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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遗产和中东治理的困局[1]

李秉忠[2]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际，中东再次陷入了冲突和混乱，地缘政治版图的异动和各国发展道路摇摆性彼此叠加，混杂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种类型政治领导人，中东政治表现为诸多乱象的呈现。这既是国际局势不稳定的征兆，也会进一步增加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务院前高官理查德·哈斯认为：“中东旧秩序正在消逝，紧随其后的将是更多的不确定性……有些边界可能被重新划定，也可能出现新的国家。”[3]中东具有自身的内在特质，从地理上讲属于五海三洲之地，从宗教来讲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从政治上讲尝试了诸多的政治制度却始终未能发现适合自身的制度，又有着极其复杂的族群关系以及与域外大国持续不断的互动。近代以来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以及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考虑内生性和外来因素的干扰，而最大的外来因素当属英帝国/英国，英国与中东内在特质的奇特结合和多重反应决定了中东的治与乱的基本方面，决定了其政治和社会架构塑造中的优势与劣势。

一 英帝国在中东的殖民统治

英国与中东内在特质的奇特结合和多维互动原初性地决定了中东基本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发展道路，而且英帝国的遗产当下也在持续发挥着显性或者隐性的作用。知名中东问题专家、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加雷斯·斯坦斯菲尔德等指出：“战后中东最基本的问题是外力强加之的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加速了威权性政体的出现，而且在阿拉伯国家培养了阿拉伯主义，在土耳其培养了土耳其主义，在伊朗培育了波斯主义，在以色列培育了犹太主义。”[4]另外，中东内部结成的诸多区域性联盟对于中东乃至世界也影响甚大，阿拉伯国家联盟于1945年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于1969年成立，这些结盟不同程度上都与英国在中东的存在相关。而美国对帝国在中东遗产的继承，进一步彰显了英帝国遗产对于理解中东的重要性。

伊丽莎白·门罗（Elizabeth Monroe）认为，1914～1956年属于英帝国在中东的辉煌时期，中东的基本架构和无解的难题都在这一时间段定型。[5]英帝国在中东的殖民统治范围广，时间长，手段多，影响大。关于其殖民统治的方式，撮要列举如下。

1.输入和推广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利用共产主义等多种主义，服务于英国分而治之的目标和利益

英国在中东宣传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甚至不顾意识形态的分歧支持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或者派别，目的就是方便对中东的统治。一战初期，英国鼓吹阿拉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来摧垮奥斯曼帝国，阿拉伯人的起义由此而生。20世纪60年代，出于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兴盛的考虑，英国在多个国家的不同时间段支持左派或者是共产党组织。当萨达姆镇压伊拉克共产党时，英国对伊拉克共产党有过短暂的支持。英国是第一个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党（PUK）的国家，英国对于伊朗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I）也曾给予支持，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和库尔德斯坦民主党都宣称拥抱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英国从未考虑要在中东传播与英国相一致的意识形态，而是习惯分而治之，最终服务于英国的利益。一战前后，英国政策的基本动机就是对抗奥斯曼帝国，迎合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当时关于民族自决和自治的舆论趋势。英国与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差异在于，奥斯曼帝国无意催生阿拉伯认同，强调的是伊斯兰身份，而英帝国却鼓励阿拉伯认同。这一政策的差异最终促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只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阿拉伯人才发现英国人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支持远非全心全意，更非践行所谓的民族自决的时代精神。

2.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基础上建立起碎片化的国家体系，这一点也是英帝国最受诟病之处

英国20世纪初确立了在中东的霸权地位后，与法国和沙俄主导了关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裁定，英国对于中东政治秩序的设计充满矛盾。1915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承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1916年《塞克斯-皮科协定》许诺法国对于叙利亚的托管，1917年《贝尔福宣言》又给犹太人承诺了“民族家园”，这三个承诺彼此多有冲突，意味着中东的混乱和英国自身的手足无措。中东到1922年时基本建立起新的国家体系。《塞克斯-皮科协定》被指不顾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将族裔-文化迥异的民族捏合为统一的国家，由此留下了诸多隐患。英国随后在中东推出了包括直接占领、委任统治和保持军事存在等不同的管理方式，效果也都不佳。如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并未将伊拉克带入现代国家的大门，反而播种下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对抗的政治空间。英国在海湾地区对于部落主义的利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部落因素，较少播种下变革的基因，从而阻碍了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3.怂恿和支持以色列建国，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无解后，英国又迅速后撤，留下一盘难解的棋局

1917年出笼的《贝尔福宣言》被认为是巴以冲突的源头，而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导致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无解，并且成为搅动中东局势的关键性因素。中东形成了两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态势，即犹太人的崛起和英国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控制。按照卡林顿（C.E.Carrington）的观点，从斯坦布尔（Stamboul）到新加坡，英国军队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优势地位，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令人震惊的后果。[6]只是，犹太人的崛起可能产生的冲击效应很长时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这一切到以色列建国后突然爆发。事实上，英国权力在中东衰落的速度也超出了世界的预期。

4.发现石油和操控石油政治，进而影响区域局势的走向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

1908年，波斯湾西南部发现了石油。紧随其后，海湾地区先后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石油深刻地改变了产油国内部的权力配置和政权性质，重塑了相关国家的发展路径以及区域国家体系。石油的发现也强化了中东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性，提升了西方大国对其战略地位的评估等级。二战后英国被迫从中东撤退，石油是诱使美国迅速补位的重要因素。石油政治深刻影响到英国的中东政策，并外溢至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共同塑造了中东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5.与美国在冷战期间共治中东，尤其是联手挫败民族主义的力量

1946～1955年，苏联以较大的精力与美国争夺中东北层[7]非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1955～1974年，苏联在部分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存在，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南也门等，西方国家则巩固了与土耳其、伊朗等国关系。1970～1980年，东西方在中东的对峙加剧。1985年后，随着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中东逐渐转向了内部的冲突和纷争。[8]当然，美苏在中东的争夺远较此复杂。冷战的不同阶段，中东见证了英美联盟的不同表现。

冷战爆发后，英国强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中东强化了与美国的战略配合。在冷战第一阶段，苏联对土耳其和伊朗的压力导致英国向美国求助，杜鲁门主义随之出台。同时，苏联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使得局势更为复杂。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首先关心的是在整个中东建立一个反苏联盟，遭到阿拉伯国家反对后才改而寻求在北层建立一个小型联盟，巴格达条约组织是其结果之一。美国和英国发起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目的在于在中东营建小北约，以此来遏制苏联势力在此的传播。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1962年的也门革命等都对英美有极大的震撼，英美之间尽管有多重分歧，但根本的方面还是联手应对民族主义的力量，尤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同维护君主制政权的稳定，以此来巩固西方在中东的利益和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6.助推政治伊斯兰和伊斯兰运动复兴，配合其反对民族主义力量的目标

到20世纪20年代时，英国已经占领了穆斯林人口一半的地区，伊斯兰世界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背景就是英帝国的统治。[9]英国在中东的基本考量是维持既有政权的稳定，而非推行民主政治，为此英国在海湾地区对于传统的伊斯兰力量多有支持。出于打压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的需要，英帝国对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暗中支持。支持政治伊斯兰也被认为可以抗击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悖论则是，由此催生了伊斯兰世界对于各国国内亲西方精英的反对，造成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抗。总体而言，英国在中东追求的是稳定而非民主，这一诉求决定了英国不时助力政治伊斯兰。

7.英国在殖民地实施了花样众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英国在中东殖民遗产更为深层次的，更为长效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议会制度、文职制度、军事体制（犹太旅、阿拉伯军团、外约旦军团等以及现代军队的建设等）、经济机构（银行、石油公司、运输公司和制造业公司等）、法律、司法机构（律师、法院等）、部落政策、宗教政策等，英国建立的各级学校以及英语的传播等也都是其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如英国对于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委任统治，它在托管地鼓励教育，建立起更为公正的司法，确立税收体系，发展经济，这些措施都是委任统治地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英帝国诸多的统治方式在中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如何正确对待这些殖民遗产，成为中东国家摆脱殖民后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 英帝国殖民遗产与中东治理的困境

中东治理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然而由于事关中东人民的福祉和全球的稳定，这又是一个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王建在分析中东陷入治理困境的表现及根源时，强调四个方面：第一，国家认同的缺失严重制约中东主权国家内部的有效治理；第二，中东缺乏地区治理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第三，中东地区的教俗矛盾带来的问题；第四，域外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干涉催生了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的蔓延。[10]这些困境和缘由都与英美在中东的殖民和霸权关系密切。

英国在中东的统治有其自身的特点，最初主要是保证通往印度航道的畅通，因而英国比较关注中东的稳定，习惯于选择性地与当地的精英合作，这种方式往往成本较低，这也是英帝国长期维持奥斯曼帝国僵而不死的重要动机。比较例外的是埃及，英国认为埃及不仅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具有商业价值，因而英国较早地占有了埃及。英国选择性的结盟影响到对象国统一意识的形成，如在伊拉克，英国选择与居于少数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结盟，而非与居于多数的什叶派阿拉伯人联合。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与不同的社会精英结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东的统一和发展。很多国家甚至在获得独立后，之前与英国结盟的精英仍然表现出极强的亲英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统一的民族和国家意识的生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与法国秘密签订了《塞克斯-皮科协定》划定了中东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这一协定与英国对阿拉伯人最初的承诺相差甚远。西顿-沃森（R.W.Seton-Watson）在1935年这样评论：“四年的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东方问题，即使在今天，一些由此产生的毒素仍在欧洲的血管中发挥作用。”[11]根本性问题在于，这一新的国家体系对于中东既有的政治生活是重大的扭曲，尽管英国与法国一道设计了不同类型的国家政权，包括对于中东的委任统治。罗杰斯·欧文对此有重要的论述，“单就中东而言，主导性的殖民帝国确立了这些国家的基本方面，包括给予其首都、法律体系、国旗和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界领土”。[12]如库尔德人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就此成为区域不稳定的重要诱因。阿拉伯人的领土也被任意划定为边界远非清晰的领土国家，而且任意确定新兴国家的领导阶层。英国分而治之的思想再次得到体现，之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这种碎片化的状况关系密切。最重要的是，中东新建国家的诸多特征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它们赖以存在的思想和政治传统来自殖民统治，而中东人民对此异常陌生。[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色列得以建国，这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以色列建国对于中东诸多方面产生的影响类似于核聚变的效果，无论如何评估都不为过。英国在以色列建国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此阶段阿拉伯民族主义得到快速的发展，尤其是阿拉伯人寻求统一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英国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这一时代的潮流，只是在遭到了耻辱性的挫折后，英国开始被动地结束在中东的殖民统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委任统治设定的初衷是帮助这些弱小的国家获取管理自己的能力，最终实现完全独立。然而，当殖民地真正需要独立时，英国表现出了强烈的犹豫和反对。英国还是部分地保留了在中东的存在，尤其是军事存在。而且，殖民统治永远地在中东与西方关系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注解着未来中东与西方的冲突与合作。[14]

事实上，英国从未离开中东，它顺利地与美国完成了在中东的权力交接，美国对英帝国遗产的继承赋予英帝国遗产全新的生命力和新的特征。二战后，英国逐步从中东退出，美国开始继承英帝国在中东的殖民遗产，如在巴勒斯坦、埃及、伊朗等地区和国家。张顺洪提出了“英美国际战略伙伴关系”的说法，以世界秩序中的世界性矛盾为坐标，在更高层面上指称英美双方基于全球范围内战略，尤其是军事战略上的一致性和共同的全局的利益而形成的合作与盟友关系。[15]

美英的配合在冷战期间达到了新的高度。冷战的爆发更加强化了美国保护西方在中东石油利益的决心，“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威尔宣言”都是重要标志。美国介入中东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考虑：获取能源，销售武器和开展军事援助，保证以色列的安全，阻止各种类型的扩张主义。[16]冷战对于中东的影响甚大，中东的争夺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冷战的开启，也塑造了冷战的某些特点。黄民兴教授指出，中东是冷战的发源地，是非两大阵营国家中唯一与超级大国苏联有陆地接壤的地区，是美国遏制战略的前沿阵地。而且，中东在冷战中诞生了高度敌视西方的政治思潮和运动——极端伊斯兰主义。中东从某些方面塑造了全球冷战的个别特点，并对美苏两国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17]美国和英国在冷战中虽然不无矛盾，比如双方围绕巴林、科威特、伊朗和沙特的石油资源的争夺多有冲突，但更多的是相互配合。英美在冷战中的配合，成为诠释英美国际伙伴关系的范例。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从雅尔塔会议返国途中，突访沙特并与国王伊本·沙特举行会谈，此次访问象征着美国开始继承英国在中东的遗产。与英国相比，二战后的美国是一个讲英语的“巨无霸”国家，也是英国重要的盟友，继承英国的遗产似乎合乎逻辑。冷战的爆发更使得美国堂而皇之地宣称需要保护西方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保证中东这一战略要地不至于旁落，美国对于石油需求量的激增进一步激发了其管理中东的需求。换言之，美国对于英国在中东遗产的继承具有政治上的必要性。1946年，英国已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向美国寻求理解和支持，美国只是部分地给予认可。1947年，当英国不堪重负，要求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时，美国的中东时代悄然到来。“杜鲁门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英国与美国开启了在中东的权力交接。有学者讲，这个时刻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时刻。[18]字里行间透露出美国社会获得世界霸主后无法掩饰的愉悦。

之后，美国接手了英国之前在以色列、伊朗和埃及的角色。在伊朗，美国是穆罕默德·摩萨台下台的真正推手，并促使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重新掌权，以此确保伊朗对于西方石油的供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后，美国没有与盟友英国站在同一战壕，也是霸主地位易位的重要标志。1956年是英国在中东霸权衰落的标志性年代，英国在中东的声誉一落千丈。英国在埃及的投资化为泡影，在埃及的英国人也被驱逐，英国在约旦的影响力也基本上终结于1956年，在后来称之为阿联酋的影响力基本结束于1967年。1957年的“艾森豪威尔宣言”标志着美国真正接管英国在中东的地位，美国正式宣布确保中东现存的国家体系，这一体系正面临着来自苏联和埃及的挑战。[19]1958年随着伊拉克哈希姆王室的堕落，英国在中东的存在遭受了更大的侮辱和危机。

在冷战中对中东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它在三个方面具有转折性意义。第一，从根本上损害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在中东的声誉。第二，巴勒斯坦人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快速发展。第三，伊斯兰主义的上升。[20]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东西方关系骤然紧张，英国加紧配合美国的战略，在中东地区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1980年的“卡特宣言”更是明确，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保有在波斯湾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1967～1980年对于理解现代中东变革和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英、美在此阶段的密切合作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诸多方面，也是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证据。

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曾经揶揄担任过首相的艾德礼和艾登，嘲笑前者导致了帝国的解体，后者的无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如果历史可以假设，丘吉尔也无法扭转英帝国的颓势。美国大体上继承了其遗产。美国虽然不时对英国加以嘲弄，但也随时向英国丐计求谋。还需强调的是，美国对于英国在中东角色的接管并非照搬，相反美国一直批评英国的帝国主义，转而奉行一种新帝国主义政策。只是，美国在自由、民主和发展理念下所启动的现代化，所追求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并未带给中东光明。

21世纪初期，英国与美国一道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试图重塑伊拉克的政权格局。然而，事实则是伊拉克远未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却将“伊斯兰国”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而且，中东正在上演的混乱局面，如叙利亚战争、伊拉克国家的失败、海湾国家阵营的分化等，都与英帝国在中东的遗产有很大的关联性。

针对英帝国对不同区域和国家作用和影响的差异，可以分为六种类型或区域/国家来探讨英帝国的遗产。

英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交往及其遗产。英帝国对于奥斯曼帝国遗产既有继承，又有改造。20世纪初期的中东大部分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几个世纪以来对君士坦丁堡的效忠，对奥斯曼帝国管理体制的习惯等，使得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在诸多方面持续作用于中东的政治和社会生活。[21]中东传统的统治力量主要是奥斯曼帝国，一战结束后英国主导了中东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讲，中东发展道路的曲折可以从两种不同的统治文化中加以窥视。

英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时间短暂，但是对于奥斯曼帝国本身，尤其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中东影响巨大，如《塞克斯-皮科协定》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划定、现代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创建、摩苏尔的归属、库尔德问题、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构建等。1919年时任英国外相寇松就如何处置行将解体的奥斯曼帝国时颇具预见性地指出，如果说该问题现在令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话，未来的历史学家何尝又不是呢？[22]可谓一语成谶。

英帝国对埃及历史的影响。欧洲帝国对中东政治和经济的介入，开启于19世纪80年代英国对于埃及的占领。1882年到1956年，英国对埃及的控制和影响决定着埃及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讲，埃及是英国在中东存在的起点和终结点。

由于充当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袖，埃及对中东具有独特的影响。占领埃及对保障英国地中海利益及通往印度的航道意义重大。因此，埃及对英国在中东的管理具有了特殊的意蕴。英国推出诸多的策略保持其对埃及的控制，如支持埃及现代化运动，实现对埃及经济的有效管理。但与此同时，英国也人为地造成了诸多混乱和结构性问题。英国支持埃及国王，支持伊斯兰运动（穆斯林兄弟会），反对民族主义领袖，造成了埃及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裂痕。对于埃及财富的分配，英国也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23]英国在埃及设计的权力架构深刻作用于埃及民族主义和独立道路之中。

英帝国在海湾国家的遗产及其对海湾国家现代转型的影响。家族政治是海湾诸酋长国的主要特征，1902年前后它们开始获得英国的保护。英国对于海湾地区基本的政策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维持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保证通往印度道路的畅通，因而海湾地区长期以来是帝国的交通枢纽和边境地区。在获得英帝国帮助后，阿拉伯半岛的部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而之前这些部落对于国家非常陌生，随后英帝国事实上强化了海湾国家的传统因素，阻碍了海湾国家向现代社会演进的步伐。海湾诸国的现代边界也是主要由英国帮助确定，如英国确定了沙特与外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边界。[24]

石油的发现加大了英帝国对于阿拉伯半岛的兴趣，与此同时从本质上改变了其传统的政策取向，基本取向是加大在该地区的存在和更大程度地算计石油政治经济。如果说，之前英国在中东的统治号称不计成本，那么石油的发现再次强化了英国对于利益的算计。实际的情况也有利于英国，因为石油的发现虽然有助于类似沙特这样的国家对地区和国际事务施加影响，但也加强了沙特对外部安全的依赖。英国对于海湾的介入由此有了一个从商业向政治转变的过程。[25]1971年，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得以独立，宣告了英国在海湾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独立后的海湾地区成为英国的石油供应区和商品市场。英国与海湾国家的军事联系今天依然存在，英国的工业标准等都是其在海湾地区的重要遗产。[26]

英帝国与波斯/伊朗的交往及其对伊朗变革的影响。伊朗很长时间以来是中东最为稳定的国家，拥有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架构。伊朗在中东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深刻地受到二战和冷战的影响，影响程度之深超过中东任何国家。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开始对伊朗产生重大影响，扶植巴列维政权，传播民族主义。1907年《英俄协定》签署后，英国在伊朗的影响力迅速攀升。[27]20世纪中期，支持什叶派伊斯兰主义等都是英国在伊朗的直接遗产。二战结束后，英国虽然撤出了伊朗，但对于德黑兰和石油的强大影响依然得到保持。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伊朗石油基本为英伊石油公司所垄断。颇令人意外的是，伊朗的祖国党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反而得到了英国的支持。1951年伊朗开启了石油国有化运动。1953年8月19日，英美联手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了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政权。到1954年时伊朗已经不再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成为美国的新宠，伊朗与美国关系得到巩固，一直持续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英国与巴以问题。英国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初期最重要的支持者，其后这一角色转移给美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英国对于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热情超过了犹太复国主义。[28]英国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有着复杂的动机，战略方面主要是作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对冲，帮助英国完成该地区的战略目标。也有基督教与犹太教联合的宗教方面的考量，以此来克服其“伊斯兰恐惧症”。维多利亚时代哲学家约翰·林赛伊（John Lindsayz）指出，“犹太人可能会重塑巴勒斯坦”。[29]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勋爵、帕麦斯顿勋爵等都为犹太人家园积极奔走。1917年艾伦比占领耶路撒冷，这一军事占领一直持续到1920年。然而，英国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从最初就面临着结构性矛盾，无法同时满足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到1945年艾德礼政府时期，英国已然决定要放弃对巴勒斯坦的托管。1948年5月15日，英国正式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与英国对巴勒斯坦托管失败相伴随，巴以冲突成为中东悬而未决的难题。

英国与塞浦路斯问题。作为柏林会议的结果之一，英国在1878年获取了塞浦路斯，1925年宣布塞浦路斯为其殖民地。长时间以来，历史学家未使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来解释英帝国对于塞浦路斯的统治，也未系统阐释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独特统治与现代塞浦路斯问题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英国极其重视塞浦路斯的战略地位，因此在塞浦路斯获得独立后，英国仍然长期保留军事基地的存在。而且塞浦路斯岛上希族民族主义的政治化和暴力化的表现，恰恰源于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愤怒。英国从塞浦路斯撤出后，岛上的族裔问题开始凸显。塞浦路斯问题又牵涉希腊和土耳其两个位于不同区域的大国，因而具有了更宽广的牵扯面。

英帝国在中东的遗产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且影响甚广。除了政治遗产、经济遗产外，还有无形的文化和思想等遗产需要梳理和分析。需要提及的是英国在中东声誉的变化，包括军队的声誉、英国政治家和政策在中东的完整性等，这些都具有重要价值。“确定不变的是，由于西方和中东存在的这种殖民关系，西方和中东关系的本质不可逆转地被改变了，造就了双方交往中的冲突和合作。”[30]

三 中东研究的帝国史传统、区域传统和未来的方向

英帝国的规模及其多样性这两大特征，将其与其他殖民帝国区分开来。[31]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关于英帝国史和中东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帝国史和区域研究两种研究传统，而且帝国史较少关注中东，中东史又忽视英帝国的大背景。以钱承旦、陈晓律、张顺洪、高岱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对于英帝国和殖民主义理论多有深度探讨，部分地涉及中东。英国关于近东和中东的现代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政治史的一个分支。西顿-沃森在他的开创性作品《迪斯累利、格拉斯通和东方问题》中指出，英国仍在接受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解决方案中的作用，其中包括承担奥斯曼帝国任务的责任。[32]其后，关于中东的研究在帝国史和区域史研究中不均匀地得以推进。

（一）英帝国史的研究与中东

传统的帝国史学认为帝国的扩张是人类启蒙和工业的扩张，白人承担着传播文明的使命，殖民地人民对此持欢迎态度。如作为开创者的帝国史学家西莉，她在《英格兰的扩张》中强调英国不经意间成了帝国。其后，有历史学家批评了殖民对于被殖民国家的损害，并且指出非白人世界的反殖民情绪早于先前历史学家的判断。二战后专业的帝国历史学派兴起，开始反思传统的帝国研究，进而开启了对传统帝国史的修正与再修正阶段。1959年出版完成的《剑桥英帝国史》是标志性的成果，也是对这一阶段帝国研究的总结，部分地关注到边缘地区。不过，《剑桥英帝国史》总体还是强调，英帝国是人类良善和进步的力量。[33]直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帝国史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切入，其后逐步加入了经济的视角以及对当地代理人重要性的强调。20世纪70年代，英帝国日薄西山，研究帝国史的学者也是门可罗雀，帝国史的研究似乎随着帝国的土崩瓦解而埋入尘土。

20世纪90年代帝国史再度复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出版的系列著作《帝国主义研究》，推崇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牛津大学推出《牛津英国通史》开始从权力和文化的角度来诠释帝国史，强调去中央化的阐释以及对底层的研究。《英帝国简史：1895～1995》[34]也出版了第三版。英帝国史研究的政治化趋势加强，而且由于受到福柯、葛兰西和萨义德的影响，历史学家开始从权力和文化的角度来诠释帝国史，强调去中央化的阐释以及对底层或弱势阶层的研究。当时有历史学家预测，未来历史学家的研究可能要更多地关注帝国的经验对于英国本土的影响程度和方式。[35]罗宾强调，帝国史的研究将会更多地关注不同层面的互动：中央—外围、剥削和反抗的本质、不同身份的发展等。[36]显然，作为政治性极强的话题，帝国史的研究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问题意识和解释框架。

而后兴起的新帝国史对于《牛津英国通史》多有批判，尤其是批评其对于后殖民学者的忽视和敌意，批评其忽略了帝国的罪恶和杀戮。[37]新帝国史代表作如凯瑟琳·豪的《教化属民》[38]、琳达·科利的《被俘虏者》[39]、安德·汤普森的《帝国的回归》[40]、戴维·朗伯特的《帝国职业》[41]等。新帝国史意在重置与过去的关系，采用跨学科的方法，重新考察帝国和英联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纽带和连接。新帝国史的研究使得学者们再度关注到中东。[42]这些著作力图打破殖民地民族主义、英国国内和旧帝国历史之间的界限。新帝国史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强调帝国对本土文化的影响，一反传统的帝国研究局限于殖民地及殖民地人民。新帝国史学家认为帝国对于英国文化、英国特性和认同产生了持久影响，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研究，具有方法上的自觉。新帝国史的另外一个分支强调文化和认同，这也迥然不同于过去的只是关注政治、经济的剥削和控制，认为文化至少在帝国大业中扮演着与政治、经济同等重要的作用。英国文化和价值在帝国的广泛传播是帝国控制和帝国认同的重要力量，当这种控制和认同遭遇质疑时，危机就会浮现，统治帝国的决心就会大打折扣。

（二）区域国别研究与中东

在英国，中东基本被纳入区域研究的范围，较少引起帝国史学家的关注。英帝国主要有三个部门负责管理中东事务：殖民部、外交部、印度事务部，这种行政的安排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中东处于边缘中的边缘地位。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只把自己看作是中东专家，并不关注更广泛的帝国。同样，英国关于中东的研究往往也是拼凑和不均衡的。特别是1918年后，帝国史家很少关注中东，伊丽莎白·门罗（Elizabeth Monroe）属于例外。[43]当然这并不排除以东方学为特点的区域研究在英国有较早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已经出现了这一趋势。他们部分地关注到中东，代表性著作如《阿拉伯世界的觉醒：阿拉伯民族运动史》。[44]

二战后再度兴起了区域研究的高潮，只是这次的领军者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缘政治和冷战格局，催生了对于非西方世界知识的需求和关于非西方世界新的表现方式。作为一种帝国的学问，区域研究在美国发展尤其迅速。区域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然后迅速传播到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45]罗杰尔·刘易斯认为，当帝国兴起的原因和结果得到系统研究时，区域研究就自然而言地发展起来。[46]出现了帝国史专家向区域史转变的趋势。[47]区域研究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帝国史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衰落的趋势。

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意识到自身在中东的存在往往只考虑战略和石油需要，而忽视了中东社会和经济的公正，转而关注中东作为一个特定文化和历史区域所具有的独特性。但英国的区域研究实际上更有传承性，是东方学的再发展。而且与区域史研究相伴随的是比较帝国史兴起。[48]如60年代的学者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 和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更愿意自已被认定为帝国史家而非区域史家，罗纳德·罗宾逊和约翰·加拉格尔于1961年联合出版了《非洲与维多利亚人》。[49]比较帝国史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尤其强调殖民和后殖民理论。美国在中东推行的现代化改造，也引发了关于中东现代化的研究。传统帝国对于其征服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改变是偶然的，而现代帝国对其殖民地的改变则是多维度的，由此造成的影响具有不可逆转性。罗纳德·罗宾逊指出，“帝国主义是这样一个过程：扩张着的帝国为殖民地提供了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教，通过直接管理、扶植代理人或者移民等方式对殖民地加以管理，这种控制对于弱小的殖民地社会产生了过度影响”。[50]

有学者指出，20世纪的最后25年是英帝国关于中东研究最为高产的时段。[51]关于中东的区域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但总体而言，既有的帝国史研究，包括新帝国史的实质还是对于英国本身的再思考和再书写，并没有摆脱中心—边缘两分法的魔咒。而既有的区域研究，却又忽略了英帝国本身的研究，两种研究路径的结合应成为新的趋势。近期关于帝国史的研究出现了转变的迹象，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开始关注中东对于英帝国的意义，以及对于英国民族想象的意义，开始在不同背景下探讨相同的主题。

（三）研究的必要性和方向

中东治理显然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中东人民现在仍然在探求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西方在中东的治理总体上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催生了诸多结构性的矛盾。罗杰斯·欧文指出，英国在中东的辉煌虽然时间短暂，却留下了重要的遗产，确立了中东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与之相伴的则是诸多无法破解的难题，如边界争端、族裔和宗教冲突等。[52]殖民体系在中东崩溃60余年后，中东依然未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又饱受新殖民主义之苦。反向证明了殖民遗产对于中东影响的程度之深和改变之大。

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的当下，中东人民仍然无法逃避修昔底德所言之“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的宿命，还在寻找与自身相匹配的发展道路。当下，美国接受英国在中东的警察地位后前所未有地踌躇不定，却又坚持其中东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重新评估英帝国中东遗产的必要性。1913年，克罗默勋爵写道：“英帝国统治区域中反英情绪强烈者比较罕见，有的只是如何使得帝国的统治更为有效。”[53]然而，到20世纪50～60年代时，情况出现翻转。到21世纪的今天，中东人民在反抗美国的同时，不时会怀念英国的统治，这恰恰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西方在中东的存在自然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这就导致其很多情况下会忽视中东的特殊性，而且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对于中东的管理和改造都被某种矛盾的心理所笼罩，一方面，它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中东，在改造进程中打上自己的烙印；另一方面，它们又习惯于西方中心论的两分法。新时代面临的老问题需要更为深邃的历史之眼来探究英帝国在中东的遗产，以及美国对于英国中东遗产的继承和变异，从根本上评估西方思想和霸权的影响，提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理论和概念，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学知识和话语体系。

未来的研究应该聚焦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90年代，结合帝国史和区域研究的既有成果，采用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包括档案研读、田野调查和当事人访谈等方式，将相关国家和区域分成不同类型加以研究。新帝国史的本质是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突破西方的帝国心态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心—边缘两分法，我们认为中心—边缘的划分具有必然性，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立足于中东诸国“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之不同，厘定出英帝国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在中东的作用，辨析这些遗产与中东治理困境的关系，重点考察中东固有因素与外来干涉的多维互动所导致的中东发展道路的延续和断裂，根据英帝国政策设计的初衷与政策后果之间的差异，以及中东人民对于这些政策认识的历时性变迁，探求美国对于英帝国遗产的继承和扭曲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而且，这一研究还需要回应国家治理、民族治理、边疆治理等问题，反思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理论、新干涉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由爱德华·萨义德所引发的关于后殖民的讨论，使得所有的学者在研究帝国与中东时都需尽力避免再度陷入东方学式的分析陷阱。过去的英国和当下的美国从未设想要在中东推广民主价值，相反它们更多地考虑保障自身的利益和维护自己的战略地位。只有依循这样的逻辑，方可理解西方对于卡扎菲、穆巴拉克以及沙特国王们的支持和最后的背叛。

21世纪的屠杀和战争的根源，包括“9·11”事件，在于20世纪70～80年代的中东，而不是伊斯兰教或者是阿拉伯人的心理。根源在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对于中东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操控和利用。[54]“伊斯兰国”的兴起根源同样在于英美对中东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滥用。而且，英帝国和美国的统治在思想上具有一脉相承性。英国对于殖民地的间接管理体制，使传统社会及其制度得以保留，严重束缚了现代国家的塑造和发展，埋下了社会长期分裂动荡的种子。[55]从美国继承英帝国遗产的视野下，有针对性地探讨英帝国在中东的遗产如何塑造了中东的发展道路，进而作用于世界政治和经济。这一研究对于理解当下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走向，提供了案例和视角。毕竟，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国家构建不仅由近代西方的入侵所塑造，而且中东不断卷入西方事务，中东已然成为西方权力体系的附属物。[56]这再次证明，中东重新确立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体系中的坐标位置何等困难。

结语

本文讨论了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即英帝国的遗产；二是指出现有的研究中东乱局演变及其根源的研究视角和路径。第一层面的讨论涉及理论问题，概括了英帝国在中东的诸多遗产；第二层面的讨论涉及研究方法，比如帝国史视角、区域国别研究等，讨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路径。强世功先生认为，人类历史既是一部帝国争霸史，也是一部帝国形态的演变史。当前，人类历史处在世界帝国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历史时刻。世界帝国第一版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所塑造的世界帝国模式。它有着无法解决的三大困境：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自由化带来的国家的失败、政治衰败与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带来的堕落、虚无。中国作为一个无法独善其身的世界性大国，其重要任务不仅在于复兴传统文明，更要耐心地消化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构建世界性帝国的技艺和成就。[57]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学界关于奥斯曼帝国研究的兴趣，《上海书评》近期发文推荐日本学者林佳世子的《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关于帝国的研究，无论是英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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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研究”（项目编号：17ASS003）、国家科技部引智项目“英帝国遗产与中东治理的困局”（项目编号：G20190027059）阶段性成果。
《土耳其研究》（2019年第1期·总第2期），第10～30页。

[2] 李秉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研究中心”荣誉成员。研究方向为土耳其史、库尔德问题和欧盟。

[3] Gareth Stansfield and Mohammed Shareef，eds.，The Kurdish Question Revisited，Hurst & Company，2017，p.xvii.

[4] Gareth Stansfield and Mohammed Shareef，The Kurdish Question Revisited，p.xvii.

[5]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3rd edition），Routledge，2004，p.7.

[6] Robert Holland，“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Great War，1914-1918，” in Judith M.Brown and W.M.Roger Louis，eds.，The Oxford of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Ⅳ，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35.

[7] “北层”这个概念由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最初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伊朗。

[8] 请参阅：Fred Halliday，The Middle Ea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Politics and Id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9] Francis Robinson，“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Muslim World，” in Judith M.Brown and W.M.Roger Louis，eds.，The Oxford of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Ⅳ，p.398.

[10] 王建：《中东国家和地区治理困境的根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5期。

[11] Michelle Tusan，“Britain and the Middle East：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History Compass，2010.

[12] Beverley Milton-Edwards，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Polity Press，2002，p.13.

[13] Beverley Milton-Edwards，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p.13.

[14] Beverley Milton-Edwards，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p.39.

[15] 张顺洪：《论战后英美国际战略伙伴关系》，《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

[16] Beverley Milton-Edwards，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pp.271-273.

[17] 黄民兴：《试析冷战在中东的分期和特点》，《史学集刊》2011年第3期。

[18] Glen Balfour-Paul，“Britain’s Informal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Oxford of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p.507.

[19] Peter L.Hahm，“Securing the Middle East：The Eisenhower Doctrine of 1957，”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36，No.1，2006.

[20] Fred Halliday，The Middle Ea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Politics and Ideology，pp.120-123.

[21]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5.

[22] Glen Balfour-Paul，“Britain’s Informal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Oxford of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Ⅳ，p.490.

[23] Beverley Milton-Edwards，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4th edition，Polity Press，2018，p.41.

[24] Tim Niblock，Saudi Arabia：Power，Legitimacy and Survival，Routledge，2006，p.35.

[25] Lawrence G.Potter，ed.，The Persian Gulf in History，Palgrave，2009，p.291.

[26] Lawrence G.Potter，ed.，The Persian Gulf in History，pp.290-291.

[27] Lawrence G.Potter，ed.，The Persian Gulf in History，p.281.

[28] Ilan Pappe，Ten Myths about Israel，Verso，2017，p.20.

[29] Ilan Pappe，Ten Myths about Israel，p.13.

[30] Beverley Milton-Edwards，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p.39.

[31] G.Clark，The Balance Sheets of Imperialism，1936，p.32.

[32] Michelle Tusan，“Britain and the Middle East：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History Compass，2010.

[33] Robin W.Winks，“The Future of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11.

[34] Berm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1850-1995.

[35] C.A.Bayly，“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The Oxford of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71.

[36] Robin W.Winks，“The Future of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Oxford of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668.

[37] Kathlee Wilson，A New Imperial History：Culture，Identity，and Modernity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1660-184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4.

[38] Catherine Hall，Civilizing Subjects：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Polity Press，2002.

[39] Linda Colley，Captives：Britian，Empire，and the World，1600-1850，Anchor，2007.

[40] Andrew Thompson，The Empire Strikes Back？，Pe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5.

[41] David Lambert & Alan Lester，Colonial Lives Across the British Empire：Imperial Careering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42] Michelle Tusan，“Britain and the Middle East：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History Compass，2010.

[43] Peter Sluglett，“Formal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423.

[44] 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London，1938.

[45] Robin W.Winks，“The Future of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654.

[46] W.M.Roger Louis，“Introduction，”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41.

[47] Robin W.Winks，“The Future of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638.

[48] Robin W.Winks，“The Future of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655.

[49] Robin W.Winks，“The Future of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659.

[50] James L.Gelvin，The Modern Middle East：A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88.

[51] Peter Sluglett，“Formal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428.

[52] Roger Owen，State，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5.

[53] Nicholas Owen，“Critics of Empire in Britain，”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Ⅴ，pp.135，188.

[54] Fred Halliday，The Middle Ea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wer，Politics and Ideology，p.129.

[55] 高岱：《英法殖民地行政管理体制特点评析（1850—1945）》，《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6] Beverley Milton-Edwards，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p.32.

[57] 强世功：《超大型政治实体的内在逻辑：“帝国”与世界秩序》，《文化纵横》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