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藏书中的战友与论敌

作家藏书，实为一面现实关系的镜子，往往能够映射出一个时代文人的亲疏聚合与精神人格。胡适曾自述：“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这当然是事实，其一生交际之广泛远远超过同辈文人。这一点，我们从他林林总总的中外赠书亦可见一斑。而在他的众多朋友中，陈独秀无疑是特别的一位。中国现代史上的陈独秀和胡适，举足轻重，相携与共，却又若即若离，甚至互为论敌。二人为安徽同乡、北大同事，更是叱咤风云的新文化运动同道。从早年的惺惺相惜，并肩作战，到中途的改弦易辙，分道扬镳，陈胡二贤携手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新篇章，也留下了意味无穷的文化思考的空间，其超越文化与政治分歧的私人情谊也早已成为传奇。近年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和相关传记、思想类论著的相继推出，国内学界的“胡适研究”和“陈独秀研究”逐渐升温。与此同时，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之中心人物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成为热点中的热点。研究者普遍肯定了陈胡二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合作与贡献，对于胡适对牢狱之灾中的陈独秀的数次施救高度赞誉。然而，陈独秀与胡适二人关系究竟如何？在胡适真实的内心世界里，陈独秀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陈独秀一生跌宕起伏，纵横于学界与政界，其著作不可谓不宏丰。无论是作为思想家、学者，还是作为政党领袖，其文皆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然而，在胡适的12000余种藏书中，关于陈独秀的著作可谓寥寥可数，这对于一个有“历史癖”和明确的“立传”意识的学者来说，不能说不算反常。查阅胡适藏书，现存陈独秀著作仅2种：一种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该书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1927年第8版（共计4册），第二个是1937年的《独秀文存》第11版（共计4册）；另一种则是1949年香港自由中国社初版《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比之藏书中关于其他《新青年》同人和包括中外政客在内的各类书籍，我们不禁疑惑：除了官方查禁的可能之外，是否还与作为收藏者的胡适的文化心理与思想感情有关？胡适收藏的这两种书，对于他本人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胡适收藏的此两种陈独秀著作，实际上皆与他本人有着特别的关系。作为五四运动之后最早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力作——《独秀文存》的意义与价值自然不同凡响，然其问世过程可谓一波三折。1921年，经汪孟邹与胡适协商，上海亚东图书馆拟出版胡适的文章汇编，名为“胡适文存”。该书出版后反响热烈，上海亚东图书馆遂决定推出“文存系列”，而能够与《胡适文存》并列出版的，自然非《独秀文存》莫属。然而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下，《独秀文存》的出版远远没有《胡适文存》顺利。据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原放回忆：“出《独秀文存》，实在是战战兢兢地出的，当时仲翁因在大世界散传单被捕，出来还没有多少时哩。”尽管如此，《独秀文存》最终无论是在销路还是社会影响上皆表现出色。从1922年到1926年《独秀文存》共计印八次，1933年《独秀文存》又印两次，在第九次的重印版中，蔡元培专门写了一则序言：

……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

联想到彼时陈独秀尚在狱中，蔡元培的义举令人肃然起敬。而作为旧友的胡适亦为营救之事奔走呼号，并专程探监，为狱中的陈独秀访书购书，此事早已成为文坛美谈。《独秀文存》自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首次出版，后接连刊印11次，累计印数万部，成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进步书籍中的重要部分。该著收录了陈独秀自1915年9月发表于《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到1921年8月《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的《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七年间的主要论文、随感录与通信，共计三卷四册。在陈独秀的众多著作中，这部《独秀文存》既是新文化运动同人相携与共、协同作战的可贵情谊的历史见证，也是陈独秀早期民主自由思想与文化选择的集中代表。

从藏书的记号来看，胡适对陈独秀这部著作是特别重视的。第8版《独秀文存》中夹有纸张：第1册的第30、31、32、33页间皆夹有胡适阅读笔记的字条各1张，第4册的71、84、85、88、89、146、147、208、209、256、257等页间也各夹有字条数张。而从第11版《独秀文存》第1册封面上的胡适题记来看，也是颇耐人寻味的。胡适在藏书上写道：“卅二年五月十五日在纽约唐人街买得此书。适之。独秀死在卅一年五月廿八日。适之。”查《胡适日记》，发现刚好缺1942年2月12至5月18日之间的记载，所以我们也难以了解胡适当时购买此书的情形、心理以及阅读的细节情况。但从胡适题记的言辞之间，也不乏一种深沉的故人之思。

查次年即1943年1月21日的《胡适日记》，其中所云亦可谓意味深长：

今天收到四川岳池陈树棠先生一封信，是三十年十二月四日付邮的！此君家藏书画万余卷，名“朴园收藏”。有独秀、尹默诸人题诗。独秀诗云：

百年乔木读书堂，允矣吾宗世泽长。

文物不随戎马尽，蜀中独有鲁灵光。

书中说：“仲甫西来，备谭过往。声容犹昔，发鬓已苍”。仲甫即独秀，他去年五月尾已死去了。我也题小诗云：

海外欣闻有朴园，藏书万卷至今存。

好为宗国留文献，岂但楹书贻子孙！

在回信中，胡适深情写道：“来书提及仲甫，已于去年五月作古了，念之慨叹。”他借陈树棠的朴园题诗，与老友唱和，寄托了一种故人之思和世事沧桑之感。然而，情谊归情谊，细读两诗，从陈独秀之“元矣吾宗世泽长”到胡适笔下的“岂但楹书贻子孙”，这种貌似“抬杠”的背后，两位老友的和而不同还是不难体会的，且彼此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分歧似乎并没有因为老友的早逝而烟消云散——胡适的真性情与学究气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作为左翼文坛领袖的鲁迅，在胡适藏书中又是怎样一种存在呢？查胡适藏书目录，发现其收藏的鲁迅著作也不多，但与陈独秀著作相比还是相对全面些。胡适藏鲁迅著作大致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藏书多为鲁迅代表作。如1923年北京新潮社出版的小说集《呐喊》，这部小说集以创作的实绩有力地回应了胡适等人对于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倡导。对此，胡适曾在《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中予以高度评价：

这一年多（一九二一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第二，藏书多与胡适自身学术研究相关。藏书中收有《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的不同版本，前者为1926年北新书局初版，该书为鲁迅辑录；后者共计两种，分别1924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下册与上海北新书局1926年版。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版《中国小说史略》等则自然与胡适彼时的古典小说研究有关。当年在阅读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后，胡适曾发出过如此感慨：

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精力。

从中可看出胡适对这部著作的热情推崇。这一时期亲密的合作显示，胡适对于作为学者的鲁迅是充满敬意与赞赏的，这种学理上的肯定，我们从他在鲁迅遭遇“抄袭”事件的过程中的公正表现也能看出。

第三，胡适对于鲁迅著作皆有细致的阅读和点评。在旧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胡适与鲁迅是有着很多积极的共鸣与互动的，这在他们彼此的文章和日记中都留下了历史的印记。这种饱含默契的精神砥砺，我们从《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等藏书上的胡适的朱笔圈画亦可见一斑。譬如，1926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小说旧闻钞》封底即有胡适题记“文艺复兴”等内容，而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版的《中国小说史略》题名页亦钤有“上海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甲，胡适之”等字样。胡适还收藏了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前者钤有“胡适的书”印章，第94、95页皆有胡适所作注记与校改，该书为北京重印第一版第3次印刷，版权页印有“根据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单行本纸版重印”字样。后者为北京重印第一版第4次印刷，版权页印有“根据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全集’单行本纸版重印”字样，该书也钤有“胡适的书”朱文方印。题记和后记皆有胡适所作批注和圈点，这些认真研读的细节，证明了胡适对鲁迅古典小说研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后记末尾，胡适还写下了一段颇有意味的批语：

鲁迅此书是开山之作，有工夫，也有见地。但他举各书的例子，尤其是白话小说里的例子，都很少有趣味的文字，往往都不够代表各书的作风。

胡适四四，二，七

胡适的赞语很真诚，至于“很少有趣味的文字”的批语，只能说是一种个人断语吧。

胡适还藏有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的《鲁迅三十年集》，该文集自然包含《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胡适早年感兴趣的学术著作，然胡适购买此套书的初衷或许还在于其对鲁迅的认知以及对鲁迅著作的阅读动机发生了一些变化。查胡适日记可知，此书购买在20世纪40年代，彼时的胡适身在海外，终日周旋于各种政治事务与应酬之间，但从一些细节来看，对于国内学界尤其是鲁迅、陈独秀的著作，胡适依然默默关注。作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常去纽约的唐人街书店购书，在他1943年1月1日的日记中有载：

昨夜到China Town［唐人街］买到《鲁迅三十年集》全部三十本，价二十元！今天我翻看了他的一些我不曾看过的“杂感”：《华盖集》（1925）、《华盖集》续编（1926）、《而已集》（1927）、《三闲集》（1927—1929）。

胡适在“价二十元”后面加了一个感叹号，从一个侧面暗示其对鲁迅的重视，他此次在异国高价购买鲁迅著作显然有着明确的阅读动机。日记中还记载了胡适当日接待了北大同学和众多政界友人之后，回家继续阅读《鲁迅三十年集》，直至凌晨三点四十五分才睡。但与他在藏书批注和日记中对待其他作家作品的阅读态度很不同，胡适对于自己高价购买的《鲁迅三十年集》和“不曾看过的‘杂感’”却并未留下哪怕是只言片语的阅读感受，这微妙的阅读心理是颇耐人寻味的，从中似乎也可略微洞悉胡适精神的幽微复杂的一面。尽管如此，他对鲁迅的关注从这些粗略的记录中依然可见，且彼时的胡适对于鲁迅作品关注的重心显然也有所迁移。

第四，藏书中无题赠本。对比胡适藏书中众多的签名本，尤其是徐志摩、周作人等人的题赠本，鲁迅这方面的赠书较少。从胡适日记和书信来看，他们是有互赠著作的，但现存胡适藏书少见，这或许有两个可能：一是当时没有题赠本，二是相关藏书散失了。唯一的题赠本是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年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制）。该书为周作人所赠，扉页有胡适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