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问题所在与选题意义

一 问题所在

东汉中期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黄巾军大起义引发整个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当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失败以后，全国出现了很多新的割据政权。[1]他们相互兼并彼此攻伐，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情形之凄惨，人们通过曹操的《蒿里行》至今仍能感受到。[2]但同时，这时期英雄与枭雄竞相跃上历史舞台，他们不论是征战沙场还是帐内谋划，不论是败者的慷慨赴死，还是胜者的引吭高歌，无不演绎出一部部或悲凉或豪迈的历史剧，也时常引发后人的敬慕之情和叹惋之声。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以“禅让”取得政权，在洛阳建立魏国，至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265年）退位为止，曹魏共计存在40余载；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63年曹魏大将邓艾攻入成都，蜀汉灭亡；孙权于229年在南京建立东吴政权，280年被西晋灭亡。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265年），以禅让方法取得了曹魏政权，其后晋元帝司马睿南迁，至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420年）禅让给刘裕为止，两晋政权历经150余年。

由于曹魏政权被视为正统王朝，本书以“魏晋儒家教化研究”为题，尝试考察这时期的儒家思想究竟发挥怎样的教化作用。实际上，在魏晋统治的200多年时间里，与儒家教化相关的学术问题非常多。比如，皇帝颁布的教化诏令都涉及哪些内容？它们对于历史发展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祭祀礼仪是封建社会神人沟通的宗教信仰，也是儒家教化的重要表现。那么在祭天礼仪方面，魏晋时期怎样宣传当朝对于天的精神崇拜，这种宇宙思维模式对于上层统治阶级以及整个社会又起到怎样的教化作用？皇帝宗庙不仅仅是告慰祖先的祭祀场所，还是与祖先的交流平台，追思他们的英雄事迹，能够促使子孙们勇敢地面对自然界和当时的种种挑战，在精神上获得祖先的护佑以后，在理性上得到回归并产生儒家教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在祭祀自然界神灵尤其是山神河神方面，曹魏和西晋时期又是怎样延续汉文化的传统礼制的？当东晋政权南渡以后，祭祀的山神河神又有哪些新的变化？魏晋时期非常重视孝行孝德，那么“孝”在这个时期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人事之间有怎样的选择取舍，又如何推广孝行教化促使社会朝安定和谐的轨道发展？“举孝廉”原本是汉武帝拟定的选官方式之一，它注重发掘地方乡里的孝子和廉洁之士，并作为国家选用人才的道德标准，还可以间接改良民风与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那么魏晋时期，这些又有怎样的发展变化？此外，这时期还盛传超自然的宇宙观，也就是孝子的行为能够感动天地改变时令节气，以致发生了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反映出怎样的“孝”与政治哲学的教化思想？魏晋时期还注重丧礼与社会教化问题，曹操就曾经颁布过著名的“遗令”，不实行“三年之丧”和随葬珍宝金银等，这体现出曹操怎样的生死观，是否有现实意义？这种丧葬从简对于曹魏诸帝又将产生怎样的教化影响？西晋建国以后为什么恢复“三年之丧”的礼制？特别是丧礼实践与中正清议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了怎样的教化寓意？魏晋时期的家庭、宗族乃至女性，依然是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母亲对于子女的社会教化产生很大影响，在孝的伦理价值观的引导下，这一时期女性地位有所提高，那么其有怎样的时代特点？魏晋时期非常重视教育，实际上教育与教化相辅相成，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能起到改良社会教化庶民的政治作用。那么魏晋时期的教育与教化拥有怎样的时代特点？……

虽然上述问题不能涵盖整个魏晋时期的儒家教化，但至少可以从几个侧面揭示相关历史现实，对于了解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以及针对庶民阶层的社会教化都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甚至能够为当今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历史借鉴意义。

二 选题意义

在我国历史学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史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相关论著非常丰富，但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把目光投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与民族关系等领域；虽说有一些期刊发表过魏晋教化相关研究论文，却未见以“魏晋儒家教化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著作也非常少见，本书将聚焦于此。

关于“教化”概念，朱克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教化，是一个大教育概念，它从属于政治思想，是一种特殊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术。古代统治者调动政治的、道德的、礼仪的、宗教的、风俗的、教育的等各种手段，影响人们道德心理的形成，以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3]詹世友认为“教化”“在中国古代通常是指一种政治伦理措施……统治者施行百姓则仿效之，以建立一种清明稳定的社会秩序”。[4]黄书光认为儒家教化以人性论为基础，不同时期儒家人性论虽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甚至甲论乙驳各执一词，但其要旨都是因时变革，以便更好地论证人伦教化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道德本性乃儒家教化思想的共同特征。与道德本性论相契合，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即是以血缘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政治社会，崇尚政治道德化和法律礼教化的社会理念，其教化重心在于个人的道德修身和名分自觉，提倡“义利之辩”，向往“内圣外王”，力图以道德人格“化民成俗”，使社会历史沿着儒家期望的“温饱”→“小康”→“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迈进。[5]曹影先生认为教化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德治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6]李学娟认为教化的实质是一种辅政措施，教化实施的过程，就是统治者本着相应的教化标准，利用刑罚、监察等强制手段打击反动势力、革除恶俗陋习，利用道德、礼仪等温和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培养“良风美俗”的过程。[7]江净帆先生在《“教化”之概念辨析与界定》中，将教化与教育进行区分，认为教化既是教育学概念，又是伦理学、政治学概念，而教育则仅仅是教育学概念。虽然“教化”一词现在并不常用，但在古代却比“教育”一词更为流行。尽管“教育”一词出现得很早，但“教化”与现代的“教育”词义相近。由于教化含义的多样性，其更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政教合一、伦理为本。[8]因此魏晋时期的儒家教化是统治者根据“以孝治天下”的基本教化标准，运用政治、礼仪、教育等温和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培养良风美俗，再运用选官、考课、巡行、法律等强制手段打击反动势力，革除恶俗陋习，使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常自上而下推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目的。

由此可见，“教化”的含义非常广泛，可以说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儒家教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和精神诉求。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阶段，如果能够从上述问题中，寻找到重要的研究思路，将可以更加客观地剖析这段历史时期的儒家教化特点，并为当今社会提供重要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