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史论丛（2019年第1辑/总第37辑）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 4字
- 2025-04-08 20:57:55
本刊特稿
探微技艺精 宏论卓识高
——《郑天挺清史讲义》反映的清史教学与研究
常建华
摘要：《郑天挺清史讲义》是一部继孟森《清史讲义》之后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清史著述，集教材、资料与研究于一身，是学习清史以及清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该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清史体系，反映了20世纪清史研究的学术变迁。该书体系全面系统，囊括清入关前、清前期、清后期三大时段，包括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族、思想文化、中外关系各个方面，属于清通史。作者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对于清史教研具有指导意义。书中的学术札记，显示出高超的考证学技艺。
关键词：《清史稿》 郑天挺 清代经济 清朝制度 考据学
郑天挺先生是继孟森之后我国20世纪卓越的清史学家，我对郑先生的清史研究已有专门论述[1]，其中包含了对于郑先生清史讲义卡片若干内容的介绍。这里则以《郑天挺清史讲义》[2]为中心，探讨郑先生的清史教学以及清史研究。
一 郑天挺的清史教学体系
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甡，字毅生，籍贯福建长乐，出生于北京。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研究生，并于1924年毕业。
早在研究生阶段，郑天挺已经从事有关清史的学术研究。1922年9月，郑先生到法权讨论委员会，为会长也是表兄的张耀曾当秘书。法权讨论会是当时政府筹备收回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的机构，会中保存了大批中外文献及一些外交档案。郑先生编写汉文资料，并以该会名义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1923年8月正式出版，这是他编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述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
郑天挺的学术志趣始终在清史。他出生于清末，在北京长大，耳闻目睹了许多清人掌故，对清史有浓厚兴趣。1933年，郑先生应邀去北大校友范文澜主持的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3]，开启了他的清史教学。
郑天挺1933年12月之后，在北大中文系执教，陆续讲授过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课程。据说，1936～1937年间，郑先生在北大也开设过“明清史”，可能是兼课。[4]1938年后，郑先生转入北大历史学系，而他正式讲授明清史则从1939年在西南联大开始，他在《自传》中说：“我在一九三九年后，在联大即讲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5]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先后设置历史社会学系、史学系，郑天挺在此开设明清史课程。“当时年青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6] 1946年10月北大复校至1952年春，郑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课以明清史、近代史为主。1952年秋，郑天挺在调入天津的南开大学后仍教授明清史，直到20世纪80年代。
《郑天挺清史讲义》系整理郑天挺先生清史分类卡片而成，在诸多分类卡片前，置有导引卡片，当是上课的大纲，分别插入相关部分。我们将其抽出合为《清史讲义大纲》，可见郑老清史课讲授的基本框架与内容。《清史讲义大纲》内容分为两编，第一编绪论，内有第三章明清史之参考书，根据清史属于明清史课程之一部分的设计，《郑天挺明史讲义》第一编绪论所含第一章明清史之特点，第二章明清史之分段，其中的清史内容，应当就是清史的第一、二章。郑先生多是将明清合而论之，专论清史的第一章之八“明清史中几个可注意的问题”，关于“清史”：
1.元与清同为外族入主中原，何以享国修短不同？
2.清未入关前因八旗制度而成功强大，何以入关后失其功用？
3.中国接受现代文明在日本以前，何以日本成为近代国家而中国反未成？
郑先生要求“注意其因果关系，环境的影响”。
还有单独论述清史者尤可注意，如在“清之年代”中，郑先生指出：“自顺治元年（1644）入关，至宣统三年（1911）逊位，凡268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当一半，故以乾隆二十年至六十年为清中叶最相宜，如为易记可以乾隆为中叶，在乾隆前共92年，乾隆后116年。”他将清划分为创业（太祖、太宗的关外期）、统一（世祖、圣祖的入关期）、开拓（世宗、高祖的民族拓展期）、守成（仁宗、宣宗的外力侵入期）、衰亡（文宗、穆宗、德宗、宣统的外力压迫期）五期。再如在“清史之地位与难易”中，郑先生列出六点：
一、清史尚未成书，无一可资遵循之正史。此难者一事。
二、《清史稿》虽非成功之作，但《实录》《方略》《国史传》、诸家奏议俱在，可据之以考证《史稿》，故《史稿》尚非不可依据之书。此易者一事。
三、清室覆灭未久，故老尚存，史料易于搜讨。此易者一事。
四、清亡未久，是非未定，史实难于定论。此难者一事。
五、革命初期，于“满清”不无过分贬损，研究上更应客观。此难者一事。
六、清末主政者之子孙尚存，其所论不免偏倚。此难者一事。
这六点实为三组治清史的难易问题，符合民国的时代背景。郑先生的清史教研中，特别注意考证《清史稿》作为基本清史文献，同时征询故老、广搜史料、寻求真相，防止革命史观与遗民立场影响治史的客观性。“清之年代”“清史之地位与难易”这两个条目的卡片，作于1947年10月1日，应是在北大讲授明清史课的绪论内容。
绪论中的“近人研究清史之方法”强调：“大部分因袭日本人所作，此可不必论”，有依据国外著作、故老遗民之说、传闻野记者亦不可信，“有钩稽正史，细检其隙，以求真实者，其法较善”。主张依据正史治断代史。郑先生列有《孟森清史讲义》的清史分段章节，视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而郑先生的分段与此不同，自成体系，他在“清史分段私见”加以说明。
第二编清代勃兴至鸦片战争，包括第四章清代之先世与统一中原，第五章康乾疆土之拓展与文教之振兴。第四章下有七节：清代之先世，清太祖之崛起，明清之战事，满洲入关，入关前的风俗，明之复兴运动，三藩之平定；第五章下有六节：康熙初之政治，康熙时蒙藏之绥定，康雍骨肉之祸，康雍之政治，雍乾武功之继续，康乾文教之振兴。这一清史内容是作为“明清史的一部分”授课的，未能全部展开，只是郑先生最重视的部分，构成授课的主体，比较反映1949年之前清史讲义的内容。现存清史卡片的内容超出了这个大纲不少，特别还有近代史的讲义，可以构成较为完整的清史内容。
现存郑天挺完整的清史讲义大纲，是1949年以后主要是1950年代的，我们在此略作考察。《郑天挺明史讲义》[7]下册附录二为“中国史下（元明清）教学大纲与讲义”，主要是郑先生讲授作为中国通史的“元明清”部分的教学大纲与讲义，我们可从中了解清史部分的情况。
1949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中国史二下”的教学大纲表明，该学期16周，每周四课时。除去复习考试的2周，实际讲授了14周。具体来说，元史2周，明史5周，清史7周。教学大纲共5章，第1章讲元之盛衰，第二、三章都是明代的，第四章明之衰弊与满洲之统一，讲授四个问题，一是满洲的兴起，二是张、李之起兵，三是满洲入关，四是清之统一与初期政治。除了第二之外，其余三个是清史内容。第五章清代的文治与武功，下分三个部分，其一疆土之拓展，其二雍正改制，其三对内外之武功。从对内外之武功中使用“白莲教匪”“天理教匪”的用语并结合开课的时间，推测这一大纲基本反映了郑先生在西南联大、北大复校后的清史教学体系，特点是简明扼要，重视满洲的统一与边疆民族问题，以政治军事为主。
1952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国史四”的教学大纲，改动较大。大纲分为十章，元代四章，明代三章，清代三章。清代的三章是“满清”入关，清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内外的用兵。这个大纲的清代部分内容较少，更加简明。
1952年秋季学期南开大学“中国史第三段”的教学大纲，明清部分十六章，第七章满洲民族的兴起及其对明朝的侵扰，第十章满洲民族的入关与清初的民族斗争，第十一章清代的政策与制度，第十二章清代的财政经济的特殊情况，第十三章国内民族问题与高压政策，第十四章各地人民的起义，第十五章鸦片战争前的对外关系，第十六章明清两代的文化，这些是清史部分。这个大纲全面系统，增加了经济、对外关系、文化的内容，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大纲有章节目，细致翔实。大纲附有三道试题，反映了郑先生强调的明清史问题：一是元末农民起义与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清代农民起义其同异若何，二是清代统治少数民族的政策，三是西学东渐对中国所起的作用。
1955～1958年南开大学“中国史三明清部分”讲义，实际上是1955年的清史专题与1958年的补课大纲。由于有授课要点，可以进一步了解授课内容。该讲义涉及清史部分为：第十章走向崩溃的明朝封建政权的第二节满洲的崛起及其对明朝的侵略，第十二章清统治中国，第十三章清代的社会经济，第十四章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第十五章明清的文化。
《郑天挺清史讲义》附录五种有关清史的大纲或讲义，我们分别介绍如下：
1955年2月南开大学“清史专题”讲义，计划16周，其中有2周是讨论课。课程分为二大专题，其一清入关前的社会，包含五个问题：建州卫人民生活，八旗制度，世管佐领和满洲民族，入关前的土地与生产，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所反映的社会情况；其二清入关后的政治与经济，包含八个问题：逃人法，圈地，包衣与内务府，海禁问题，摊丁入亩，手工业与商业，军机处，驻防与绿营。第一次讨论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第二次讨论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关注社会性质是这一课程的特色，这一讲义每节都有“简单地概括”，由于使用社会性质的理论分析，观点新颖，开启了清史教研的新局面。如郑先生在“八旗制度”部分的讲义中分析说：
在初期八旗制度来看，它的性质是一种由氏族社会末期飞跃到初期封建社会的一种过渡制度，而且包含少许蓄奴成分，也就是国家形成仍保存氏族组织的形式与蓄奴成分的制度。
根据本部族的习惯，尽量保留下氏族色彩，家长族长的管理一家一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组织，像氏族社会，而家长不参加生产，又不完全像。八旗各有自己的公共财产，近似氏族制，而各人还有私人财产，又有继承，又不一样。当时有军队，有法律，有阶级，则国家已形成，不是氏族制。人民要当兵，是封建义务。
努尔哈赤诸子待遇不平等，诸子之母亦不平等，此为特点之一，另作一文。
满洲初起，有奴隶，但与生产奴隶又不同。如又有殉葬之事，奴隶亦可鞑责，而与纯粹之奴隶亦不同。（当兵）
究竟“满清”祖先经过奴隶社会没有，还待研究。
这带来对八旗制度的革命性认识，已经提出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洲社会，“它的性质是一种由氏族社会末期飞跃到初期封建社会的一种过渡制度”的看法，后来就此正式发表了论文[8]，成为清入关前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
1956年南开大学明清史补课提纲，这里是第九至十五章，其中第十章满洲的兴起、第十二章清军入关和关内的抗清斗争，第十三章统一的多民族的清帝国，第十四章清中期的经济政治和清代对外关系，第十五章明清的文化，为清史部分。这份提纲以1955年清史专题讲义为基础，做了适当调整。
1958年中国史明清部分补课提纲，受当时政治运动和高教部教学大纲的影响，教学基调明显发生了变化。开宗明义列出五点要求：
1.贯彻历史为政治服务的精神；
2.体现厚今薄古的方针；
3.克服教学改革期间大字报揭发的缺点；
4.保证正确观点（1958.9.19《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提出：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材料与观点的统一；
5.注意历史上的全面关系（参考毛主席十大关系的指示）。
郑先生还说明“为了便于连接上学期未讲完部分，章节次序仍按高教部教学大纲进行，至于讲稿采用本年暑假师生编写本，两者章节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上学期已讲到清入关，还有三章没讲，就是清朝前期和清朝中叶的历史以及明清的文化，我们现在补讲这三章。首先谈第四十三章”。这个大数字的章，应是高教部教学大纲中国通史的设章，是统一的教学大纲。讲述内容都是先分成“（一）讲述目的”“（二）概略”两部分介绍，再按照节列出内容。第四十三章统一的多民族的清帝国（1644～1728），强调该章阐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郑先生在概述中还提出不少重要看法。他指出明清时代的社会性质：“我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发展到末期封建社会，不等于说没有发展到晚期。晚期与末期是不同的。末期是指这一制度已经完全腐烂瓦解并向另一制度过渡的阶段；晚期是指这一制度开始逐步走向瓦解，而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中国的确没有发展到末期封建社会，但有晚期。明清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他提出新的清史分为三期的看法：一、入关至摊丁入亩（1644～1723），共80年，此为清代前期，又分两段：①入关至统一（康熙二十年云南平），共38年；②统一至摊丁入亩（1681～1723），共43年。二、摊丁入亩至鸦片战争（1723～1840），此为清代中期，又分两段：①摊丁入亩至白莲教起义（1723～1796）共74年；②白莲教起义至鸦片战争（1796～1840），共44年。三、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1840～1911），共71年，此为清代后期，入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该章包括三节：①清朝前期的政治；②清朝前期的经济；③清帝国内各族联系的加强。
第四十四章清中期的经济政治和清代对外关系（1724～1840），强调清代中期在经济发展（1748～1796）之际，各地即有不断的起义，中外矛盾也日益突出。这章包括三节：①清政权的逐渐衰弱和社会矛盾的加剧；②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③清代对外关系。这一章需要注意的内容：“简单说就是这样几个问题：1.乾隆以后社会经济是不是有发展；2.到了乾隆为什么还没进入资本主义（包括为什么没有以少数族作原始积累的源泉）；3.清朝怎样衰落的。”郑先生总结清代中期的特点：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领土逐步巩固扩大，对外关系加繁，国内各族各地人民不断的起义。
第四十五章明清的文化，讲述目的强调找出特点，适当估价，加以清理。这一章包括三节：①哲学思想，②文学、史学和艺术，③科学。提出下面六个内容：①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出现，这是反映社会经济的变化，还是反映对朱子学说的反抗？②顾炎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主，而发展到乾嘉的考证派反而脱离了实际政治和实际生活流入烦琐无用，这是不是由于这个流派没落？③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于是文学方面出现了一些反映现实市民生活思想的社会面貌的小说，如三言二拍，但是为什么在诗文方面反映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④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李时珍《本草纲目》这些书的内容究竟是西方传教士传来的西学呢？还是由于和西方文明接触之后而刺激起中国人对古代科学的发掘呢？⑤这些科学技术的发明发现，同时也就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它的影响和发展是不容忽视的。⑥明清神权的发展是否正说明社会变化之剧烈？郑先生进而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1.明清两代哲学思想主流是什么？（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民主思想，明末和清中叶王夫之、戴震的唯物思想。）
2.封建晚期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是民主思想，是市民文学，是神权信仰，是艺巧欣赏。）
3.耶稣会士东来对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带来科学？刺激了对固有科学的发掘？使中国科学复兴？接收了新的发扬了旧的？新旧结合？几方面虽然都有而主要的是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敢想敢干的果实。）
应当说这些研究内容丰富多彩，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
1959年的明清史补课大纲，为另一班讲第四十章“满洲的兴起”和第四十二章“清军入关和关内的抗清斗争”，郑先生补列第四十二章提纲。第四十二章提纲正好可以弥补1958年补课提纲所无的内容，该章讲述目的强调三点：一是凡是落后的民族一定会成为被欺侮被侵略的对象，二是历史必须是劳动人民的历史，三是人类社会的民族压迫离不开阶级压迫，而阶级压迫只有在反抗斗争下才能得到轻减。这一章包括四节：①满洲的兴起，②明和满洲的关系，③清军入关，④关内的抗清斗争。该章强调注意到下面几个问题：①“满洲”是中国东北境内一个少数民族；②满洲族在努尔哈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③满洲入关以后向西向南进攻的性质如何？什么力量是抗清的主力；④我们应该怎样批判过去学者对满洲入关明朝亡国原因的荒谬解释，和他们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蔑。
现存的郑先生清史教学大纲与讲义告诉我们，他对清史的内容、分期、特点有着自己完整的认识，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分析清史，形成了新的清史叙述体系。
1962年郑先生为中央党校讲授清史，讲义《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对清史进行整体说明，是清史入门的必读书。概说部分指出清朝所处的时代有六个特点，八个重大事件。该书被誉为：“建国以来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概述有清一代历史的专著，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解放后清朝断代史的空白，而且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我国清史研究的新路，为大部头的清朝断代史的问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9]事实上，该书正是郑先生5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清史的产物，他的清史讲义大纲、讲义以及大量卡片充分说明此点。
二 清史资料的取精用宏
郑先生在“清史资料”的条目中指出：“研究明清史有一个优越条件，就是资料多。两朝实录基本完整，文集多，方志多，笔记多，官修书籍多。但问题亦在此。如何甄用？”对于繁多的清史资料，郑先生列出《清史稿》、实录、《东华录》、《满洲实录》、政书、清代史籍、近人著作、传记，对清代编年史、清代传记、清代则例、清人笔记等有系统考察，反映出广博的资料收集视野，“清史资料”收有63个条目，多是较长篇幅者。
从对“清史资料”的研究来看，郑先生对于《清史稿》用力最勤。有关《清史稿》的条目有《清史稿》、《清史稿》之修成、《清史稿》取材、《清史稿》纂修姓氏、《清史稿》纂修人手、《清史稿》之批评、《清史稿》的私改、《清史稿》印行先后、《清史稿》的关内与关外本、《清史稿》关内关外本异同、禁《清史稿》、对《史稿》关内关外本意见、《清史稿》人名的错误共13条，这些条目较多作于1939年、1955年、1963年诸年份。
郑先生阅读《清史稿》，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通过内证发现诸多问题，从《清史稿》标点本的更正印证郑先生的先见之明。如《耿仲明传》有句“天聪七年五月从仲明”，郑先生指出“应作有德”；《尚可喜传》有句“九年可喜与继茂”，郑先生谓：“耿仲明子，传中前未见继茂名，不应不叙其姓，此纂修失察处”；读《吴三桂传》，注意到“吴三桂死后清军之进剿”，数称彰寿之名，比较列传四《阿巴泰传附彰泰传》，可知“是彰寿乃彰泰之误”。
上述说明，郑先生对于传记文写作的研究深入。如1949年5月21日所作“清代重臣统兵”摘录的随文札记，看出了问题所在：
《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九，《赛尚阿、讷尔经额传》论：“清沿故事，有大军事辄以满洲重臣督师。乾嘉时，如阿桂、福康安、勒保、额勒登保等，皆胸有韬略，功在旗常。道光以来，惟长龄平定回疆，差堪继武。其后禧恩之征猺，奕山、奕经之防海，或以骄侈召谤，或以轻率偾事。至粤匪初起，李星沅不胜任易以赛尚阿，驭将无方，遂致寇不可制。讷尔经额庸懦同之，畿甸震惊。自是朝廷始知其弊，惟僧格林沁犹以勋望膺其任，（天挺案此十二字似与下文不相属，疑后来改稿者之所加。）不复轻以中枢阁部出任师干，即有时亲藩遥领，亦居其名不行其实。（前十二字或应缀于此。）盖人材时会使然，固不可与国初入关时并论也。”
玩味原文，郑先生的看法言之成理。
郑先生强调读正史先读志，重视志所记载典章制度的重要性，对志的写作要求甚高。如《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记载：“明之设卫也，以屯养军，以军隶卫。洎军政废而募民兵，屯军始专职漕运，无漕者受役不息，屯户大困。清因明之旧，卫屯给军分佃，罢其杂徭……百余年来，屯田利病与漕运终始，及南漕改海运，屯卫隐蔽难稽，至是而一大变。”郑先生指出：“此用《清通考·田赋考》，而概括未尽。”认为《清史稿》的概括不够完善。
再如，“咸丰时督抚权势渐高”摘录《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志三》：“文宗莅政，命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各巡抚（均总督兼辖省份）节制镇、协武职；总督兼辖省份，由巡抚署考会题，校阅防剿，定为专责，职权渐崇（此谓巡抚职权）。光绪季年，裁同城巡抚，其分省者，权几与总督埒，所谓兼辖，奉行文书已耳。宣统间，军政、盐政，厚集中央，督抚权削矣。”郑先生作按语：
志文叙述未详。咸丰后由统兵将帅任督抚（握军权），又创厘金，（握财权），又兼盐政（财政，道咸加）、外交（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联系，道咸以后），而地方督抚职权渐重，演成曾、胡、左、李、张、刘、袁、岑的局面，宣统初感到督抚权重，始收回军、盐诸政以削其势。
补充了志文的不足之处。
利用《清史稿》纪表志传互证发现问题，也是常采取的考察该书的方法。如1947年所作“军机大臣”条：
天挺案军机房之设，年表谓始于雍正七年，张廷玉传谓始于八年，职官志谓始于十年。考怡亲王逝世在雍正八年五月，又，本纪八年十月甲寅有“以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久参机务，各予伯爵世袭”之语，则军机房之设不应在八年以后。又，命将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在雍正七年三月。
发现《清史稿》年表、张廷玉传、职官志记载军机处出现的三个不同年份：雍正七年、八年、十年。又结合本纪，排除了十年说。从提示“命将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在雍正七年三月”来看，似倾向于七年说。
对于《清史稿》本纪也有研究。如“西洋入贡”条，列出本纪所载顺治、康熙、雍正朝外国朝贡的年份出处，接着指出：“高宗本纪以后散入各月”，发现了记载的方式不同。
“咸同间团练之抗粮”条辑录《清文宗实录》卷一六七咸丰五年五月十一日所载：“谕军机大臣等，王履谦奏，稽查上游河口并地方情形一折……至近来地方团练原以保卫乡闾，乃河南彰、卫、怀及开封等属，抗粮滋事之案层见叠出，皆因联庄会借团练为名，纠众抗官，该府县平日既办理不善，临时又补救无方，以致相率效尤，后患何堪设想？著英桂督饬该地方官剀切晓谕，不遵者严行惩办，庶几地方日就安静，而征收钱漕亦渐有起色，现在北路军务已平，所办联庄是否可以裁撤？并著该抚酌量办理。”郑先生加有按语：
王履谦时以副都御史稽查黄河上游河口，英桂为河南巡抚。此诏亦见《清史稿·文宗本纪》，惟有“各督抚其尚加意整顿，勿令日久酿患”之语，与此专饬英桂者不合。又其后有“是时山东已有黑团之害，尚未上闻，其后卒以兵力平之”一段，盖纂史者所加。文宗本纪原稿出吴廷燮手，奭良复辑，或即二人所加。
郑先生将《清史稿·文宗本纪》与《清文宗实录》相关记载比勘，指出了《清史稿·文宗本纪》的修纂问题。
郑先生开设“史料学”的课程，主要内容讲授明清史料，其中探讨《清史稿》的纂修问题，还论述了清史史料错误、史料补充、史料批判问题。
重视《清史稿》反映了郑先生治史重视正史的观点。《清史稿》不是定本，问题大，需要谨慎使用，故多加考证。认真考察《清史稿》也为了修订或新修，1963年吴晗发表《论修清史》[10]一文，与郑天挺议论编写清史之事，郑先生写了《关于编写清史、民国史之设想》[11]，可见郑先生对于《清史稿》的认识以及新修清史的主张。[12]
郑先生重视向满族皇室后裔了解清朝掌故证史。读史遇到满语词汇需要证实。如“和硕与多罗”条的札记：“天挺闻之溥雪斋，和硕满语为‘方面’，多罗为‘隅’为‘角’。”再如“领催”条目摘录《清史稿》兵志一“曰领催：供会计书写，马甲之长也。”下面说“领催，据溥雪斋云满文曰拨什库。拜唐阿，汉语执事人也。‘拜唐’事也，‘阿’人也。亦溥雪斋云。”溥雪斋（1893～1966），道光皇帝的曾孙，祖父为皇五子惇亲王奕
，父为贝勒载瀛。幼年袭封为“贝子”，著名书画家，辅仁大学教授，本名溥伒，以字行。郑天挺与溥雪斋有着多年的交往。[13]应当说，以溥雪斋的身份与学养揭示满语问题，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郑先生还从溥雪斋得到其他清史问题的看法。1949年8月5日的“清文宗之死”条记载：
溥雪斋伒今日语余，清文宗之死盖出于自裁，文宗在热河尝召五爷、六爷，顾穆宗而言曰“我无面目回京师，尔等其挈吾子还。”六爷者恭亲王奕䜣，五爷者惇王奕
即雪斋之祖也。文宗之走热河，惇王力谏，文宗谓之曰吾非畏死，恐受辱耳。惇王言去易而还难，异日将何以为辞？故文宗终不还。孝钦以此深恨奕，每称文宗之死由于五爷所逼，其后奕之不得意亦由于此。雪斋言及此事不止一次，今日复谓其祖在日屡告之必不误。余检《史稿文宗纪》，文宗走热河，恭亲王实未从，所谓五爷、六爷者，或仅五爷耳，雪斋又言其祖不主太后临朝，盖与端华、肃顺意最投，苟非文宗亲弟必无幸。
郑先生还加了旁注：“文宗患吐血亦见《本纪》。”
1950年6月12日所作“清代诸陵”条，在询问溥雪斋清帝陵墓位置后，作了按语：
溥雪斋（伒）云：东陵原为马兰镇，西陵原为泰宁镇，东陵凡九陵，以圣祖景陵为最富丽，陵前碑亭外尚有圣德神功碑及蒙古王公所立之四种文字碑，俗称对儿碑，他陵所无也。孝陵、景陵、裕陵前均有石人牲，定陵以后无之，以国家穷也。东陵树木最盛，曹锟为总统时斩伐已尽。西陵凡六陵，规模气势远不及东陵。又云：有《万年统志》一书，记东陵甚详，无刊本。
据此补充了相关知识。
1962年9月24日所作“皇子抚养于官员家”条，辑录王先谦《东华录》卷九十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丁酉史料，所作按语指出：“皇子及王公子抚养于属下官员之家，余曾以询溥雪斋，雪斋言不知其事，或道咸以后所无也。”可知就此事征询过溥雪斋。
郑先生针对清史资料繁多的情形，采取大量笔录卡片予以收集，用力之勤，罕有其匹，因此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卡片资料。郑先生读书、摘录以及做札记，不仅长年累月进行，即是出门、酷暑、年节也往往坚持不辍。“清初禁同族嫁娶”条卡片记载，1943年2月4日壬午除夕还在阅读《清史稿·太宗本纪》，注意到：天聪五年七月甲戌“并禁官民同族嫁娶，犯者男妇以奸论”。发现“此事《东华录》失载”。
读书有所收获，兴奋之情跃然纸上。1943年郑先生正在研究清初礼俗。7月7日晚上所作“清代殉葬之禁”条卡片，是阅读《清史稿》列传五十一《刘楗传附朱裴传》札记，卡片记载：“前于书肆见《松下杂钞》有朱裴禁殉葬一条，其后欲求其书不得，时耿于怀，今日检史稿得其传不禁狂喜。”得到想要的资料，喜形于色，使用了“不禁狂喜”的字眼，这种直抒胸臆的记载不多见于郑先生的读书札记，可见其高兴的程度。请注意，当天是七七事变正式抗战纪念日，学者勤奋治学别具意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载了这一学术发现，并有具体考证，详细程度超过了卡片上的札记。
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作息时间比较规律。一般是晚上12点就寝，次日早上六点起床，八点到校办公。每天晚上休息六小时，时间不算多，有时因读书睡觉还要少。“松山战后明清和议日表”条卡片所作时间为“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夜一时，实二十一日晨矣”。郑先生读书不辍，甚至节假日也是如此。“清初禁同族嫁娶”条是阅读《清史稿》卷二《太宗本纪》的卡片，作于1943年2月4日壬午除夕。“内务府”“内务府与税差织造”条考察内务府机构，作于1962年9月13日的中秋节之夜。“清代丝织业机匠前后之不同”的卡片，所署时间为1963年1月24日壬寅除夕，“清代江苏踹匠工资”条篇幅较长，作于1963年1月25日的癸卯元旦以及此后三日。
旅途中也读书不辍。“康熙时官僚置田产”条所署为“1962.2.22厦门旅途”。盛夏酷暑，仍在读书。“1953.7.18天津挥汗” 署于“鸦片烟在内地种植”条末尾，“1953.7.20 挥汗”署于“番薯明万历时入福建”卡片摘录之后，看来该年夏季天津够热的。身体不适，坚持读书。“乡兵”条，系读《清史稿》兵志四所作，卡片所署时间为“1955.5.23-24大流鼻血后”。
郑先生对于史料的深入研究，表现在探微精细的考证上。或与学界商榷，如“满洲初期的汉人”条为摘录《李朝宣祖实录》卡片，该书卷七一，二十九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丁酉记载：“南部主簿申忠一书启……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云，而文理不通，此外之人更无解文者，且无学习者。”郑先生做札记：
此申忠一（朝鲜官吏）所见。时奴尔哈赤三十八岁。
日本人以歪乃即外郎之异译，龚正六也。但以外郎为官名，又以正六为正陆皆未安。《李录》有二处作正陆，余均作正六。
日本人又谓教其子乃教其弟之误，亦非。
郑先生不同意日本学者将“歪乃”作为“外郎”的异译并专指“龚正六”（龚正陆）的看法，事实上关于“歪乃”一词的理解已成为满学界的争议问题，或理解为职称名，以“外郎”解，著名满学、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著有《歪乃小考》[14]一文，实际写作可能是在90年代，认为“歪乃之为人名而非职称名”，郑老的上述札记推测作于50年代，否定外郎为官名，得到了王锺翰先生的进一步证明。
“佟养正与佟养真非一人”亦为读《李朝宣祖实录》札记，指出：佟养正“1592年已为参将，时在1618年满洲入占抚顺前二十七年，如果属一人，则降清时已在五十岁以上。日本人及孟心史先生均以为佟养正即佟养真，且言真改正为避世宗译。此必不然，《宣祖实录》早成，不能避后来清人讳也”。这也是利用年代学、避讳学考证的事例。
读书之细，善于排比归纳，会有各种发现。卡片“吴三桂失败之原因”认为：“吴三桂失败以军略失着为最大原因，而诸将年龄太高实为造成此原因之故。”列出吴三桂起兵时年六十二，主要战将已经四五十岁。
1942年9月21日所作“圣祖幼育宫外”条，也是探微的发现之一。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查痘章京”依据《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恩福堂笔记》《钦定日下旧闻考》，指出康熙帝幼年未出痘由乳母护视于紫禁城外西华门北街东福佑寺，郑先生发现王氏《东华录》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壬子记载，谕令礼部恩封去世的乳母瓜尔佳氏，于是寻礼部议封为保圣夫人。郑先生判断：“此当即护视于宫外之人。”后又作“康熙的幼年”条，补充说：“世传曹妻，李煦之姊，为康熙乳母，盖非正式乳母，乃帮贴乳母，当时乳母不止一人，而一人为正。曹氏、李氏子弟即哈哈珠子（使唤小子）之流，故甚亲近。”
三 满洲的崛起与统一中国
这是郑先生清史课的基本内容，《郑天挺清史讲义》的清代之先世、满洲入关前的礼俗、满洲入关前的社会、明清之战事、满洲入关与顺治朝、平定三藩、郑成功与台湾这七个专题，属于满洲的崛起与统一中国的教研范围。
“清代之先世”专题收录40个条目，是在孟森先生《明元清系通纪》《清史讲义》基础上的讨论。“清代先世世系”条的按语依据《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记载指出：“是范嗏是否为布库里英雄之子或孙，或数世孙均不可考，孟先生列之二世盖伪定之论耳。但孟特木为范嗏孙，决无可疑。”提出与孟森不同的看法。“清祖系之疑”条又指出：“金之亡在金哀宗天兴三年，即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太宗六年，西1234。去宣德八年（1433）八月蒙哥帖木儿之死，凡200年。宣德八年（1433），去奴儿哈赤之生嘉靖三十八年，西1559，凡127年。何以前200年传四世或五世，而后127年传五世至六世。此点诸家未谈。金亡而斡朶里改封，亦孟先生说。”强调清祖系的疑点。关于满洲的名称，作于1947年4月22日的“满洲与诸申”条提出了重要看法：
天挺读藤冈胜二所译《满文老档》，凡称满洲处多用gusen字，其满洲字待查，（5，8，30，31，45，148，431等页均有）当即太宗时禁用之珠申、诸申。此字当从女真gu-chen，gusjen而来。或肃慎Lu-shèn而来。待求语音上之证据，满洲在《老档》亦有称manju者（30），或系后来太宗所改。
满洲亦有称Aisin（爱新）国者（722页）当为初改之号。
认为诸申（珠申）从女真而来或肃慎而来，后来的学者从语音上进行了论证。[15] “满洲名义之起源前论”条强调：“我们在旧日载籍及民间习俗上证明了满洲二字在清代只是与汉族对待的名称，并非专指某一个地方——如东三省。称东三省为满洲为清末之事。”“满洲名义之起源”条指出，满洲名义之来源其说有四，即国名、部族名、地名、尊称，郑先生作了按语：
以上四说皆有未安。二说既谓是佛号非地名，而又云本部族名。且清代以前亦无此部族名。此可议也。三说假造满洲二字以代建州，其说似矣，但何以不用其它字而必用满洲？其说亦不同。傅斯年以建满为叠韵，亦未确。罗莘田云建在愿韵，读为Kjien，满在缓韵（均依广韵），读为muan，并非叠韵但同为山摄耳。四说最近，但谓文殊为佛之最尊称，既以尊其渠酋，亦未必然。窃疑《隋书》所谓其酋曰“瞒咄”必有所本；其后知佛号中有文殊位甚尊，遂取来附会瞒咄译音，以欺迷信佛法之民族，如西藏等；但佛号中国知之最悉，不能以相欺，故清太宗改为音近之满洲，兼以避去建州之名。
此说虽非定论，但是思虑缜密，极具启发性。作于1941年5月27日的“清顺治时自论与金代之关系”条，依据《东华录》顺治十四年正月戊午有关修整金陵的记载，指出：“据此谕可知：明代时，上下均知清之先代与金代有关，清太宗亦自知其先代与金代有关。而谕中‘于金何与’盖当时新得中原欲讳之矣。”揭示出清与金的关系。
满洲的崛起是郑先生关注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在满洲研究方法与历史分析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1947年4月30日所作卡片“满洲强大之故”记载：
满洲所以能强大之因素：
一、由于人 太祖及其所用文武。
二、由于制度 八旗。
三、由于知道文化之重要、创制文字。
时过境迁，1953年5月11日，郑先生在该卡片上继续写道：“此六年前一九四七年之所见也，强调个人，强调制度而不知从经济生产分析，满洲之所以能强大：一由于在其邻近有文化较高之中国与朝鲜，使其社会急速发展，由有氏族残余的奴隶社会一变而入封建社会，生产提高，促使其内部团结，有余力向外发展。”可见，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形态学说重新分析历史，历史观发生的转变。
“满洲入关前的礼俗”专题收录34条，主要作于1942年以及1943～1944年，个别作于1940、1950、1953各年，实际上是集中考察、准备演讲的产物。1942年12月8日晚，郑先生为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讲演，讲题本定“清初文化之调融”，拟分六节：“一、满洲未称帝前所保留之女真文化成分，二、满洲入关前所沾染之汉文化，三、满洲入关前所提倡之汉化，四、清初诸帝与汉文汉化，五、入关后所行之汉化，六、入关后对于满化之恢复。”其后以内容太繁，改讲“清初几种礼俗之演变”，分六节：“一、渔猎，二、祭天堂子附，三、丧葬殉葬及丹旐附，四、婚聘清初无服尊卑通婚附，五、剃发剃发祸附，六、冠服冠服之祸附。”当时所讲未立稿，有学生笔记。[16]笔记者为何鹏毓，后复增加例证，广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长文[17]，从渔猎、祭告、祭堂子、丧葬、殉死、婚嫁、薙发、衣冠几方面，论述了满族礼俗的变化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郑先生另一长文《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文末附记：“1943年6月27日大雨中初稿成于昆明靛花巷，1944年4月11日讲于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18]该文探讨了清代以满洲表部族，满族先世在元明之地位、爱新觉罗得姓稽疑、氏族与族籍、清代诸帝之血系、佟氏与汉人、清初通婚政策、选秀女之制，分析了满族与汉族的关系。两文修订后收入《清史探微》出版。
“满洲入关前的社会”专题收录55条，主要作于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1942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从所作满洲初起之寺庙、满洲初起时之习俗、清太祖太宗所居地、汉化之防范等条目来看，当时集中探讨清初文化调融、礼俗问题的卡片，“满洲入关前的礼俗”1942年的卡片同属一批。所谓清初文化调融实即满汉文化的关系，当今清史学界存在清朝统治汉化还是满化之争，郑天挺实际上是汉化说的提出者，同时又不否认清朝对于满族文化的坚守，很好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既有“汉化之提倡”，也有“汉化之防范”这些相反例证的条目，再请看“清初汉化成功之原因”条：
一、未入关前已用汉人制度，其来已渐。
二、汉人多而满人少。
三、清代公文书及考试，满汉并重，而仍以汉文为主。考试用满文者仍系翻译汉文。
四、多尔衮、世祖、圣祖均为崇拜明太祖之人，本人汉化程度极高。世祖圣祖均成长于汉人之手——太监及其他侍候之人。
五、满汉不同居，使满洲人羡慕不同之风俗，反而法效易而速。
再看“清代一代保存之满洲文化”条：
一、衣冠始终未改。
二、八旗制度存在，精神已变。
三、语言文字在满洲集团仍保留，但在同时仍用汉人语言文字为法定之语言文字。有不知满文满语之人，而无不知汉语之人。
四、满洲祭祀存在，汉俗之祭祀不废。
五、婚嫁丧葬习俗掺入汉俗之中。
从这些分析来看，我们不妨说清朝统治的成功，既不是汉化，也不是满化，而是“文化调融”。“文化调融”接近我们现在说的“民族融合”，郑先生在40年代即从“文化调融”看待清代的汉化、满化问题，直指清史的核心问题，其看法历久弥新。
第二个时期主要是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郑先生尝试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清初社会，1950年5月23日所作“满洲之社会组织”“觉罗”条目，参考国外有关满洲族社会构成的研究，思考依血族团体分为姓（hala）、氏（gargan 枝之意）、族（mukun）的问题。此后郑先生一直思考满洲的社会性质问题，1955年3月作有恩军、明代辽东、明代辽东的生产、清代祖先与农业等条目，前三条利用明代资料《辽东志》认识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该月还作有舒尔哈齐父子、褚英之死、莽古尔泰之死、代善与皇太极之矛盾、太祖时迁都之争等条目，郑先生主要考察满洲贵族的内部斗争，考察与氏族组织、社会性质的关系，不乏精彩之处。如长条目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死，郑先生注意到蒋氏《东华录》不载褚英之死，《满洲实录》亦不载，而见于王氏《东华录》，《太祖高皇帝实录》的记载则为王氏《东华录》所从出，太祖实录有删削。郑先生接着考察褚英事迹，指出：按褚英之废在八旗制定之前，褚英死在闰八月（乙卯1615），八旗设于同年。褚英未被罪前应与代善同属红旗，褚英代善为同母兄弟。《朝鲜实录·光海君日记》载天命六年褚英之子杜度领镶白旗，但八旗通志中镶白旗不见其迹。杜度本传与代善同征战之事为多，又杜度死于崇德七年（1642），其时镶白旗久属多铎，杜度何时离镶白旗待考。杜度或代多铎领旗，或未当领旗也。这些涉及八旗的改旗等重要问题。郑先生从褚英不多的事迹，看出了重要的大问题：
1.满洲当时并无长子继承制度。否则其家人兄弟必不敢攻讦之。
2.褚英被谗至于焚表告天以自明，可见当时斗争必甚激烈，而此种斗争后面一定有强固的不相同的集团。因为各人所代表的阶级是一样的，利益是一致的，那末发生斗争原因是内部斗争，是各人的斗争是各人属下的斗争，是各人属下的氏族斗争。
3.褚英的反对背明，一定是畏惧明朝，反映出“满清”自己的人少，兵力不够，生产还不够多；也反映出他们的封建统治还不够成熟，所以看不出明朝封建统治已趋衰落。
将无长子继承制作为理解爱新觉罗家族内部斗争的关键，可谓真知灼见。郑先生继续探讨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与八子后来登基的皇太子的矛盾，提出重要观点：
案皇太极所举代善之罪九款，实无一可以论罪之处，乃以退位相胁，诸贝勒勉强议罪只得四款，均极微细之事，而责罚甚重，竟至革大贝勒，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盖无可如何者也。皇太极亦不能不免之。盖皇太极所争者为封建王朝皇帝之体统，代善之所以放纵者在氏族关系之长兄。八旗制度至天聪末，氏族色彩日薄，封建色彩日浓，昔之所谓旗有制者已变为族主所有制矣，观于旗主之日富，旗民之日穷可知。而旗主们一方用封建剥削以自己享受，另一方用氏族关系以自己逃避皇帝之统治。皇太极所以如此作法，亦以不如此不能突破旗主们的把持。果然在此事之后半年，遂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改称号为皇帝，而代善亦封兄礼亲王，不复存大贝勒制度矣。
八旗制度至天聪末期之所谓旗有制者已变为族主所有制，可谓学术发明，以此把握皇太极登基后不复存大贝勒制度，呈现出对于社会性质的深刻观察。其他条目如“太祖时迁都之争”指出：“当时迁都甚速，必其人无安土重迁之思想，习俗如此故也。抑亦无私财之证。”又指出：“太祖频于迁都盖为经济条件所促成。”对于太祖迁都问题提出了看法。1956年的两个条目女真之氏族社会、辽东海运的兴废，继续利用明杨循吉《金小史》、李辅《全辽志》考察辽东社会。
第三时期为1962年，仍在阅读明嘉靖《辽东志》，摘录建州朝贡由抚顺关、《东戍见闻录》、辽东边墙始于正德等资料，也阅读清人著述，作有“奴籍壮丁同样征调”等条目。翌年，并阅读朝鲜李朝实录，摘录“满洲初期的农村”等卡片，使用明、清与朝鲜三方资料综合分析辽东社会。
郑先生有一些卡片是专门整体思考满洲入关前社会与研究方法论的。1955年3月29日所作“清开国时的学习汉俗”指出：
奴尔哈赤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卒。十二月三十日皇太极、代善，仍孝服。
此与汉俗不同，汉俗孝服百日，此已逾百日，且一百四十日矣。
此与后来之满俗亦不同，满人穿孝百日，百日毕易吉服。
看出皇太极代善是学汉人而不合，莽古尔泰则仍用满俗着吉服。
就此事正看出当时“满清”正在向汉人的高度封建主义转变。所谓汉化应该理解为高度封建化，不能只看做文化习俗，应该看做一个为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
这是将汉化问题与社会形态理论结合的看法。此外，“满洲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条列出12条要点，郑天挺上述一系列的研究思考，形成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一文。
“明清之战事”专题计41条，卡片主要形成于1939～1949年。其中尤以1939年的卡片为多，应当是因为本年郑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明清史集中备课的原因所致。此前虽有1930年的“清太宗扰明情形”“教士所记之多尔衮辅政”，1938年的“朝鲜目中之毛文龙兵力”等条，1939年11、12月间的条目则多起来，有清太祖告天七大恨、满洲与明朝之和议、明与朝鲜、明清和议条款、明末之辽帅、松山战后之明清和议、松山战后明清和议日表、清太宗扰明之目的，其中明清和议问题的比较集中。1940年7月有三个条目：四路征辽之败与朝鲜、朝鲜与毛文龙、朝鲜目中之满洲，主要是谈明、清、朝鲜之间关系的。此外，1941年4月作“木刻七大恨榜文”条，1942年4月作“清太祖、太宗在位年数”条，1943年4月作“清太祖侵明先后”“清太祖初起兵对明要求之条件”条，围绕明清关系。1949年4月留下的条目也多，一类是阅读史料摘录：明朝所传金使礼节、明朝所传清太祖死讯、皮岛所在的条目；另一类是阅读其他学者论文的摘录，读王崇武论文作：杨镐与萨尔浒之战、明成祖朝鲜选妃条，读李光涛论文作：记萨尔浒之战、皇太极名号之由来、清太宗与三国演、清入关前之真相、南海岛大捷、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条。
“满洲入关与顺治朝”专题43条，但是卡片署有时间的较少，以涉及多尔衮的为多。郑天挺以研究多尔衮成名，所作条目集中在1930年，有于七党、顺治董妃与吴梅村诗、阿玛王诸条，此外1942年作“多尔衮之称号”条，1943年作“吴三桂请兵之人”条，1951年作“流徙宁古塔”条，1956年12月作“清初抗清斗争的失败”条，1959年7月作“清军入关时的形势”“清军入关南下侵略之先后”条。“清初抗清斗争的失败”条指出，李自成部下李来亨在康熙三年八月初五日失败自杀，李军抗清武装告终。永历帝在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被俘，次年（1662）遇害，李定国亦于康熙元年（1662）死，张军抗清武装告终。台湾郑克塽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降清，海上抗清武装告终。此外起义者尚多，皆属微弱，于是抗清斗争转入地下。接着分析抗清斗争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
一、人民在长期战争之后（自崇祯元年1628农民战争起），要求恢复生产的安定局面，因之参加斗争者不是太多，而且一遇挫折即行退入生产。一方面清廷宣传对农民让步，取消明末加派和苛征，以缓和阶级矛盾，农民信其宣传，归田生产者多。抗清心不巩固，不持久。这是主要的。
二、清朝强调明朝的阶级斗争，声言为明复仇，以缓和民族矛盾，明臣受其愚弄，投降者很多，内部分化。
三、清军入关，中国的统一局面破坏，失去了中心和重心，因而造成了分裂局面，各地军阀拥兵，观望，形同割据。如左良玉以及四镇，分散了军事力量。
四、南明在1646以前，没有和农民起义军合作共同抗清。
五、军事上，明军不能共同作战，没有配合，如1654李定国到广东，曾约郑成功出兵，郑没有出兵（其年张攻镇江）。又如1659郑攻南京，时李已退至滇边。
六、政治上，明朝没有鲜明的反清口号。
虽然郑先生在按语之后标有“待正”二字，表明尚非定论，我们看这一分析还是相当全面和成熟的。既将久战人心思定与清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生效作为主要原因，又各种抗清势力不能团结合作作为重要原因，符合当时历史。郑先生的分析，很好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
在未署做卡时间的条目，有的梳理学术编年，便于授课与研究，如多尔衮生平、多尔衮年岁、入关先后日表、顺治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因旁注：“与形式卡片参看”，判断此条也作于1959年）、南明政权等。有的条目则提出一些重要的观点，如“多尔衮入关之原因”条指出：“太宗既卒，争立之人甚多，多尔衮辅政顺治，诸人未必尽服，多尔衮盖假入关以转国人目标，暂离是非之地，如立功更可减诸人之反对，塞诸人之口。”这个看法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有益于我们理解清兵入关问题。 “顺治时之政治”条对于顺治朝有提纲挈领的概括，特色鲜明。指出：
顺治十八年间，其政治可分二期，元年至七年（1644—1650）为多尔衮摄政期，八年至十八年（1651—1661）为顺治亲政期。此二期除多尔衮御满洲人及宗室较严，而顺治于满洲及宗室时有敷衍之处外，大体相同。多尔衮与顺治同为明太祖崇拜者，故两人之政治主张亦皆法明，清初除薙发及衣冠外，一切政制、经济、法律皆沿明之旧。此由于所用之人为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陈名夏诸人之关系者半，由于崇拜明太祖个人者亦半。
顺治时之政治重要者有四：曰法明，减赋，圈地，投充。前二者固善。后二者则莠政也。
其中强调多尔衮摄政与顺治亲政二期的一致性，“御满洲人及宗室较严”，特别是“多尔衮与顺治同为明太祖崇拜者，故两人之政治主张亦皆法明”，并分析原因：“此由于所用之人为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陈名夏诸人之关系者半，由于崇拜明太祖个人者亦半。”笔者孤陋寡闻，未见他人论述，深以为然也。[19]
“平定三藩”专题有30个条目，从1940年6月4日所作吴三桂之叛、耿精忠之叛的条目来看，该类条目主要形成在这时。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所作条目，如1950年6月6日作有洪承畴之经历条。从条目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为了教学，资料主要取材于《圣武记》《清史稿》，多谈概括性的事情，如三藩世系、撤藩之议、三藩之叛大事表、吴三桂之叛、三藩时清军之防守与攻战、吴三桂死后清军之进剿、吴三桂失败之原因、三藩平定之原因、吴三桂与清之统一原因、吴三桂与清之统一以及藩王的介绍等，郑先生也提出一些观点，如“吴三桂失败之原因”条指出：“吴三桂失败以军略失着为最大原因，而诸将年龄太高实为造成此原因之故。”
“郑成功与台湾”专题35条，主要作于新中国时期。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掀起反美以及探讨台湾问题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郑先生开始研究台湾史，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1月，所作条目有郑氏与台湾、有关台湾著作、中国史书上的台湾、台湾赤崁楼、台湾与荷兰的侵入、台湾与倭等，1955年1月8日，郑先生在南开作“台湾历史报告”。此外，1956年作有“台湾与郑氏”条。从1961年12月底到1962年2月中，是郑先生又一个集中阅读台湾与郑成功有关资料的时期，这是因为1962年2月中旬参加厦门大学举行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卡片中有1961年所作《台湾纪事本末》与《台湾外纪》、《台湾郑氏始末》、郑氏与台湾及西方诸国、台湾与荷兰、郑成功入台湾、台湾郑氏参考书等条，还有1962年作的《台湾外记》、《华夷变态》、郑成功海上船只、关于郑成功的参考书诸条。这些条目中对于有关台湾的一些文献进行细致考察，值得关注。郑先生还于1963年9月22日为天津市历史工作者、历史爱好者作“关于郑成功”的报告。[20]卡片中除了收录这篇讲稿，该年作有“李率泰论荷兰生衅”等条目。此外，还有讲稿“我国历史上的杰出的民族英雄”。
四 清前期的统治与社会
这是断代性清史的主体部分，由清初圈地薙头投充逃人问题、康熙及雍正治国、康雍乾西北西南用兵、乾嘉道农民起义、社会矛盾与保甲组织五个专题构成。
“清初圈地薙头投充逃人问题”专题25条。郑先生有“清初之五严政”条，列出《东华录》顺治三年（1646）十月记载，当时社会上对于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五事不满，而清廷禁止官员就此奏请改革。郑先生的教学大纲特设专门部分论述这些清初的弊政，这类卡片形成于两个时期：一是1939年6月22日作“薙头”条，1940年3、4月间连作逃人、投充、逃人法三个条目；二是1950年5月利用北大藏顺治题本（隐匿类）作了九个条目讨论逃人问题：清初人口买卖之价格、逃人窝藏连坐、逃人二次再逃、逃妇产后鞭责、逃人之妻一并归给本主、逃档逃牌、满洲雇工、窝藏逃人罚则、逃人逃匿三次，这些档案比较详细记载了一些逃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是认识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其学术价值已经超越逃人问题。此外1953年6月8日作“清代圈地”，1955年4月14、18日所作“康熙初的圈换土地”，探讨圈地问题。
“康熙及雍正治国”专题70条，因涉及两朝，内容丰富。康熙朝储位问题是政治大事，早在1940年5月郑先生所作康熙诸子、太子允礽之立与废条目中，就处理这一问题。前一条归纳了与世宗接近之兄弟：怡亲王允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世宗朝获罪之兄弟：诚郡王允祉、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辅国公允
、恂勤郡王允禵；世宗朝禄终之兄弟：恒北王允祺、淳亲王允祐、愉恪郡王允禑、简靖贝勒允祎。二十一子以下均幼。在后一条中。郑先生指出：“或以为《圣祖实录》为世宗所改，以《朝鲜实录》证之实不然，盖世宗与太子之废实无所干预。”有助于认识《清圣祖实录》之简与所记载储位之争问题。郑先生对于清初历法之争比较重视，1947年作有“清代历法之争”“明代历法”条目，1951年7月30日又有“清初历书”之条。关心持久且多有卡片的是康熙治河问题，1947年11月所作条目：清代黄河之大改道、靳辅治河八疏、陈潢治河策、清代以前之治河、康熙南巡与视河等，南巡与视河相关，1955年4月作了为实习所用的“康乾南巡”卡片，1956年5、6月作的条目有运河、河工夫役工资、明清运河改道、运河的中河。此外，1962年9月所做的卡片，反映出郑先生对于康熙朝的关注：康熙时旗人与县民争煤窑、康熙帝重实证、康熙的随时询问改正、康熙的留心闻见、康熙的治河，这些条目反映康熙帝的治国与社会状况。
郑先生从整体上把握康熙时代，卡片中有康熙的时代所处，康熙在政治上的措施，康熙的完成统一、平三藩、平郑氏等概括性文字，“康熙的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条目是为专题讲座准备的大纲[21]，郑先生对康熙帝评价很高，强调其在历史上其他帝王没做过的五点重大业绩：
1.完成统一；
2.保证国境的安全；
3.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4.治河通漕；
5.维护人民习俗。[22]
关于治理黄河，除了上述明确记载时间的条目外，未记时间的还有崔维雅治河策、清代治河的特点、康熙论靳辅、康熙时治河。郑先生的考察细致，如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十七年七月乙卯条载工部议复河道总督靳辅奏疏，同意靳辅“加筑戗堤”的建议，对于“戗堤”，郑先生称：
河工、海塘均有戗堤，初不得其解。字书只言戗古创字，又器物饰金称为戗金，读锵去声，qiang。据此戗堤是加固堤身的护堤。
戗堤在堤内加厚也，1963.8.29《天津日报》言：“戗堤又称后戗，紧贴在大堤坡脚后面，象靠山似的支持着堤身。”今制，每低一米做坡宽四米，余63.8.27在堤上亲见。
郑先生为了弄清楚“戗堤”，查了字书，借鉴了报纸上的文章，还亲自在堤上考察。
关于运河，“河工夫役工资”条依据清人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七二引《山东全河备考》，列出不同地区夫役月工资：东平州坝夫月合八钱四分六厘九毫，曹州黄河徭夫月合一两，宁阳县泉夫月合七钱九分五厘六丝。并指出曹州最多，宁阳最少。又卷一七三引会典“雇夫每日给工食银四分”，并引淮扬道档案下注引“荟蕞云：……但雇夫每日给工食银四分，载在会典，当此农人务闲之候，获四分现给之银，以糊其八口，无不欣然子来恐后者。第恐官役扣克，有名无实，仍为穷民之苦累”。郑先生作按语：“所引淮扬道档案即著者官淮扬道时所存之档案，时为康熙六十一年四月。荟蕞云云，即著者委托撰述本书之人或审定本书之人的案语。每日四分工食，则每月为一两二钱，转较常设工役为高。”如此考察河工夫役工资，对于了解治河、认识当时的社会经济十分必要。
郑先生总结了“康熙治河的特点”，他先比较明清之不同，指出明潘季驯“束水归槽”，而清靳辅“属浚于筑”，即筑堤刷沙，而康熙帝坚筑堤防、深浚河身、河湾浚直、急流刷沙，后来总结成：“筑高培厚”“裁湾取直”，参考《康熙圣训》总结康熙治河成功的原因：
1.不征调民工；
2.河工费用作正开支（卷三三，页6上），不惜费（三四，1下）
奖励廉勤（三五，3上），钱粮实用于河工（三四，2上）；
3.用人专（三四，1下）；
4.多研究：以永定河作试验（三三，6下），作木模型研究（三三，6下），亲自视察，问群臣，问淮扬人（三三，6下），问土民。
最后，指出康熙的局限性：“康熙治河是有成绩的，但他远不知防止水土流失，也不懂修建水库。”笔者对于康熙帝“治河通漕”也有所探讨[23]，感到郑先生的相关研究是很深入的。
此外，郑天挺对于康熙朝的党争问题关注，作有党争、康熙时党争、康熙时的门户之争的条目。
对于雍正的研究郑天挺也是先行者，“清世宗之生平”条列出了9件大事：
一、嫡与嗣统；
二、并地丁，停编审——丁随地起，雍正元年；
三、定火耗，加养廉 二年 提解火耗，耗羡归公
四、改八旗制
五、骨肉之祸
六、青海喀木之善后
七、再定西藏
八、雍正之死
九、雍正与文化 禅学，书院（十一年），尊孔
可以说这是研究雍正皇帝的大纲。郑先生认为其中的第二、三条是清代的创制，作“雍正特定之制”条目论述。“雍正之初政”条指出：“圣祖在位六十一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深悉其弊，综核名实一清积弊，亦未尝立予惩治，自能洞见外省情伪，此政治一大刷新。”肯定了雍正帝的政治改革。清初世祖、圣祖二帝都极力赞扬明太祖，欲为清朝争取民心，世宗时统治稳定，则不太在乎明太祖，郑先生敏锐注意到此点，1951年6月15日作有“清世宗批评明太祖”条目。对于清朝的政治弊病也有考察，1951年8月1日所作“清代文字狱”条目，罗列了康熙、雍正时的文字狱案件。
“康雍乾西北西南用兵”专题计49条。康雍乾西北用兵主要是解决准噶尔蒙古问题，清与准噶尔的乌兰布通之战，清朝官方史书说是清军大败噶尔丹，今之学者颇为怀疑。[24]郑天挺先生早在1949年10月27日所作卡片“清初征噶尔丹之当时记载”中已经质疑，郑先生引清昆山人柴桑《京师偶记》：“厄鲁特噶尔丹违背誓约，与喀尔喀构怨，数为边患。闻部下有南人教之侵扰。乌澜布通之役，诱之深入，距京师七百里，已成擒矣，卒使之得志而去。”指出：“此条所记战事固未大胜，与官官[25]大异。”真是敏锐至极。同时他还考证出，该书“当成于康熙中”，又记中有“于公罢相，仓皇出都，以节中所收蜡烛赠一亲故，鬻之得八百金”一条，郑先生考证：“清代大学士惟乾隆时于敏中以贪婪著，但敏中死于位，未尝罢。此或指余国柱，国柱好货，以康熙二十七年正月革职。然则‘于’乃‘余’之讹。”同年6月所作“札萨克”条对于清代札萨克制度条分缕析，系统呈现。
50年代，郑先生持续考察蒙古问题。1954年5月27日所作“乾隆时对准噶尔部之统治”条，摘录魏源《圣武记》资料后，作按语总结：
据以上所述，准噶尔平后，清廷政策有三：
一、设州县，如迪化；
二、割其土地并入喀尔喀，如乌梁海；
三、迁移其民，如科布多。
关注清朝在准噶尔部原控制区采取的统治方式。
清朝控制西藏问题也是郑先生关注的。卡片中有关的条目有：第巴、抚绥西藏、再定西藏、乾隆平定西藏等。1951年7月23日所作 “康熙擒假达赖之故”条深刻指出：“蒋氏《东华录》所述，康熙当时实与策妄争蒙古、西域、西藏之领导权，诸地皆奉喇嘛教，能得达赖者即能得各地之领导权，故不惜以全力争之。”1953年所作“清与西藏”概括了二者的关系。
清朝控制青海地区的条目则有：平定青海喀木、青海之善后、平定青海参考、青海改旗与土司等，1953年6月16日所作 “清与青海”条梳理了二者关系的编年。
清朝对南疆的用兵，新疆南八城、伊犁新疆河北九城、回疆十一城、乾隆回部用兵、乾隆新疆驻兵、清初回城之管辖等条是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是1954年辑录的。
乾隆皇帝用兵号称十全武功，有关战事的条目也有。如乾嘉征苗、缅甸、安南，乾隆平定廓尔喀、廓尔喀善后、乾隆十全武功、大小金川等条目，都是这方面的。
郑先生对清朝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1951年7月25日的卡片 “清代改土归流之先后”摘录《清史稿·土司传一》湖广、云南、贵州、广西的事例后，郑先生作了按语：
一、改土归流在明代弘治、嘉靖已行之，康熙时亦曾实行，但看条件成熟与否。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者或在土官之下加设流官佐之。或流官下以土官佐之。
二、雍正时之改土归流，是条件未成熟而以武力强制改流的。
三、改土归流不但夺土官之统治权，土地权，而且侵蚀其财产甚至没收其财产，所以满清官吏借口种种原因压迫土官改流。目的在侵吞财产。
四、改流之土官有的还要强迫使他迁往他省居住。
五、我们研究改土归流更重要的是在归流后对这个少数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是不是提高了、发展了来看，要注意整个的问题，而不应只强调军事一面。
如上所述，不仅梳理了明清改土归流的脉络，还提出雍正改土归流“是条件未成熟而以武力强制改流的”[26]，“目的在侵吞财产”，同时辩证地认为“研究改土归流更重要的是在归流后对这个少数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是不是提高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跃然纸上。
郑先生在清代民族政策的研究上，颇多新见解。1951年8月1日所作“满清统治少数民族的政策”卡片：
“满清”统治（新参加的）少数民族的政策 待澄待正
一、“满清”境内少数民族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民族特有的奴隶制，有的统治别族，有的被别族统治，这样对全国总统治者是不利的，所以要求清朝境内的各族平等地统属于清廷，不允许某一民族被统属于另一民族。就是说在中国境内各民族全要由“满清”直接统治。因此有野心统治别民族或征服别民族者，“满清”一定要打倒它，不恤用兵。——如打准噶尔。
二、同样理由，也不允许在“满清”统治下的民族再去统属别的民族，这样还是有的民族不能直接由“满清”统治，而有“二统治者”掺在中间。——如青海改旗时喀尔喀部另编，不编在内。
三、所有民族全分别制定办法，组织起来，统属起来，而由“满清”直接管理他们的最高首长，但是同时各阶层的贵族或首长“满清”也同其他有联系。就是说在统制时或公事时由最高首长传达，在分布恩惠时或私事时由“满清”直接与各阶层贵族交往。因此好事全是“满清”直接，坏事可以推在各民族的最高首长与“满清”官吏身上。——如喀尔喀部王公联姻赏赐不经过库伦办事大臣与盟长，而一切统治制度要经过，等等。
四、少数民族贵族的名义与地位仍要维持，权力加以限制。
五、“满清”对少数民族统治政策是发展的，是结合实际而变化的。——如驻藏办事大臣之权力。
概括起来，要点是“清朝境内的各族平等地统属于清廷，不允许某一民族被统属于另一民族”。倒是也有间接统治的民族，“所有民族全分别制定办法，组织起来，统属起来，而由‘满清’直接管理他们的最高首长，但是同时各阶层的贵族或首长‘满清’也同其他有联系”。这些看法，很有特色。
“乾嘉道农民起义”专题计23条。社会动乱、农民起义是郑先生研究的领域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明显。郑天挺关注康熙末年的朱一贵起事、乾隆时期的林爽文起事，也关注海上的蔡牵活动，对于川楚陕白莲教起事，所作条目较多，如清代白莲教的初起、三省教军、三省教军之进军、三省教军起义时的白莲教领袖、川陕楚教军等条目即是。不过对于民众起事的评价前后经历较大变化。以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起事为例，从前称之为贬义的“教匪”，如有“嘉庆教匪”条，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札记分析“近因：一、有旨大索白莲教余党，县吏奉行不善，株连罗织教千人；二、时川湖粤贵方以苗事困；三、无赖之徒亦以严禁私盐私铸失业，仇官思乱”。颇为准确。后来改称为中性“教军”或褒义的“教军起义”，摘录的条目有：三省教军、三省教军之进军、川陕楚教军、三省教军起义时的白莲教领袖、三省教军起义等，作于1951年的“三省教军”条很有概括性，列举了起义先后、兵起原因、教军情况、清军情况、民间情况、清军政策、军事结束、清军胜利原因多方面的情形，“兵起原因”较之前述有所补充：
内乱之原，无不出于吏虐。
乾隆时总督多用旗人，风气大坏，时方自谓极盛，乱机已遍伏。
王三槐被勒保绐（约降而俘之），俘至京，廷讯时供“官逼民反”（三年1738）人民皆颂刘清为刘青天，信之不疑，且爱戴之，以如此信任官府之人民而起兵，可知官逼民反之非借口。
苗事方亟，民不堪命。
这一论述更加全面。还有新史料的发现，1953年摘录的“三省教军起义”条记载：“朝鲜柳得恭《滦阳录》，又《燕台再游录》均见《辽海丛书》，间记教军事。教军建国号‘代汉’见《燕台再游录》二页。”注意到朝鲜史料的相关记载。
此外，还摘录了畿辅教案、乾嘉之际西南少数民族起义、乾隆甘肃回民起义等条目。道光初年发生于新疆的张格尔起事，评价发生过较大变化。1951年9月2日所作“张格尔起义”条，认为起义的原因是：“满清政府回疆之贪暴荒淫。”列举了多种现象，如：参赞大臣三年一任以为利薮，专工搜括。各城官吏养廉不敷办公，陋规甚多，公开的贪污。回官大小伯克之任命，全由贿赂而成，因之对回民谋求无厌，以取偿。
“社会矛盾与保甲组织”专题计有54条。清代社会矛盾建立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制约阶级关系，在人口激增的背景下被激化，郑先生在这些问题上均有探讨。地主的土地占有究竟多少，史料比较缺乏，传统文献上有说财主“良田万顷”的，郑先生采取从了解现代一个县所有土地数量进行推测的办法。1956年所作“各县耕地数目”条，根据《人民日报》1952年12月9日报道，广东潮汕平原上的澄海、潮安、潮阳、揭阳和普宁五个县共有一百八十九万亩耕地，玛纳斯河流域垦区被开垦和种植的土地已经扩大到一百四十多万亩。郑先生加以换算：一百八十九万亩合一万八千九百顷，五县平均不过三千七百八十顷。一百四十多万亩，合一万四千多顷。“可知一县的耕地并不太多，因此过去所谓‘良田万顷’等等说法，只是文学的描述，不是历史的记录。”“吴桥人口土田问题”条根据1959年5月26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郊区最南边的一个县份，南部和山东德州紧紧接连。全县共有十七个‘人民’公社，人口七十九万多，耕地二百零二万余亩。”郑先生认为：“今天全县只有七十九万多人，耕地二万零二百顷，平均每人二亩五分五厘地，过去历史上太夸大。”郑先生还具体考察历史文献中的土地占有情况，卡片中有如下条目：地主田地的增加、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清初土地的集中、乾隆时的土地集中。清初官府打击绅衿，江南地区尤其突出，郑先生考察清初绅衿情况：绅衿差徭、清初绅衿免徭役、清初的官僚地主、清初江南奏销案、清初苏松人家、派修城工诸条就是这方面的，相关的还有：明清地主的在乡与在城。郑先生也对农民的耕种情况关心，作了这些条目的卡片：亩产量与工作量、农民过去耕种数量。明清之际奴变、抗租等主佃、主仆斗争激烈，郑先生的相关卡片还有：明末清初的抗租、地主与佃户之矛盾欠租、清代奴仆的地位、清代佃户之地位、清代人口中之良贱、清初禁买佃作仆、清初江苏奴仆求解放、顾亭林家世仆、废除世仆伴当。清初社会矛盾是多方面的，人民比较困苦，相关的卡片揭示了这些情况：“满清”初期屠杀政策的后果、明清之际农民苦况、清初之苛役——捉船、雨中贫富之对比、清代赈灾与官吏、清初之兵扰。
粮价增长过快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骚乱。郑先生关注粮价，所作卡片有康熙时福建粮食不足、康熙时贵州米价、雍正时米价、各地粮价高下不一等，所论多是康雍时期的。清中叶人多地少，激化社会矛盾，郑先生就此所作考察的卡片有：据《清实录》抄顺康人口田地数字、清初人口田地、清代的人口论，土地集中情况则有康熙时官僚置田产、乾隆时的土地集中等。
钱庄、高利贷的问题，“乾嘉时商人的投机”条指出：“乾隆末商人已运用资本作投机倒把生意，与其前已不相同。此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也。当时术语有与今尚同者，如‘行情’‘成交’之类。”郑先生关注清代高利贷问题。摘录多种资料考察，特别是利用小说资料，令人称道。“清代高利贷”作于1950年，他说：“小说《济公传》约为清代人所作，（详待考）其中有高利贷记载两条，可作清代的典型例子，《济公传》为最通俗的小说，其所反映的社会情况，与余所知者相较均不虚，则所述高利贷亦当系实际情况非虚构者也。”该小说第二十七回述济公与凤鸣居酒馆店伙王禄谈话，王禄好赌，负债累累，“和尚说：你有钱么？王禄说：有。我告诉你说罢：我刚借了二十吊印子钱，坐地八扣，给九六钱。十吊给八吊，二十吊实给十六吊。一天打二吊四满钱，打一百天，合满钱二十四吊。连底子我得出十吊钱利钱。没法子，不能不借”。郑先生对此分析说：
案此中所述均为清代中叶后之北京情况，“印子钱”为北京高利贷之一，总借而分期还，由贷主用小折注明，期数钱数，每还一次盖一印，还清而印满，故曰“印子钱”。“满钱”为北京通用制钱时一种钱法，凡十足付给者曰“满钱”（每百实付百文，每千实付千文）照百分之九十八付给者曰“九八钱”（每百实付九十八文，每千实付九百八十文）照百分之九十六付给者曰“九六钱”（每百实付九十六文，每千实付九百六十文），最低有至“九二钱”者。“坐地八扣”谓有回扣二成，实交八成。此云“坐地八扣，给九六钱”，则名义上曰二十吊，实得仅十五吊三百六十文（10×80×96%）。实借十五吊三百六十文，一百天还二十四吊清结，利息之高可惊。
北京谓钱一千曰一弔，弔俗作吊。“底子”谓中间人之佣费。
使我们了解了清代中叶后北京高利贷之一“印子钱”的详细情况。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益闻录》光绪七年四月十七日（1881.5.14）刊载100号生的《苏绅公呈》，内容反映了当时的主佃关系，郑先生以“苏州地主收租办法及其内部矛盾”为题，随文做了诸多札记，注意到“‘司事’为地主之帐房，‘催甲’为地方上催租之衙役，‘经造’为乡村中专管田务之公差”“地主一贯的收租办法”“城乡地主不同”“官绅矛盾”“蠲免钱粮定例”“城乡地主矛盾”“绅士地主仗势抑勒”“业佃成仇”“地主敲扑佃户”“不问荒年熟年一律追比”“有意解为荒田熟田”“田多农少，地主害怕退田，佃户用退田作斗争，地主强迫佃户子侄还租”。又据该报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四日（1881.5.21）出版《续录苏绅公呈》，强调：“催甲隶属官衙，此官业矛盾。经造额外勒索小租”“地主与经造之矛盾，地主与县官之矛盾”“城乡地主同样苛虐”“各县严刑追比钱粮”。此条作于1961年2月5日，是运用阶级分析所做的分析。郑先生还根据《益闻录》清光绪六年九月二十日（1880.10.23）出版的72号上《贫富互仇》条，作“湖北的转庄”条，揭露“转庄”是一种额外剥削。
满汉关系、满洲内部关系是认识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郑先生对于清代旗人问题颇为留意。还作有卡片：顺康间八旗已有贫民、汉人称满人为达子、清戒旗人妄为诗歌等。清朝统治具有满族特色，满族君臣关系反映在称谓上。“满官应称臣不称奴才”条作于1950年，郑先生引用《清代文字狱档》事例：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浙江巡抚觉罗永德查办齐召南资产奏折，自称奴才，四月初二日奉上谕：“再该抚嗣后除请安、谢恩各折外，其办理地方公务奏折，俱应书写臣字，以符体制。”其后永德数折均自称臣不用奴才字样。郑先生认为：“可见满官自称奴才，并非清代体制，但出于臣僚献谀而已。至清末汉人武官亦自称奴才，尤缪。”又举数例证明：“乾隆初，两官称臣与称奴才者均有。”
郑先生也留意清代基层社会制度。既有乡社、里社的卡片：明清乡社组织、土著曰社、清初的里社；更多的是保甲的摘录：清保甲之累、清代保甲任务、保甲的沿革、清代保甲组织、清代保甲的目的。
五 经济问题种种
郑先生以研究满族史、清入关前后历史成名，实际上他对于清代经济问题的研究也相当深入。这方面可由土地赋役与国家收支、漕运与经济两个专题构成。在上一部分的“社会矛盾与保甲组织”专题中，已经有不少论述从经济角度论述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的条目，在这一部分则主要以土地制度、赋役制度、财政问题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展示出郑先生的教研活动。
“土地赋役与国家收支”专题计有93条，可以分为土地制度、赋役征收、国家收支三个部分。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是新中国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郑先生也着力颇多。郑先生《清代的土地制度》[27]一文，概述了清代土地制度的来源和类别、特点、性质与几种经营方式，是他对清代土地制度的高度概括。《郑天挺清史讲义》可以看到具体研究，如清代的国有土地涉及满族的官庄，郑先生深入考察了官庄。郑先生根据乾隆《临榆县志》考察“清代官田名称”，又据《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部分摘录“法令中所见清代官地名称”“八旗典卖地亩”“旗地旗房不准民人典买”“清查旗民地亩，多余撤出入官”“乾隆论官吏中饱入官田亩租额”“绝嗣产业”“业主改变，原佃不变”“斤石与仓石”“晌”条，对《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卷二《粮庄地亩定额》所记：“雍正三年三月，奏准将山海关外地亩，每六亩编作一晌。”（咸丰二年修，故宫博物院铅印本，36页）利用本书内证指出：“‘晌’早见于康熙二十四年，不始于雍正三年。”（同上，2页）利用《清史稿》作“庄田”条，摘录官庄、粮庄，王庄、旗庄，內监庄田方面的资料。依据《光绪会典事例》，作“庄田来源与分配”“庄头”“旗地不准增租夺佃”“畿辅官兵庄田”“清代宗室庄田”“乾隆初的各旗公产收租”等卡片。特别是1961年11月24日摘录《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所作“清代粮庄”条，多有考证发现：粮庄初期与屯田相近，每庄十人，每人给地七十八亩（以六亩一晌计）。康熙时改为每庄十五人，给地十八顷，每人一百二十亩。超过耕作能力。以十五人耕作而只收二百五十石粗谷，则庄头之收益未免太大。（至少每庄年获一千八百石，以一亩一石计）粮庄余地及无庄头之粮庄地亩均可地方官招种征租。粮庄地亩亦系分别佃种。每庄额定十五人，除庄头外只十四人，而垦地十八顷，事实做不到，其结果必致由庄头再找佃户分种。庄头为世袭的，其地位远在壮丁之上。壮丁地位低于人民，与奴仆无异，不准考试，不准仕进。庄头地位稍高于壮丁，但除旧庄头外亦不能考试仕进，仍低于人民。
郑先生也关注各地田土问题。作有条目：临榆（山海关）学田、廪田，广东雷州洋田，广州沙田，广州香山土田等。
明末清初的土地赋役遭受鼎革之变，相关的条目有：更名地，更名田，清初田赋额，清初徭里银，旗租，屯垦、屯田、垦荒，顺治时的山东荒田等。雍正帝在北方进行井田、水田实验，郑先生不仅关注，还联系到明代的北方水田实验。
赋役征收是国计民生之大事，清代赋役制度变化较大，需要深入探讨。“钱粮册”条目作于1950年12月，系浙江布政使李士桢奏销康熙十四年分地丁起存等项钱粮完解支销文册的摘录，长达30张卡片。郑先生还依据康熙二十一年《锦州府志》考察该府田赋。根据《光绪会典事例》考察清代田赋制度，制作的条目有清代田赋、清代口赋、起运钱粮（存留钱粮附）、更名田、更名屯丁等。
清代赋役征收中的火耗是一个不易决绝的问题，雍正帝推行耗羡归公的改革，但乾隆时期有官员建议恢复旧制，郑先生不仅作“耗羡归公”辑录资料，更将“乾隆时议火耗”作为史料实习用，以深化对于这一改革的认识。
地丁合一是雍正的另一重大赋役改革，郑先生就此问题联系前后不同时期考察。全面考察的条目有清代丁粮合一、地丁原始条目，追溯明代有明代地丁、并丁于粮明已有之等条，认识实施改革背景的有从清初大赦诏看明末剥削、清初的包丁与荒粮、清入关时势要之扰民、王宏祚与《赋役全书》、顺治时再议一条鞭等。康熙朝的相关问题，有如下条目：康熙十三年均田法，康熙时均田实即均役，康熙时已有丁从地起，清初松江均田均役。专门谈论清代丁银的条目较多：清代丁徭、清初丁役、丁役费用增加之故、丁银摊征、条鞭以见丁制役诸条即是。
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国用问题，也是郑先生关注的。所作卡片有清代收入、清代之国用、清初征银数、清代全国赋额、清初收支、清代岁出岁入、清康乾库存、乾隆时的商捐、乾嘉时的收支等条目，主要作于50年代初期。其中反映了郑先生的一些重要观察，如“清代岁出岁入”条依据《清史稿·食货志六·会计》，统计了顺治九年、乾隆三十一年等年份岁入岁出情况，特别在乾隆三十年满汉兵饷项下岁出1700万两，计算了“占岁入35%，占岁出49.2%”，可见对于军费的关注。此外，“《红楼梦》的社会背景”条指出从国家岁入看，关税增加。以顺治八年、康熙二十年、乾隆三十一年地丁、盐课、关税等的收入数量比例，看关税三个年份100万两、200万两、540万两的增加速度分别为4.1%、6.1%、11.1%。
“漕运与经济”专题计有84条，主要集中在漕运问题上。清朝治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漕运，郑先生对于漕运、漕粮问题着力不少。这方面郑先生20世纪60年代前后所作卡片有清代漕运、漕运演变 清初用明制、漕粮官收官兑、漕粮总纲、漕粮 正兑 改兑、各省漕粮、白粮、漕粮例不改折、漕粮改征、漕粮折征、灰石米折、漕粮正耗、漕耗、漕粮仓耗、漕米、漕运限期、随漕款目 漕费、漕运总督、施世纶为总漕、督粮道、水次六仓、京师十三仓 通州三仓、坐粮厅、运丁穷苦、运丁 运军、尖丁、漕运纤夫听军弁自办、漕粮之弊、运军之苦、丁漕五弊、漕船、漕船载运额数、漕船回空、漕船揽载私货、漕船禁例、清改海运、江南漕粮实征情况、清代漕运参考、漕粮海运，共计39条，构成系统全面的专题资料，不乏真知灼见。“清代漕运”条将清代漕运问题概括为六大方面：
一、漕运制度；
二、漕粮：1.正兑、改兑，2.供漕省份，3.白粮，4.加征，5.改征，6.折征，7.漕米；
漕粮耗米 ①正耗，②漕耗，③仓耗；
三、拨运：1.限期，2.漕费，3.督运，4.仓庾；
四、运丁：1.运丁，2.运军之苦；
五、漕船：“1.额船，2.贴造，3.运额，4.回空，5.客货，6.禁例；
六、海运。
“各省漕粮”条指出：“在摊丁入亩之后，各省仍银粮兼征，粮充本省经费，八省漕运京师外，仍留本省。”“漕粮正耗”条比较《清朝文献通考》和《熙朝纪政》后发现：“纪政所载耗费，较通考为低。”“漕费”条摘录《熙朝纪政》后指出：“漕费，《清史稿·食货志三》较详，可参看。”“水次六仓”条指出《清史稿》记载七仓中凤阳二仓，《清朝文献通考》这一记载中凤阳一仓。“京师十三仓”条指出《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京师十三仓，“实有十四”，而《清史稿·食货志二·仓库》记载：“此十五仓较《通考》多内仓、恩丰二仓，而少清河一仓，或中叶以后制度。”
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郑先生利用碑刻资料对苏州丝织业加以考察。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郑先生精研资料，做了数条重要的研究札记。其中“清代江苏踹匠工资”条，在仔细分析了康熙九年（1670）苏州立“奉督抚各大宪核定踹匠工价给银永遵碑记”、康熙三十二年（1693）立“苏州府规定以后踹布工价数目碑”、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二月立“奉钦差部堂督抚各宪驱逐踹染流棍禁碑”、康熙五十九年（1720）七月立“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乾隆四十四年（1779）立“苏州府规定踹匠每布一匹工价连薪菜米加等计银一分三厘，该商等给发坊主伙食银一两给钱八百二十文，以后不许增加碑记”、乾隆六十年（1795）立“长元吴三县规定各布号给发踹布工价碑”、同治十一年（1872）立“苏州府规定踹价每匹银一分四厘，九八兑九六色，大小加头在外，立折登记，统归三节结算碑”六种碑文后，郑先生又加以概括：
综合上录各碑，知：
①苏州踹匠不下万余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43页），均非苏州土著（有丹阳人）。
②苏州踹坊色头约三百余户（同上 44页），或有两作，或有三坊。
③每一踹坊“用管帐一人，专责稽查，名曰坊长，凡有踹匠投坊佣趁，必须坊长识认来历，方许容留”（44页），有封建关系。
④踹布工价，每匹：
1670（以前）：银一分一厘；
1715：一分一厘三毫，较前加2.8%；
1720（加、未加、捐助）：一分一厘五毫九丝，较前加2.7%；
1772：一分三厘，较前加12%；
1872：一分四厘，较前加7.7%；
二百年间，经过多次斗争，仅增加28%。
⑤从上表可以看出当时的斗争是艰巨的，但是发展是快的，越来越快（1772）以后，虽然一百年间只加7.7%，但其间有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有停歇。
⑥踹坊备伙食，布石等，其具体办法待考。
⑦踹匠斗争主要对布商（1670年，32页），有时亦与坊主有矛盾（1795年，51页）；布商有时挑拨踹户（坊主）共对付踹匠，有时兼对踹户踹匠。
⑧踹行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前均系“布号自行择坊发踹”，此是自由竞争之萌芽，但踹坊即加抵制，于1820年订立“随牌“名目，垄断把待，后经禁止（53页），至道光十二年（1832）又起争议，调停后1834立碑：“（听号择坊发踹）择其踹踏光明，又无勒借情弊，即行照旧交踹，不得无端另换，致力作贫民失其生计；设有领布积压，不能克期交号，及灰黯不能行销，准号另择发踹，不准借折把持。”（54页）
“清代丝织业机匠前后之不同”条，也根据乾隆六年立“苏州织造府严禁织造局管事向年老告退及病故机匠子侄堪行顶补者需索陋规并隐瞒不报碑记”、雍正十二年立“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道光二年元和县“为晓谕机匠揽织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交户收执……碑记”，得出如下看法：
乾隆六年（1741）时机匠尚非自由应雇，而须由织造看验按缺顶补。
雍正十二年（1734）时，机户可以自由遣散机匠，而机匠应工则不同（见上条）。
道光二年（1822），机匠已可自由应雇。此是一大进步。
道光二年碑有“至应给工价，如各户用洋，悉照每日钱铺兑价作算”之规定，是一进步。
以上述两条札记为基础，郑先生提出染踹业出现计件工价制度，说明苏州丝绵织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工价冻结，破坏了工匠生产积极性，引发叫歇斗争。踹匠和机匠招工中，渗透着封建因素。将其归纳为“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摧折”，写入《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一文。[28]
物价问题。“明末清初上海物价”条依据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记载，列表统计。“康熙时布价”条辑录《苏州织造李煦奏折》中织造衙门采办青蓝布定价资料，郑先生札记如下：
案，布匹三十万匹给价十六万两有零，是每匹约银五钱三分三厘上下。而康熙三十四年至四十四年十年不变。
《清续通考》三八五卷，光绪之季，出口布约146171匹（各种土粗布），价值海关银二百五十七万七千余两，则每匹（幅长不一）平均合银十七两六钱上下。较清初高多矣。
《苏州织造李煦奏折》是郑先生重视的资料，还辑有康熙时的采办青蓝布、清康熙丝价、清代织造等条目，还利用明末叶绍袁《启祯纪闻录》的资料，作了明末清初机户、清入关初的织造的卡片。“康熙时江苏产米情况”条指出：“据此，一遇米粮外贩则米价顿贵，说明产米在全国看是不够的，此地米缺价高则从米贱之处运来，旁地米一外运则米价又高，再从他地米贱之处运去，彼此贩运，彼此调剂，甚至还是米不够吃，此所以洋米入口可以免税减税，以召来。又案，李煦奏折无康熙四十九年与五十年两年者，不能与张伯行折对照一下。”
海关的条目也有清初四海关、清初海关、江海关所在、明清关税比较、关税额税，这些卡片作于1955年、1956年。
郑先生对于“工业”问题也十分留意。“清代工业”条罗列了工程之大者：治河、营建（大工）、铸钱。列举技艺之精者：织造（苏州、江宁、杭州）由内务府司员内奏简，隶内务府广储司；织染局，隶广储司；官窑，（景德镇）隶养心殿造办处。并举出三种重要著作：
允礼撰《工程做法》、麟庆撰《河工器具图式》、吴允嘉撰《浮梁陶政志》。郑先生还辑录《清史稿·艺术传》资料，作清瓷、康熙时之蒙养斋与如意馆、戴梓、刘源诸条。
比较明清经济的条目引人注意。如明清织造之比较、明清冶铁比较、明清烧造之比较、明清皮革生产量比较、明清钱法比较等条目，具有启发性。与钱法相关，另有“清初钱价”条目。此外，辑有盐法、漕粮海运的条目。粮棉生产问题多有关注，相关条目有：康熙选植稻种、有关棉花的记载、无锡的棉布生产、乾隆时银价棉价米价、嘉庆时上海工商业。
明清时期国外新作物传入较多，郑先生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他辑录叶梦珠《阅世编》之七《种植》资料，作有上海种烟叶之始、上海种蔗之始、花生到上海的卡片。利用刘献廷《广阳杂记》辑录楷树子作油、番薯的条目。
六 政治、军事以及满洲特色制度
这是郑先生治清史所擅长的领域，由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八旗与内务府三个专题构成。
“政治制度”专题计63条。
“清代的政治制度”条是郑先生授课讲述清代政治制度的大纲，郑先生对清朝统治的总看法是：“清代已入封建社会晚期，吸收了三千年的封建统治经验，在封建统治暴力机关的组成上，可以说是集封建统治的大成。加之满洲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汉族，它不能不更加对臣民的防制。”他提出清朝在政治上始终坚持了三点：
1.皇帝至高无上；
2.绝对中央集权；
3.保证满族的优越地位。
认为清朝“在入关以后，在宣布效法明朝以后，历代对官制、仕进、考试都有不少改变，主要是为了维持三个原则。”具体表现在：
他们在策略上有意玩弄恩威莫测。
他们在用人上主张人才，反对庸才，害怕霸才，提倡中才。
他们在施政上主张作事，反对误事，害怕多事，提倡无事。
他们在考试文字上主张淹洽，反对批谬、雄辩、奇异，害怕恢奇，提倡平正。
郑先生对于清代政治的观察是独到而深刻的。
郑先生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具体的研究贡献是多方面的。封爵问题，早在40年代就已关注，1943年的“清初封爵”条，综合主要官书，详考爵等、袭次，呈现出封爵制度。同年所作“清初统兵王公之世系”“清代世袭罔替之王爵”也是相关的条目。1947年郑先生概括“清代封爵之特点”：
一、清代皇帝之子，不一定封王。
二、封王不一定世袭罔替。
三、世袭不一定选嫡长，且不一定由始封人之子孙承袭。（如庄王）
四、封爵无采邑，世居京师。
五、世爵统军，执政，无限制，但须帝命。
六、民爵袭次有定制，计算极易。（晋爵改封最易计算。）
这对于把握清代封爵制度十分重要。此外，1949年所作“宗室王公章京世袭爵秩册”，提出重要问题：
又卷一阿敏名下注曰“天命元年正月以功封和硕贝勒”；卷二于代善名下注曰“天命元年封和硕贝勒”；岂天命元年时已有四大贝勒乎？余尝疑太祖初仅四旗，由四大贝勒主之，其后始扩而为八。岂亦始于其时乎？待考。
或可证明郑先生提出的“太祖初仅四旗，由四大贝勒主之”的看法。
了解封爵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为了认识清朝的亲贵政治。郑先生作有清初的亲贵政治、顺治时议政大臣、康熙八年之议政大臣、康熙时辅政大臣、顺治时之议政王、议政大臣、议政大臣的设立与废止、议政王会议的议事、康熙初辅臣辅政仍有议政王诸条，探讨亲贵及其议政制度。“康熙八年之议政大臣”条，举出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列衔二十六人名单，郑先生认为：“据此议政皆满人，内有都统十，六部不全，大学士仅一人。似与清初八旗贝勒主政之制近。”
清代最有特色的中央机构是军机处，郑先生摘录的卡片也较多。计有军机大臣、军机处与奏折廷寄、廷寄、军机处文件日行三百里、紧急公文日行六百里、军机处职制皆张廷玉所定、军机处要求缜密、大学士必兼军机大臣始为真宰相、军机处（二条，一纲要；一摘录）、清代军机大臣、清代首席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清代军机等。郑先生持续关注军机处问题，他的看法值得注意。其“军机处”一条概括这一制度：
军机处为清代与明代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一。为雍正重大改革之一。
军机大臣虽参领机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虽有真宰相之称，领班军机大臣（首席，第一军机大臣）虽有首枢、首揆（宰相揆度百事）之称，但是皇帝的辅佐（幕僚长、秘书长）不是执政。与清代的辅政大臣（如鳌拜），古代的宰相、丞相（如曹操、王安石），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相（如英国）不同。他们不能任用或罢免自己所好恶的人员，不能自己发号施令，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皇帝允许，由皇帝宣布。
这是由清初制度参酌明代设置大学士精神，发展而来的。
郑先生还具体论述了清军机处设立前的中央政治中心、军机处的设置、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问题。军机处虽然重要，但内阁也不应忽视，内阁职掌、内阁中书两条是这方面的内容。
清朝的公文书制度体现满族统治特色。郑先生探讨了贴黄、揭帖格式、题本格式、题本与奏本、奏本格式、奏折格式等问题，1962年所做的这组卡片，依据的是档案资料。
科举、学校、任官制度在《清史稿》属于“选举志”，郑先生的探讨体现在科目、府州县学、贡生、大挑、保举、捐纳、国子监、京官、京察、任官之法、清代教习庶吉士制度等，“科目”条所书清代科举制度条分缕析，言简意赅。府州县学、贡生、国子监、京官、京察、任官之法、捐纳诸条亦是如此。
明代出现的总督巡抚，在清代固定化，郑先生探讨了督抚问题。清代总督、督抚同城、督抚职掌、咸丰时督抚权势渐高、雍正前满族督抚、总督久任诸条，体现了郑先生的看法。
“八旗与内务府”专题64条。
八旗是满族与清朝的重要制度，孟森《八旗制度考实》发表于1936年，是八旗研究的开创性成果，视八旗为“军国民制度”。郑先生继续研究八旗，则较为关注八旗的社会层面。如1939年所作卡片有“八旗人民之义务”，详列出征行猎一切差徭分任，指出：“①凡赏赉新附之人皆八家均出，八家每家出羊若干，貂裘野兽酒米筵宴若干；②年岁荒歉八家均出米粟赈济贫民。”还有“八旗”条目，摘录《八旗制度考实》重要观点，在引用《大清会典》卷一《宗人府》不入八分公原注：“天命间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凡朝会燕飨皆异其礼，锡赉必均及，是为八分。天聪以后宗室内有特恩封公，及亲王余子授封公者皆不入八分，其有功加至贝子准入八分，如有过降至公仍不入八分。”后做札记：“案此条为旧史料未湮之仅存者，甚可宝。心史先生之文与此同见。”强调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八分在理解“满清”历史的重要性。1943年卡片有乾隆时八旗人数、八旗兵数等。这些卡片出于教学所需，20世纪40年代郑先生发表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中有“氏族与旗籍”，《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的“渔猎”部分，都涉及对于八旗的认识。此外，1947年的卡片有“八家与八旗”“本旗本王”“天聪初八旗负责人”“清初诸人之背景”“清代驻防”“八旗驻防”“清初驻防之累民”等，关注八旗的旗主与清代驻防八旗问题。1950年作“入关前之八旗主”，1954年作“八旗驻防的发展”“清代的驻防与绿营之别”“汉军之始”“清代八旗兵额”“各省驻防军”“八旗二十四旗与绿旗”“军士饷米”，关注作为军制的八旗。1955年作有一组卡片，包括世管佐领与公中佐领、世管佐领、清太祖起兵人少兵少、清开国前降附之人、入关前八旗与氏族等，多涉及八旗内部管理。1962年作旗人生计、满洲考试科举、八旗科举等，则是旗人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关注点。郑先生在1954年10月摘录张之毅介绍苏联伯恩斯坦（А.Бернщтам）1946年所著之《六、八世纪鄂尔浑、叶尼塞流域突厥人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书所写的《游牧的封建社会》（《科学通报》一卷八期532～534页）一文，所作“游牧封建社会”卡片，内容是氏族社会的突厥人如何进入封建社会。将这一理论性的论述置于八旗类卡片之首，反映出将八旗作为社会形态看待的思路。1955年3月所作“清开国初的婚媾关系”条，还有“清开国初的养子问题”条，都引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相关论述。
郑先生也关注八旗社会的各种人，相关的卡片有清初的分俘、牛录下厮养卒、包衣、清初免功臣徭役、清开国八王、公主下嫁赏赐等条目，有助于认识满洲的社会形态。
郑先生是最早研究内务府的学者。“内务府”条辑录王庆云《熙朝纪政》《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概述内务府七司、三院、六库职掌，“内务府与税差织造”条讨论《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的官制问题。此外，还有外国贡品交内务府接收、内管领的卡片。
被罚入内务府的有称为辛者库的一类人，相关的卡片较多：辛者库与包衣、身者库、辛者库、辛者库人、入辛者库即籍入内务府、辛者库、辛者库的解释、各亲王下辛者库、编入包衣即为奴、给功臣家为奴等条目。
“军事制度”专题计有33条。
这批卡片的形成于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40年代，“八旗兵制”条作于1943年3月，从《大清会典》九十六《八旗都统·兵制》摘录了“八旗设兵之制”“畿辅驻防”两段资料，有札记：“案八旗军队编制，《会典》《清史稿兵志》均无详细记录，始举屯以见例，然非通制也。详查诸书记载每‘领催’下最多不过二十四人，少者八九人不等，或当时无明白规定也。又八旗抽丁分隶之法甚善，益统率者非一人，且不全属本旗，无挟兵自重者矣。（亲军，护军，步军，前锋，火器，本旗，凡六隶。）” “清代驻防”条作于1947年10月，摘录《清史稿》兵志一“八旗驻防制”“各直省驻防制”并列出历年增设的情况，还补充《清史稿》食货志一“八旗人丁定例三年编审一次”规定。同年11月摘录《清史稿》王鸿绪传记，作“清初驻防之累民”条目。“清代武功与绿营”条作于1949年6月，摘录《清史稿》蔡毓荣、赵国祚传而成。由上可知，郑先生是较早关注八旗兵制与八旗驻防问题的学者，对于绿营驻防也有探讨。此外，1950年5月25日所作“八旗设置之始”，讨论八旗的设置时间与旗色等问题。
第二个时段为1954年11～12月以及1955年5月，署有1954年写作时间的先后作有13个条目：八旗二十四旗与绿旗、清代的驻防与绿营之别、汉军之始、清代八旗兵额、军队的本质、驻防军之管理、绿旗营用旗员、八旗驻防的发展、绿旗兵之统辖与训练、军士饷米、明清军费之比较、各省驻防军、清代绿营兵，如此集中做卡片，是为了撰写论文《清代的八旗兵与绿营兵》，该文完成于1954年12月12日，翌年《历史教学》第1期发表。这是一篇言简意赅论述清代兵制的文章，在清代军事制度研究上具有开创性。1955年5月，郑先生阅读《清史稿》兵制部分，摘录乡兵、防军两个条目。
第三个时段是1962年。“清代军制”卡片作于1962年11月1日，实为授课和研究大纲，首先论述了军制的演变：
自1583努尔哈赤起兵至1911清亡，前后三百二十八年间，可以分五个不同阶段：
一、关外的满洲兵与汉兵（1583—1644）；
二、入关后的八旗兵与绿营（1644—1796）；
三、嘉庆后的乡兵、团练（1796—1852）嘉之白莲教起义；
四、咸丰后的湘淮军与防练军（中日）（1852—1894）；
五、光绪后的新军、陆军（1894—1911）。
接着讨论兵额与兵饷，其中谈到几次大战役的军费；接着是论述兵源；最后是训练与军器问题，包括军械、军装等。“清代军制”条，实为清代军制研究的纲领。
七 中外关系与近代史研究
郑先生非常关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问题，我们将这方面的论述收入《郑天挺明史讲义》的“耶稣会士携来之西洋学术会士”一目[29]，其中清代部分有不少条目，主要作于1941年，摘录了《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等重要文献。50年代，郑先生关注清代中外关系，特别是开设中国近代史，加强了对清后期的研究，我们将这两部的内容合在一起介绍。
“中外关系”专题计45条。
明清时期是中外大规模接触的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全面进入中国。应当是出于研究近代史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郑先生就很关注中外关系史的问题。1950年下半年，阅读夏燮《中西纪事》一书，作有清开海禁之始、清代对外贸易之三变等卡片，还阅读《清史稿·邦交志》，摘录“英使臣来华”等资料，同时学习Cartton J.H.Hayes著《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曹绍濂译，1924）、苏联叶菲莫夫编《近代世界史》（王易今译，开明书局，1949），作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后的英国等卡片。1951年下半年，阅读苏联学者古尔柏等撰《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光华书店，1947），作“海上走私”卡片，摘录《清史稿·邦交志》，作了清初外商税额旧例、各国对华贸易之始、英国派使等条目。1953年5月，摘录光绪《清会典事例·礼部·朝贡·朝仪》卡片，作西洋使节晋见卡片；6月，据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摘录清与帝俄卡片；7月阅读多种书籍，摘录英国商馆、十三行、各国派使来华之始、鸦片烟在内地种植、番薯明万历时入福建等卡片；11月继续做商馆防闲五策、通商与洋行及吏胥等卡片。1955年5月2日，摘录光绪《清会典事例》，作了清代海禁、洋船禁令、清与海外各国关系、朝鲜贡物、荷兰贡物、英使马戛尔尼带来的方物诸条目，特别是“朝贡交易及禁令”条就贸易禁令、市易、免税、禁令、从人限制、文书规律作了摘录，5月9日又有卡片清初银两与外舶。此后，这一题目的卡片少了，但是也有1961年所作《尼布楚条约》条目，1958年12月所作葡萄牙强占澳门一条多有考辨。
现存的中国近代史卡片，我们称之为“近代史讲义”，作为“清史讲义”的一部分处理。“近代史讲义”共计111个条目，然而有些条目的卡片遗失，使得内容不完整。这批卡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250张卡片，分属近代史、清代种族之偏见、咸同间山东人民负担、蒙古独立纪年、外蒙古问题、庚子拳盛时杀白莲教、鸦片战争时汉满斗争之加甚、道光以后的首席军机大臣、清代皇帝即位的年龄、外官、清代的政治制度、海国图志、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庚申北狩与甲午逃避之义、咸丰不回京之原因、庚子东南互保与赵凤昌、清代银库、张之洞在中国战后之主张、庚子入陕自鹿传霖始、清文宗之死、清末新式陆军、鸦片战争后中国财经情况、鸦片战后中国社会情况、英法联军时期之美国、咸丰中团练之抗粮、咸丰间北方农民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世界、亚罗号划艇事件、范史目录八、咸丰末之财政、中俄伊犁条约、清末纷争、太平天国不算资产阶级革命、太平战时之官军、中国近代史提纲、鸦片战后太平起义前之社会、清末新式陆军、太平起义前清朝吏治之腐败、太平起义前清朝之国用、中国近代史提纲、近代史之分期、中国近代史的分段、中俄伊犁交涉始末、中国排外、太平天国之赋税、同光时之四谏、邓廷桢与烟、林则徐销毁鸦片、广州入城问题、徐广缙与洋人入城、阻英人入城之地方人士、英法联军前之英国、洪仁玕入天京、太平起义前清朝之国用、粤组团练阻英人入城、中英鸦片战争事记、鸦片事宜、太平初起的训诫、鸦片烟税、洋钱、纹银外流、鸦片入口数、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清代海军军费、清之海军、教案及排外运动、日本、新式学校、华侨参考书、清末外国借款、清末新企业、左宗棠举外债、清末瓜分之说与列国忠告、朝鲜李氏世系、清代购用轮船之始、云南回族起义、云南起义军官名、同治初法国教士在西南之不安分、咸同贵州起义军、咸同间贵州平坝军事、福建小刀会、福建的小刀会、上海租界、外人在上海侵略中国主权之发展、小刀会刘丽川、刘丽川与西人、刘丽川、太平军在上海专辑、《觉梦录》、《红乱纪事草》、《星周纪事》、《枭林小史》、咸丰九年之上海、李华客记刘丽川，共计93个条目。
第二部分是分类卡片，共分六类：政治类70张卡片，分属李莼客所记道咸民变、清末党争、太平起义前之广西巡抚、海国图志、初起之义和拳、禁鸦片烟、宋景诗与佃户平分麦收、福建竹崎江事件、咸同间团练之抗粮、同光间的门户、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1856～1864、三元里之愤、汉军设四旗、汉军由四旗改八旗、洪秀全与耶稣教、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太平战役中俄法欲助清、戊戌政变记两本同异、勾军清册残卷20个条目；军事类13张卡片，分属捻在太平天国之前、咸同间北方农民起义、清末新式陆军、勾军4个条目；经济类14张卡片，分属林则徐销毁鸦片、咸同间山东人民负担、纹银外流、鸦片烟税、咸同间官吏之侵蚀、鸦片入华之始、蒙元的土地政策7个条目；社会类2张卡片，属于鸦片战后太平起义前之社会条目；宗教类3张卡片，分属义和拳与八卦教、七七教、太平天国与孔子3个条目；外交类19张卡片，分属中俄伊犁条约、亚罗号事件叶名琛的照会、英法联军时期之美国、江宁条约善后事宜、各国要求改约5个条目。这六类条目合计121张卡片，分属40个条目。
这两部分卡片有重复之处（咸同间山东人民负担、林则徐销毁鸦片、鸦片战后太平起义前之社会、中俄伊犁条约、纹银外流），也有不属于近代部分（如汉军、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勾军、蒙元的土地政策），可能是由于授课的需要移动于此，“近代史讲义”经过合并、移出，最后留下111个条目。
从第二部分将近代史卡片分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外交六类来看，或许反映了郑先生对近代史按照性质进行专题教研的想法，不过现存的卡片数量不是太大，且各类不易清晰划分，我们未按照这六类排比卡片，而是依照近代历史的过程兼顾条目前后顺序排列。
郑先生的近代史基本体系。从《中国近代史提纲》来看，主要参考了范文澜等学者的论述，也参考了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对于近代史（世界的）分期的意见。从现存卡片来看，郑先生重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戊戌变法的讨论，不仅如此，还重视社会问题，不仅有“鸦片战后太平起义前之社会”的条目，还对咸丰、同治时期社会历史多有论述，如咸同间山东人民负担、咸同间团练之抗粮是篇幅较大的两个条目，均为摘录《清文宗实录》《清穆宗实录》而成，后一条注意到“黑团”问题，提出“黑团为人民自建之武装，未经官庭承认不受团练大臣管理者，故曰‘私立’。当时俗语称非正式者为黑。黑团亦有称为伪团者”。民变也是关心的重点，如辑有咸丰间北方农民起义的条目，特别是对小刀会与刘丽川、云南回民起义这两条考察细致，前者由23张卡片构成，后者的卡片有42张之多，加上“刘丽川与西人”8张卡片、“云南起义军官名”11张，可见郑先生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对于边疆民族、中外关系也较为重视，如“中俄伊犁条约”，系摘录《光绪东华续录》，用了19张卡片。
八 《明史》纂修与清代考据学及其他
清修《明史》是清朝历史的大事，郑先生对于这一问题有着精深研究，形成了系统的读书卡片，我们将之放入《郑天挺明史讲义》绪论部分的“明清史参考书”之“《明史》及明史源流”目下[30]，不过《郑天挺清史讲义》中还有涉及《明史》纂修的部分卡片，我们连同郑先生对于清代考据学的专题研究，再加上未归类的“其它”类，将这三个专题在此介绍。
“《明史》纂修”专题计有20条。
郑先生重视清修《明史》的活动，将其与清朝政治、党争问题联系起来考查，这一问题集中思考在1964年，当时郑先生承担了标点《明史》的工作，进一步思考《明史》纂修问题。康熙十八年，清开特科博学鸿儒科，征天下学者，录取者用于纂修明史，郑先生考察纂修《明史》，亦重视这一问题，尤其关注其中的朱彝尊，留下了阅读朱彝尊文集《曝书亭集》等资料的卡片。“朱彝尊”条多有考证：依据陈廷敬《竹垞朱公墓志铭》指出：朱彝尊“应生于崇祯二年（1629），举鸿博授翰林时（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十一。”《清史列传·朱彝尊传》记载康熙二十二年朱彝尊入值南书房，而李光地《榕树语录续集》卷十五说：“朱锡鬯忽点讲官，东海（徐乾学）恐其至南书房踞其上，遂嗾人为上言其毫无所知，动不得笔，而人又轻躁，遂乃斥去。”郑先生指出，据此，朱似未入南书房，与本传异。但是《曝书亭集》十二有“元日南书房宴归，上复以肴果二席赐及家人恭纪”一首，卷十一有“二十日召入南书房供奉”者，则本传为确。于是指出：“李光地敌视徐乾学，以恶归之，以非是。”根据朱彝尊集中记载自己获谴、翰林院检讨庞氏改调，郑先生又指出：“当时党争殊烈，而竹垞深有所不满。”还根据集中赵执信寄朱竹垞诗与朱答诗，认为：“可以反映当时士夫之不安情况，亦可证党争之存在。”在考察朱彝尊生平的基础上，“朱彝尊妻冯福贞夫妇”条，列出朱氏的主要活动年谱。特别是，1964年5月初，郑先生借的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藏朱彝尊与子孙的信札，其中朱彝尊十札，其子昆田六札，其孙桂孙一札摘录成“朱氏三代家信手卷”条目，有助于了解朱彝尊及其参与修《明史》事情。年底所作“清修《明史》”对清初纂修《明史》活动多有考察，如顺治二年五月，清廷即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纂修明史，然而多尔衮死后，顺治八年，冯铨以多尔衮党勒令致仕，祁充格、刚林以多尔衮党论斩，范文程以多尔衮党革职留任。郑先生认为：“《明史》纂修中断即在此时。”并指出：“顺治帝推崇朱洪武，悲念明崇祯，修葺明诸陵，其于王承恩碑有‘朕自践阼以来，斟酌前代之典章，每于有明用深嘉叹’，则绝非不关心于明代史乘者。孟心史尝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获谴事，亦一证。”根据顾炎武《亭林文集·答潘次耕书》记载：“辛亥之夏，孝感持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郑先生指出：“辛亥为康熙十年，孝感为熊赐履，修史修《明史》。亭林先生尚有文记其事。此在博学鸿儒前。”又据《东华录》记载康熙十五年朝鲜国王李焞奏“今闻新命纂修明史”等语，指出：“可证明史仍在续修中”。还作有“熊赐履修《明史》”条，考察出：“王鸿绪、汤斌、徐乾学为明史总裁在康熙二十一年（汤斌年谱，《清史列传》卷八《汤传》，卷十《徐传》，《王传》）熊为监修，传未言年月，应在二十七年以后。”此外，郑先生还有多个条目论述纂修《明史》事，如：陈之遴修史诗、修史与实录不同、明末邸报、《明史提纲》、明国史孝宗大纪与河渠志、本朝国史、潘耒、博学鸿儒授官经过、康熙博学鸿儒科亦称博学鸿词、熊赐履召顾亭林修史、万斯同《明史稿》等条目。
考据学在清代全盛，形成了清儒的治学特色，郑先生对于清代考据学有全面系统的考察。“清代考据学”的专题卡片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50年代的14个条目，二是60年代主要是1964年的45条。
50年代，胡适思想受到批判，因胡适高度评价清代考据是符合科学、客观的治学方法，考据方法也被批判，郑先生加强了对清代考据学的研究。早在1950年，郑先生就有“清代考据学派的方法”卡片，1954年作有“清代亲王与文人”条目。1959年所做的卡片：清代汉学、清代汉学宗派参考书、清初徐乾学等在学术上的党派，反映出郑先生对于清代汉学的重视。“清代汉学”条是读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至三十六列出的有关学者：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万斯同、马骕、焦循、王鸣盛、钱大昕、戴震、崔述、段玉裁、王念孙以及邵晋涵等。还录出该书“凡例”划分的清朝两派经学家：宗汉与宗宋程朱的学者。此外，尚有条目：明末清初诸儒、清代著名技艺家、清代思想家、清代学问家、清代的所谓朴学和它们的方法、颜李学派、戴震思想、世宗高宗之文教提倡、道光时士夫风气之改变，清代的汉学又称朴学。“清代的所谓朴学和它们的方法”一条，首先提出问题：“明末由于国内的腐败和国外的压迫，出现于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的以黄梨洲、顾亭林为首的学术思想；为什么到了清中叶反而脱离了政治？”接着就朴学的来源、名称、内容、方法介绍，提纲挈领，概括了清代朴学。
60年代初，学术界日益重视研究乾嘉史学与考据学[31]，1964年郑先生开设 “清代考据学”的专题课。作于1964年6月13日的讲授大纲保留下来，完备而详细，讨论清代考据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治学态度和方法、成就和批判三大部分，列有参考书目。大纲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对于考据学派是由文字狱威胁下养成的看法，不完全正确，不够全面。”这一专题下的45条，写于93张卡片。郑先生依据《清史列传》顾炎武、黄宗羲、钱澄之、江永、沈彤、余廷灿、诸锦、万斯大、胡匡衷、王鸣盛、钱大昭、顾谈、李颙、全祖望、陈厚耀、惠周惕、阎若璩、钱大昕、宗稷辰、顾栋高、惠士奇、汪由敦等学者的传记，探讨了清代考据学派的方法与态度、清代的汉学、清代调停朱陆的学者、清代的古学，又依据顾炎武的文集等重点考察其治学主张，如治学从句读始、博而不矜、触类而通、亭林论博学、亭林论经世、穷经、顾亭林论时学、改经之病、实学、文字要有来历。“亭林论博学”作按语：“不专读古籍，而要多出游多交友。读书只能得十之五六。”依据《日知录》作“汉学家方法”，强调重证据与阙疑等。又据方东树《汉学商兑》探讨考据家，条目有清代考据家重说文、考据家与训诂名物、汉学家的考证、考据家尊东汉、考据家驳杂不切实际、清代汉学家论宋学。郑先生也从考据派学者文集中探讨其治学特色，如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作汉学家从文字入手、汉学家要证据、清汉学家治学之弊等条，郑先生批评钱大昕的《考异》有烦琐、武断之嫌。又引江藩《汉学师承记》，作“江藩论清经学吴皖两派”，认为：“江氏始为此说，而未明言两派，后人虽力辨吴皖为两派，其实不然。两派著书立说，教益后进，无显著差异，一也。两派弟子相互学习，无入主出奴之病，二也。”汪中论清代汉学家、阮元论尊汉学、清代考据之始诸条也是依据《汉学师承记》所作。
其他类是单独或散在专题中的卡片，计有35条。这其中，1956年5、6月所作较多，主要是阅读《辽海丛书》辽东地方志和笔记的摘录，如清初命旗丁修路、康熙初的辽阳、康熙初之铁岭、全辽志、清初宁古塔粮价地价、八旗王公宗室按旗采参珠、人参价、清初按定旗围猎诸条即是，反映出对于辽东与清初历史的关注。有意思的是“内阁大库藏书”条，记载书商推销名家缪荃孙保存书札未买而摘录的经过，卡片开头的按语说：“《刘树屏致缪小山书》（《缪小山黏存师友书札》六册，鼎古斋书贾送来，索价六十万元，不能留藏，姑抄此函。1951.1.28）”，文末是对该信的考证，颇见郑先生的学术功力。
郑先生购书引发的研究还有故事。《熙朝新语》一书，郑先生1956年夏得之沈阳，该书署名余金，字德水，歙人。书前有嘉庆戊寅（二十三年，1818）吴郡翁子敬、履庄氏序，序称该书系1815年所得稿本，但有1816年事，加之余氏既为歙人而所记多苏州事，于长洲蒋氏近事尤多。郑先生“疑其书即翁氏所自辑，而记名余德水（鱼得水）；否则亦卷末有翁氏补辑者也”。又因书有“君山”朱文印，“考古书房珍藏”朱文印，以及日本纪年，郑先生认定此书曾为日本人所藏。并疑“君山”者或许是日本著名清史学者稻叶君山。
结语
综上所述，《郑天挺清史讲义》是一部继孟森《清史讲义》之后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清史著述，集教材、资料与研究于一身，是学习清史以及清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郑天挺清史讲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清史体系，反映了20世纪清史研究的学术变迁。民国时期的郑天挺继承乾嘉学风，在孟森清史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教研活动，早期的清史教研不为清朝遗老与激烈革命史观的立场所左右，追求客观、科学的清史学，为未来纂修传世的清史之正史从事学术活动，进行学术积累。抗战爆发后，郑先生的清史教研又发挥了抵制日本为侵华服务的清史论调的作用，体现出爱国主义的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天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明清史的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热点问题上，均有深入研究，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史观下的清史学体系。关于教材问题，郑先生参加了1953年9月的综合大学会议，1954年7月的文科教学研究座谈会，1956年6月的教材会议。1961年3月初，郑先生又参加了教育部的文科教材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组长是翦伯赞，副组长还有尹达、周一良）[32]，郑先生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封建社会七——清（清鸦片战争前）》（中华书局，1966）体现了他对于清史的整体结构性认识。实际上20世纪50～60年代涉及清史的教学大纲、教材，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郑先生的有关看法，即来源于郑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清史学，郑先生新的清史体系一直影响至今。
《郑天挺清史讲义》体系全面系统，内容充实丰富。纵向来看，郑先生的清史教研囊括清入关前、清前期、清后期三大时段，他既开设清史课，也开设中国近代史，从清入关前到清亡，均有研究，可谓清全史；横向来看，郑先生的清史教研包括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族、思想文化、中外关系各个方面，属于清通史。郑先生的这部讲义纵横交织、点面结合，有史有论，难能可贵。
《郑天挺清史讲义》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对于清史教研具有指导意义。除了史学界较熟悉的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社会晚期、清入关前社会由原始社会末期跨入封建社会、清代土地所有制属于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性质、明清制墨业生产的变化等之外，郑先生有关清代满汉关系的“文化调融”的观点极具现实意义，对于认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有着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郑先生倡导康熙、雍正的研究，极具启发性。民国时期郑先生就已强调雍正朝历史的重要性，关注雍正改制，新中国成立后不仅继续研究雍正改革问题，又对于康熙朝历史给予全面探讨。
《郑天挺清史讲义》中的学术札记，显示出高超的考证学技艺。我国学术界公认郑先生是考证学的大师，技艺炉火纯青。郑先生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关于徐一夔与〈织工对〉》均是小考证解决大问题的典范，前者得出发羌即西藏人自称Bod对音的结论，后者证明《织工对》叙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织工。在清史领域，郑先生早年的《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张文襄书翰墨宝〉跋》均是利用考证解决疑难问题的力作。而郑先生的这部讲义中，在“史料批判”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探微索隐、决疑辨难的考证随处可见，精彩之处，美不胜收。
郑天挺先生的清史教研工作长达五六十年，其史观及方法自然是发展变化与不断完善的，需要我们历史地理解与看待这一治学过程。
谨以此文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20周年！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1]常建华：《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未刊稿。
[2]常建华等整理《郑天挺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19年即出。
[3]郑嗣仁：《郑天挺教授大事记》，冯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第532页。
[4]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之表16《1929—1931各年度北大史学系开设课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97页。
[5]《郑天挺自传》，收入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第394页。
[6]《郑天挺自传》，收入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第394页。
[7]孙卫国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上中下），中华书局，2017。
[8]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9]周远廉、朱诚如：《一本简明而富于创见的清代史——读郑天挺教授的〈清史简述〉》，《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0]原载《前线》1963年第2期，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1]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
[12]常建华：《试说新修清史的编纂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上册。
[13]《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上册第634页）1946年4月25日记载作者与朋友到溥雪斋家鉴赏书画，其中有唐伯虎山水立轴。郑先生说：“立轴绝精，雪斋向不示人，相交十余年，今始得见。”据此，则郑溥二人相交始于1936年之前。
[14]王锺翰：《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
[15]王文郁：《“女真”族称的由来》，《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满洲族称的由来——读满文〈满洲实录〉札记之二》，《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又，常建华《试谈诸申的族称问题》，《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16]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8，第634页。
[17]《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载不断修改讲演稿，见该书1943年2月3、4日日记，上册第661页。
[18]《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3年5月9日记载“检《清史稿》《清通志》，草‘清代诸帝之血系’初稿，于六时成”。上册第687～688页；6月24日日记“草《清代诸帝血系》论文”，25日记“草论文”，27日日记：“八时草论文成。此文随作随辍且两月，此可见余之栖栖终日不遑笔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对抗战之大时代及国家民族也。”上册第711页；7月18日记：“改《清代血系》文稿”，上册第719页；9月15日日记：“九时雯儿来，嘱之抄《清代诸帝血系》文稿。”
[19]参见常建华《明太祖对清前期政治的影响》，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
[20]郑天挺：《关于郑成功》，《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该文收入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217～223页。
[21]刘大年《论康熙》发表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给予康熙皇帝高度评价，在史学界影响很大。郑天挺于1962年8月应北京历史学会邀请，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做《论康熙》的报告，估计郑先生的卡片可能作于报告前后。郑嗣仁：《郑天挺教授大事记》，冯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540页。
[22]标点为编辑所加；下同。
[23]常建华：《清顺康时期对运河及漕运的治理》，李泉主编《“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54～78页。
[24]张羽新：《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考察》，《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25]“官官”，疑为“官书”之误。
[26]参阅常建华《确立统治与形成秩序：清顺治康熙时期对南方土司的处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1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7]收入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165～171页。
[28]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227～229页。
[29]孙卫国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册，第651～699页。
[30]孙卫国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上册，第30～80页。
[31]特别是上海的《学术月刊》1964年第5期发表一组文章讨论清代的乾嘉考据学：罗思鼎《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刘益安《论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的批判》，尤置《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
[32]《郑天挺自传》，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