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乡村青年

《智利森林》

在火山下，在暴风雨中，在大江间，

香馥的、寂静的智利森林。

双脚踏在枯死的枝叶中，

一束欲折的枝杈噼啪作响，

巨大的山毛榉竖起挺拔的肢体，

凄冷的森林中一只小鸟横飞而过，

扑扇着翅膀，又栖息在悲郁的树枝上。

在那里发出双簧管般的啼鸣。

月桂树的野香，波尔多树的黑香，

透过鼻息沁入我心底。

瓜伊特卡柏树拦住了我的去路。

把我阻在这鸟的王国、叶的世界里。

我绊倒在一块石头上，

扒开一个洞。

一只大如螃蟹的红毛蜘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一只金色步行虫向我发出毒气，

然后又闪电般地消失。

我穿过没顶的欧洲蕨，

绿色冷眼的六十滴泪落在我脸上，

身后还有扇叶长时间摆动。

一棵腐树，何等的宝贝！

黑色蓝色的蘑菇成了它的耳朵，

红色的小虫犹如颗颗宝石镶嵌在上，

还有迟缓的植物赐给它的胡须。

从它的腐木深处窜出一条蛇，

好似灵魂脱离了死树。

再往前，棵棵大树兀立在神秘森林的地毯上，

棵棵枝叶繁茂，坚韧挺拔，

形呈披针，风格迥异，

好似被一把永动的剪刀修整。

晶莹的水下，一条小山谷在沙粒和玉石上滚动。

一只柠檬色的蝴蝶，

在水光间飞舞。

身边无数蒲包花向我点头致意。

山上点缀着斑斑喇叭藤，

犹如神奇森林的血滴。

喇叭藤红如血花，

喇叭藤白如雪花。

一只狐狸疾速穿过，触动了枝叶，

然而静态才是枝叶的原意。

一只迷途动物的叫声从远处传来，

植物世界低声细语。

直到暴风雨奏起大地的乐曲。

谁不了解智利的森林，

就不了解这块土地。

就是从那土地，那泥土，那寂静中，

我走了出来，在世界上讴歌。

《话语》

那是您所喜欢的，是的，先生，

那是歌唱的言语，跌宕起伏；

我膜拜在它们面前，

我热爱，追求，咀嚼它们。

我如此喜爱它们，

不顾一切地希求，倾听，直到它顷刻降临。

美丽的辞藻呵，

如彩石般闪光，

如银鱼般跳跃，

它们是泡沫，是细流，是钢铁，是露珠。

我追求美丽的言语，

要将之全部装进我的诗里。

它们一闪出，我就立刻抓住，

把它们清洗，整理，准备享用。

它们晶莹，洪亮，

似象牙质，似植物质，似油质，

如果实，如海藻，如玛瑙，如油橄榄，

我把它们翻动，吞咽，咀嚼，打扮，再加以推出。

它们是我诗中的钟乳石，小块的抛光木，

是煤炭，灾难的遗迹，浪涛的礼物。

一切都存在于言语中。

一个完整的意义由于一个单词位置的变化而转变。

它们有阴影，有光亮，有重量，有毛羽，

它们是古老的，又是最现代的。

它们生长在被埋没的棺木里，

生长在初绽的鲜花中。

多美妙的语言呵，

我们从凶狠的征服者那里继承了

多美妙的语言呵！

他们曾沿着安第斯山脉

贪婪地寻觅着马铃薯、灌肠、菜豆、烟草、

金子、玉米、煎蛋，

连同当地的宗教信仰、金字塔、部落

一起吞灭。

他们经过之处，

一切夷为平地。

然而从粗鲁人的靴子、胡子、手指、马蹄铁上都有

美丽的言语像碎石般掉下来，在这里闪闪发光。

我们丢失了，

我们也赢得了。

他们带走了金子，

他们也给我们留下了金子。

他们带走了一切，

又留下了一切，

他们留下了言语。

《童年与诗》

我首先要说，关于我的孩提岁月，唯一不能让我忘却的就是雨。南部的大雨如同波洛的瀑布，从合恩角的天空降到了边界地区。在这边界地区，我的祖国的法尔维斯特，我来到生活中，来到大地上，来到诗间，也来到雨间。

我走过很多地方，我觉得任何地方的雨都不如故乡阿拉乌加地区下得那样粗犷而又那样细腻。雨整月地下，整年地下。雨柱好像刺破天空的玻璃针，掉到屋顶上摔成碎块或撞击到窗户上化为浪涛。雨中的每一间房子犹如一只小舟，在雨洋中艰难地驶向港口。

美洲南部的寒雨不像暖雨那样似挥鞭齐下，随后是蓝天晴空。相反，它具有持久性和耐性，从灰色的天空中无休止地降临。

家门前的街道变成了巨大的泥海。透过窗户，我看到雨中一辆大车陷入泥潭。一个披着黑长绒大衣的农民抽打着在雨中和泥中已经动弹不得的驾牛。

我们沿着人行道，踏着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冒着寒冷和雨水上学去。雨伞被风刮走了。雨衣又很贵。手套不愿戴，鞋也弄湿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穿着湿袜子围在火盆边，许多鞋还冒着蒸汽，犹如一个个小火车头。后来发大水，带走了河边那些最穷苦的百姓。还有地震，大地剧烈地抖动。有时山上还发出可怕的光：亚伊玛火山爆发了。

在那几个历史不长的城市里，特墨科算是开化的，有铁匠铺。印第安人不识字，铁匠铺就把大招牌放到街上：超级手锯、巨大的铁锅、高大的门锁、特号饭勺。再往前有个鞋铺，摆着一只庞然大皮靴。

如果特墨科是智利南部生活史起点的话，这里也包含着长长的血泪经历。

经过三百多年的争斗，西班牙征服者们把阿拉乌加人驱赶到了寒冷地区。继而是智利人所谓“绥靖阿拉乌加”行动，就是说，继续血与火的战争，以把我们的同胞从地面上铲除。对这些印第安人他们不吝惜各种武器，用卡宾枪扫射、焚烧茅屋。后来采用了更仁慈的办法，用法律和酒精。律师变成了掠夺土地的专家。如果阿拉乌加人抗议，法官就指控他们，牧师也用火刑威胁他们。最后酒精完成了消灭这个伟大民族的使命。他们壮丽的英勇业绩被唐·阿隆索·埃尔西利亚刻在铁与玉般的《阿拉乌加》史诗中。

我的父母来自智利中部的帕拉尔。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盛产葡萄和葡萄酒。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我的母亲唐娜·罗莎·巴索阿尔托就去世了。我出生于1904年7月12日。一个月后，被结核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母亲长逝了。

智利中部小农生活是艰苦的。我的祖父唐·何塞·安赫尔·雷耶斯土地少，孩子多。叔伯的名字在我看来就像远古时代王子的名字，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霍埃尔、阿瓦迪亚。我的父亲只叫何塞·德尔卡门。他很小就离开了土地，在塔尔卡瓦诺港口的船坞上当工人，最后在特墨科当铁路工人。

他是铺碎石火车的司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铺碎石火车。在南部地区，如果不在轨枕之间填满碎石的话，大风、大水会把铁轨卷走。为此需要用草筐把碎石从采石场运来，倒在平车上。四十年前，这样的一列火车需要有一大群车组人员。他们来自农村，来自郊区，来自监狱。都是些个头高大、肌肉发达的壮工。对于愿意在铺碎石火车上工作的人是不问前科的。公司付出的工资很少。我的父亲是火车司机，他已经习惯于指挥和服从了。有时他也带我去。我们在博罗亚采石头。那是边界地区的野生中心地带，也是西班牙人和阿拉乌加人进行激烈战争的战场。

那里的自然景色真让我陶醉。鸟、甲虫，还有鹧鸪蛋吸引了我。这些又黑又亮的颜色像猎枪筒似的东西，很难在山里找到。我对这些昆虫的精美惊奇不已。我还经常采集“蛇母”，我们用这个古怪的名字称呼那种在智利虫类中个儿最大、又黑又亮又壮的鞘翅目动物。如果猛然在酒果树、野草果树或山毛榉上看到这家伙，真会把人吓一跳。我知道这东西很硬，我双脚站在上面也踩不坏。它有如此坚硬的保护壳，就不需要什么进攻武器了。

我的这些发现也引起了那些工人的好奇。他们很快也迷上了这些新发现。我父亲稍不留意，他们就溜进原始森林，他们更灵巧、更聪明，也比我更有劲，马上就找到了在我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宝贝。有个人叫蒙赫。听父亲说，他是个爱打架的危险人物。他褐色的脸上有两条明显的线条。一条是纵向的刀痕，另一条是横向的微笑，充满了善意和狡黠。这个蒙赫总给我带些什么白喇叭藤、毛蜘蛛、雏野鸽。还有一次他给我找到了一个最漂亮的甲虫。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见过这种东西，我反正只见过那一次。它就像一条披着彩虹的闪电，壳上发出红光、紫光、绿光、黄光。它又像一条闪电一样从我手里飞走，回到森林里去了。蒙赫不在，无法抓住它。那种东西再也没有出现。我也从未忘记我这位朋友。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死了。有一次他从火车上摔下来，滚到悬崖下面了。火车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对我说，已经只剩一堆骨头了。

很难介绍我的家。它是六十年前边境地区的典型之家。

首先，各家来往很多。院里雷耶斯家和奥尔特加家，坎迪亚家和梅森家互送工具或书，送生日蛋糕、香脂、雨伞、桌子和椅子。

在这几家里就包含了镇上的全部生活。

唐·卡洛斯·梅森，一位白发美国人，有点像埃默森，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他的孩子们已经深深地混血化了。唐·卡洛斯·梅森有法典和《圣经》。他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一位创始人。在这个家庭里，谁也不是有钱人，而印刷厂、旅馆、肉店却不断增加。他的一些孩子是报纸的负责人，而另一些孩子就在同一个印刷厂里当工人。一切都随着时间流逝，大家仍然一贫如洗。只有那些德国人依然保持着他们的财产，在边境地区显得引人注目。

我们的房子有些像钟楼，或者说像瞭望台。一进去就可以看到木桶、农具、马具和其他难以描述的东西。

总是有未竣工的房间，总是有未完成的楼梯。大家一直在说要继续盖房子。父亲们开始考虑孩子们上大学的问题了。

大型庆祝活动总是在唐·卡洛斯·梅森的家里举行。

所有的生日聚餐都有芹菜火鸡、烤羊肉和奶霜。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到奶霜了。白发家长和他的夫人唐娜·米凯拉·坎迪亚坐在长长桌子的尽头。后面有面大大的智利国旗，上面别着一面小美国国旗，代表了这个占有一定比例的血统。智利的独星占统治地位。

在这个梅森家族中，有一间从来不让我们小孩进的大厅。我从来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颜色的。那些家具都用白布罩着，直到被一场大火烧毁。厅里面还有一部藏有家庭合影的相册，上面的照片要比后来当地的那些大照片精细得多。

相册里面还有一幅我母亲的照片，她身着黑服，体态苗条，默默沉思。据说她还写过诗，可我从来未见过，只见过这幅照片。

我的父亲又同唐娜·特里尼达·坎迪亚结了婚。她成了我的继母。我很难相信要把这样一个名称授予我童年的监护人。她聪明、和蔼，有股农民的幽默感，而且总是显得那么善良。

我父亲一回来，她立刻变得十分温顺，就像那时当地所有的妇女一样。

我看到人们在那间大厅里跳玛祖卡和四步舞。

我家也有一个藏着许多好东西的箱子。箱底有个闪闪发光的精制日历鹦鹉。一天母亲在这个宝贝箱子里找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头扎进去找这个鹦鹉。我大了以后还悄悄打开过那箱子，里面还有几把极薄的宝扇。

我还留着那箱子的另外一个纪念品：第一部深深感动了我的爱情小说。那是几百张由某个叫恩里克或阿尔维托的人签名寄给玛丽亚·蒂尔曼的明信片。明信片很漂亮，都是些镶在镜框里的当时有名气的女演员画像，有的留着披肩发。还有的是城堡、市镇及其他远方的景物。很多年来，我只对人像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开始阅读那些字迹隽永的情书。我一直猜想那一定是位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杖，系时髦领带的美男子。字里行间洋溢着动人的热情。信都是旅游者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充满了华丽的句子和大胆的求爱。于是我也爱上了玛丽亚·蒂尔曼。我想象她是位高傲的女演员，头冠上嵌满了明珠。但是这些信怎么会到了我母亲的箱子里，我从来没有搞清楚。

1910年来到了特墨科城。这一年我进了学校。校舍是由乱七八糟的房间和阴暗的地下室组成的。春天在房子上面可以看到波涛起伏、欢乐的考廷河，河边长满了野果树。一放学我们就赶紧去蹚那从白石上流过的冰冷的河水。

对于我这个六岁的孩子，学校已经是个大开眼界的地方了。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奥秘。学校有个物理实验室，有很多好东西，有曲颈甑，有方盘。图书馆一直不开门。这些开拓者的孩子们不喜欢知识，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那里极安静又极黑，我们点着蜡烛玩打仗。战胜者把俘虏捆在柱子上。现在我的记忆里还留有从特墨科学校地下室阴暗角落里发出的那股坟墓的潮湿味。

我慢慢长大了。开始对书感兴趣了。在布法罗·比尔的业绩中，在萨尔加里的游记中，我的情感在意境中发展。我极其纯洁的初恋是在给布兰卡·威尔逊的信中发展起来的。这姑娘是个铁匠的女儿。有位醉心于她的小伙子请求我替他写情书。我记不清当时是怎样写的了，不过可能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作品。有一次那个女学生碰到我，问我她男朋友给她的那些信是不是我写的。我不敢否认自己的作品，惊慌失措地承认了。于是她给了我一个榅桲。我自然没吃，当宝贝留起来。这样我就顶替了我的那位伙伴。我继续写长长的情书，又不断地收到榅桲。

我们有时在大房子里用橡实玩打仗。没挨过橡实的人不知道橡实打一下有多重。我们到学校以前就在衣袋里装满武器。我能耐小，力气小，又不太机灵，经常处于劣势。正当我端详那又青又亮，还带个又硬又灰的尖的橡实的时候，正当我拙笨地企图把一个橡实加工成子弹的时候，一大堆橡实已经劈头盖脸地砸到我的脑袋上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地想起要戴一个艳绿颜色的雨帽。这个雨帽是我父亲的，还有一块毯子和红绿信号灯，早让我垂涎已久了，我还没有把它拿到学校去炫耀一番呢。有一次雨下得特别大，用这个绿油布所制像个鹦鹉似的雨帽是再合适不过了。还未进学校，已有三百多人从里面像发疯似的跑出来，我的帽子又像鹦鹉一样飞走了。我赶紧去追，眼看就要抓到了，帽子又在我平生听到的最响的口哨声中飞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顶帽子。

这些往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我记得不很准确。我把它们同一些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小事混在一起了。下面大概是我的第一次艳事。它奇怪地同自然史联系在一起了。也许正是爱情和大自然从很早开始就成了我诗歌的源泉。

我家对门住着两位小姑娘。她们对我频送秋波，让我羞赧不已。我羞羞答答、难以启齿的事情，她们却早熟妄为。那次我站在家门口，根本不想看她们。可她们却用手里的一点东西勾引我。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原来是个野鸟窝，上面粘着苔藓和羽毛，里面有几枚靛青的鸟蛋。我正要去拿鸟窝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孩却说要摸摸我的裤子。我吓坏了，撒腿就跑。那两个女孩边追边举起那个诱饵。我拐进一条胡同，跑进我父亲的面包店的一间房子里。她们赶上了我，开始剥我的裤子。这时过道里传来了我父亲的脚步声，乱子才停下来。小鸟蛋也碎了。柜台下面，袭击者和被袭击者都屏住了呼吸。

还有一次，我正在家里寻找我的宝贝东西，发现栅栏上有个洞。透过洞我看到外面有块和我家一样大的荒野地。我向后退了几步，本能地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忽然出现了一只手，是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的小手。我再过去时手已经不在了，却有一只白色的小玩具羊。

那小羊的毛都褪色了。下面的轮子也没有了。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羊。我回到家，又拿着我的礼物——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半绽开的香脂芬芳的松球，放到那个地方。

我再也未见过那只小手，也未见过那样的小羊。一次大火把它烧了。以至于现在，每当我从玩具商店前经过时，总是偷偷地望一眼橱窗。我再也未见过那样的羊。

《雨》

南美破败的冬天使大街上充满了寒冷、雨水和烂泥，随后焦黄炽热的夏天又到来了。我们周围群山环抱，我却想看看海。好在我热心的父亲从他的一位铁路工友那里借到了一间房。夜里四点（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说凌晨四点）到处还是一片漆黑的时候，父亲就吹起司机哨，把大家叫起来。于是就开始混乱，没有灯，微弱的蜡烛光不时被小风吹折了腰。母亲、两个兄弟劳拉和鲁道福，还有一个厨娘奔来跑去，把被褥卷成一个大球，再用黄麻片包起来，赶紧滚走，床也得装上火车。火车从附近的车站开出时褥子还是热乎乎的。我体质孱弱，又被半夜弄起来，感到恶心，直打寒噤。其他人还在没完没了地忙碌。就为了穷人的这一个月的假期，没有不带上的东西，甚至连由于长期气候潮湿，用来烤床单和衣服的柳条筐也都贴上条儿装到平车上。

火车穿过特墨科和卡拉韦之间的寒带地区，穿过广阔无垠的不毛之地，穿过原始森林，穿过隧道和桥梁时还汽笛长鸣，惊天动地。车站孤零零地设在田野里，旁边是金合欢和野果树。阿拉乌加人穿着便服，带着他们祖先的那种尊严，等在车站上，兜售羊羔、母鸡、鸡蛋、织品等。父亲每次都要讨价还价买点东西。可以看见他翘动着黄胡须，手里举着一只母鸡。对面一个阿拉乌加女人不动声色，只是半分钱也不肯降价。

每个车站都有个动听的名字，都是从阿拉乌加人那里传下来的，这个地区曾是西班牙侵略者同这块土地的子孙——第一代智利人的血腥战场。

第一个车站叫拉布兰萨站，后面两个是博罗阿站和朗基尔科站。这些名字总是带有野草的芳香，它的音节让我着迷。阿拉乌加的名字总含有某种有趣的意思，什么贮藏的蜂蜜、森林边的湖或河、以鸟的名字命名的山等等。我们还经过英皮里尔小村，诗人唐·阿隆索·埃尔西利亚差点在那里被西班牙总督杀害。十五、十六世纪时，这里曾是征服者的首都。在保卫国土的战争中，阿拉乌加人发明了“平地战术”，在埃尔西利亚形容为美丽雄伟的城市里片石不留。

火车然后又到了河边的一个城市，欢快地鸣着汽笛。火车站里冒出滚滚煤烟，染黑了田野和车站，钟声叮当，还可以嗅到宽阔、宁静、蓝色的英皮里尔河正从旁边流向大海。我们把大包小包卸下来，收拾一下，又坐上牛车去赶乘沿英皮里尔河而下的汽船，这些全凭父亲的一双蓝眼睛和一个铁路哨导引。我们连人带包袱都上了小船，驶向大海。船上没有卧舱，我就坐在船头上。轮桨拨动着河流，汽船喘着粗气，这些沉默不语的南方人就像不能动的家具一样散布在甲板上。

一只手风琴发出它的浪漫咏叹与爱之激情。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航行在群山之间，航行在宽阔、陌生的通往神秘大海的河流上更能沁入我这颗十五岁的童心了。

巴若英皮里尔不过是一排屋顶五颜六色的房子，就在河的对面。就在我们要住的那间房子前，在汽船停靠的那个支离破碎的码头，就可以听到海涛声从远方滚滚而来。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海的声音。

房子是农民唐·奥拉西奥·帕切科的。他又高又大。我们住在他家的那段时间里，他驾着牵引车和收割机，在山坡和难以通行的道路上为岸边那几户孤零零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收割小麦。他经常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浑身是土和麦粒，大声说着话，不一会儿又大吵大嚷地去干活了。对于我来说，他是南部地区艰苦生活的代表。

那间房子，那满目疮痍的街道，那陌生的环境，那远处沉闷的海涛声，那一切都是神秘的。房子有个院子，像个凌乱的花园。中间有个常年受到雨水侵蚀的白木凉亭，上面爬满了藤蔓。除了我这个小人物外，没有任何人到那个阴暗寂寞的地方去。那里长着常春藤，长着忍冬草，长着我的诗。院子里还有个迷人的东西，一只大船，一次海难留下的孤儿，它不再经受风浪，停放在虞美人丛中。

令人奇怪的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院里只长着虞美人（其他植物都在院外），有的又大又白如鸽子，有的鲜红似血滴，还有的又紫又黑像是被人忘记的遗孀。我从未见过，也再未见过那样大的虞美人。尽管我对它们怀有一种特殊的尊敬和无名的恐惧，还是不时掐一两枝茎，立刻手里就会溅上一种奶状物，还闻到一股植物的芳香。然后再把几片如华丽绸缎般的叶子藏在书里，它们就好像不会飞的蝴蝶翅膀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简直被吓坏了。大海在乌伊尔基和马乌莱山之间咆哮。巨大的白浪高高地掀过我们的头顶，犹如宇宙的巨大心脏在跳动。

大家就在海边摆上台布和茶壶。食品进嘴时已糊了一层沙子。我倒不在乎。把我吓坏了的是父亲让我们每天到海里游泳。巨浪离我们还很远的时候，刺骨的凉水已经溅到我和劳拉身上。我们一边颤抖一边想，恐怕大浪的一个指头就可以把我们卷到海峰里去。两人手拉手，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连脊背也吓得青紫，准备决一死战。这时哨声响了，父亲准我们免受折磨了。

我再讲点别的事。一件是法国种高头大马，另外就是三个迷人女人的家。

在村子的尽头，有几间大房子，大概是鞣革厂，是几个法国巴斯克人开的。在智利南部差不多总是这些巴斯克人搞皮革业。我确实不知道皮革业是干什么的。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傍晚某个时候，看几匹高头大马从一个门洞里走出，穿过村镇。

那几匹佩尔切隆种马如大型雕塑一般，长长的鬃毛像披发从高高的背脊垂下，巨蹄周围布满了长毛，一跑起来就像冠羽似的抖动。马有红的，有白的，还有花的，都很健壮。火山如果能跑的话，大概跑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们走在尘土弥漫、碎石遍地的街道上时，大地就像发生地震一样颤动。它们发出地声般的嘶鸣打破了周围的寂静。这些趾高气扬、高大无比、如雕塑般的大马我以后再也未见过，除了在中国看到的明代石刻墓雕马。但即使那里面最威严的雕像也不能和这些庞然大物相比。在我的童眼看来，它们就像从漆黑的梦境出来走向另一个巨人世界。

实际上在那个野生世界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马。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黑衣骑着马的智利人、德国人和马普切人。瘦弱的马和受到良好照顾的马，肮脏的马和健壮的马，被主人随便丢在路旁，啃着路边的草，鼻子里喷着气。它们已经习惯于服从主人，习惯镇上的孤独生活，而后又驮着吃的和用的东西，沿着糟糕的道路爬到灌木茂密的山上，或在海边的沙滩上无休止地奔跑。不时还会有阿拉乌加人从当铺或酒店出来，吃力地爬上那一动不动的马，晃来晃去，醉醺醺地踏上回家的路途。眼看那个醉鬼就要摔下马来，但是我错了，他马上又直起来，然后又倒向另一边。反正总不会离开马鞍。就这样走了一里又一里，直到像一只晃动着的动物安然无恙地融化在大自然的原野中。

以后很多个夏天，我们家都如此这般到那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特墨科的寒冬与海边神秘的交错之中，我在长大，我在读书，我在爱，我在写。

我已经习惯骑马。行走在土路上，走在崎岖小道上，我的视野更加高远开阔了。迎面而来的是交织的野草、野鸟的静与鸣、某棵花树突然的繁花怒放——有的身披红装、犹如群山之上的一位大主教，有的则盖满了不知名的白色花朵。有时，还会意外地碰到倔强不屈的野喇叭藤垂吊在灌木中，似鲜血欲滴。我已经习惯于坐在坚硬的马鞍上，习惯于脚后跟来回摆动的马刺。从那无垠的海滩和杂草丛生的荒野开始，在我的灵魂里，就是说在诗和这个世界上最寂寞的地方之间，已经发生了某种关系。从那以后，这种关系，这种启示，这种同空间的联系，就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

《我的第一首诗》

现在我再讲讲鸟。在布迪湖那个地方，人们疯狂地捕捉天鹅。他们先是悄悄划船靠近，然后越划越快，越划越快……而那些天鹅像信天翁一样，拙笨地开始飞行，它们得费力地抬起翅膀，在水面上滑行。终于被那些人捕捉到，死于乱棍之下。

有一次，他们给我送来一只半死的天鹅。这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天鹅，橘黄嘴，红眼睛，全身犹如一只白舟，细长的黑脖子像塞在一只细长的黑丝袜里一样。

这是在英皮里尔南部靠近海边的萨韦德拉港。

他们给我时，天鹅已经快死了。我给它洗洗伤口，又往它嘴边放些面包块和鱼。可它全不要。好在伤口总算慢慢好起来了，并且懂得我是它的朋友。我知道它太想家了，就把这只沉沉的大鸟抱到街上，带到河边。它游了一会儿，又回到我身边。我想让它捉点鱼吃，给它指从河底卵石白沙上滑过的南方银白色小鱼。然而它忧郁的眼睛只盯着远方。

这样过了二十多天，我每天把它带到河边，又带回家里。天鹅几乎和我一样高。一天下午它好像更沉默，在我身边游弋。我还是给它指水中的小生物，它理也不理，显得很安静。我又把它抱起来，准备送回去。当我把它抱到胸前的时候，感到一条带子耷拉下来，像只黑色的手臂从我脸上掠过，原来是它那又长又软的脖子耷拉下来。这时我才知道天鹅死时并不叫唤的。

考丁的夏天，炽热如火，把天和庄稼都烤焦了。大地似乎要从长眠中苏醒过来。房子不能用来避暑，就像它不能用来抗寒一样。我在田野里走呀，走呀，最后在涅洛尔山里迷路了。我孑然一人，兜里装满了金龟子，还带着一个装满刚捉到的蜘蛛的盒子。抬头不见天。森林里很潮湿，我滑倒了，忽然传来一声鸟叫。我从头到脚毛骨悚然，这才看清前面如血滴一样的东西原来是喇叭藤。在那些高大的蕨树旁，我只是个小动物。嘴边一只野鸽飞来飞去，噼噼啪啪地拍动着翅膀。头上还有其他一些鸟，以嘶哑的笑声嘲弄我。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路，可天已晚了。

父亲没有来。他大概要早晨三四点才到。我爬到房间里，读起萨尔加里的书来。大雨如注，眨眼间暮色和雨水笼罩了这个世界。我一个人在算术本上写诗。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洋李青青。我带着一小袋盐，翻过山，爬上一棵树，悠然在上，仔细咬开洋李，蘸点盐吃掉，一直吃了上百个洋李。我知道吃得不少了。

旧房子烧掉了，新房子还有些神秘。我爬上围栅，向邻居张望。什么人也没有。我拔去几根棍子，其实只不过是几枝小树杈。院子最里面是个厕所，旁边的树上有几条毛毛虫。巴旦杏树上挂着裹满白毛的果实，我抓了几个胃蝇，用手绢包起来，这样伤害不了它们。然后把我的小俘虏们放在耳边，那嗡嗡的声音真好听！

在这宽广可怕的边界地区，这位身着黑服的儿童诗人显得格外孤独。只是生活和书籍让我依稀发现些令人窒息的秘密。

我不会忘记那天晚上读的故事，面包果在遥远的马来西亚拯救了山多坎和他的伙伴们。

我不喜欢布法罗·比尔，他杀印第安人。不过他是个出色的驭手！还有那大草原和红皮锥形帐篷多漂亮。

经常有人询问我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我来讲一下。在我很小的时候，几乎是刚开始学写字的时候，一次，我突然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情绪，于是写了几行不同于日常口语的，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的半押韵的话。我把它抄在一张纸上。那里面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渴望情绪，一种无名的类似于痛苦悲伤的情绪。这是献给我的天使般的母亲的，她温和的身影在我整个童年中一直保护着我。我不知道自己的处女作究竟如何，就拿去给父母看。当时他们正在餐厅里悄声谈话，谈话声似一条河流把世界分成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我把写着字的纸递上去，心里直嘀咕。父亲心不在焉地接过来，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下，又心不在焉地还给我，说：

“你从哪儿抄的？”

然后又悄声和母亲谈他们的重要事去了。

我记得就是这样写了第一首诗，又这样第一次受到了心不在焉的文学评论。

我一边在知识世界里前进，一边在纷乱的书海里航行，就像一个孤独的航海家。我不分昼夜贪婪地读。在萨韦德拉港岸边，我找到了一个市图书馆和一位诗人奥古斯托·文特。他对我在文学上贪婪的精神很赞赏。

“你读过吗？”

他经常问，不时递过一本巴尔加斯·比拉的新书、一本易卜生的书或是一本罗温鲍勒的书。我像鸵鸟一样不加区分地吞吃起来。

那个时候特墨科来了一位穿长衣服、平跟鞋的夫人，叫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来自多雪的麦哲伦南部城市，是儿童学校的新校长。

我经常看见她穿着长外套穿过大街，对她有些敬畏，不过后来我去见她时，才感到她是一个和蔼的人。从她那黝黑的如同阿拉乌加美丽陶罐颜色的脸上可以看出，在她身上印第安人血统占主导地位，微笑时雪白的牙齿就露出来，把整个屋子都可以照亮。

要和她交朋友，我还显得太年轻、太怯弱、太傲慢。我只去找过她几次，但每次都带几本书回来，是她送我的。都是俄国小说，她认为是世上最优秀的小说。可以说是加夫列拉把我引进了严肃而又可怕的俄国小说家世界，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引起我的偏爱，这些书一直伴随着我。

《三个妇人的家》

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去打谷。那个地方很高，在山上，离镇上很远。我喜欢只身冒险，摸索着山上那些道路。我想万一迷了路，总会有人来救的，于是骑着我的马离开了巴若英皮里尔，一直沿着河边走。太平洋在那个地区咆哮，不停地冲击着高高的马乌莱山上的岩石和荆棘。后来又转到布迪湖边。湖里的波涛凶猛地冲击着山脚。我们必须利用波涛掀起后又收缩、准备东山再起的一分钟时间匆忙穿过山与水之间的地段，以免被下一个浪涛拍中，撞到尖硬的岩石上。

危险过去以后，再往西就是波平如镜的蓝色湖。湖边的沙地无穷无尽地延伸到远远的托尔腾湖口。智利沿岸很多地方都是多岩石的，然后又突然转换成无尽头的沙带，可以在海浪的伴随下，走几天几夜。

无边无际的海滩像枚环绕着智利的银戒指，不断遭到隆隆海浪的侵袭，又类似一条圆形跑道通往远方的南极。

在森林的另一侧迎接我的是枝叶又绿又黑且闪闪发亮的欧洲榛树林，当时树就像涂了一层朱砂一样红。智利南部的蕨树非常高大，我骑着马从树下过根本碰不到树叶。如果头稍稍碰到树叶，露水就会洒满全身。旁边是布迪湖，它永远那么平静，那么蓝，同远处的树林交织在一起。

走到头我才看到几个人，几个陌生的渔民。他们生活在那间房子里，从那里下海或下湖。在海湖之间的地带上有被猛烈的海水冲上岸的海鱼。最让人垂涎的是正在挣扎的又宽又大又平的银白色鱼。渔民有一个、两个、四个、五个，站在那里，静静地搜寻，猛然把三齿鱼叉抛到水里，然后又高高提起。在阳光照射下那些肥肥的银白色鱼闪闪发光，在渔民的筐里垂死地抖动。时间已经晚了。我离开湖边，在山峰上寻找道路。天逐渐黑下来。突然传来某种野鸟低哑的哀鸣。还有只鹰在暮色的空中屏住翅膀，注视着我的存在。不时还有红尾狐狸或其他野兽发出各种叫声，或突然从路上窜过。

我知道迷路了。曾让我兴奋不已的夜色和森林现在却威胁着我，让我恐怖万分。在这又黑又偏僻的路上，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位孤独的旅行者。走近时我发现他是当地一位衣着不整的农民，身披一件破蓬乔，骑匹瘦马，在夜晚的寂静中时隐时现。

我告诉他我的情况。

他说当天晚上无论如何是赶不到了。他了解那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知道到打谷那儿去的确切道路。我说我不愿在这种恶劣气候下过夜，希望他给我指个藏身的地方。他告诉我，沿着路旁的一条小道走两西班牙里，远远就可发现一座两层的木头房子的灯光。

“是旅店吗？”我问道。

“不是，年轻人。但你会得到很好的接待。那里有三位从事木材业的法国女人。三十年前就住在那里了。她们待人很好，会很好地接待你的。”

我对农夫的简短忠告表示感谢。他骑着那匹老马走了。我像个幽灵，沿着狭窄的小道继续赶路。弯弯的明月像块刚刚剪掉的指甲，缓缓升上天空。

约9点钟的时候，我看到了房屋的灯光。我赶紧催马向前，免得围栅关闭，拦住我去神堂的道路。我走进栅栏，绕过圆木和锯末堆，来到这幢奇怪地埋没在寂寞世界里的房子的白门前。先是轻轻地敲，然后又用力敲。几分钟后，正当我担心没人的时候，一位白头发、细高个、穿黑服的夫人出现在我面前。她用严厉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半开着门问道：

“你是谁？要找谁？”

“我是个学生，本来要到埃尔南德斯家去，在森林里迷了路。”

“请进吧，别客气。”她说。

她把我带到一间黑屋子里，点燃两三支蜡烛，我发现蜡台是乳白色的或是镀铜的。屋里散发着一种潮湿气味。红窗帘挂在高高的窗户上，椅子上都罩着层白布，不知防什么。

那间屋子属于十九世纪了，像梦一样令人捉摸不定。面带思乡神色的黑服女士手里总拿着点东西——或是一本簿册，或是一把扇子——不露脚面地来回走动，屋里却一直寂静无声。

我好像掉到了湖底，疲惫地打着瞌睡。这时进来两位和刚才引我进来的那位完全一样的夫人。天色已晚，也很冷。她们在我旁边坐下，用同刚才那位夫人一样的忧郁目光注视着我。

话题立刻远远离开了那偏远的乡村，离开了那充满了虫咬、蛙鸣和鸟叫的夜晚。她们问我学什么。我突然提到波德莱尔，说我已开始翻译他的诗。

这话如同一束电火花，把三位夫人已经熄灭的热情又点燃起来。阴郁的眼睛和死板的面孔立刻发生了变化，就像从她们原来的脸上摘下了一副面具似的。

“波德莱尔！”她们喊道，“自从世界存在以来，还是第一次在这偏僻的地方听人提到他的名字。我们有他的《恶之花》。在方圆五百公里的地方里，只有我们能读这些美妙的诗句。其他人都不会法语。”

两位年纪较大的夫人出生在阿维尼翁。最小的是法国血统，出生在智利。她们的祖父母、父母和其他亲属很早以前就死了。三人已经习惯于这里的雨和风，习惯于锯木厂的锯末，习惯于和数量极少的未开化农民和粗野佣人接触，决定在这荒山野岭中唯一的建筑物里定居下来。

这时进来一个印第安佣人，在年纪最大的夫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于是我们站起来，穿过毫无生气的走廊到餐厅去。我惊住了，在屋子的中央，摆着一张盖着白桌布的圆桌子，两个银烛台上插满了蜡烛。屋里的其他银器和毛玻璃器皿也都是锃亮的。

我胆怯无比，就像是被邀请到维多利亚王宫一样。自己蓬头垢面、疲惫不堪，满身是土，而那个桌子好像是为了迎接一位王子布置的。我远远不像王子，而像个汗水淋淋的赶车夫。

我很少吃得像那次那么好。女主人们从擅长法国甜食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技术，成为烹调大师。每道菜都出人意料地喷香可口。她们还从酒窖里拿来按照法国方式存放多年的陈葡萄酒。

倦意合上了我的眼睛，不过我还是听她们谈论新鲜事情。三姐妹感到最骄傲的就是精湛的烹调技术。那张桌子就是她们的神圣观念和永远不能重新得到的文化的产物。由于时间和无边海洋的间隔，她们已远远离开了祖国。三人又像是在嘲弄自己，拿出一个奇怪的长片盒让我看。

“我们是老怪人。”年纪最小的对我说。

三十年间一共有二十七个人来过这幢房子。有的是来做生意，有的出于好奇，还有的纯属偶然。我第一次知道她们为每个客人做了张卡片，上面记录着来访日期和当时的菜谱。

“我们记菜谱就是想万一某位客人再来时菜不重复。”

我起身去睡觉。来到房间就像市场上的一袋葱头似的扎到床上。天刚蒙蒙亮，我点上蜡烛，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天亮时，一个伙计已在备马。我不敢去向那几位穿黑服的美貌夫人们告别。心底里某种东西告诉我，这是一个奇怪而又美好的梦，我不应该打破这个梦境。

这是发生在四十五年前我刚刚开始进入成年时的事情。后来那几位远离祖国、在原始森林里还保存着《恶之花》的夫人们又怎样了呢？那陈葡萄酒和布满蜡烛的光亮桌子又怎样了呢？那个锯木厂和埋没在树林间的白房子的命运又怎样了呢？

可能一切都很简单：死了，被忘却了。也许森林吞噬了那些生命和她们在那个难忘的夜晚用来接待我的餐厅。她们就像存在于清澈的梦湖湖底一样永存在我的记忆中。光荣属于这三位在偏僻森林中无私地维护她们古老尊严的可怜妇女。在世界上最偏远、最孤独的山边保护了从先辈手里学到优美文化的点滴。