名（《后汉书》卷三，第159页）。和帝、安帝之文德虽不足以与光武、明帝等相提并论，政事文章亦不偏废。和帝继位之后“亲临策问，选补郎吏”（《后汉书》卷四，第178页）。安帝少年好学而和帝称之：“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后汉书》卷五，第203页）桓帝时期虽社会政治为后人所诟病，却并未放松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开鸿都门学，招引人才。故在世风浇薄的桓、灵时期，依然有较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

[33]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两汉风俗”条，栾保群、吕宗力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752～7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